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21日 · 第5版

粟联　申睦

今年，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较大幅度的压缩。如何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这是基本建设战线面临的重要课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投资方向上来一个转变，投资要从主要用于新建转变为主要用于改造现有企业，在这个前提下，正确处理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投资比重和引进技术等问题，提高基本建设投资的效果。

建国以来，我国基本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时期来，投资效果很不理想。据计算，我国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所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二五”时期比“一五”时期增加二倍多；“四五”时期比“一五”时期增加近一倍。“一五”时期基本建设花一元投资可以办到的事，现在要花近二元才能办到。可见，在提高投资效果方面，我国的潜力是很大的。现阶段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低，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在这种情况下，积累率不可能很高，基本建设投资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必须努力提高投资效果，增产节约，才能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我国的基本建设要以改造原有企业为主，做到花钱少，效果好。大量事实表明，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改造现有企业，同新建企业相比，投资少，收效快，劳动生产率高，成本低。据有关部门估算，改造现有企业，一般投资可以节省三分之二，设备材料可以省百分之六十，时间可以快得多，有的效果更为显著。例如鞍钢第二炼钢厂，把三座四十年代的老平炉改造成为采用氧气顶吹的新型平炉，一年增产钢五十五万吨，等于新建一座中型炼钢厂，投资只相当于新建的二十分之一。又如炼油厂，几年来利用大修期间进行技术改造，使原油加工能力增加了一千万吨，而投资只相当于新建的四分之一，而且一般都是当年见到效果。

为什么改造原有企业比新建企业可以提高投资效果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改造原有企业可以利用原有的厂房、建筑物和公用设施。根据各种固定资产在生产中的不同作用，我们通常把厂房、建筑物等称为固定资产的消极部分，而把机器设备称为固定资产的积极部分。改造原有企业不仅可以节省投资，而且能够使固定资产中积极部分的比重增加，改善投资的技术构成。第二，新建企业常常需要建设许多临时设施，改造原有企业则可以省去或减少这方面的开支。改造原有企业还可以利用原有的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节省投资。第三，新建企业常常需要增加大批劳动力，改造则可以利用原有企业的劳动力，不增加或少增加劳动力。第四，改建还可以利用原有企业的技术力量，在培训技术干部、管理干部、生产工人方面比新建投资少而效果好。一般来说，增加相同生产能力的工程，改造不仅比新建投产早，而且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时间也早。此外，改建还可以利用原有的场地，减少土地的占用。特别是，改建原有企业可以更好地考虑资源条件和市场需要，考虑企业平衡生产的要求。

解放以前，我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极为落后，工业很不发达，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建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基本建设以新建企业为主，这是完全必要的。“一五”时期我们以一百五十六项为中心，建设了六百七十四项新建和扩建项目，奠定了走向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那时，我们也没有忽视原有企业的改造，在一百五十六项中，鞍钢就有好几个改造、扩建项目。现在经过三十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建立起一个物质基础相当雄厚，布局比较合理，包括几十万个工矿企业的工业体系。我国一九五七年全部工业企业为十七万个，一九七八年增加到三十五万个，绝大多数生产部门都有了一定数量的企业，其中有一部分企业是用比较先进的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的。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二十倍，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八倍多，现在全国拥有的机床比日本和西德还多。我们早就有必要更加重视原有企业的改造，把投资的重点逐步放到这方面来。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这样做。七十年代以来，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新建所占比重一直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一段时期还有增加趋势。我们有一种热衷于搞新建的现象，工厂建成后不努力设法发挥生产能力，又热衷于搞另外的新建项目。有人批评这种情况象俗话说的熊瞎子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目前我们完全有条件同时也迫切需要以改造现有企业来加速经济发展。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要建设一批必要的新企业，但是主要必须依靠对大量的现有企业实行挖潜、革新、改造，使它们逐步接近或达到现代化的水平。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这是完全符合当前情况的科学论断。

投资方向之所以要从新建为主转变为改造现有企业为主，还由于许多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迫切需要改造。由于多年来忽视原有企业的改造，我国许多工厂设备完好率低，厂房年久失修，无论在生产上或职工生活上困难很多。例如，轻纺企业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投资排不上队，老设备老厂房长期得不到更新改造。据调查，上海轻工局系统各种设备中百分之四十是三、四十年代的老设备，百分之五十是五十年代的老设备。重庆毛纺厂解放以来为国家生产了大量财富，但由于投资少，至今设备极为落后，还在使用旧式走锭机和木织机，全厂危房占一半左右，威胁着生产和职工的安全。还要看到，这几年新建投产的企业，有不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需要进行改造。如果不重视现有企业的改造，是难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的。

