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13日 · 第2版

甘肃张掖县去年农业获得空前好收成，最近热烈展开讨论：

去年增产增收，今年更要完善责任制

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县，去年农业生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粮食总产突破了多年奋斗的目标——四亿斤，比1979年增加六千三百多万斤，增长18．6％，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全县19个公社社社增产。林、牧、副、渔各业也都有新发展，仅葵花籽总产就达到一千五百多万斤，比前年增长近两倍。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收入明显增加，人均分配在前年116元的基础上，去年达到139元，增加了23元。

在肯定成绩，寻找差距的基础上，最近大家围绕着“去年增产增收了，今年怎么继续上”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确定了今年的具体任务是：“一稳、一增、一控”，即：稳定粮食总产量，增加经济收入，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要求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社队力争稳定产量；未达到的社队能够达到最高水平；农业总收入在1980年的基础上增长5％。为实现上述任务，张掖县把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改善经营管理，当做当前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在坚持生产队“四统一”（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个基础上，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商品的各种责任制形式，都加以支持。不搞“一刀切”，不拘泥于一种模式。

为了增加商品生产，增加集体收入，发展社员家庭副业，解决劳力剩余的问题，张掖县特别强调了在有条件的社队，应多发展一些养猪、养羊（奶羊）、养牛（奶牛）、养鸡、养鸭、养鱼、养蜂的专业户。 刘秀琴

云南省勐海县勐遮公社景代大队第一生产队去年实行责任到户、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全队社员尽心尽力地干活，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长85％。

尝到了责任制带来的甜头，干部、群众更加关心责任制。社员们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是按人口平均定田定产定工，虽然总的来看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但由于每户人家人口、劳动力的多少各不相同，这样做的结果，形成劳动力强人口少的家庭比劳动力弱人口多的家庭收入还少，影响了一些社员的积极性；二是由于多年缺粮，去年偏重于粮食方面的生产责任制，忽视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的经营管理，这方面的收入有所下降。

经过认真的总结，队委会集中大家的意见，最后确定：1981年的生产责任制，在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领导、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超产全奖、减产全赔的原则下，粮食作物实行“以产定工、责任到户”的办法，根据不同条件，分别定产定工，使劳动力强人口少与劳动力弱人口多的家庭各得其所。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实行投标承包到人到户或到组的办法。队委会把改进生产责任制的措施张榜公布，各家各户的生产目标和收入水平一目了然。社员们满意地说：新的一年里更要好好干了！

新华社记者 邱敬东

社员江宗洲包种了村边长期荒着的八亩茅草地，秋后交队一千元，自己净得三千五百多元，干部、社员大受启发。

河北省临西县黎博寨公社江庄大队，紧靠卫运河大堤，历史上几次闹水灾，淹了村边不少土地。这些地多年来一直荒废着，只长些茅草。1979年曾有人提出把闲散地分给社员，可有的干部说：“闲散地荒着，没人批评；让社员种，弄不好又说是资本主义，何必找这个麻烦！”

去年春天，第一生产队社员江宗洲包了村边八亩闲散地。条件是：年终交队1，000元，记工500个。当时，许多人都为他捏一把汗，担心这号地弄不出1，000元来。宗洲的岳父是个种园的老把式，心里早就有了个“谱”，他满有把握地对宗洲说：“甭担心，我一搭手，收成孬不了。”头一季种了三亩西瓜，三亩葱，二亩芝麻，一季就得了1，500元。江宗洲高兴地向队里预交了600元，剩下的钱都买了肥料下到地里。秋季又种上13，000棵白菜。这白菜棵大，心实，一棵就有十多斤重。人们估计可收入近四千元，除去再交队400元，江宗洲可以净得三千五百多元。

大白菜还没收完，人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没想到茅草地里滚出了‘金元宝’，这下让宗洲逮住了！”有的向队上提出，也要找块茅草地“试巴试巴”。但是，一些干部余悸未消，仍不敢放手让社员包种。

公社党委书记孙景春听到群众的反映后，对大队干部说，“议论纷纷是好事，说明人们都不想安于现状了！象这样的村边闲散地，过去任凭鸡刨狗挠，无人理会，如今有种有收，给社会增加了财富，集体和个人增加了收入，这不是应该大大提倡吗？”他问大队会计：“如果这八亩地由集体经营，能不能拿到一千块？”大队会计摇头说：“那是肯定拿不到的。”老孙又和大家算了一笔帐，这村前庄后，沟沟沿沿，坑坑洼洼，算起来有二百多亩。如果把这些闲散地都交给社员种，集体不投一分资，每年可以拿到二三万，一大批社员又能从中得到实惠。这样一算，大伙都乐了。干部们说，是这个理，咱们不能再让这“社会主义的草”继续长下去了！

