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11日 · 第5版

戴逸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对阶级斗争理解得不完全正确，孤立地突出阶级斗争，脱离开生产和经济发展，片面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片面强调了农民战争的作用。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我们应当充分地肯定、热情地歌颂农民战争，歌颂古代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但是，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对某种历史现象做一些赞美和歌颂。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对历史现象做科学分析。历史内容是生动丰富的：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也有思想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演变；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等等。历史现象非常丰富，错综复杂，互相影响，互相制约。阶级斗争并不是唯一的历史内容。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历史唯物论的一般常识。阶级斗争只是体现了这些矛盾，并受社会基本矛盾所制约。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或者取消社会的基本矛盾。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用农民战争代替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二、三千年。但是，说得上是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也不过是一、二十次。每次时间短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是普遍的。但是，农民战争——农民斗争的高潮，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是短暂的。加在一起——如果能够加在一起的话——也不过二百年时间。怎么能用不到二百年的农民战争，来代替长达二、三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呢？这样，势必使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简单化。

还有，把农民战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在理论上是缺乏根据的，在历史实际中也是解释不通的。从人类社会存在以来，无论何时，生产活动是首要的活动，生产斗争是推进社会历史的强大动力。如果生产活动停止下来，社会不要说什么发展、前进了，连存在都不可能。这一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是讲了很多的。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首先是从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阶级斗争本身也是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

另外，科学技术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革命导师十分强调这一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把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看作是比很多革命家还要革命，“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毛泽东也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如果把阶级斗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那么，我们便可以逻辑地得出：阶级斗争规模愈大，次数愈多，愈频繁，社会前进就愈快。可是，实际情况并不这样。拿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来说，有的推动作用明显一些，有的就不那么明显。总之，就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对旧生产关系的打击来说，确实，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前进。如果没有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封建社会就不能够进步。但是，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决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就战争的直接后果来说，是要造成破坏的。

一、认为洋务运动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洋务派虽然与外国侵略者在某些方面有矛盾，但并不是他们的对立物；而是适应外国侵略者

的需要，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孵化出来的第一代官僚买办阶级。因此洋务运动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历史越是前进，回过头来看，这种进步作用越是明显。

二、认为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是什么开明与顽固之争。洋务派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企图借用先进科学技术，维护和加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它逆历史潮流而动，起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无开明可言。顽固派反对“用夷变夏”，因循守旧。因此从本质上说两者都是反动的。

它们之间的斗争不同于英法

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的封建势力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有人认为，对洋务派应一分为二，既有害怕和反对革命的一面，又有反帝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

三、认为洋务派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不能截取某一片断来说明。从主要方面看，洋务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抑和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官督商办的形式，开始曾骗取一部分商股，而后来遭到几乎所有改良主义者的反对。如果片面地认为官督商办对民族资本主义有促进作用，就容易模糊问题的性质。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毕竟使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如果不对此作出应有评价，是难以说服人的。

（上海历史所近代史组）

学术动态

解放前，我国从事佛教研究的，大都是信仰佛教的僧人和居士，专业人员不多。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为宣扬佛教服务的。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在整理、注释、校勘出版佛教经典和搜集、积累佛教资料方面，作出了一些成果。在解放后的十几年中，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种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佛教的刊物，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少。象任继愈同志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那样的著作，已是凤毛麟角。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曾批示：要对影响着广大人口的世界三大宗教进行研究。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同志具体指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的理论、现状和历史，包括它们的起源、教义、教派、经典等等。一九六四年正式筹办起原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佛教研究工作被迫停顿了十几年，一些佛教研究者遭受迫害，大批的佛教图书、文物被毁，损失极大。因此，目前我国的佛教研究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

去年二月份，在云南昆明召开了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讨论并制订了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全国宗教学研究的规划。按照规划，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全国将完成佛教专题研究的重点项目有：《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中国佛学思想史》（蔡尚思）、《中国佛教哲学史概论》（严北溟）、《印度佛教史》（季羡林）和《中外佛教关系史料》（高观如）等十项。此外，还拟编写一部工具书《佛教词典》。（高振农）

