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28日 · 第3版

本报讯　最近，中共云南省富民县委彻底平反了李凤英同志的冤案，使蒙受二十三年冤狱的李凤英得到了新生，因此案被株连的七位同志，也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一九五五年十月，富民县委一位副书记带领工作组到普桥乡整顿合作社时，偏听偏信，把李凤英的家庭出身由中农升为富农，把当时任乡妇女副主任、社务委员的李凤英及其丈夫李凤番定为“混入社内篡夺领导权的富农分子”，进行批斗，清洗出社。十二月十九日，县委第一书记李元慈亲自到北上村再次整社，并要县法院将李凤英逮捕法办。

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县法院判处李凤英有期徒刑六年。监内执行三年，监外执行三年，赔偿合作社所受损失三百五十元。当时，李凤英保外分娩，因对判决不服，请人代书上诉到楚雄州中级法院，李元慈却把李凤英的上诉说成是“诬告积极分子”，并在上诉书上批示：“立即将该犯逮捕归案法办，并将诬告积极分子的罪行并案重判，对代书人李犹希，法院与公安局联合进行调查”。

楚雄州法院根据李凤英的申诉，于同年十月派专人到富民县复查，州法院党组讨论认定“李凤英是属于有缺点错误的农民，既不违法，也不犯罪，逮捕是不应该的，应迅速释放。”而李元慈却坚持把李凤英收监，并说楚雄州中级法院经办复查的两个同志是严重丧失立场，为罪犯辩护。本来，李凤英对判决一直不服，被收监后，刚生下不久的小孩因无奶吃病死，思想就更加抵触，悲观绝望，在监内呼喊政治性错误口号。于是，县法院又报经州法院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批准，以“反革命”罪加判为无期徒刑，投入劳改。

在调查处理李凤英案件的过程中，县人民法院院长沈俊认为李不够判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李元慈认为，这是丧失阶级立场，对他进行批斗，调离法院，还要开除党籍。一九五七年沈主要因此案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李元慈叫县公安局逮捕李凤英时，公安局局长王仕提出：要报上级政法机关批准才能逮捕，后又和沈俊交换意见说：“要坚持党的原则，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斗争。”因此，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回农村原籍，一九七八年病故。县检察院检察长杨明，因不执行李元慈将李凤英逮捕归案的指示，整风时又对李元慈提过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又被定为反革命，判刑十五年。承办李凤英案的县法院审判员李明科，因对该案持不同看法，对李元慈提过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回农村监督劳动。县委分管政法工作、当时领导整风反右运动的副书记李义，也因对此案与李元慈有意见分歧，被定为全县右派分子的“统帅”，开除党籍，撤职、降级。楚雄州承办调查李凤英案的汪光汉、马怀珍两人，也因此案受牵连而被划为右派分子。

去年三月，富民县委在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和上访问题时，发现有好几件原划右派的申诉材料都牵扯到李凤英一案，县委决定由法院派人到楚雄州把李凤英全案调回，并由县法院组织专人复查。针对经办人有顾虑，县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明确指出：李凤英一案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不管原来是谁定的，错了就得纠正。

经过认真复查，中共富民县委认为：原来把李凤英的家庭出身升为富农，把本人定为“混入社内篡夺领导权的富农分子”，批判斗争，清洗出社，并以“破坏合作社”的罪名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李凤英在第一次判刑之后，由于对冤狱不满，在监内呼喊政治性错误口号，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应予彻底平反。

李凤英的冤案得到平反后，其他因该案受株连的七位同志的问题均已先后平反昭雪，并对他们作了妥善安置。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南博山二大队社员马传志，近几年来，先后十三次赴京上访，自称当年我地下党员派他去破坏敌人机车、书写标语，不幸被火车甩下，将右臂轧掉致残，要求补办残废手续；同时还反映祖林分配不合理等问题，要求给予解决。

对马传志反映的问题，区委经过调查，是这样的：一九四二年，马传志随父去东北，在日本人经营的牡丹江铁道工厂当童工。一九四五年七月，因扒火车将右臂轧掉致残，完全不象他说的那样。区委多次对他做工作，劝他不要到处乱跑，但马传志根本不听，继续无理纠缠。

一九七九年九月，马传志又从北京上访回来，经过研究，区委决定采用“说理会”的方法来说服他。但是，由于准备不充分，开始的“说理会”没有解决问题。这时马传志竟向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说，问题解决不了就领着老婆孩子再去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区委信访领导小组又进行了认真研究，总结前次“说理会”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再开一次“说理会”。会前，准备参加说理会的同志翻阅案卷，熟悉案情，查阅有关政策规定，并先后三次到马传志所在社队找知情人、当事人，给他们讲了开“说理会”的目的和开法。

