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21日 · 第3版

谁说通渭“没有治”？

——甘肃省通渭县学大寨一年大变样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甘肃省通渭县学大寨一年大变的事迹，引人注目。

通渭县位于甘肃省中部的干旱山区，一百八十万亩耕地中，百分之九十四是低产山地，一九七五年前的十八年，平均亩产不过百斤。“靠返销吃饭，靠救济穿衣，靠贷款生产。”是当时通渭的写照。那时，一提到改变通渭的面貌，县里的一些干部就摇头说：“没有治。”

去年，长期“没有治”的通渭，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第一次结束了吃返销粮的历史，亩产增长近七成，开始对国家作贡献；

第一次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农田基本建设任务，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八十；

第一次使生猪饲养量达到每户平均二点七头，超过了《纲要》规定的指标。

通渭县的三个第一次，说明是学大寨上了路；说明了通渭县不是“没有治”，而是有治，而且能快治。

过去，通渭“没治论”把县委的思想捆得死死的。谈起学大寨，有人就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人心七股八岔捏不拢，“没治”；讲把农业搞上去，有人就说条件太差，灾情太多，困难太大，“没治”；说要大干苦干，有人就埋怨“群众落后”，干得不欢，“没治”。县委书记王永安，就是带着“通渭没治”的沉重包袱参加一九七五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会议期间，他看了大寨、昔阳，听了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从大寨想到全国，又从全国想到通渭：全国那么多学大寨先进县，有的以前自然条件比通渭还差，为什么人家有治，能大变？他开始认识到，通渭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关键在路线，在领导。县委的路线不对，又懒得动手，条件再好也没治；县委的路线对头了，又有了雄心壮志，有了得力的措施，条件再差，困难再大也能治。王永安回到县里，立即组织县委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落实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精神，总结通渭学大寨的经验教训，端正县委的路线。

县委按照华国锋同志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四批三查”的要求，进行了三次开门整风，发动干部、群众大批县委的“没治论”。群众批评说：“以前县委批‘没治论’，只批下面不批自己，批来批去，没有批到点子上”；“县委很少深入群众，怎能治好通渭？”群众的批评，一针见血，使县委受到深刻的教育。他们说：“‘没治论’遮住了县委的眼睛，看不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看不到自然条件的可变性。通渭‘没治’，不是群众不能治，而是县委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领群众去治。如今，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普及大寨县，县委要亲自动手，带领群众大干一场。”

正当全县热火朝天地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的时候，王张江姚“四人帮”极力破坏，污蔑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正”，说什么路线教育是“搞资反路线”，整党整风是“矛头向下”，大批资本主义是“整群众”，大干社会主义是“唯生产力论”。尽管妖风阵阵，但通渭的干部、群众认准一个理，就是老老实实按照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去做。县委给下乡的干部每人发了一份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要求他们反复学习，坚决照办。县委带领干部群众，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县干部和省、地来的干部共一千三百多人，深入社队，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大讲普及大寨县的重大意义，全县象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那样，紧张地动员起来；二是下苦功夫重新教育干部。他们克服过去那种对干部教育不经常，干部躺倒了就“扶”，犯了错误就“撤”的错误做法，开展整党整风，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积极的思想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使很多基层干部澄清了思想，解除了顾虑。许多干部说：“过去‘上台担心，下台灰心’，现在，干革命有决心，搞工作有信心”；三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重新安排山河，拚命把农业尽快地搞上去。

县委带头，干部深入群众，五匠归队，车马务农。全县打了三个改土治水战役。一年时间，新修梯田四十万亩，平整条田和发展水浇地各一万多亩。许多过去不敢想、不敢干的事情，现在干起来了，干成功了。榜罗公社毛店大队，有一项改河造地工程，过去干部算了八年，群众盼了八年，没动过一锨土。学了华国锋同志的总结报告，干部群众劲头起来了，大干一个月，移动三万六千多土石方，造出八十多亩水浇地。社员高兴地说：“象这样干，哪有变不了的面貌，哪有没治的事情！”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大家心里热得象一团火，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县委站在斗争的前列，带领群众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大搞“三反一砍”，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滔天罪行，决心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干劲，把通渭建成大寨县。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通渭县委领导成员在城关公社同社队干部一起研究农田建设规划。

新华社记者摄

辛地

十八年被称为“没治”的通渭县，去年一年治好了，摘掉了“三靠”的帽子，开始对国家作出贡献。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大变化。它说明：“没治”的地方能够大治、快治。