思想评论

张黎洲

人们素来是喜欢讲“进”的。刚跨进八十年代，我却来做“退”的文章，不是有点煞风景吗？其实不然。干革命总是有进有退的，进与退是辩证的统一。为了向四化进军，某些问题上倒需要退一退，我们尽可不必忌讳。

李一氓同志在《〈邓拓书法选〉序》中，曾提到这样一件事：“八大”时，初选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中，有邓拓同志的名字。他却诚恳地表示，自己还年轻，愿退出初选，把名额让给老同志。最后，中央接受了这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在名位的面前“勇退”，这种虚怀美德是多么可贵啊！

邓拓同志的这种美德，如今我们又可以在许许多多老干部的身上看到。近来报上就有这样的报道：有些老干部为了培养接班人，退居二线，甘当副职，满腔热忱地进行传帮带；有些老干部因为力不从心，退出班子，空出职位，为提拔年轻优秀干部创造条件；有些老干部退休、离休了，不在其位，仍谋其政，日夜为革命事业操心出力；不少老干部时刻保持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好作风，遇到享受、特殊化、违法的事，都是退避三舍，严以律己。广大老干部在名、利、权、位的面前，也是一个劲地退、退、退，真是于晚节处见精神。如此可敬可赞的作为，谁不为之拍手叫好！

可见，笼统地讲进和退，是不好定褒贬的。问题是要看你为个人还是为革命而进退。为个人的一己私利，不论进或退都是不足取的；为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该进就进，该退就退，却是一种最可贵的美德。象上面这些动人的事例，就是不谋权位，不图私利，能上能下，能进能退，一切都是以党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为转移的。报纸上登过一则消息，说到有位高龄的共产党员、总工程师申请“让贤”时，恳切地说：“这好比下棋，有一个棋子挡住去路，很多棋子动不了；若是把这个棋子一动，全局就活了。”请看，他是把革命看成一盘棋，为了使领导班子充满活力，使四化全局越搞越活，便毫不犹豫地主动拨开自己这只棋子了。这样的老同志，过去为了人民的胜利，勇猛进击，战斗在第一线；今天为了四化的实现，勇于退让，战斗在第二线。在他们的身上，“勇进”与“勇退”，表现不同，目的一样。可以说，他们如今的“勇退”，正是新条件下的“勇进”。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即以个人的退，来支持和帮助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的进，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前进。

或许有人要说，该退就退嘛，又不叫你去冲锋陷阵，何须乎要什么勇气？讲“退”又加“勇”字，岂非故作惊人之语？恐怕也不尽然。前些年，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成天鼓吹的就是“造反当官，名正言顺”、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一套赤裸裸的剥削阶级利己哲学。见“利”勇为，当“官”不让，掌权营私，已成了他们这伙人的一种恶习，成了颇为风行的一股浊流。应当承认，这种腐朽的恶习和浊流，也污染了我们的党风，毒害了我们的某些同志，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的破坏，坚持按党性和党的原则办事，反而要冲破重重有形无形的阻力。可不是吗，当有些老干部“勇退”时，在受到广泛称赞的同时，也有某种怪论从四处向他们袭来，说什么“被当处理品了”、“受排挤打击了”，甚至当“傻子”来嘲笑。这时，如果没有高度的觉悟去力排众议，没有巨大的勇气去冲决浊流，想退往往还退不了呢！事实说明，在林彪、“四人帮”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流毒远没有肃清的今天，要做到“勇退”，如同“勇进”一样，都是极不容易的，都是严峻的考验。唯其如此，“勇退”精神就更值得提倡，更值得学习。

宋朝的苏轼有过这样的诗句：“火色上腾虽有数，急流勇退岂无人！”那是说，旧时当官的有感于官场冷暖、旦夕祸福，只好趁顺利得意的时候及早抽身退出官场，以便留清名、图安乐。此种“勇退”，完全是出于个人的考虑，是不得已而为的。这同我们今天讲的为革命大局，为四化大业，在领导班子中退居二线，在名利得失中退避三舍，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我们称颂革命的“勇退”精神，主要还不是着眼于老干部“让贤”、退休这类具体事，而是意在说明我们的老一辈壮心不已，境界很高，意在提倡我们的老同志都能胸怀全局，把历史赋予的重任担当到底。如果一提倡“勇退”精神，就以为要老干部统统退出各级领导班子，一概拒绝正当的物质待遇，那当然纯属误解，不值一驳了。