闲散土地陆续分给社员，人们立即忙碌起来，准备今年也象江宗洲，在茅草地抱回“金元宝”！ 新华社通讯员 张宗英 新华社记者 谢石言 赵德润

农村漫谈

王占禹

秋收分配期间到农村去，听到一位大队干部意味深长地说：“有个好耙子，还要有个好篓子；篓子不严实，社员的汗水就象流进笊篱里。”

这话用来比喻生产和管理的关系是很形象的。俗话说：“丈夫能干，妻子会管，小日子赛过神仙。”集体这个大“家”和社员这个小家一样，既要广开财路，发展生产，大抓增产增收，还要善于管理，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使农民用汗水换来的果实都能装进篓子，不会漏掉。不然，到了秋后，这边粮站卖粮，那边信用社还帐，社员忙碌一年，到手却是一张白纸条条。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不少大队、生产队实行了联产计酬，对经营管理开始重视。但由于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破坏，这项工作至今仍然是农村的一个薄弱环节，财务开支方面还有很多漏洞。有个大队，社员总结他们那里有“八漏”：一是干部手不紧，花集体的钱不心疼，从指头缝儿漏；二是“半把刀”当家，财会人员理不了财，从算盘下面漏；三是请客送礼，照顾关系，打着“为集体”的招牌，公开漏；四是夏吃馍，秋支锅，开会参观讲吃喝，从嘴里漏；五是巧立名目，乱批条子，从帐面上漏；六是买此报彼，手续混乱，从浑水下面漏；七是有的干部明拿暗占，凭借职权沾集体的便宜，从“小道儿”漏；八是上面动嘴皮，农民身上挤滴油，四面八方向生产队伸手，从平调中漏。即使你耙得紧，赶不上漏的多，集体好比一口没底锅，把家底给漏空了，把人心也漏散了，把大伙儿干四化的劲头漏没了，任凭社员的汗水天天流，何时才能把篓子装满呢？

可见，要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使集体和社员一年年越过越富，加强财务管理，把集体这个“篓子”堵严实，实在是当务之急。

农村人物志

不久前，中共河南省洛宁县委通报表扬了小界公社李原大队社员肖发木十多年来顶住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带领全家坚持在光秃秃的安乔山上植树造林的事迹，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肖发木从部队复员回乡后，看到家乡粮食单产不到百斤，劳动日值只有一角钱左右，却眼睁睁地让八千多亩山岭长期荒在那里，就在1966年向大队党支部提出了开发荒山，发展林业的建议，并精心绘出了一幅规划图。党支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带领十几个社员到村北三里外的安乔山安营扎寨，开荒造林。可上山还不到一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原大队林业专业队很快解体，队员们一个个下了山。最后剩下肖发木独自一人，他仍然坚持住在山上，为集体造林不止。一些“造反派”说肖发木是“离开集体搞单干”，逼他下山。他不肯，并据理驳斥。那些人恼羞成怒，又把他五花大绑捆下山去，脖子上挂着“复辟资本主义急先锋”的大牌子，游斗了15个大队。游斗完后，肖发木照样上山干。不给他记工分，发口粮，他就在树下种点庄稼糊口。他的爱人、共产党员李俊英坚决支持他，每天让孩子上山给他送饭，还卖掉家里的缝纫机，凑钱帮他买树种、耕牛和劳动工具。1972年又带着老人、孩子，搬到山上安了家。经过肖发木全家人的八年苦战，光秃秃的安乔山上造出了郁郁葱葱的百亩林。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小界公社党委和李原大队党支部为肖发木公开平了反，补还了肖发木被无理扣记的工分、扣发的口粮和没收耕牛、农具的损失，并批准肖发木全家为林业专业户。洛宁县委书记张炳和多次到安乔山上登门拜访肖发木，勉励他继续为集体多造林，管好林，同时可利用山上的有利条件发展种植、养殖业。肖发木高兴地接受了县委书记的建议。如今，他还喂养了四头牛、一匹马、八箱蜂、三百三十多只鸡。

