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23日 · 第5版

刘梦溪

一

对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应该如何估计？看法因人而异。但是，即使最挑剔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三年来的文学创作有了巨大的发展。

就在三年多之前，由于“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政策，我国文学还在与人民一起共同经受着磨难。当时，文艺的殿堂为穿着“三突出”盛装的各种模式所占据，非虔诚的顶礼膜拜者不得僭入。“旗手”的话高于一切，帮派的利益代替了公众对美的要求。历史被颠倒着，文艺和生活的关系被倒悬着，一切有革命良心的作家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甚而，在“抓走资派”的喧嚣声中，文艺一度变成了反动政治的奴婢。人民疏远了艺术，畸形的事物牢牢地禁锢住了人民的智慧和心声。社会主义的艺苑一片荒芜。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反常的现象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都化作了历史的陈迹，冰冻逐渐解除，百花开始复苏，许多遭到长期禁锢的作品又与读者和观众见面了，并且创作出一大批真实反映人民心声的优秀之作，文艺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了恢复。这是多么巨大而又令人欣喜的变化啊！

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学，它的命运永远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指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他又说过：“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真正人民的文学，是不能离开人民的。人民受难，它必然跟着受难；人民胜利，也给文学迎来了值得庆贺的节日。这是规律，无论“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还是四害横行造成的十年浩劫，莫不如此。“四人帮”粉碎了，我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文学也得到了解放。这是三年来文学发展的根本契机。

二

我们说三年来文学有了发展，固然包括文学团体得到了恢复和重建，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竞相问世，文学活动又获得了它的爱好者；但更主要的，还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它和人民的心贴得更紧了，跟上了革命的脚步，和时代跳动着共同的脉搏。只要看一看三年来文学创作的主题的变换，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

“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立即涌现出一批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映人民群众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话剧，《丹心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报童》、《曙光》等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同一主题。这些作品受到欢迎不是偶然的，因为林彪、“四人帮”一个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就是丧心病狂地反对和迫害以周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也就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人民通过这些作品寄寓着自己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和对已经逝去的年代的哀思。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不断深入，林彪、“四人帮”长期推行极左路线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给人民带来的精神恶果，引起了作家的关注，短篇小说《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于是应运而生。《班主任》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生动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如何败坏社会风气，致使某些天真纯洁的青少年失足，而是出人意表地塑造了谢惠敏的形象，提醒人们对极左路线的影响之深绝不可视而不见或盲目低估。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已经接触到了人民的“内伤”。它们以锐敏的观察和新颖的手法，使“四人帮”粉碎后的我国文学开了新生面。

党的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全国人民奋力追求的目标。那末，实现四化的征途中会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陈旧的思想和已经发展了的现实的矛盾或者说思想僵化，以及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或者说我们社会制度的某些不完善的环节，最容易阻滞四化前进的脚步。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李顺大造屋》、《悠悠寸草心》、《盼》，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特写《人妖之间》，话剧《未来在召唤》、《报春花》、《权与法》、《研究研究》等作品，就是为回答上述问题而产生的。这些作品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多方发掘，大胆创新，或塑造为实现四化而斗争的实干家的典型形象，或揭露“四人帮”散布的种种毒菌，或鞭挞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或谴责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民的情绪、愿望、要求和呼声，提出并试图回答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年来文学创作的发展表明，人民有所思，作家便有所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文学便试图作出回答。而且，人民想得愈多的问题，文学反映得就愈多，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文学探索得愈益集中。而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不就是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新时期的文学，对人民、对党，是多么坦白而忠实啊！要说党性，这就是它在文学中的生动体现。文学的发展，反映了党的事业的发展，我们透过文学主题的变换，谛听到了伟大祖国在克服羁绊后不断前进的脚步声。