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企业，实质上也就是老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向现代化过渡的问题。任何时候新建企业和原有企业相比总是少数，因此改造原有企业，充分发挥其作用，才能加快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当前绝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比较低，向现代化进军更不能忽视对原有企业进行改造。即使经济发达的国家也很注意改造原有企业。美国不少现代化的汽车厂就是在二十年代的工厂基础上改建成的。日本战后轻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利用老厂进行改造，曾把一些本世纪初，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厂改造成为现代化工厂。

过去我们往往把扩大再生产和基本建设等同起来，把基本建设和新建等同起来，认为实现扩大再生产只能靠基本建设，而基本建设又只是指的新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诚然，基本建设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但除此之外，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也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同时，基本建设指的是固定资产的更新和扩大，因此，它不仅包括新建，也包括改造和扩建。把原有企业的改造完全排斥在基本建设范围之外，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有的同志担心把投资主要用于改造原有企业会不利于扩大再生产，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以改造原有企业为主，并不是说不再新建任何企业。今后，根据必要和可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的工业部门不断出现，也必须建设新企业。但当前基建投资除用于完成必要的在建项目外，基本上不应该再开新的项目，而应主要用于改造原有企业。这样做，将有利于正确处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必须在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实行扩大再生产，如果不顾简单再生产而盲目实行扩大再生产，结果损害了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也难以顺利进行。改造原有企业有可能首先保证原来的简单再生产，又在此基础上实行扩大再生产。因此，当前把投资主要用于改造现有企业，不是不利于而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实现。

也有同志担心投资主要用于改造现有企业会不利于引进先进技术，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引进先进技术当然有必要建设一些新企业，但主要是要和改造老企业结合起来。今后我们引进技术主要不是要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而是要引进一些迫切需要的关键设备和技术专利，通过改造一个或几个工厂带动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办法，使一批老企业加速现代化。许多企业的经验表明：把引用先进技术和改造老厂结合起来，投资少，见效快，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还有同志担心投资主要用于改造现有企业会不利于调整当前不合理的经济比例关系。这种担心也缺乏根据。造成当前比例关系不合理（其表现为农轻重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骨头”和“肉”比例失调等）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长期过分偏重新建而忽视改造原有企业。过去有不少新建项目投资很多，但长期拖延不能竣工，或者竣工了不能发挥作用。如果少搞一点这类项目，多花一点投资在改造原有企业上，经济比例关系就会合理得多。现在我们把改造原有企业放在应有的地位上，投资方向的这种改变，不仅有利于正确处理新建和改造原有企业的关系，还将有利于缩短过长的基本建设战线，有利于正确处理其他经济比例关系，加速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

基本建设投资，从主要用于新建改变为主要用于改造现有企业，是投资方向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我们要充分认识这样做的重要意义，要在计划工作、规章制度和管理等方面作出必要而又妥善的安排。为了促进投资方向的转变，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在改造现有企业中还必须加强科学管理，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为消费而生产是不对的吗？

李求石

有同志说，为消费而生产行吗？为计划而生产、为路线而生产为什么不对？这使我们想到要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那里马克思讲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基本原理。

消费和生产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生产消费劳动力、消耗生产资料，这是生产的消费。消费再生产劳动力，促进人的体力、智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又直接是生产，即劳动力的生产。

第二，相互依存，互为媒介。生产是消费的手段，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

第三，互相创造对方。生产创造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并且创造出新的消费者。消费则使生产最后完成。一条铁路不被消费，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一件衣服由于被消费，才成为现实的衣服。消费也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消费推动产品不断完善，从而使生产者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还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

马克思的这个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为消费而生产，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是促进生产发展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生产和建设中，我们要认真执行国家计划，要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也可以号召为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但不能说这是为计划而生产。这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提法，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一定要认真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工作的具体路线，但不能把这叫做为路线而生产。这显然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提法，不能混为一谈。