在洛宁县委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县委介绍了肖发木的事迹，并根据全县还有62万亩宜林荒山的情况，决定在几年内发展五千户象肖发木这样的林业专业户。

王子厚 马司光

来信

沙柳是一种多年生的灌木，根系发达，耐湿、耐旱、耐瘠薄，是防风固沙的优良树种。在陕西榆林北部风沙区的造林保存面积中，沙柳的数量居首位。近几年外贸公司扶持社队大搞柳编生产，许多社队不分季节，无计划地乱砍滥伐，沙柳遭到了厄运。在榆林地区，一个十几人的柳编厂一年便可以收入万元以上。私人搞柳编月收入更能高达200元左右。因此，集体和私人的柳编与日俱增。但大多是盲目发展，他们用条量很大，却根本不建立采条基地。由于沙柳资源少，柳条需用量大，导致产需失调，供不应求。于是出现高价抢购柳编原料，使得柳条价格从早几年的五分钱一斤涨到现在的三角钱一斤。许多人不择手段，乱砍偷割沙柳，严重破坏了国家和集体的林木资源。

为了制止破坏沙柳资源的现象，当地林业干部和群众强烈呼吁：希望外贸部门要大力帮助社队建立采条基地；要研究改进软化冬季平茬柳条的技术措施，力求做到成本低、效果好。外贸部门有责任监督社队保护好现有的沙柳资源，如不保护资源，最终柳编生产也将无法发展。 舒小骅

内蒙古临河县干召庙公社因地制宜地发展甜菜生产，去年获得了丰收。这是生产队踊跃向国家交售甜菜。 关秀贵 刘树凡摄

江西省铜鼓县带溪公社新丰大队实行专人专户管理山林，制止了乱砍滥伐，保护了山林资源，促进了农业生产。

新丰大队有山林一万四千二百多亩，每人平均二十多亩。去年初，经群众民主讨论，在落实林权的基础上，按照离居住地的远近，确定了五十一个专人专户管理山林。所有管山户和社员经常翻山越岭巡回检查，把以前乱砍滥伐丢弃的枝丫材收集起来，全大队仅这一项就增收三万多元。现在这个大队徇私作弊“批少砍多”的现象也杜绝了。

（据新华社讯）

苏、浙、皖三省交会处群山重叠。江苏省宜兴县省庄大队就在这山重岭复之中。这里，竹山森森，杉林苍郁，梯田叠锦，茶园铺翠；农副工全面发展。去年，全大队总收入可达170万元，人均分配可达250元以上。这个新山村是全国山区建设的一个先进单位。

可是，历史上省庄和别处穷山区并没有什么两样，五百来户人家大多是解放前逃荒要饭来的，定居后靠开荒种地勉强度日。他们是怎样由穷变富的呢？总结走过的道路，省庄的群众说：山中富裕自有路，看你会开不会开。

多年来，省庄的群众依靠双手开辟了800亩茶园，种植了二千多亩杉林、六百多亩果树和三千五百多亩毛竹，使沉睡千年的荒山在年复一年的辛劳中披上了绿装，大队也在这艰苦奋斗中打下了富裕的基础。山中的资源是丰富多采的，这里有大理石、青片石、石灰石、石英等矿藏，他们发展了采矿业。走了这两步，省庄的日子好过多了。

靠山还得会吃山，他们首先搞起了茶叶加工。起初因陋就简加工粗毛茶，后来，又大力提高质量，精心生产出口红碎茶，使价值每担平均比粗毛茶提高了三倍多。过去，只知道取大块的大理石凿成一方方的石料，卖给上海有关厂锯板加工。这样资源利用率较低，每个劳动力一天也只能创四元钱产值。后来，他们在大理石矿旁边办起了碎石加工场，把那些废料大理石加工成各种型号的七○砂和水磨石，每个劳力每天的产值从4元提高到13元以上。

盛畔松 匡启健

人工挖掘甜菜，工效低，劳动强度大。从国外进口甜菜挖掘机，一般牵引力高、体积大、价格贵，不适宜农村社队的需要。中国农科院甜菜所的科技人员，从我国目前农村配套动力以中小型拖拉机为主出发，从1974年起，经六年的反复研究改进，终于研制成功“农甜4TW——2型”甜菜挖掘集条机。

该机主要由挖掘叉、滑刀、伞型拣拾圆盘和限深地轮组成。将机器挂在铁牛——55轮式拖拉机后，通过动力输出轴传动伞型拣拾圆盘，一次可完成挖掘、拣拾（清理）、条放等项工作。