三

回顾三年来文学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每前进一步都经历了艰难和坎坷。

当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刚刚出现的时候，不是有的同志曾经担心这样做是否合适，或者认为至少戏曲不能塑造领袖形象吗？通过艺术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不仅出现在小说中，而且出现在戏剧舞台，不仅话剧演，地方戏也演，连陕西的秦腔也演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人提出，塑造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必须按照“次序”，不能随便颠倒；甚至给《丹心谱》加上“老是歌颂周总理”的罪名，横加指摘。对此，人民和它的代言人作家的回答是：如果“次序论”可以成立的话，人民群众就应该统统被赶出舞台了，因为领袖之外，还有中央各部及省、市、地、县、公社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按顺序写，何年何月才能轮到普通群众呢？！《班主任》等短篇小说出来后，遭致了更多的责难和非议，什么“暴露文学”呀，“伤痕文学”呀，“批判现实主义”呀，“反对工农兵方向”呀，以及写这样的作品就是“缺德”呀，棍子帽子交相飞舞，不一而足。可是，这些作品由于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写出了人的性格和人的命运，包含着我们党和人民对过去的经验教训的思索，表现出作家对新的生活的理想和追求，它生气勃勃地存在着，发展着，并且受到读者衷心的欢迎和喜爱。

文学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手段，作家可以而且应该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探索。文学家先于政治家提出问题，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因此，致力于如何扫除四个现代化道路上的各种障碍的创作尝试，应得到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当然，文学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主要通过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诉诸感情，并借助道德的力量，来感染人、启发人、教育人，进而对社会包括政治发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抹煞文学的政治作用，鼓吹脱离政治，是错误的；夸大文学的作用，把文学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也是错误的。文学创作涉及生活中某些消极现象，是正常的，就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样，如果做得好，只会促进我们的事业的发展。如王蒙的短篇小说《悠悠寸草心》，批评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一位老干部，忘记了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保护过他的劳动人民，笔端怀有炽热的感情，读之令人感动。还有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发表后曾经引起议论纷纷；但是，这篇作品对罪犯王守信的揭露和促使她行动的环境的解剖，对扫除实现四化的思想障碍和组织障碍，具有何等重要的启示意义！实事求是地考察，这些作品不是真正起到了联系党和人民的桥梁的作用么！党通过这些作品，可以“观风俗，知得失”，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群众看到这些作品在党的报刊上发表，则会产生希望，增强信心。它们不仅不妨碍安定团结，反而是密切党群关系的融合剂。

四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是比较复杂的。同一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观众中间反映可以不完全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艺术欣赏的过程，必然要掺进欣赏者的生活经历、道德理想和审美趣味，实际上已经是艺术的再创造。要求作家在创作之前，准确无误地预计到作品发生的全部社会效果，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他在创作时总要顾及作品可能发生的社会效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的社会实践是检验文艺作品效果的标准。一部作品的社会效果如何，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动机和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效果，这二者是一致的，不能截然分开或者互相对立起来。

正因为如此，活跃于我国新时期文学舞台的作家，责任是异常重大的。一方面，他们必须保持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敢于正视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无论遇到什么阻难，都能够知难而进；另一方面，还需要顾全大局，选择题材、进行创作构思和开掘主题，应当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体利益。那些以瞒和骗为其特征的粉饰现实的作品，我们向它永远告别吧，人民不需要这种冒牌的文学。新时期的文学，必须把真实作为自己的生命。我们反对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作过于狭窄的理解，认为举凡世间一切有意义的题材，只要作家熟悉，都可以进入笔端；但作家探索生活中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的尝试，更值得重视。别林斯基在谈到作家的责任时写道：“社会已经不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娱人的角色，而要他成为它的精神和理想生活的代言人；成为能够解答最艰深的问题的预言家；成为一个能够先于别人在自己身上发现大家共有的病痛、并且以诗的复制去治疗这种病痛的医生。”（《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4页）是的，作家是可以成为医生的，他的笔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解剖刀。当然，歌颂和暴露同样是作家的职责。对生活中丑恶的事物，对阻碍四化实现的各种陈规陋习，我们的文学要给予鞭挞和揭露。对于生活中的诗意和美，对我国人民在争取实现四化的斗争中创造的英雄业绩，我们的文学更应该用强烈的色彩加以描述和表现；而且，作为社会主义作家，他在描写生活中的阴暗面或暴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应该有明确的目的，不能为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揭除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也不能仅为展览伤痕而写伤痕，或止于抚摸伤痕徒发感叹，而是为了医治伤痕来写伤痕；同时还要注意真、善、美的统一，努力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去教育和鼓舞人民。

