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12日 · 第5版

书评

吴家珣 刘培育

沈有鼎著《墨经的逻辑学》问世了，这是一本经作者多年研究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自秦汉以来，墨学衰微，几至湮灭。

《墨经》古注家，仅知有晋代鲁胜一人而已，其书尚且不传。清代中叶，张惠言曾著《墨子经说解》，对《墨经》文字作了初步的考辨整理，很值得称赞。但直到晚清孙诒让著《墨子闲诂》，才接触到《墨经》的精要，即认为《墨经》中有逻辑学，犹如西方的演绎、归纳和印度的因明。孙氏可以说是现代《墨经》研究的启迪者。但是，他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工作。随后，章炳麟、梁启超、胡适、章士钊等都曾论说或校释《墨经》。胡适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形式逻辑，自然也歪曲、否认《墨经》中的逻辑学。其余诸家以西方逻辑解《墨经》，虽不是没有创获，但因为用了简单的牵合比附的方法，其说多未当未周。

《墨经》因讹脱错简太多，是最难读的一种先秦古籍。近数十年间，研究者甚众，在校勘和注释上都有一定贡献；然而臆断妄解也很多。有些研究者常常任意窜改原来的文字，使之符合自己的主观成见。所以长期以来，《墨经》的文字还没有考辨清楚，它所包涵的逻辑思想和逻辑体系还没有阐发出来。

沈有鼎著书，意在诂解《墨经》中有关逻辑学的文字，纠正以往注释的错误。不言而喻，只有确切地诂解这些文字，才能见到《墨经》的逻辑思想和逻辑体系。沈有鼎对这些文字的考辨，兼采众说，而时出己意；对其思想内容则更是锲而不舍，孜孜以求，逐渐形成一系列独创的见解。他把文字的考辨和思想内容的探索结合了起来。校勘，必审慎，不轻易改动原文；注释，必反复比较各种可能的解释，然后采取一个最自然最合理的说法。总之，沈著力求撇开主观主义，让《墨经》自己注释自己。这样，就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许多疑难和争论。

这里仅举一例，以见一斑。《经上》：“攸，不可两不可也。”《经说上》：“彼，……”。对于此条，历来众说纷纭。由于《经》、《说》首字不同，一为“攸”，一为“彼”，不合常例，有人便将“攸”改成“彼”，或将“彼”改成“攸”；有人则把“攸”、“彼”统改为“诐”，还有人统改为“佊”。那末，对“攸”、“彼”、“诐”、“佊”又作何解呢？说“彼”“为二人对诤一物之称”者有之，说“彼”为“第三项”者有之，说“佊”为“排中律”或“辩论”者有之。至于对“不可两不可也”一语，有人主张“两不”二字次序相易，成为“不可，不两可也”；有人主张后面的“不可”二字是衍文，应该删去，改为“不可两也”；也有人主张不改，把“不可两不可也”译作“不能两者都不正确”。沈著从胡适校，用“佊”字，并在“不可两不可也”的前一“不可”二字之间增一“两”字，成为“不两可两不可也”。这样，全句解作：“佊”是逻辑术语，义为一对矛盾判断，是争辩的焦点；一对矛盾判断，不能两者都正确

（可），也不能两者都不正确（不可）。也就是说：作为辩论题目的矛盾判断，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只能是一真一假。《经上》这句话恰恰表达了逻辑矛盾律和排中律的思想内容。沈著这个诂解完全合理，也极其自然。正如他自己在注解中所说的：“不增‘两’字，不但意义不完备，语气亦生涩”。如果象上述有人所主张的，把“不可两不可也”译作“不能两者都不正确”，那末实际上在同一句话里的两个“可”字，意思是不同的，前者为“可能”，后者则为“正确”。这对于用词十分严谨的《墨经》是说不过去的。而且矛盾判断仅用“不可能两者都不正确”去定义，犯了太宽的毛病。在辩论中，对于矛盾论题不首先着眼于“不可能两者都正确”，而只注视“不能两者都不正确”，也不符合辩论的情况。沈说与《经》、《说》的如下文字亦十分洽合。

《经上》：“辩，争佊也。辩胜，当也。”

《经说上》：“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佊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

经过沈有鼎校勘注释，《墨经》有关逻辑学的文字已经能够读懂了，许多地方可以说有了确解。同时，《墨经》体大思精的逻辑体系也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它是那么条理分明，光彩照人！

《墨经的逻辑学》一书，除导言和结论外，共有六章。其中，《“辩”的目标和功用》（第二章）与《“说”和“辩”的原则及个别方式》（第五章）几乎占了全书一半篇幅。看来，“辩”是《墨经》逻辑学的中心。这个“辩”，不是辩者的诡辩，不是专门用来胜人的，而是“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为此，就须“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同上）。这就是说，要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熟悉各派理论，并用逻辑手段去探求真理。