1980年10月，中国农科院在黑龙江省安达县召开了“农甜4TW——2型”甜菜挖掘集条机鉴定会。田间测试表明：挖掘质量好、功效高、耗油量低。

“农甜4TW——2型”甜菜挖掘集条机可一机多用。用于起挖玉米茬、高粱茬，92％以上的茬子浮在表土，茬子带土极少，不用敲打即可装运。用于起挖马铃薯，一次作业两行，速度快，效率高。用该机作业过的地块，土壤疏松，耙后就可播种。

中国农科院科研部

殷相岐（附图片）

作业中的甜菜挖掘集条机。殷相岐 许 群摄

西藏通讯

1980年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号召西藏人民治穷致富，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贯彻中央指示一年了，西藏人民究竟生活得怎样？能不能很快富裕起来？最近，记者从拉萨出发，走访了山南地区。

扎囊县扎西林是一条有名的穷山沟。进得沟来，只见两道灰褐的山梁光秃秃的，寸草不生；山梁中间的大沟，既深且窄，又没有水。我们来到一户社员家里。这人叫索朗多吉，正在织机上织氆氇。大半年时间，他已经织了五卷氆氇，还给别人加工了23卷，共换得二十多斤酥油、18斤清油、一头牛、二只羊、140斤青稞、30斤羊毛，还收入三百多元现金。1980年他不仅粮食够吃，而且妻子和小孩都做了新衣，天天都有酥油茶喝，每个月还能做一次青稞酒。他喜笑颜开地说：“党中央政策‘亚古西扎都’（实在好）！”

公社主任多吉次仁告诉我们，索朗多吉家只能算个中等水平。四队40户人家，光家庭副业收入，每户平均就达到2，500元。全公社161户人家共有169架氆氇机，家家户户都恢复了织氆氇的家庭副业。

我们来到乃东县泽当公社。在这个公社的年终分配表上看到了几个振奋人心的数字：1980年粮食总产三百一十多万斤，比1979年翻了一番多；副业收入37万元，增长37％；牧业收入增长9％。各生产队自愿卖给国家议价粮100万斤，比1979年增加近一倍。社员每人平均收入339．2元，比1979年增加155．7元；每人平均分粮750斤，比1979年增加160斤。

公社党支部书记次仁平措说，政府政策放宽，群众积极性高涨，公社五业兴旺，社员收入增加很快。前些年只准单一地搞粮食，其他生产门路几乎全被堵死，弄得群众连买茶叶、盐巴的零钱也没有。这一年，他们发挥优势，恢复了许多传统的副业生产。现在全公社共办起饭店、旅馆、缝纫、修鞋、渡船、打鱼、果园、水磨、织氆氇、搞运输、铁木加工、奶牛场等16种副业，1980年副业收入就比1979年增加十多万元。

进入隆子县列麦公社，我们便看见一排排崭新的居民住宅。公社党支部副书记索朗告诉我们，公社已为39户社员修建了新房128间，准备在五年内让所有社员都住上新房。我们访问了三队社员格桑。他家里铺着崭新的卡垫，桌上放着青稞酒和酥油茶，天井里支着氆氇机，靠北墙摆着缝纫机，西边墙头吊着一腔肥猪肉。格桑正做衣服，他妻子在织氆氇。一见我们进来，他们便停下手里的活计，让我们喝茶，告诉我们，他家七口人，四个劳力。前几年成天在外面治坡修“大寨田”，累死累活的，生活过得并不好，今年（指1980年）手头活动多了，添置了一台缝纫机、一条卡垫、三床藏被、一床棉被、八件氆氇衣裳，以及价值二百多元的棉布衣服，另外还收入了一百多元现金。

晚上，党支部副书记丹增和索朗等几位同志提着青稞酒和酥油茶来看我们，和我们闲聊起来。他们谈到，列麦公社前些年干了一些蠢事。那时候，把大部分劳力集中在海拔四千多米高的“革命坝”上“战天斗地”，坝上虽然搞了点粮食，坝下的地却没有种好，牧业和副业就更谈不上了。三中全会后，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了以前极左的做法，将“革命坝”上的350亩地退耕还牧，大力发展牧业。

我们离开山南时，生产队正在进行年终分配。到处都可以看到群众在商店选购商品或到银行储蓄，真是一片兴旺景象。

新华社记者 谢邦民 群 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