温立平

据史书记载：明朝洪武八年，天下灾异万端。朱元璋慌了手脚，下令臣民给他提建议。刑部主事茹太素建议五件事情，写了一封一万七千字的万言书。朱元璋叫人读给他听，听到六千多字时，还没有听到实际内容，就大发脾气，下令把茹太素拉来痛打了一顿。第二天深夜，朱元璋躺在床上，又叫人读了一遍。这次，直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才听出五条建议到底说的什么事。这五条建议中，有四条是可行的，朱元璋立刻命令施行。事后，朱元璋把这件事的经过公布全国，表扬茹太素为忠臣，承认自己打了忠臣的错误，并指出了繁文的害处，制定了“上书建言之法”，让臣民照办。

这个故事，过去常常有人引用，主要是讽刺那些好说空话、废话，好写长而空的文章的。有的文章还把茹太素着实奚落一番，认定茹太素挨打真是活该。然而，我横想竖想，总觉得茹太素不该挨打。茹太素提出了几条好建议，为什么要打他？不错，本来五百来字便可以说明的事情，他却写了一万七千字，说了一大堆废话，确实叫人看了不耐烦。但是话又说回来，茹太素上万言书，不过是上书建言不得要领罢了。单单因为提建议夹进了一些废话，便挨了一顿打，显然是不公平的。

对于这件事，朱元璋的处理是很聪明的。这当然不是指他打了茹太素那一段，而是指他后来认识到打错了人那一段。别的且不说，废话连篇的万言书，朱元璋能在深更半夜里一直听完，这一点，恐怕现在我们许多同志都没有那样的耐心。有些同志对于群众的建议，往往挑这挑那，苛求责难，长了不爱看，甚至字写得不秀气，文句不通畅就懒得看完。有个工厂的老工人要向厂长提个合理化建议，三番五次找厂长。可是厂长嫌他口齿不清，说话罗唆，不见他。老工人费了不少力气，把合理化建议写出来。可是厂长又嫌字迹不清，不大简单明了，不耐烦看完。连写了三次，厂长都没有答复。

朱元璋把茹太素看作忠臣，是有道理的。可以想象，茹太素当初写万言书，一定费了一番心血。那一万七千字，光是抄下来就够辛苦的。今天，群众向领导提个合理化建议，也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一些文化水平低的同志，他们没有读过几天书，不会说，不会写，向领导提个建议困难重重。要不是为了实现

“四化”大业，谁去费这个心思？他们当然也想把自己的意见提得尽量正确一些，尽可能简单明了，少说废话，少耽误领导的时间。可是，往往力不从心。我们有些同志，不去体谅群众的这份苦心，连看一遍、听一遍都不肯，更有甚者，对敢于提出自己见解的同志冷淡、歧视、压制，把送上门来的许多好办法、好主意推出去。这不仅是对群众的积极性的很大打击，而且对四化建设和党的许多工作造成损失。

认真倾听和采纳群众的合理化建议，以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每一个领导同志，都应当正确地对待群众提出的每一条建议和意见。不论是正确的，还是不完全正确的，甚至错误的，也不论是简单明了的，还是不得要领的，甚至是空话连篇的，都应当耐心地听完、看完，仔细地想一想是否有道理。要用沙里淘金的精神，去研究群众的建议和意见，从中接受正确的合理的东西。

党史资料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它从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九月，共举办了六届，培养了七百七十二名毕业生和二十五名旁听生，分到各地从事农民运动，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农讲所是在国共两党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工农运动逐渐高涨的历史条件下，由中国共产党人倡议设立的。它在名义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主管。其名称先后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但在实际上，农讲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讲所的全部主办人和绝大部分教员是共产党人。绝大多数学员是由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选派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在所里有党、团组织活动。毕业生实际上由共产党分配工作。

农讲所学生之取材，第一、二届以中国国民党员（包括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而身体强健能吃苦耐劳者为合格；第三、四届专招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第五届要求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第六届多收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富勇敢奋斗精神的知识青年。此外，还招收一部分工人。

农讲所的教员，除主办人亲自讲课外，尚有少量的专职教员，而绝大部分教员是兼职的，他们都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或学者。

各届农讲所一般有二十多门课程，教学内容以农民问题为中心，除对学员进行革命基础知识和农民运动理论教育外，并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农讲所教学最突出之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学员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赴农村实习，参加农民协会的成立大会和调查农村状况，研究农民问题。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各届大同小异，有继承，也有发展。

第一届农讲所的主任是我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同志，孙中山和廖仲恺先生曾来所讲演。所址设在惠州会馆