社会主义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除了由于作家世界观的不同而对作品主题思想的挖掘有本质的差异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作家对社会弊病采取的态度迥然有别。资产阶级作家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的同他所处的社会是对立的，因而他可以淋漓尽致地揭露社会的脓疮，而毫不怜惜它的溃灭；社会主义文学就不同了，它固然也有责任揭露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弊病，但揭露病痛是为了治疗病痛，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自己的社会，它的一些不完善的环节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变革来解决。如果一个作家只是一味地揭露社会的弊端，而不顾由此产生的客观效果，对社会不是采取负责的态度，就没有尽到社会主义作家的责任。就是说，勇于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是作家的责任，如何正确地描写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同样是作家的责任。在我国，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对人民负责，也就是对党负责；反过来，对党负责，也就是对人民负责。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显著特点。我们的作家始终并且只能与党和人民共同着命运！

范咏戈

在近期出现的一批以科学家的生活为题材的话剧中，海政话剧团的《为了祖国》（编剧周振天），由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独具光彩的爱国科学家陆国江的形象，而引起了观众新的思考。

陆国江属于一个舰船世家的中年一代。由于他的名望、地位和学识，使得他有着较自由地选择国度的机会。然而他不是那种“科学家是没有国籍的”哲学的信奉者。他在作出选择时，总是把救治祖国落后的科学事业当成最崇高的职责。这样，就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这位身上流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忧民爱国热血的科学家，宁可忍痛舍弃被国民党特务扣留于圣弗兰国际机场的四岁儿子，也毅然登上了飞往祖国的班机。

如果说这一义无反顾之举，还只是陆国江爱国报国的一个起点，那么他对祖国更深沉的爱，则是表现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浩劫的生活挫伤面前，能够始终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待，自己带着伤痕，去救治祖国的创伤，而不是去寻找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坦途。他在十年浩劫中，正想以将近花甲之年，加紧把新型气垫船研制出来，改变祖国海军落后的面貌，尽一个科学家爱国的职责的时候，却由于被戴上一顶“里通外国”的“特嫌”帽子，受到无理审查和人身侮辱，并又因拒绝为“女皇”设计巡幸的龙船和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一度被投进监狱；本来，象他这样著名而又酷爱祖国的科学家，理应得到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可全家竟被驱入一间阴冷、漏水的地下室。他女儿的纯洁的爱情又遭到自己“得意门生”的践踏，这种景况，是很容易使人产生政治上的迷惘和事业上的无望感的。同陆国江一起抛家别子归国的妻子就有些想不通。在陆国江遭到逮捕的时候，她就激愤地喊道：“我们远离年迈的父母，丢下亲生的骨肉，辛辛苦苦干了二十七年，可他们给我们的却是一副手铐，这公平吗？公平吗？！”这在陆国江面前，无异是出了一道严正的课题。陆国江却表现出高尚的行动和感人的大度。他把遭受的不幸和一时理解不了的现象置于脑后，放诸身外，为了别人能够代表祖国出席国际船舶技术会议而忍辱负重地埋头气垫船的研究；流落海外二十七载、同样成为国际知名的舰船科学家的儿子意外来华访问，并且站到了他的面前，使他获得了与子相识的良机时，他由于儿子劝他离开祖国，“开辟新的‘航线’，寻找一个新的‘港口’”，并愿意来当“引水员”，而放弃了认子的念头，表示了先大“家”后小家、先祖国前途后个人事业的坚贞信念。