蔡美彪

范文澜同志病逝已经十年了。作为范老的助手和学生，我从范老那里得到多方面的教益，现在只就我所直接听到的范老关于治学的一些论说，写点个人的回忆。

专与通

范老从解放后，一直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大约在一九五八年春季的一天，范老与我们中国通史组的同志谈话，赠给我们四个字，即专、通、坚、虚。

当时，我们通史组的几个同志，都有自己的分工，分别研究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领域（如经济史、文化史）。范老认为每人专攻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他引《庄子》的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告诫大家不可漫无边际地去求知，而必须有自己专攻的领域以为立足之点。否则，就会流于浮泛，而不可能对历史研究有所深入。

范老这次谈话，事先曾亲自写了提纲。这个提纲，我一直保存在手边。他在提纲里特意写了一段话论述专与通的关系。“通——专攻一部分，不顾其它，容易犯片面、局限的毛病。不知前后左右，使自己所专的部分，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不到适当的位置。实际上，历史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把历史知识缩成一点，

可能成为专家，但不能成为通才。必须专与通相结合，不可偏废其一。”范老在这次发言中，反复地讲了这个意思。并要我们“注意前后左右，做到直通旁通”。这不仅是治史的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

范老在这次谈话中，要大家成为“通才”，还要求能胜任多方面的工作。要能进行理论的研究和概括，又要会做史料的考订、编纂。要能写专题研究的论文，又要能做综合性的述作。要能做专门性的，也要能做普及性的工作。范文澜同志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在上述这些方面都有他自己的代表作。他在领导我们工作时，往往是有意识地安排我们担负各种工作，以使我们得到多方面的锻炼。范老也十分注意文字的锻炼。记得有一次，他要我们几个人分选《晏子春秋》中的若干篇，要求译成准确、生动的白话文。他亲自修改，然后再退给我们琢磨。

坚与虚

范老在那次谈话中，强调了“坚”字，他说：“坚就是对做学问有坚定的信心，坚持的耐心，坚强的毅力。方针决定以后，认真做下去，要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

那时，政治骗子陈伯达大讲“厚今薄古”，而把它曲解为不要历史，甚至鼓吹把大学的历史系取消。一时之间，在史学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所以，范老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写道：“厚今薄古的意思，不可为‘偏风’所迷误”。他反复说明，“厚今薄古”，是要加强研究今史，同时也要研究古史。关键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他又以这个意思在北京史学界的一个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许。

范老自己是十分坚定的，他早在一九四○年，便在延安开始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从此以后，他便一直坚持此项工作。特别是解放以后的二十年间，他的精力几乎全都贯注在这部书的编写上。从一九四○年以来的三十年中，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范老本人也经历了多少困境和顺境，受到了多少赞扬和攻击。他却总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始终不渝，真是做到了“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曹丕语）他晚年多病，仍在坚持，说是“日暮赶路程，欲进足不前”。一九六八年七月，当他得知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又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支持时，非常兴奋。他虽然已在病中，仍然立即着手安排计划。那还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条件是极其困难的。我们这些助手，已不可能继续帮助他工作。至于历史观点上形成的许多混乱，更没有得到澄清。范老在他的笔记中说，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万分感激，又极为恐惧”。因为“自己能力极小，又怕现代史的写述”。但是，他还是以坚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心，制定计划，争取在五年内把全书写完。他说：“全书五年完成，我还不过八十。不算老。”他没有料到，仅仅在一年之后，疾病便夺去了他的生命。可以说，范老为编写中国通史一书，一直坚持到他的最后的年月。

范文澜同志是非常谦虚的人，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而我们这些人，由于学识的浅薄，往往稍有所获，便沾沾自喜。所以，范老在讲到“坚”字的同时，又告诉我们要虚心。他说：孔子说过：“管仲之器，小哉。”器小便容易自满。志大便总会感到不足。他非常谦虚地说：“我只感到自己空虚，缺乏知识和能力。没有本钱可以骄傲。但骄傲的毛病，不容易自知。还希望同志们一有感觉，就指出来，帮助我改正。”范老总是这样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对我们的身教胜过了言教。正因为这样，人们也都自觉地尊他为师长，而从不把他视为“长官”。

