1981年1月13日 · 第5版

林默涵

今天二十多岁的人，知道华岗这个名字的大概不很多。因为二十五年前，华岗同志就由于政治上受到诬陷，被关进监牢了。直到今年三月，华岗的冤狱才得到平反昭雪。

但是，中年以上的人，对华岗是很熟悉的，许多人跟他一起工作过，更多的人读过他的著作。他是一个革命活动家，又是著名的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实际工作中和学术研究上都有很大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我党处于地下时期，华岗担任过党的许多重要职务，在白色恐怖下，长期南北奔波，出生入死，也曾蹲过敌人的监狱。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又致力于历史和哲学的研究，特别是现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写成了许多的著作。因为他知道，只有透彻地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才能正确而有效地推动历史前进，创造新的历史。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实践的人和思想的人，在华岗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他的信条，则是“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学者”。华岗始终不渝地实践了自己的信条。

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美学论要》（注）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部著作不仅表现了作者的学识渊博和思想深邃，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一位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于自己毕生所信仰并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的坚贞。华岗是在一种特殊环境中经受特殊考验的。他曾为了打碎旧中国这座黑暗牢笼而英勇战斗，谁会料到解放后却被关进了“自己的”监牢，并且受到严重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以致瘐死狱中呢？在人间所有的不幸和不平中，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不幸和不平呢？要说创伤，又有什么比这更深重的创伤呢？然而华岗不是用眼泪来敷抹伤痕，而是以自己特殊坚强的品质和独特的方式来完成了这个特殊的考验，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创作来战胜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他没有陷入什么“信仰危机”，而是满怀信心地尽他的可能来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他在狱中呕心沥血、千辛万苦地完成的几部著作，《美学论要》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这是用生命写成的书，是留给我们的珍贵遗物。他在完全失去自由的境遇中，却没有失去他的自由思考的精神，他仍然是党的一名生气勃勃的思想战士。如果问，通过这部著作要学习什么？我以为首先要学的就是华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坚贞不二的精神，永不颓丧的坚强意志，在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的今天，这种精神对于我们的事业是特别需要的。

华岗具有多方面的学识。他在同辈人中，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广大青年中，曾经以自己丰富的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为党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在狱中，他写下了《自然科学发展史略》、《论辩证法十六要素》等，但可以说，他下功夫最多的还是这部美学著作。我觉得，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岗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他在被幽禁的黑暗中，仍然关心着用美的法则来创造人民的生活，关心着生活的美和作为生活美的真实反映的艺术美的创作规律，关心着提高人民的审美感的重要意义。他着重指出：“审美感受和审美教育是帮助人们形成共产主义宇宙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人们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强有力的武器”；进步人类应该象马克思曾经明白地指出的那样，不仅根据政治经济学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而且“根据美学规律去创造新世界”。他竭力从古典的和现实的美学资料中探索美的规律，研究如何正确认识生活美和艺术美及其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如何以现实美的更高、更集中的表现——艺术美来培养人的高尚的审美观念。他还拿出不少生动的典型事例来进行剖析，比较专门和详细地介绍了文学、戏剧等创作中的一些规律性知识。他在这部美学著作中并没有停留在纯学理的议论上，而是尽可能把美学同美化生活直接联系起来。他希望用更多更好的美的创作来供人民享受，使人民得到教育和鼓舞，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华岗热爱生活的美，热爱美的创作，是同他热爱人民分不开的。

华岗善于从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的分析过程中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关于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宇宙观和艺术创作的关系、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等等问题的分析上，都表现了他的这种特点和优点。他批评了那种“对艺术中的各种认识形式的特殊性估计不足的错误”，指出：“作为认识方式的艺术，它的主要方面和最本质的方面是它的审美性质，是运用形象反映方式去认识现实”。但是他也提醒人们注意：不能把艺术看作“精神上的中国”（这是别林斯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说的话，用以比喻隔离状态，当时清朝政府还在提倡闭关自守），“在整个艺术创作活动过程中，特别是在分析题材、确定主题和塑造典型的过程中，就必须借重科学概念和逻辑推论，如果艺术家拒绝借重科学概念和逻辑推论，那就任何艺术创作活动都无法进行”。他用生动的艺术实践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在艺术和科学以及哲学之间是不能划开一道鸿沟的。他批评了那种认为文艺创作根本不受作家宇宙观的指导或影响的观点，指出：“事实上，艺术家的创作才能常常同巨大的思想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他又批评了那种把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庸俗化的解释，指出：按照这种解释，艺术只是政治的手段或工具，因此现实政治需要什么，艺术家就得创作什么，否则就是“脱离政治和脱离现实”。他辛辣地讽刺说：“这样说来，艺术家和吹鼓手简直成了同义语，似乎除此以外，艺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认为，这种把文学艺术狭隘化、庸俗化的观点，是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明的文艺思想相违背的。他引用了毛泽东强调指出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那段话，由此得出：如果文学艺术只是某种政治运动的手段或工具，而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更广阔的天地和更根本的作用，如果文学艺术只是某种思想或思想体系的图解，而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美学特征和审美价值，那末，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还有什么必要下那样大的功夫去深入生活，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这几乎是无限丰富多采的一切人和事，一切生活和斗争，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矿藏呢？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艺术看成只是政治的手段，或者只是思想总和的说法，必然导致否定艺术的特殊发展规律，并且也忽视了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决定因素——艺术家对于现实生活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上面毛泽东的那段话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但是华岗却从它得出了新的认识。这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在他被迫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能做到这样是极难得的。这也表明华岗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既不是盲目吞下，也不是任意抛弃，而是认真阅读和独立思考，善于不断地从这些著作中去“重新”发现真理，来作为我们的指南。

