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29日 · 第2版

济南部队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乱军反党由来已久。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同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把矛头指向军队，妄图毁我长城。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七年的济南之行，就是“四人帮”乱军反党狰狞面目的大暴露。

（一）

一九六七年春，驻山东部队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令，积极投入三支两军工作，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许多地区和单位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形势大好。但是，山东的那个资产阶级政客，秉承其黑主子的旨意，竟然污蔑这是“反革命复辟逆流”，煽动一些人，妄图摧垮新建立的革委会。山东军民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纷纷写信、发电给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山东的情况。张春桥、姚文元打着“解决山东问题”的幌子，于四月三十日窜来济南。

张姚窜到济南以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部队的支左成绩一笔抹杀。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张春桥一口咬定：部队支持了“保守派”夺权，大方向错了。他蛮横无理地说：昨夜我乘车看了一下济南市容，街上贴了一些拥军的大标语，凭政治经验，这类标语是“保守派”贴的。姚文元也阴阳怪气地说：部队支左错了，“让他们一下子转不容易”。这些胡言乱语，不仅是对我军的诽谤，也是对广大群众的诬蔑。

毛主席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张姚窜来济南后，曾经暗地里对山东那个资产阶级政客面授机宜：“你们先找几个典型（指解放军支左的单位）先下手”，“难的问题最后解决”。一语泄露了“天机”。他们采取由易到难的反革命策略，就是要否定军队支持的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打击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的军代表，把军队搞乱，把山东搞乱，好让他们在乱中篡权。山东那个资产阶级政客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地对他的亲信说：“首长是支持我们的，我们要一升，他们给了一斗。”在张姚的纵容和唆使下，山东那个资产阶级政客杀气腾腾，大声叫嚷山东部队是“逆流的黑后台”，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张姚的黑手伸向那里，那里就不得安宁。

（二）

张姚为了乱军反党，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竭力在军队和群众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对立。在一次会议上，他们打着“拥军”的旗号，装模作样地说：我是从心里热爱解放军的。可是到了另一次会议上，又凶相毕露地说：要警惕带枪的反动路线，军队犯了错误，要比不带枪的厉害得多。张姚的这些黑话，同林彪乱军反党的那一套货色，何其相似！他们还通过各种场合，煽阴风，点鬼火，胡说什么“左派犯错误，军队神气了”，“他们整了你们，当然有情绪，要是我，也会发火”等等。他们非要煽动一些人与军队“血战到底”不可。但是，反动派总是一厢情愿。人民群众爱憎最分明，是非最清楚。中国革命的历史，使我国人民群众深深懂得：“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群众打心眼里热爱解放军，拥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张姚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企图煽动群众对军队的不满，那是枉费心机。所谓的带枪的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扣不到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解放军头上。若是“四人帮”篡夺了军权，才会用枪杆子残酷镇压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那时千百万人头将会落地，中国的历史将会大倒退！

张姚为了分裂军政、军民团结，打着大野心家江青炮制的“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猖狂地煽动冲击军队。张春桥穷凶极恶地狂叫：“冲了问题就解决了，顶好冲军区。”姚文元更嚣张地说：“当前可能还有几场很大的仗要打，我们在这里时间短，看不到了。”他们挑动一些人冲击军队，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三）

为了乱军反党，张姚还同林彪一样，极力破坏军队的团结统一。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在讲到军队支左问题时，别有用心地说：“将来军队内部也会有个支左问题。”姚文元接着帮腔说：“这一点要提醒！”

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令，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重大发展。军队支左，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执行工作队任务，紧紧地同左派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做好群众工作。这本来是非常明白的概念。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张春桥，为什么蓄意偷换概念，歪曲毛主席的指示？一九六七年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全国亿万军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斗争锋芒直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为什么要提出“军队内部也会有个支左问题”？张姚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在军队内部搞以我为核心的划线站队，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唆使这部分人斗那部分人，转移斗争大方向，造成军内大乱；就是要离间这个部队与那个部队之间的关系，破坏军队的团结统一。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在论述我军的建军宗旨时指出：“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革命战争年月里，正由于我军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群威群胆，才使我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如果层层以我为核心划线站队，山头林立，派别纵横，这岂不是成了一盘散沙？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战斗力？！人们不禁要问：那时候，谁高兴扰乱军队？刘少奇、林彪，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张姚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张姚济南之行，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凡是倒行逆施的人，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党的九大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山东的一个报告，揭穿了山东那个资产阶级政客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罪恶阴谋，肯定了部队支左的成绩。这时，张姚惶惶不可终日。为此，张春桥假惺惺地向军队领导同志“检讨”：“我到济南去，说了一些错话，给你们工作增加了困难，对山东有影响。”可是，不久，他就大耍无赖，趾高气扬地说：“山东的问题不能翻。”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就说明了他们是林彪式的反革命两面派，是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吗？！