剧作的警策之笔，是当他从监狱回到家里，妻子以“为了你的事业，为了孩子”和出于安全的考虑，苦苦哀求丈夫暂时离开祖国的时候，他以惊人的悲壮与严肃向妻子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母亲最危难的时候离开她，这意味着什么呀？！”并向妻子，也向观众打开了他坚决不改初衷的高尚心灵：“当初回来，我们不后悔，累死在母亲怀里，我们也不后悔！他们倒行逆施，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当这些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在舞台上表现出来时，虽然是老科学家夫妇在居室里推心之谈，然而却有力地撞击着观众们的心房，使观众看到了我国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可杀可侮而不可夺其志”的传统美德，并确认陆国江应当受之无愧地列阵于我们这个时代可歌可泣的人物群中。

《为了祖国》的剧作者和表演者，以深挚的同情与敬慕，把出现在曲折的生活道路上作出高尚的爱国主义选择的新人形象树立在艺术舞台上，这就尖锐地触及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虽然，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科学战线的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解决；我们祖国目前能够为科学家提供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还很有限；有的地方甚至仍然有政策不够落实，把精力充沛的“巨轮”搁置在“船坞”里的情况……。如果说，陆国江是在道路曲折的面前不改初衷，把个人的创伤、困扰化作了医治祖国创伤的动力；如果说，陆国江是透过生活的阴影部分看到了升华、腾飞着的光明，从而懂得了在母亲困难时不离开她的崇高价值，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陆国江形象强烈的现实意义。

艺术贵在前进中为自己开辟新的道路。《为了祖国》的作者努力于此，使观众得到了新的艺术享受。我曾经坐在首都和外地的剧场里，欣赏过七、八个反映科学家生活的话剧。从某种意义说，《为了祖国》似乎是一批《泪血樱花》型作品的续篇，确实把同类题材的创作向前推进了。希望在不至于成为某种套子的前提下，有更多的反映爱国科学家的戏出现，为四化建设服务。

书林漫步

刘思平

由苏叔阳同志编剧、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春雨潇潇》，以如何对待“四五”运动中的英雄陈阳，写了护士顾秀明和在公安部门工作的丈夫冯春海之间思想和感情上的冲突。围绕着这场冲突，作者用淡淡的抒情手法，表现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浓厚的人物的感情色彩。“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潇潇的春雨，犹如人民的泪水滴洒在大地上；蒙蒙的细雨，犹如人民的愁思绵绵不断。火车上载着的旅客郁闷忧愁地思虑着，为着失去敬爱的周总理而痛心，为着祖国的前途而担忧。作者和导演从影片一开始即用这淡淡的诗情画意，把观众带回到那难以忘怀的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的日子里。作者对于顾秀明和冯春海这两个人物的刻画，摈弃了概念化、简单化的描写，而是以真实、深刻、细腻的描绘，鲜明地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因此使得整部影片真实可信，情节动人。

影片曾以顾秀明的回忆，展现出他们夫妻之间真挚相爱的感情。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作者以大量的笔墨，诗意甚浓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感情上的变化。例如：当顾秀明知道她所护送的病号即是被通缉的陈阳时，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避开了前来找她、而又是执行缉拿任务的新婚丈夫冯春海。在她内心深处，产生了巨大的矛盾。顾秀明一再要求丈夫和她一起保护被“四人帮”追捕的陈阳，而冯春海则劝自己的妻子赶快离开陈阳，并且吃惊地感到顾秀明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顾秀明坦然地承认自己变了，说：“这两天我象经历了整个的人生，我慢慢懂得，严酷的斗争会重新组合人们之间的远近亲疏。”这时，冯春海绝望地转身向黑夜中走去，越走越远。顾秀明看着远去的冯春海，痛苦地饮泣着，在这段里配了抒情的大提琴声。这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潇潇春雨夜，又是多么严酷的现实啊！