这本书里，涉及到对1957年美学问题讨论中一些观点的看法。例如对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感？美的客观性、主观性等等长期聚讼的问题，作者都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作为争论的一家，这些不同意见只会有利于探讨的深入和问题的解决。对这些问题，我缺乏研究，不能置喙。究竟是非如何？有他的书在，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华岗不但在学术上勇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在政治上，他也从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他在很早以前就公开指斥过王明的错误，以致遭到王明的打击，被撤销了《新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最近读了朱语今怀念华岗的文章，他转述了一位同志对华岗的评语：“老华这个人有胆识，有魄力，看问题很敏捷，也很尖锐。但是太骄傲，有些近于狂妄，好象什么人都看不在眼里”。但朱语今根据自己同华岗接触的体会，却又觉得他“在一个青年人面前，一点儿也不傲慢，态度是很谦和的”。这一点，我也有同感。我在和他的交往中，深感华岗是一个非常亲切而平易近人的长者，一点也没有领导人和学者的架子。大概一个人只要敢于说不同的意见，甚至只要敢于有自己的意见而不肯投合世情，随声附和，就往往会被目为“骄傲”而遭到忌恨。“今天天气哈哈哈……”，还是一种便当的处世法。直言招憎，积毁销骨，华岗也难逃这种际遇。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有情的。对于那些藐视和抗拒历史规律，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竟敢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历史对他们的惩罚是无情的。例子就在眼前，那些梦想篡夺最高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们，曾经横行十年之久，今天终于从“女皇”座上和“女皇”膝下滚下来，掉进历史的垃圾堆。对于一切按照历史的轨道，全心全意跟人民一道推动历史巨轮前进的人们，历史是不会忘记给他们以应得的报偿的。即使一时蒙受不白之冤，被诬被杀，最后也会恢复他们本来的清白和光彩。华岗的冤案长达二十五年，占了他一生岁月的三分之一，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算得是一桩沉冤了，历史还是给他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对于人民和人民的儿子来说，历史又毕竟是有情的。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我就用刘梦得的这两句诗，来作为对华岗艰苦而光辉的一生的评价，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注：本书将在近期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罗典荣

提要：要继续解放思想，开展学术讨论，对许多新问题进行探索。要正确处理“博”和“专”的关系。要进行秉公执法的品德教育，使法科学生具有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忠于职守的精神。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政法院系毕业生的文化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都比较薄弱。有的学了一些苏联的法律课程，有的主要学经典著作中涉及法学方面的一些章节和文章，基础训练和专业训练都不够。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法科学生毕业出去是掌握刀把子的（一种不讲民主只讲专政的片面提法），在校期间主要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教学内容宁可“少而精”。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了办好政法院校，解决司法干部量少质低的问题，我认为下面几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和加以解决。