十二月十九日，“说理会”在公社会议室召开。参加会的有市委、区委、公社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中央、省委信访检查组的同志，还有市、区、社的有关办案人员共三十一人。

“说理会”由公社党委书记李志远主持。先给马传志足够的时间，让他把话讲完。然后，根据他申诉的问题，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逐个摆开，由知情人、当事人、办案人将每一个问题的事实真相讲清楚。在谈到马传志的所谓“残废军人”问题时，办案人员把证明他扒火车摔伤的材料读给他听，证明不是因公扒车摔伤的。他仍不服，硬说是地下党员路继全派他去破坏机车、书写标语，不幸致残的。这时，办案人员又把路继全的证明材料拿出来，证明根本无此事。这时他才无话可说。马传志在谈到祖林分树问题时，一口咬定树是他自己栽的，应归他所有。这时，他家兄弟马传伦站起来说：“树苗是祖家长老提议，三家凑钱买的，我去推回来的。栽时，我刨的坑，四叔家和咱妹子浇的水，你扶的树苗。”就这样，一个个问题都用事实给予了回答，他没话说了。

这次“说理会”开了近一天时间。在事实面前，马传志终于输理了。他握着领导同志的手说：“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帮助，我再不纠缠了。”

会议结束后，区委领导同志要求公社党委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对马传志进一步做工作，并要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

本报通讯员

短评

李凤英二十三年的沉冤得到平反昭雪，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奇迹。打倒“四人帮”之后，我们党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这样的冤案才能得到平反昭雪。

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历史上的积案，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极左路线，严重破坏党风，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更在全国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打倒“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应予清理的积案，成绩很大，人民群众是高兴的。但是，一些地方仍有一些案件，久拖未决，或者推来推去，无人过问，群众很不满意。继续抓紧落实党的政策，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还是一项重要任务。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类似李凤英这样的冤案得到平反，是与有关的领导同志和公安司法干部实事求是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满腔热情地工作分不开的；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仍要靠各级干部的努力。各地在落实党的政策的过程中，锻炼了一批党性强，工作踏实，敢于承担责任的好干部。他们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下定决心，拿出魄力，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把一些所谓老大难的案件，较快地加以解决。

抓紧处理积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群众要求高的，一时得不到解决的案件，应该做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对个别无理取闹的，要坚决顶住，坚持按原则办事。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采用“说理会”的方法，驳回马传志无理申诉的做法，就很好。他们对老大难案件发动群众讨论，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避免了当事人上访。事实说明，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积极负责的态度，就会使有合理要求的，得到及时解决；使无理取闹的，受到教育。这样做，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同德搞四化。

编者按：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推荐的《一盏拨亮的灯》这篇通讯，值得一读。

后进青年方文星，在厂团委副书记边锋刚热忱地帮助下，很快地转变过来，前后判若两人。这个故事再次表明：在“四人帮”毒害下误入歧途的青少年中，绝大多数的本质是好的，是可以教育成为新人的。我们做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同志，要接近他们，坚持做耐心的启发教育工作。我们希望更多地出现一些象边锋刚这样“妙手回春”的政治工作者，也希望后进青少年，象方文星那样，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去年秋天，有一次从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上，一

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凝目注视着窗外，陷入沉思。他

叫方文星，是天津第二钢丝绳厂的工人，刚从北京瞻

仰了毛主席遗容归来。

方文星生长在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可他却一度

为这个家庭写了不光彩的一页。

上小学时，方文星立志长大要当黄继光、董存瑞式的英雄。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小方用教练手榴弹把同学的头打破了，心里十分害怕，可是小流氓们却向他伸出了大拇指，夸他是“英雄”。方文星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上了中学，他在课堂上捣乱，甚至用刀子捅人，被学校开除了。从此，他又结交了很多“哥们、弟兄”，一起干坏事。从一九七一年上中学算起，打架斗殴二百余次，持刀路劫十几次。八年里，他被公安部门拘留审查几十次，两次被强制劳动教育四年。

昔日胡作非为的方文星，今天到首都瞻仰了毛主席遗容。他深知，自己从泥坑中拔出双脚，全亏了党团组织和工人师傅的挽救和帮助。那难忘的日日夜夜，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去年五月，方文星刚刚进厂不到二十天，就打了四次架。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厂里召集新工人开会，进行革命理想教育，方文星闯进会场，信口骂街，破坏会场秩序。这时，厂团委副书记边锋刚走过来劝他，他却挥手一拳，把边锋刚的牙齿打活了两颗，并扬言三天之内要捅死边锋刚。