《墨经》中的逻辑学是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遗产，可惜沉埋了两千年。沈有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诂解了《墨经》有关逻辑学的文字，揭举了《墨经》的逻辑体系，把《墨经》逻辑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者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将变得更加深刻精微了，比如对《墨经》逻辑学的全面评价，《墨经》六篇的先后和分野，某些文字的进一步考订，等等。所有这些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当然也寄希望于沈有鼎和其他同志。

张文焕

提要：我们多年来没有完整地系统地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图省事，走捷径，读语录。事实证明，靠语录汇编走捷径是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不能把列宁自己否定了的事情拿来再做一遍。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引用过列宁自己已经批判过的一些言论作为我们的根据，结果吃了苦头。我们应当提倡踏踏实实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风。

过去二十年来，我们走了不少弯路，犯过许多错误，遭到很多挫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这和我们多年来没有完整地系统地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图省事，走捷径，读语录有一定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应该象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死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

我们党是经过反对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在许多场合，我们好些同志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具体实践，而是靠语录吃饭。遇到什么问题，不是深入地调查研究，分析具体情况，而往往是按自己的胃口去挑选马列的语录，来论证自己的作法，为己所用。不仅如此，马列语录有时甚至被用作替错误辩护和打击正确同志的武器。这样，在不少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被实用主义地变成教条汇编，变成神圣的万应灵方集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异化为反科学的僵死的教义了。

无数事实证明，靠语录汇编走捷径是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的。语录汇编最多只能给人们指出个门牌号码，提供一点查阅的方法，而不能代替科学研究本身。十年浩劫中，人手一册红本本，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背得烂熟，浪费了不少时间，换来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提高，而是思想的僵化和给自己戴上许多无形的紧箍咒。这是个深刻的教训。

离开了时间、地点、条件，生搬硬套马列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那么马列的答案就会变为苍白无力的、没有血肉的、呆板的口号了。

只要是人，都可能犯错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也不例外。因此，不能把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神化。搞两个“凡是”是错误的，搞其他“凡是”也不对。

列宁是第一个领导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产阶级领袖。他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正因为是第一个，没有完整的经验可资借鉴，需要寻求和探索，这就难免犯错误。问题在于我们要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列宁的经验和教训。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如果我们善于学习，认真研究列宁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反之，把列宁自己否定了的事情拿来再做一遍，那只会自讨苦吃。

举例来说。1958年“大跃进”期间，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我们都曾一再引用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关于依靠群众热情建设共产主义的言论，来论证当时的“左”倾有理。“文化大革命”中搞“穷过渡”时又引用过列宁的这类言论。殊不知，在这个问题上，苏维埃政权和列宁有过沉痛的教训。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经历了两个极不相同的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头几年出现的特殊情况迫不得已采取的办法。当时新诞生的政权处于危机之中。为了拯救苏维埃政权和陷于饥饿的工人阶级，俄共采取了许多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非常措施，如余粮收集制、义务劳动和军事化劳动、建立公社、实行实物工资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在经济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垂直领导等等。从拯救革命角度来看，采取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并且有很大的功劳。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列宁选集》第4卷第517页）

除了有“功劳”的一面外，战时共产主义包含着许多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想依靠群众的革命热情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后来总结说：“不经过社会主义的中间阶段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常常是由于军事考虑；由于几乎是绝对的贫困，也由于错误，由于许多错误”。（《列宁全集》1964年俄文版第44卷第473页）

1921年春天，企图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恶果充分暴露出来了。正如列宁所说的，苏俄在经济战线上遭到惨败。“直接过渡”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而且是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列宁非常敏锐地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坚决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说：“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应当指出，这种错误不是列宁一个人犯的。但是，列宁作为党的领袖主动承担责任，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列宁承认：当时曾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列宁极其深刻地指出：“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现实生活这样告诉我们。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这样告诉我们。”（《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572页）

列宁说得多么痛切、深刻和真诚。如果我们能够严肃认真地考虑一下列宁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少干很多蠢事，日子也会好过得多。我们是不碰钉子不回头，有时是碰了钉子也不回头。“大跃进”、“穷过渡”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灾难。可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总是忘记了我国是个穷国，应该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再举一个例子。列宁在1921年向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什么是周转自由呢？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6页）

1975年出版的语录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即《三十三条》），把列宁的这段话从整个文章中挖出来，作为“反复辟反倒退”的主要理论根据，推荐给党政干部和群众。这是断章取义的典型。

仔细阅读一下列宁这段话的前后文就会明白，列宁讲这段话的意思，根本不是为了在当时反对贸易自由，恰好相反，是为了放宽政策，在一定范围实行贸易自由而讲的。

当时的历史情况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走得太远了、冒进了。由于废除货币，取消商业，取缔贸易自由，实行实物交换、实物工资制、余粮收集制的结果，工商业凋敝，农业衰退。在这种情况下，俄共把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允许农民在完税后可以自由买卖余粮。列宁说：在一个交通不便、幅员辽阔、各地气候悬殊、农业条件不同以及还具有其他种种特点的巨大的农业国家里，地方农业和地方工业在地方范围内有一定的周转自由，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做得过分了：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转方面做得过分了。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当然是一种错误。”“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8页）