一、要继续解放思想，开展学术讨论，就许多新的问题进行探索。这是繁荣我国法学的关键，也是激励教师积极进取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现在，尽管有些地方建立了群众性的法学组织，出版了新的法学刊物，但作为法学战线一支基本力量的政法院校教师，对一些重大的法学理论问题，并没有广泛讨论。比如说，过去讲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时，只讲它的阶级性和虚伪性，似乎除此以外，别的都不屑一顾。现在呢，稍带讲几句可以参考借鉴就完了，怕说多了讲不清。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看呢？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从总体上来讲，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为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根据现实来观察和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发展情况。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以至议会中都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一直在为争取实现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立法而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立法，如日本的环境立法，就是在国内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斗争的推动下实现的。难道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在国会内外的斗争，在国家立法中就得不到丝毫反映？难道说，它们的斗争成果统统等于零？事实上，早在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革命斗争中，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就参加了这一斗争。我们不应当把这一功绩全部记录在资产阶级功劳簿上，也不应当只限于指出资产阶级标榜的民主自由权利的阶级性、虚伪性。当然，当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没有丧失优势，渐进的政治改革还没有根本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从总体来说，并没有改变其原来的阶级性质。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取得的日益增多的成果，在国家立法方面争得的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利益的这部分内容，我们总不能视而不见。还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有关自然环境和资源、科学技术、教育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很多是可资参考的。可以断言，这些国家工人阶级一旦取得政权，也决不会象对待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有损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利益的那部分法律那样，把它们一一抛弃。在学术讨论中，把不同意见简单地扣上资产阶级观点的坏习惯应当抛弃。只有开展学术讨论，法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气氛才能活跃起来，法学教育才会出现大踏步前进的局面。

二、为了培养出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法律专门人才，法学教育必须正确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过去，在左倾思想的干扰下，基础训练被忽视；现在，在单科性的政法院校里，除开设四门政治理论课和汉语、外语、逻辑等基础课以外，只开设法学方面的基础课和专业课，这和法科毕业生将要担负的任务是不相适应的。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国家颁布的经济法规会越来越多，要学好这部分法规，选修一些有关的经济学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单科性的政法院校里，除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公共课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经济学方面的课程。此外，有的学生要选学政治学方面的课程，有的学生对犯罪心理学感兴趣，有的学生想选学某种第二外国语，可是在单科性的政法院校里，也不可能开设上述课程。从五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文理科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的现象越来越多，不仅出现了象信息论、控制论这类新的学科，还出现了象系统工程、未来学、环境学等一类边缘学科。介绍新的学科及其发展趋势，扩大学生的视野，也是很必要的。不论文科与理科，发展到现在，总的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而综合性越来越强，想孤立地去研究某一门学科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专”，没有坚实的基础知识去追求“专”，是很难奏效的。学校在传授较为广泛的基础知识的同时，还应该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自修的方法，养成一整套独立研究的良好习惯。这样，即使在学校里学到的专业课程少一些，学生毕业后也可以依靠已掌握的基础知识和独立研究的习惯，在专业方面继续研究和获得进展。在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即使掌握了若干专业知识，也有个知识老化问题。国外有人测算，十八世纪前，知识更新周期为八十年左右，十九世纪缩短为三十年左右，现在是五年到十年。初入学的学生多半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思想敏捷，喜欢思考，充满着追求知识的热情；但他们的基础和爱好又各有不同。因此，不仅为给他们打好基础，需要设置比较广泛的学科，而且为了适应他们原有的基础和爱好，也需要有较多的科目供他们选择。而目前政法院校的课程设置远远不能和上述要求相适应。解决的办法或者是将现有的单科性政法院校逐步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或者是积极创造条件，扩大选修课范围，实行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否则，就难于做到因材施教，摆脱不了法学教育中因袭多年的“一刀切”。

三、在法学教育中，要进行秉公执法的品德教育，使法科学生具有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忠于职守的精神。现在，有的地方还有些领导人对干部家属的违法犯罪案件的审判进行干预，把敢于抵制外来压力秉公执法的司法人员调离司法工作岗位；在部分司法工作人员中，也存在着看风转舵、屈从权势、讲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因此，不仅要在实际工作和宣传工作中提倡大公无私、实事求是等思想和作风，而且要在学法科的学生中，在新的一代司法工作人员中，树立起敢于和封建特权现象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决裂的新风尚。在我国历史上，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清官，历代都有。外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人。例如英国中世纪有一位法官叫托马斯·莫尔，他著书立说，对当时流行的“国王不会作不法的事”的说法，对那些阿谀奉承的官吏和法官给以无情的揭露；他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他那种敢于向邪恶势力开战的精神，在欧洲历史上曾产生一定的影响，受到了恩格斯的称赞。当然，中外历史上那些公正法官的服务对象和我们不同，但他们那种敢于以身殉职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为在学生中养成这种高尚的品德，学校领导的言行、教师的言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报刊论文摘要