当天晚上，方文星正在家里与另外几个青年预谋向边锋刚行凶。突然，有人敲门，没等答话，来人跨进了门。一看，正是团委副书记边锋刚。方文星猛地窜上去，左手持三角刮刀顶住了边锋刚的胸口，右手扬起菜刀对着边锋刚的头，另外几个人也站起来亮出了凶器。

边锋刚挺起胸脯，声音平和地说：“小方同志！请你冷静一下。我是代表党团组织来找你谈心，不是来打架的。我是个共产党员，不怕死。你说三天之内捅死我，我要是怕死，也不敢来找你。”这时，方文星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些年来，从来没有人喊过方文星同志，连妈妈也骂他“臭流氓”。今天团委副书记不仅称自己“同志”，而且为了帮助自己，死都不怕。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扑通”一声，跪到了边锋刚的面前。边锋刚赶紧把小方扶起来。在一旁横眉怒目的几个青年，见这情形，也都惊呆了。

夜深了，边锋刚把带来的《青年思想通讯》、《向雷锋同志学习》和《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三本书交给了小方，并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要好好学习，认真想一想，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走。

第二天，方文星一再要求在全厂大会上作检查。会上，边锋刚带头鼓掌，说：“我们欢迎小方同志加入新长征的队伍，和我们一起为四化作贡献。”

欢迎你，方文星同志！双双期待的目光望着方文星，双双温暖的热手伸向方文星，小方又一次落了泪。

从此，方文星和边锋刚交了朋友，为了帮助小方，边锋刚让小方搬到办公室和他住在一起。晚上，给小方讲团课、说故事，和他一起看电视，一起讨论什么是真正的英雄。此外，他还帮助小方安排生活，洗衣、缝衣，连吃饭、抽烟的事都管。小方病了，边锋刚给他端饭、买水果。

在边锋刚的带动下，许多团的干部和团员青年都主动地接近小方。方文星所在车间、班组的团干部和小方促膝谈心近百次。方文星这匹脱缰的小马终于被驯服了，他感到了团组织的温暖和革命友谊的甜蜜。

一天，厂里分到三名赴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名额。厂党委考虑到方文星的进步，特别提出要让他去。在去北京的头一天晚上，小方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悔恨交加，增加了前进的动力。临走时，边锋刚告诉他：“今天给你一天假。”可是，小方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就直奔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

火车进站的鸣笛打断了方文星的回忆。他下了车，就回厂上班。师傅们问：“你怎么不在北京玩一天？”

方文星抬起头，带有几分羞愧地说：“我给集体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太多了，我要把时间夺回来。”

短短的半年时间，方文星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不声不响地学雷锋做好事。

三伏天，坐着都冒汗。方文星和团员、青年们一起头顶烈日，脚踩滚烫的瓦楞铁板，抢着上房刷防锈漆。他和大家一起，从长满芦苇杂草的水坑里，捞砖两万多块，拣废铅四吨，价值一万多元。

厂里的一段马路坏了，他利用早晚和中午休息的时间，拉了几车沙石料，把路铺平修好。

听说瓦工组青年工人小张的母亲病了，需要钱，他悄悄地往小张家里寄去了三十元钱。

师傅们见方文星的变化，打心眼里高兴，都说如今小方做的好事数不清。

外边的小流氓们经常来勾引方文星。开始，方文星只是躲开他们。后来他想：“我为什么不能象边锋刚同志帮助我那样去做他们的转变工作呢？”他悄悄地去找一个有违法行为的青年，用自己的转变说服那个青年。那个青年渐渐认识了错误，有了重新做人的决心。

边锋刚知道了这些事情，激动地一把搂住方文星，连声说：“你做得对”。

方文星转变后的事迹一经宣传，人们感叹不已。共青团天津市委还召开了转变后进青年的经验交流会，边锋刚同志在会上介绍了经验。热情挽救违法青少年的工作，已在天津市各界开展起来。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傅强年

据新华社北京电　北京市法学会已正式成立。它是一个研究法学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在北京市法学会成立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北京市法学会章程》，选举了法学会理事会。陈守一当选为理事会会长，王斐然、谢飞、曹海波、贾潜、李源、李焕昌当选为副会长，肖永清当选为秘书长。我国政法部门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了成立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