影片最后一场戏，也是用淡中有浓的手法来描绘的。顾秀明和于佳护送陈阳从剧场逃走时，他们艰难地走完了长长的地下通道，眼看就能坐上江轮，安全脱险时，铁轮声、江水声和雨声一阵阵似轻犹重地拍打在人们的心上。却不料陡然一转，当他们来到江岸时，冯春海早已站在江边凝视着他们，原来他是来帮助他们安全转移的。这时一只乌篷小船载着顾秀明和陈阳，在潇潇春雨中渐渐远去，冯春海等人在岸边望着被雨雾笼罩的大江，视线越来越模糊……。在音乐传出了“潇潇的春雨啊你为何不停，我们等待着黎明、等待着黎明……”歌声的同时，我们心中还回荡着“严酷的斗争会重新组合人们之间的远近亲疏”这句语重心长的话。冯春海终于和顾秀明站在一起保护了陈阳，船虽远去，但冯、顾两人的心却更加接近了。

影片中旅馆服务台上，那位冷漠的织着毛衣的女服务员、一直暗中帮助顾秀明的老公安战士、东方剧场的胡主任，以及老船工张伯伯，都只寥寥几笔，却如实地反映出当时广大人民对于“四人帮”的法西斯专制的不满和愤恨，而这淡淡的几笔却表达了蕴藏在地下的滚滚洪流，一旦迸发，将势不可当。

《春雨潇潇》以那淡淡的抒情，反映出了真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它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同时给人以美的享受。可以说，这是一部富有诗意、别具风格的好影片。

书林漫步

程代熙

奥地利作家梅依林克曾写过一篇叫《癞蛤蟆的诅咒——癞蛤蟆的诅咒》的童话。他说：“有一次，一只不怀好意的癞蛤蟆问蜈蚣：‘当你往前伸出你的第一条腿子的时候，你还有哪几条腿子同时往前伸出？当你弯下第十四和第十九条腿子的时候，你那第二十七条腿子的脚掌在做些什么？’在癞蛤蟆提出这类问题之前，蜈蚣的四十条腿相互配合得很好，所以行动起来非常自如，虽然它并不曾意识到它的某一条腿或者某一个脚掌是怎样活动的。在听了癞蛤蟆的提问之后，蜈蚣就专心地思索起来，但结果是它再也不会走路了”。

诚然，这不过是一篇纯属虚构的童话。可是它却概括了生活中很多复杂的现象，寄寓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卢那察尔斯基在一篇文章里（见中译本《论文学》一书）转述了这个童话故事的大意，并将其与文艺创作联系起来。他痛切地说：“不要把创作过程弄得干巴巴的。”

卢那察尔斯基的这句话，是针对三十年代初苏联的“拉普”派而发的。他反对那种强使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去图解

“辩证唯物主义”；反对要求作家“先花很多工夫去考虑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写作，怎样把辩证法的规律应用到艺术创作上，然后才写作”；反对“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去看待每一行字、每一个形象”。

今天，时代已大不相同了。但是，梅依林克童话里所寓意的或卢那察尔斯基所批评的那种情况是否绝迹了呢，还有没有继续给文艺创作出难题的事情呢？恐怕还是有的。硬性规定作家只许写什么，不许写什么，认为写工农兵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写教师和知识分子就是否定革命文艺路线就是一例。写什么人就是为什么人这种观点自然是荒谬的。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巴黎的白卫分子阿威尔岑柯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插到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里就描写了列宁的形象，照某些人的逻辑，阿威尔岑柯就该是为十月革命服务的了。其实不然，列宁指出，这个短篇小说却表现了作者对列宁、对革命的

“切齿的仇恨”。“四人帮”也在口头上讲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但他们却在“工农兵”的幌子下搞阴谋诡计。所以很清楚，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