作为学术工作者，虚心主要表现在对待学术批评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方面。范老非常认真地对待人们对他的著作的批评，而并不固执己见。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的再版说明中说：“凡给予本编的指教，本人无不欢欣接受，即一字之教，也不敢忽视。”据我所知，事实也确是如此。不只这样对待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而且也极为认真地对待广大读者的意见。他非常仔细地阅读读者的来信，有错即改，不错的也添加解释，以为回答。我手边保存的一封读者来信上，范老写了这样的话：某某同志的意见必须接受，请代我复一信表示感谢。当然，他的“虚”是和

“坚”相结合的。他的某些学术见解，即使一时遭到众多的非议，也仍然继续坚持，从不随声附和。坚而不流于固执，虚而不流于附和，才是做到坚与虚的统一。

学与思

范文澜同志时常告诉我们，要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也时常向我们提倡学习必须结合独立思考。他常引孔子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学与思的统一，而反对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斯大林曾经生动地描述过，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躺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人，把生动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生硬公式。另一种人恰恰相反，是从对实际的研究中得到指示。范老经常引用斯大林这段话，告诫我们要学习后一种，反对前一种。他一再对我们说，学习马列主义，不要贪多求快，而要仔细地慢读，要能领会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死记个别原理。一九五七年，有一次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去讲演，还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而不要“貌似”。他说：“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

范老为了向我们提倡独立思考，曾经印发过一篇斯大林的文章：《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恩格斯对沙俄外交政策论述中的缺点和错误。范老以此启示我们：研究问题应从实际出发，而不要被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所束缚。

方与圆

范文澜同志多年来一再向我们提出“天圆地方”的说法，这是他对于从事科研工作的一个形象的比喻。所谓“天圆”即要有灵活的头脑，勤于思索。所谓“地方”，即要坐下来，埋头苦干，潜心于自己的工作。他认为这是历史研究者的两个必备的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而变成“天方地圆”，既不会思索，又不认真读书，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范老自己从事科学工作的态度，是极为专心，也极为刻苦的。四十年代初期，他在延安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那时窑洞中只有油灯，又缺少图书资料，只好利用他仅有的一部开明书局版字体极小的《二十五史》，因此，使目力受到严重的损害。一九四六年，《中国近代史》上册出版后，他便得了很重的眼病，致使一目近乎失明。解放以后，他基本上是用一只眼来继续读书和写作的。他因此在晚间不能写作，便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记得五十年代时，范老每天都和我们一样地到办公室工作，特别是夏季昼长，他总要工作到日落，才回家吃饭，比我们工作的时间还要长。当大家从食堂吃饭回来后，见到范老仍在伏案写作，都不能不深受感动。

范老为了争取工作时间，努力摆脱行政事务。在延安时他任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解放后成立中国科学院，他请求不再参加院的领导，只负责一个研究所的工作。一九五八年以后，他又请求解除近代史研究所的行政领导工作，只是领导我们研究组，专心写书。可以说，范老是把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编写中国通史的工作上。

一九六○年以后，范老得了心脏病，此后每年都要住院，工作时作时辍。这使他更加感到时间的可贵。他还对我们说过，你们应当有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我是不知死之将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他重新恢复工作时，久病之身，已极为衰弱，但仍在努力争取工作时间。一九六九年七月他再次病重住院。在医院中仍然找同志们商谈以后的编写计划。当病情稍有好转，他便要求出院。谁知道出院后的第二天，肺炎等病迸发，便不得不再次入院急救。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派出自己的保健医生，去抢救范老的最后的生命，但已无济于事了。七月二十九日，献身于历史科学事业的范文澜同志终于停止了呼吸。为了历史研究工作，为了中国通史一书的编写，范老呕尽了心血，战斗到最后一刻。

和任何人一样，范文澜同志也并不是没有他的缺点的。他的历史著作也只是一家之言，有待商讨。但是他那种无私的献身精神和勤谨的治学态度，却为我们做出了学习的榜样，给我们以鼓舞的力量。范老逝世后，把他所完成的著作留给了读者，也把他的未竟之业留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