一九六七年张姚的济南之行，说明了“四人帮”乱军反党由来已久，也说明了“四人帮”与林彪是一丘之貉。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西柏坡大队以后，干部和社员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压在心上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他们小会揭，大会批，批判专栏铺墙盖壁，批判高潮迅速涌起。

在轰轰烈烈的大揭大批中，大队党支部的同志到社员的炕头攀谈，了解社员的思想情况。有人说：“四人帮”的罪行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一揭就透，不批自臭。有人想多听点“四人帮”的丑闻，多知道一些新的材料。这种情况，给党支部提出了问题：怎样把揭批引向深入，怎样把火力对准要害？他们召开老党员、老贫农座谈会，征求意见。老党员赵风林说：“咱西柏坡是毛主席、党中央当年工作过的地方，想想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伟大实践，看看‘四人帮’的横行霸道，就有说不完的话。”这使党支部受到很大启发：回忆对比是揭批“四人帮”的好方法。于是，发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教导和华主席的重要报告，抓住“四人帮”的要害，列罪状，分专题，开展回忆对比的批判活动。

他们回忆毛主席关心农业生产的伟大教导和伟大实践，对比“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行。当年，毛主席就让这里的党员带头组织互助组，发展农业生产，还亲自和群众一起割麦、扬场。公社化后，毛主席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四人帮”却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还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妄图砍掉大寨红旗，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他们回忆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伟大教导和伟大实践，对比“四人帮”反对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罪行。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多年来，西柏坡的干部和群众始终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学大寨步步深入，搞生产年年增产。“四人帮”却把党在农村中常年进行基本路线教育，说成是“矛头向下”、“大资整小资”。他们的用意就是想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分裂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煽动别人跟着他们跑。贫下中农越忆越比，越看穿“四人帮”妄想用他们那条极右路线，取代党的基本路线，使党变修、国变色的罪恶阴谋。

他们回忆毛主席爱护干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教导和伟大实践，对比“四人帮”结帮篡党，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的罪行。老贫农回忆了闹土改那阵，刘少奇“搬石头”，踢散党支部，打击一大片的情景。他们说，多亏毛主席来到这里，纠正了这条错误路线，挽救了大批干部。青年人叙说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颂扬毛主席对年青一代的无限关怀。他们说：“四人帮”的“民主派”、“走资派”、“投降派”的帽子乱飞，“倒退”、“复辟”、“受招安”的棍子乱打。不管是老干部、新干部，凡是不跟着他们走的，他们都要打倒，好让他们上台、当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狼子野心何等狠毒！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不断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把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手里。

他们回忆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伟大教导和伟大实践，对比“四人帮”只顾自己享福作乐，不管群众疾苦的罪行。当年，毛主席看到冬季冷了，年节近了，就给这里的贫下中农送棉衣，送米，送面，送油盐，帮助群众改善生活。公社化后，毛主席又为我们党制定了农村经济政策，强调要三者兼顾，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四人帮”不但自己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还诬蔑执行农村经济政策，是什么“福利主义”、“物质刺激”。这样一忆一比，贫下中农都说：“四人帮”真是一伙祸国殃民帮、一伙假革命的反革命！

通过回忆对比，正面的经验，反面的材料，一齐亮出来，对“四人帮”的罪行看得清，要害抓得准，路线是非界限分明。

现在，这个大队党支部正在通过政治夜校和学习班，培养理论骨干，辅导社员学理论，决心把批判的水平步步提高，把“四人帮”的流毒统统肃清。　本报通讯员

辛地

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是今年各条战线的中心任务。在广大农村如何发动群众揭深批透？西柏坡大队采取联系实际回忆对比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大量散布修正主义谬论，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搞乱人们的思想。我们要抓住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这个要害进行揭发和批判。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可以联系社员群众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摆事实，大家都有话说；讲道理，大家都容易理解，有根有据，生动活泼，揭得透，批得深。

有比较才能鉴别。通过学习和回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伟大实践，回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比“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谬论，对比他们破坏党的基本路线、破坏农业学大寨等等罪行，就可以更好地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这样，我们的工作就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快地前进。