当时，党内外许多同志对于党的政策上的这种急剧转变不理解，对于允许农民有一定的贸易自由想不通，认为这是退向资本主义。针对这种思想情况，列宁做解释工作。列宁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从理论上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按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不应实行贸易自由，但是在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下，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小农恢复贸易自由会不会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根基呢？列宁明确地回答说：“我们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允许地方上的自由周转，这不仅不会破坏，而且会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8页）

实践证明，列宁的这种作法是正确的。

可见，不顾上下文，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把列宁的话孤零零地挖出来宣布为反对贸易自由的教义，是错误的。特别是引用这样的语录，而不将当时列宁所处的具体情况和我国现在的具体情况区别开来，更是错误的。

这类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但仅此足以说明，靠语录是学不好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来研究。而科学研究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我们应当提倡踏踏实实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风。

报刊论文摘要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继往开来、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林彪、“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模式虽然破产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正处于探索之中；我们党所采取的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方针、政策、措施、办法，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社会上的大变动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形成种种复杂的思想问题。对此，我们既不必大惊小怪，也不要惶惶不安，而要正视它，研究它，通过生动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它。这就是说，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各级党的干部，必须十分重视思想工作，积极地去抓思想工作。

应当看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的各级党组织是做了大量思想工作的。但是，在一些同志身上，确实也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工作的现象。有些领导同志，总是强调自己忙，不大注意抓思想工作。当然，经济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必须紧紧地抓住。但是，经济工作同思想工作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要想顺利地开展经济工作，就必须清除经济领域中左的流毒，排除种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才能发挥人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经济工作才能搞得好。思想上僵化、守旧，就必然在行动上迟滞，甚至后退。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讲理想、讲精神的。我们要振奋精神，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就要讲革命的理想，讲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树立正气，打击邪气。我们还有些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干部，现在不大安心，感到政治工作没搞头了，想改行，这也是不对的。实际上，政治工作不是没有搞头，而是大有搞头。中央一直强调要加强党的工作，加强政治工作。现在不是思想政治工作要不要搞，有没有前途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思想工作的科学化，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也就是为“四化”服务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尚待我们各级政治工作者努力钻研、用心探索的广阔领域。一切有志气、有抱负的政治工作者，应当下决心钻研政治工作的规律，掌握这门艺术，成为精通此道的专门家，这难道不是大有可为的吗？

为了保持全党、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团结和统一，集中精力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十分重视党内党外存在的思想问题。我们所说的思想问题，主要的无非是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形势问题不了解。因为对形势不了解，没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分不清主流与支流，就难免产生一些思想问题。二是对党所实行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不理解，个别的甚至抵触、反对。三是对历史上的有些问题不理解，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问题，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问题。四是对我们的领导机关，对有些领导干部的作风有意见，尤其是对官僚主义，人民群众意见更多。五是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有建议。六是对自己的冤屈、老的冤屈、新的冤屈要申诉。人们在这些问题上议论纷纷，是思想活跃的反映。它表示广大的人民敢于讲话了，敢于发表意见了。议论纷纷，必然会有大量的好意见、好主张。作为一个领导机关，作为一个领导同志，可以从中听到自己想不到的问题，可以发现自己长期不能发现的问题，便于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另一方面，思想活跃也会在大量积极的正确的健康的因素中，掺杂着一些消极的错误的有害的东西，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这些错误的东西也可能占上风，造成混乱。这并不可怕。但是，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掉以轻心，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相信错误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总是能够得到克服的。

要抓好思想工作，必须采取正确的思想工作的方针。什么是正确的思想工作的方针？这就是采取疏导的方针，疏导就是疏通和引导，在疏通中引导。疏通就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让大家畅所欲言，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既然群众有意见，就应该让人家讲，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应该压制，更不用说那种正确的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了。应该相信，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可以说得通的。只要我们持之以理，循循善诱，是可以把那些复杂的、多样的思想言论引导到积极的正确的健康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们在广开言路的同时，也必须加以积极的引导，允许错误意见放任自流、肆意蔓延，也是不对的。允许发表错误的意见，并不等于我们承认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批评这种错误意见了。现在，有些同志在错误意见面前不敢批评，软弱无力，什么“多栽花、少栽刺”，你好我好，和平共处，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同样是很错误的。我们必须坚持疏导的方针，把我们的思想工作搞得更活跃，更有成效，以利于实现亿万人民梦寐以求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摘自1980年第12期《理论与实践》评论员的文章）

商务印书馆现正辑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部丛书分辑刊印。第一辑刊印五十种，准备于今年第三季度出书。以后逐年编选一辑。

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的，哲学方面有：（古罗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荷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美学》，（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政治方面有：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英）洛克的《政府论》，（法）卢梭的《爱弥儿》，拿破仑的《法典》。经济方面有：（英）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配第的经济著作选，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美）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奥）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历史方面有：（古罗马）塔西陀的《编年史》，（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等。

（汪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