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28日 · 第5版

报刊论文介绍

《西北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刊登了侯外庐写的《学术研究与“百家争鸣”》一文。

文章作者说，认为“百家争鸣”无非就是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所说的“百家争鸣”，是指学术上的不同学派的学术见解、不同流派的风格等等，并非指世界观而言。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世界观相同而学术见解各异的情况，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屡见不鲜，而且也是正常的。学术观点上结论完全一致而论证方法不同的例子也是常见的；即或结论和论证方法一致，也会有流派风格等等方面不同的情况，这怎么能和世界观问题等同起来呢？因此，在学术问题上，不可能是一家两家，一定要提倡各抒己见的“百家”。“百”是泛指，言其多也。

文章说，由于林彪、“四人帮”及那个“理论权威”的破坏，我们的党和国家很长时间以来民主生活不正常，办事情，讨论和决定问题，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是按照“长官意志”。这种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正之风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同样流毒很深很广。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任何学术上的正确观点，都来自实践，而不可能来自职位和权力。我们在学术研究工作中也只能服从真理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如果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搞“唯上”，只要“上面”说了的就是对的，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百家争鸣”，而且会破坏学术的民主讨论。

文章说，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学派，是一种正常现象，应当受到鼓励。但要指出，必须划清学派和宗派的界限。为什么要有学派？道理很简单，搞科学研究好比登山，上山的道路不能只有一条，你走这条路，我走那条路，你用这样的方法上，我用那样的方法上，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有学术研究必然会有不同的学派，这是学术研究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同时还要看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种复杂而又艰苦的精神劳动，它更需要有不同的学派，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如果只允许有一家一派，那就无异于把大家都赶进一条死胡同。

文章说，宗派与学派完全不同。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尊重客观事实，不是从社会实践出发，而是从一己的私利出发，以谎言为真理，以独断为准则。学派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促进；宗派却是互相拆台，破坏团结；学派之间的不同观点是为了争是非，求真理；而宗派却是争利益，谋私利。总之，在学术研究中搞宗派不仅于学术无补，于人民无益，而且会破坏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书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严家其同志，一九七八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科学幻想小说《宗教、理性、实践——访三个时代关于真理问题三个“法庭”》，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

最近，作者又对这篇小说进行了增补和修改，扩大了篇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题为《跨越时代的飞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费声福还为这本书配了插图。运用幻想小说的形式，把深刻的哲理寓于文学形式之中，严家其同志在这方面作了可喜的尝试。

（亦冰）

书评

读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付涛　郑宁　鄢淦五

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收集了作者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一九七八年所写的二十篇经济论文，这些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至关紧要的问题，并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高度进行了富有创见的研究。

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方法和体系的论述，是这本论文集的一个重要内容。现着重就这一方面作些介绍。

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

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界的认识是很不一致的。有的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最终决定作用，脱离生产力而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有的较多地从上层建筑、政治学范围提出问题，而不从经济基础本身来分析客观经济规律，实际上把政治经济学写成政治学或者政策学。

孙冶方同志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整个经济基础，即生产方式的整体，但是以生产关系为主。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是同物结合着，这个物不是指的自然界的物，而是指生产资料，是人的劳动产物，是物化劳动。他指出，经济是“人”和“物”两个因素的矛盾统一体。“人”和“物”两个因素缺少了一个，就不成其为经济。“人”和“物”的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和“物”两个因素及其矛盾，特别是人在这个矛盾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应该研究“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关系”。过去经济学界许多人认为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异己的东西，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是互相排斥、此消彼长的，在这种情况下，孙冶方同志比较早地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重要作用。他所说的价值，是指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耗费对有用效果的关系或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如果用算式来表示，那么价值和劳动生产率就是互为倒数。他所说的价值规律是指“时间节约”规律，如马克思指出的，“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这是程度极高的规律。”他认为经济效果问题是生产力问题，也是生产关系问题。指出：研究经济效果（最后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问题的核心。

与过去流行的观点不同，孙冶方同志还认为，财经管理体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之一，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他进而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之下，所有制问题到了底以后，经济管理权问题应该代替所有制的地位而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

在理论界一个时期充斥“自然经济观”和“无流通论”时，孙冶方同志强调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要研究交换过程，不仅要揭示流通过程的一般规律，而且要对流通过程的组织形式、流通渠道等等具体问题加以详细具体的研究。他还认为，建立计划经济的关键主要在流通过程。因为用计划经济管理制度来代替盲目自发的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竞争，不是指企业内部的直接生产过程，而是指全社会而言，是指马克思所说的千千万万个企业相互间物质代谢过程，即流通过程。

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

长期以来，许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中，缺乏内在联系，缺乏贯串各个章节的一条红线。孙冶方同志指出：贯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红线应该是矛盾的规律，而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深远的内在矛盾，就是“人与物”的矛盾，就是劳动两重性和社会产品两重性的矛盾。只有承认和处理好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果。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孙冶方同志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应该按照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序来分析，就是说，先分析生产过程，再分析流通过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在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时，应当从社会主义的物质财富及其细胞——产品——分析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产品两重性和劳动两重性的学说，把经济效果（最后归结为劳动时间的节约）作为研究的核心。他主张大大提高价值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不应把价值规律孤立地作为一个公式来表达，而应当贯串全书的各章，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分析来表述它。