李少宇

在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以后，一些企业看见市场需要什么，就转产什么，结果花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干，产品生产出来了，但市场却饱和了，造成大量积压，甚至使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濒于停产的边缘。原因是市场信息不灵，企业没有深入进行市场调查和经济预测。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除了少数企业对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的需要有深入了解之外，大多数企业都对市场的需要存在着相当大的盲目性。这里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上说，由于企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对市场的全面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一般来说，企业容易了解的是就近市场的近期变化状况，从这一点出发，企业对市场往往进行的是微观的经济分析和直观的决策，但这种分析和决策往往不能反映市场本身的实际运动过程。因为这种分析和决策，缺乏对市场长期的、全面性的了解，缺乏对市场变化的宏观的经济分析，这就避免不了片面性和盲目性。

从主观上说，很多企业在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下，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它们长期习惯于统购包销，上级说了算，企业既没有经营管理权力，也没有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因此，企业的干部不想也不愿意去研究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没有学习过市场调查和需求预测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两个调节相结合的方针执行后，企业在内在动力和外部竞争的压力推动下不得不进行市场调查，但至今大都还停留在访问用户、推销产品、听取意见这个阶段上，至于如何利用市场信息和它的“反馈作用”，改进产品设计，提高质量，研制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那就很不够了。

因此，要使市场信息灵通，作出正确经营决策，就要给企业创造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就要让企业不但了解微观的市场变化情况，而且要尽量让企业了解宏观的市场变化情况。这就必须从经济领导机关到企业，都要搞好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作为各级经济领导机关，要随时把计划期内投资的重点、主要项目、生产能力、主要产品，各地生产的各种产品的动态，商品价格变化情况，国外市场变化情况，等等，象气象台发布气象预告那样，经常通知各企业，使企业能更多地了解市场变化的全局，为企业从实际出发，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提供可靠的根据。同时，要大量为企业培养经营管理人才，除了各高等院校增设企业管理各专业系科，培养高、中级专业管理干部外，还要加强对企业现有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使他们逐步掌握市场调查和经济预测的基本方法。现代化的大生产中，计划管理工作（无论是国家下达的统一计划，还是受市场调节的那部分补充计划）要对来自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大量多变的信息，通过计算机软件系统和信息处理系统进行收集加工、储备分析和传递，对外来的情报（特别是国内外市场物价的变动）要求做出及时的预测和反映，从而使我们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过程中，做出比较科学的分析，使计划更加切合实际，市场更加灵活，整个生产经营活动更加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这就对我们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学习经济学，而且还要学一点数学，要懂得市场调查和经济预测。拿市场调查来说，从方法上分，要掌握表格调查方法、样品征询方法、询问调查方法。就调查的面上分，要掌握全面调查、抽样调查。拿经济预测来说，从预测方法上分，要掌握需求预测法、购买力预测法、新品种发展方向预测法、产品季节需求预测法，为企业整理各类数据，提出合理的最优决策，其中包括计划的编制，物资存货量的计算及合理的经济批量的确定，劳动力的调配，交通运输的最佳线路，等等。从预测的面上分，要掌握国际和国内市场的行情和动态，起码要了解国内外市场对自己企业的产品在数量、质量、品种、规格、包装等方面的要求，同行业企业生产与自己相同产品在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成套、配件、降低成本、信用等几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并把这些资料同自己的产品和经营状况做分析和对比，随时改进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自己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照搬外国的市场预测和调查的方法，而应该吸取外国市场预测的科学的东西，并同我国现实的经济情况结合起来，不然，费了很大的功夫去学习，但用处不大。

除此之外，企业对市场信息要能够作出敏感的反映，还要在企业组织结构上作相应的改革，使市场信息能够比较准确地经过产品销售机构，传递到计划、生产、技术、调度等部门，使企业能够比较及时地根据市场信息，调整产品结构，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包装，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摘自《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论实行两个调节后的几个新问题》）

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文史知识》（月刊）今年一月创刊。它是为帮助中学语文、历史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帮助青年学生提高自学能力而出版的普及性刊物。

《文史知识》以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知识为主要内容，力求做到知识准确、生动活泼、切实有用。即将出版的第一期辟有“诗文欣赏”、“文史杂谈”、“文史书目答问”、“文史工具书介绍”、“文体史话”、“人物春秋”、“中国名著在国外”、“文史信箱”等专栏，以各种不同形式深入浅出地解释文史学习的各种问题。

（深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广播出版社即将联合出版《物价问题广播讲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节目举办的《物价问题广播讲座》，联系实际情况，比较通俗地介绍了物价问题以及与物价有关的财政、税收方面的一些基本原理，探讨了当前物价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这个讲座分十五讲，约十万字，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和有关部门的专家、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撰稿。《物价问题广播讲座》一书，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政法部在广播稿的基础上略加修改编辑成书的。（任佩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