（广州越秀南路，原五十三号，现九十三号）。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开学，八月二十一日毕业。此届招收的三十八名学员全部是广东人，毕业三十三名，其中二十四名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到广东各地领导农民运动，许多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如陈伯忠同志到广宁、四会，李民智同志到顺德、曲江、增城，黄超凡同志到东江，他们不畏艰险，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与土豪劣绅斗争，敌人对他们又怕又恨，把他们杀害。又如黄学增同志，他毕业后从事农运，成效卓著，成为广东农民运动的四大领袖之一。再如丘鉴志、陈式熹同志在鹤山，韦启瑞同志在西江，成为出色的农运领导人。其他毕业生也皆回原籍开展农运，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各地农运的迅猛发展。

第二届农讲所的主任为罗绮园，所址设在惠州会馆。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开学，十月三十日毕业。此届录取的二百二十五名学员，仍是广东人，毕业一百四十二名。开学后正逢商团叛乱，故把学员编为农民自卫军，这是广东农民自卫军成立之开始。毕业生分到各县工作，有不少人为革命牺牲了，如吴兆元同志回到中山县组织张家边乡农民协会，充任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底被土豪劣绅杀害。

第三届农讲所的主任是广东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阮啸仙同志。所址设在东皋大道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开学，四月一日行毕业礼。此届招收的一百二十八名学员，毕业一百一十四人，除一部分农讲所和农民部留用外，余皆回乡从事农运工作。如冯保葵同志被委任为特派员，赴番禺、西江郁南工作，甚得农民信任。又如韦拔群同志，他在广西搞农运后来到广州，参加农讲所学习一段时间后，提前回广西。他开办农讲所和领导农运，成为有名的广西农运领袖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第四届农讲所的主任为谭植棠。所址设在东皋大道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开学（六月因滇、桂军阀刘、杨叛乱，暂停学），九月一日毕业。此届招生九十八名，毕业五十一名，另有旁听生二十五名。从本届起，学生除广东籍外，开始有外省学生：湖南十一人，广西二人。广西籍毕业生林培斌回广西梧州后，至各村宣传，农民莫不欢欣鼓舞。

第五届农讲所的主任是彭湃同志，所址设在东皋大道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开始上课，十一月十九日彭湃同志率领该所学生赴韶关参加曲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调查该处农民状况。十二月八日毕业。此届招生一百一十四人，全部毕业。学生来自湖南、广东、湖北、山东、广西、江西、安徽、福建八个省，其中湖南籍的学员为最多，有毛泽民、蔡协民等四十三人，这对全国农运中心逐渐由广东转移到湖南，起着先导和促进作用。第四、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有二十九个学生回湖南各处工作，农民运动在湖南便发展起来了。

第六届农讲所由前五届的主任制改为所长制，毛泽东同志担任所长。所址设在番禺学宫（原惠爱东路，现中山四路四十二号）。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开学，九月十一日毕业。此届学员来自二十个省区，具有全国性的规模，招生三百二十七名，毕业三百一十八名，一般回原籍工作。第六届是在前五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有规模大、时间长、教材多等特点。设有二十五门课程。在二十二名主要教职员中，共产党人占十六名，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彭湃、李立三、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安体诚、周其鉴、赵自选等同志，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教员。还有许多著名人物给学员作报告，如林祖涵（林伯渠）、陈延年、阮啸仙、邓中夏、郭沫若等同志，此外，谭平山和何香凝也曾来所讲演。学员除听课及军训外，还参加集会、游行。他们组成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研究各省农民运动状况，还到曲江、海丰实习。学员毕业回到各省以后，到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及其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如江苏的陆铁强，广东的黄光和，江西的汪辰，内蒙的康富成，福建的朱积垒，河北的解学海、韩永禄，安徽的崔筱斋，陕西的霍世杰，他们对革命作出了贡献，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再如吴芝圃、王首道等同志，他们都是第六届农讲所毕业的。

（林锦文）

前不久，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召开了农业经济理论讨论会，讨论了三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经验教训、农业如何贯彻调整方针、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农工商联合企业和农业经济学科建设等问题。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要把生产者的经济利益提到应有的位置，使国家、集体和社员的利益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广大社员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多数同志还认为成立农工商联合企业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农工商联合企业的方针，有的认为应以农业生产为主，就是以农副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为主；有的认为应突破以农业为主的限制，城市工业可向农村扩散。　（王松霈、周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