文艺新书

谢明清

“说真话，读他的作品，感到很大的愉快和激动，每一篇（不论多么长），总是非一口气读完不可的。”这是近二十年前，茅盾同志对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的小说集《遥远的戈壁》的评价。这种艺术感染力，最近在他同斯琴高娃合著的长篇小说《骑兵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又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部小说不仅具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如诗如画的草原风光和色彩浓郁的风土人情，而且在塑造人物方面也迈出了新的一步。

《骑兵之歌》通过祖国北疆草原上一支英雄的骑兵部队，粉碎反动的封建上层分子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故事，着力刻画了三个人物：一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蒙古族干部哈达巴图；一是从草莽英雄成长为解放军指挥员的蒙古族青年义德尔；一是老奸巨猾、野心勃勃的反动上层分子扎拉森。小说真实地表现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描绘出草原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历史画卷！

哈达巴图是党的优秀干部的形象。作者没有把他写成“超人”，而是把他写成群众中的一员，不仅写了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面，还写了他纯朴、友爱、重感情的一面，而且把这两者有机地揉合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让读者感到他的思想性格是统一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对扎拉森的斗争，他是那么严肃、勇敢和果断，但同牧民一起“喝羊肉汤”、吟唱古老的蒙古族民歌时，又是那么活泼和富有情感；他对义德尔的教育、帮助是那么耐心、冷静，但听到战友陷入魔掌时，又是那么激动，竟然挥动拳头咆哮起来。这些描写，使我们感到这个政治工作干部的形象，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

义德尔是从狂热的狭隘民族主义者，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典型。这个“有早茶就没有晚饭”的穷苦牧民，具有诚实、善良、正直的性格。但由于受封建统治者的反动宣传，他身上又有仇视汉人、怀疑共产党的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他只知有蒙古族，但不知民族内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分，认不清扎拉森“宣布中立”、“脱离内战”的罪恶阴谋。在党的耐心帮助教育下，他通过一系列残酷的阶级斗争事实，终于认清了真正的敌人和真正的朋友。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没有让他很快成长起来，而是通过丰富的情节和一连串插曲，如：搞马的风波、俘虏事件、宝力高的牺牲等，有层次地、细腻地描绘了人物成长的艰苦过程。这种写法的艺术效果是比较好的，它不仅生动地展示了人物思想发展的脉络，而且也有力地揭露了封建顽固势力毒害劳动人民的深重罪恶。

作品对主要反面人物扎拉森的刻画，笔墨的浓淡也比较适宜，只通过几个生动的场面，就把他的反动、阴险的嘴脸勾画出来了。作品写出了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为正面人物提供了具体活动的环境，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吸引力。

作者为了塑造好人物形象，反复修改，把近八十万字的原稿砍去一半多（当然还有拖沓之处），尽可能地把笔墨用在刻画人物这个中心环节上。这一经验，对克服和纠正当前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只重视故事的曲折离奇，而忽视刻画人物的倾向，是有启迪的。

文艺出版简讯

中国戏剧家协会出版的大型季刊《外国戏剧》杂志，一九八○年第一期即将出版。《外国戏剧》是介绍外国戏剧艺术的以理论性、知识性为特色的专业性综合刊物。重点介绍现代的外国戏剧创作、戏剧理论、表演导演艺术、舞台美术、各种戏剧流派以及外国学者研究我国戏剧的著作。以翻译作品为主，也适当刊载我国作者研究外国戏剧的论著。

第一期刊载有茅盾的《外国戏剧在中国》、《希腊国家剧院院长阿·米诺蒂斯采访记》、《当代卓越的表演艺术家钱拉·菲利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未发表的札记《舞台是表演生活的场所》、《演员—人的天性素质》、《法国戏剧大师老柯克兰论演技》、《歌德论》、《现代西方剧场的发展》、《摇摆乐歌剧轰动英、美》、《荒诞派之荒诞性》以及荒诞派剧作家尤涅斯库的剧本《犀牛》。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