在分析流通过程时，主要研究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流通和储备问题。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流通，是流通过程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

在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总体时，要包括以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为基础的，现在称作国民经济平衡（或综合平衡）的全部内容。要分析全国的综合平衡，也要分析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平衡，这是对于生产、分配、再分配、流通、消费的全部过程的综合分析。他主张，正如政治经济学从头到尾都贯串着价值这个概念一样，也应该从头到尾贯串着计划和比例的问题。

孙冶方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否认社会主义产品两重性和劳动两重性的“一性论”。他认为否认劳动两重性和产品两重性的结果，在理论上不能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学说，在实际工作中也造成了许多恶果。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但是不能片面强调使用价值。要想增加财富，增加使用价值，就要强调价值，同时重视使用价值。”抓经济必须同时抓这两个方面。只抓费用而不讲有用效果，或只贪有用效果而不讲费用，都是违背经济原理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问题。

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方法

孙冶方同志在五十年代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我国要“肃清政治经济学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插上唯物辩证法的红旗”。他曾反复批判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的自然经济观点，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产物。自然经济观点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原始共产主义一样的自然经济，搞自给自足，闭关自守，把抽象劳动、价值、价值规律、价格、货币这些经济范畴，当作只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要同资本、危机等概念一起，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范畴中排除出去。

孙冶方同志非常重视基本理论研究，同时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作者既是经济工作者，又是经济学者，对我国的经济情况和问题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对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有深刻的见解。例如，他对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早就提出过切中要害的全面建议。他认为改革的关键是尊重企业独立经营的权利问题；主张从价值量看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内的事，应该放手由企业独立自主地去干，在遵守国家计划和方针政策、供产销合同、价格基本符合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前提下，将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经营效果的综合指标；企业资金应该实行有偿占用的原则，节约使用资金，提高固定资产的折旧率，折旧基金由企业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和提高技术水平。

孙冶方同志对自己的观点，也表现了严肃的科学态度。他不仅勇于改正错误，而且对自己的正确意见勇于坚持。他认为在科学问题上要同时有批判和反批判，搞学术研究要“求异存同”，不要采用“求同存异”的方法。这些主张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书讯

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辑的《未来预测学译文集》，最近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向全国发行。

未来预测学也叫未来学和未来研究，是西方近年来发展迅速、规模庞大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它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社会实际应用的广泛领域。世界各国从事未来研究的学者和机构日益增多，他们试图提供有科学根据的预测方法，以解决目前人类社会存在的以及将要面临的许多未来问题。

这个文集收入从国外杂志和专著中选译的有代表性的未来研究的文章十七篇，共二十多万字，着重介绍未来预测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未来学的流派、理论观点、具体研究方法以及目前这门学科中争论的问题，包括在社会预测方面展开的意识形态的论战等。

收入文集的美国学者J·麦克海尔和M·麦克海尔写的《关于全世界未来研究的评价》一文，是对在作者和联合国训练与研究研究所共同倡议下，进行的一次关于未来研究的国际性调查的评论。文章对世界未来研究领域的发展、各国政府组织、未来研究中心与研究所、未来协会以及未来研究计划等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另一位美国学者A·托夫勒的《未来的教育》一文，系译自他的畅销书《未来的振荡》，作者在文章中着重谈到了工业化时代的学校、新的教育革命、组织措施、课程改革和学习材料的多样性等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附录部分，扼要介绍了国际性未来学研究机构、人物以及近年来国外出版的未来学重要著作等。

卢之超

现在全国上下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现代化建设是艰巨的任务，实现它当然要有许多重要条件，而安定团结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但是，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安定团结，不是一种随便什么样的政治稳定状态，不是暂时的安定与表面的团结。它所需要的是长时期的和巩固的安定团结，是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从而也就消灭了产生分裂和动乱的阶级根源，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供了可能性。不过这并不等于自然而然地可以出现这种局面。只有建立在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上，才能发展并且巩固我们所需要的安定团结，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所以，我们必须把维护安定团结的问题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统一起来考察。

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制度的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就是全体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首先，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来说，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对少数敌人实行专政，保卫社会主义，保护人民的利益；其次，在人民内部，在国家的各级政权组织和其他组织中，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因为只有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人民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并且防止人民的权利遭受少数人的侵犯，防止有人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所以，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是全体人民是否有权管理国家和如何组织起来管理国家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当然不可能有真正巩固的安定团结。试想，如果全体人民不能充分有效地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如果人民不能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行使自己的权力，那将是什么情况呢？那样，或者是少数人的独断专行，或者是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两者都同样会使我们陷入分裂和动乱。因此，社会主义民主与安定团结，两者是一致的，是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互相妨碍的。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发展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必要条件，而且应当是这种政治局面中必不可少的生动活泼的内容。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传统非常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不适合我们今天的需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即使这种民主，在中国也从来没有实现过。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领略的是封建统治的滋味，很少知道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为何物。解放以前，除了我们党领导的根据地以外，哪里有什么民主？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不能不面对着这种沉重的历史负担，不能不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基地上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当然，我们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一贯强调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无论在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建设上，我们都有很好的民主传统。建国初期，我们又比较彻底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可惜的是，后来没有能够按照我们党一贯提倡的群众路线把这一建设坚持下去。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现代迷信盛行，就越来越忽视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在理论上则往往把人民的民主要求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情况不能不给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许多困难。