鼓吹“不学文化”居心何在？

江苏镇江农机学院　郑学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妄图把学校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以批判“智育第一”为幌子，别有用心地把无产阶级智育同资产阶级“智育第一”混为一谈，胡说什么“宁可少读两本书，也别叫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不学文化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张春桥甚至狂叫什么“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谁要是说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他们就给你扣上“文化至上”、“反攻倒算”的大帽子，乱打棍子，其险恶用心是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使青年成为不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不学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的庸人，以便他们肆意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不学文化能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吗？这是十分荒谬的论调。毛主席早就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对于学习理论、掌握军事和经济工作技能的重要性，指出：“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那一门都可学。”我们党的大批优秀工农干部、工农兵群众和革命青年，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努力为革命学好文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院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生中，有许多人在入学前是工农业生产的骨干，有比较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入学三年来，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指示，学政治，学文化，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在政治和业务上进步很快，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毕业后走上生产岗位，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又做出了新成就。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我们要完成毛主席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规划，就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也需要掌握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

“四人帮”拚命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极力破坏青年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目的是利用教育阵地培植象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那样的青年，充当篡党夺权的凶恶打手。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号召我们：“要提倡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精通业务，又红又专”。我们一定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坚持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进一步掀起教育革命的新高潮，办好社会主义大学。

（摘编自一月十九日《新华日报》）

劲草

钢琴协奏曲《战台风》，是根据筝曲《战台风》进行再创作的一部大型作品。全曲共有四部分：海港清晨，愉快劳动；台风袭来，奋战台风；雨过天晴，歌唱胜利；豪情满怀，乘胜前进。这部作品，发挥了钢琴和交响乐队协奏的艺术特点，生动地表现了我国海港工人大干社会主义，为克服自然灾害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是一部好作品。

但是，这样一部反映工人阶级斗争生活的革命音乐作品，却受到了“四人帮”一伙的百般刁难、压制和打击。它是顶着“四人帮”摧残革命文艺创作的妖风诞生的。

这部作品的作者之一、钢琴演奏者刘诗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一伙合谋迫害达五年零九个月之久。是在毛主席一再指示和周总理亲自过问下，他才于一九七三年五月恢复工作的。毛主席在他重新工作以后，又指示要他搞些民族的钢琴作品，要让他演出。他就准备根据筝曲《战台风》改编创作 一部钢琴协奏曲。周总理十分关心这个创作，亲自批示要给刘诗昆和共同创作的同志以深入生活的机会，并做出具体安排。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间完成了创作。

但在创作过程中，“四人帮”通过他们安插在文化部的干将，千方百计地刁难、压制和破坏。开始，他们横蛮规定这个协奏曲只能用一个主题旋律贯串变奏。作者们不听他们那一套，仍按照自己的艺术构思进行创作。作品完成以后，他们又无理指责说第一个主题旋律的印象很浅，硬要作者修改；后来又随心所欲地命令要将这段主题旋律连续演奏三遍。他们对艺术创作这样蛮不讲理，强加干涉，并非单是出于无知，主要目的是要把这部作品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还利用行政权力，施展种种阴谋诡计，横加阻拦。当这部作品正在创作中间，他们借口安排刘诗昆同志参加出国的艺术团，强令停止《战台风》协奏曲的创作，而要改写成一首小型的钢琴独奏曲；后来却又借故不让他出国。在作者们克服种种阻挠和干涉终于创作完成以后，他们又一再要来“审查”，每次约好了时间，他们又借故不来，用长期拖延办法，不让这部作品同群众见面。

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再一次说明：“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践踏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压制、打击、摧残革命文艺创作，在文艺领域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

钢琴协奏曲《战台风》这部革命音乐作品，究竟用什么形式，用什么表现手法，这些艺术表现形式的问题，首先要从它所反映的人民斗争生活内容来考虑，要从是否能更典型、更集中地反映这一生活内容来考虑。其次，必须通过作者本人的构思，即根据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受和认识来运用他能够掌握的、最适于表现他这种感受和认识的艺术形式。这就是实现“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过程。因此，这就“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必须使“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但是“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根本违背革命导师的教导，无视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利用他们手中窃取的权力，横蛮干涉作者的创作，一时要这样写，一时又要那样写，用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代替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辩证法。

“四人帮”对钢琴协奏曲《战台风》作者之一刘诗昆同志的迫害，以及对他的创作的压制、破坏，其险恶用心是对抗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关刘诗昆同志及其创作的指示，并且通过迫害刘诗昆同志来制造打击陷害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口实，以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

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事业获得解放。社会主义文艺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