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不能有巩固的安定团结，其最生动的证明就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所造成的分裂和动乱。人们都还记得，那个时候，到处大字报，全国大串连，派性组织林立，又是夺权又是武斗，一切都是在“大民主”的口号下进行的。它给予人们一种错觉，似乎是民主带来了混乱。但是只要稍微作一点科学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这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在这十年中造成如此惨重的破坏和动乱，恰恰是由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取消了最起码的民主。党和国家的一切民主制度和正常的民主机构、民主程序都被取消了，党章和宪法形同废纸，关系九亿多人民的大事只凭少数人说了算，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利和起码的人身自由都得不到保障。什么民主都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是它的对立物，即少数人的独断专行和泛滥全国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情况，使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全体人民失去了维护安定团结的任何手段。如果人民还有一定程度的表达自己意志和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林彪、“四人帮”能够造成如此长期、如此严重的破坏和动乱吗？

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安定团结局面正是从恢复民主开始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加强民主，健全法制，从而形成和发展了安定团结，开始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应当看到，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党和国家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和五届政协二次会议，不仅会议本身生动活泼、发扬民主，而且都着重讨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问题。我国已经新制定了七个法律，并且在一些基层单位开始了民主选举领导人的工作。总之，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在人民自由地发表意见方面，在国家的民主生活方面，我们恢复和发扬建国以来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这说明我们正在吸取由于忽视民主而造成多年动乱的教训，在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前进。

当然，我们不能只看到已取得的成就，更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还要清醒地看到，今天还有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除了经济方面的困难和原因之外，“四人帮”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对他们的能量不能低估，低估了就要犯错误；派性分子还存在；还有新生的打砸抢分子，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同国外敌对势力勾结进行地下活动的分子，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所谓“民主派”，破坏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和损害社会主义民主的，都是妨碍和破坏安定团结的，必须进行教育，进行斗争。

有一些同志，看不到加强民主对巩固安定团结的重要性，很不习惯于议论风生、生动活泼的局面，十分爱好鸦雀无声、万马齐喑的状态，以为那才是安定团结。他们对于群众中的问题，对于群众的议论和不满，不是采取同群众协商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去解决；总喜欢独断专行，采取压制的办法去解决。这样的同志所领导的地区和单位，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因为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往往还会激化矛盾，造成动乱。

有人把无政府主义看成是同民主差不多的东西，或者认为它是民主过了头，是一种“过分的民主”。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其实，无政府主义不仅同民主毫不相干，而且是同民主完全对立的，是同民主水火不相容的。从组织原则上说，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要求极端自由的个人主义。任何无政府状态都是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在“四人帮”横行时，无政府主义是他们用以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工具；在今天，它仍然是“四人帮”反民主的思想流毒的一种表现。正是由于它首先破坏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秩序，所以它必然妨害安定团结。目前，有少数人不顾法律、不守纪律，闹无政府主义，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当然，正如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样，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一方面，加强民主要以维护安定团结为前提，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因为没有安定团结，一切都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不能把安定团结设想为一个无矛盾的静止状态，而应当看到它是一个在民主地解决各种矛盾中不断发展和巩固的生动活泼的过程。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实现的事，需要全国人民几十年时间的努力奋斗。这是每个小孩子都能了解的常识。但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到这种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民主不象经济建设那样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似乎各种不民主的现象一下子就可以消失。还有一些人看到在建设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看到极少数人利用这个进程进行破坏活动，就大惊小怪起来。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的。以前我们常常忽视政治等上层建筑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为可以不顾客观规律，随心所欲地决定或改变上层建筑，这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多年来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现在我们观察社会主义民主与安定团结问题，一定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当看到，由于前面所说的那些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还在刚刚建设，不少干部和群众还缺乏民主生活的习惯和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的常识，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例如，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宗教信仰等自由。但这些自由是有其条件和界限的，不是无条件的。任何人在享受这些自由的时候，不能妨碍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他人的自由。这些条件需要各种具体的、专门的法律、法令或条例规定下来，而且需要广大的干部群众都能够熟悉它，习惯于按照它办事。这就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这种情况说明，充分实现民主同实现现代化一样，不可能是短时期的、一帆风顺的事情，其间必然要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需要妥善处理，需要长期的实践和积累经验，也会遇到阻力和少数人的破坏活动。但是这一切都不值得大惊小怪，遇到和解决这些问题正是现代化和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经济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丝毫不能动摇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针一样，在加强民主的实践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方针。只有这样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