“没治”和“有治”，“慢治”和“快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解决这个矛盾，关键在路线，在领导。通渭为什么十八年“没治”？原因就是县委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看不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看不到自然条件的可变性。县委没有一个带领群众大治、快治的雄心壮志，通渭当然“没治”。一九七五年，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给通渭送来了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清除了县委领导成员头脑中停顿的思想、悲观的论调。他们顶着“四人帮”的干扰，整党整风，批修批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鼓革命干劲，学大寨上了路，大治、快治带来了大变化。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全国，仍然有一些类似通渭的地方，要想尽快建成大寨县，必须认真按照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参考通渭的作法，领导干部要正视现实，解剖自己，振奋精神，开动机器，站在运动的前列，带领群众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加快普及大寨县的步伐。这样，改变面貌就不是很慢，而可能很快。

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发出的“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象浩荡的东风，吹遍了辉县的百里山川。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在辉县更加波澜壮阔。但是，“四人帮”却刮起了阵阵妖风，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伸进河南的黑手极为猖狂，从上到下拉起山头，自成体系，到处煽动停工停产，冲击各级党委。全省大部分地市委一度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部分县委也不能正常工作，有的县委一度被非法夺了权。去年的一段时间里，黄河上空真是乌云滚滚。

郑州、新乡、辉县的街头，开始出现攻击辉县县委的反动标语和大字报。

一个窃取了河南省文艺大权的人，为毒草影片《反击》大造反革命舆论。他还利用职权炮制了一个豫剧《新松赞》，称之为河南的《反击》。辉县有一个方山，他们别有用心地把这个戏的故事地点写成是发生在“方山县”，戏中的许多情节和对白也都针对着辉县。他们把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书记都写成“走资派”，进行反革命煽动，妄图乱中夺权。

惊涛骇浪冲击着辉县县委，辉县人民奋起保卫自己的战斗堡垒。战争年代的老游击队员，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战天斗地的石姑娘队队员，朝气蓬勃的红卫兵小将，纷纷起来驳斥“四人帮”一伙散布的反革命谬论。

有的人气愤地说：“谁干革命谁有罪，捣乱破坏路线对！这样搞下去，别说社会主义建设，连水都喝不上了。”

有的人激动地说：“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光荣，我们就是要跟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大家坚定地说：“嚷嚷吧，狗叫得再凶，也休想阻挡我们赶路！”

“四人帮”口喷毒液溅到辉县，不仅扑灭不了这里的革命烈火，反而激发起人们更大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性。

辉县县委攻不垮，辉县人民吓不倒，但是“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恶果却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国家大电网供的电逐渐减少，辉县直接为农田基本建设服务的化肥厂、水泥厂、炸药厂停产了，农副业加工机械也停止了运转，五千多口电机井不再出水……。电，电，电，到处嚷着要电，阶级敌人幸灾乐祸地叫嚣：“要解决辉县问题，非来个停工停产不可。”

在严重困难面前，县委果断地号召全县人民：“保卫革命，保卫生产，自力更生，排除万难，火电水电一齐办，短期打个歼灭战”。辉县人民顾全大局，重新调整了基本建设计划。正在兴建的宝泉水库、三郊口水库放慢了进度，商店门市大楼、粮食局仓库、医院职工宿舍停工了，钢筋、木材、水泥、砖瓦从各单位源源不断送往电厂工地。

为了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机关干部、工矿职工、学校师生浩浩荡荡开到乱石岗地，挖地窖，搭窝棚，风餐露宿，日夜奋战，承担起第一火电厂的基建任务。有人怀疑说：“你们这些人连电厂是啥样都没见过，能办成这件大事么？”人们激动地回答说：“世界上第一座火电厂不也是没经验的人办成的吗？我们不能坐着给拖垮，不怕困难大，就怕没志气。”

辉县有困难，各地齐支援。河南省电业局、焦作电厂派出技术队伍来现场帮助设计和施工。北京、天津、衡阳、济南、青岛、柳州等地的许多工厂急辉县人民所急，职工放弃休息日，日夜加班为辉县赶制所需设备。“四人帮”的干扰严重破坏了河南铁路运输，去广西柳州提取水力发电机的汽车驾驶员，三昼夜跑了三千公里，争分夺秒地把机器运回到辉县。

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之间，落差三百米的雄伟的潭头瀑布周围，人们日夜奋战加速建设水电站。县委常委郑永和、王合保、李灿、勾兆民、张明信、刘文鸣，跟民工一道，头淋暴雨，脚趟洪水，冒着泥石流冲击的危险架设高压线；开挖竖井和平洞的民工们不等爆破的硝烟散尽就往里冲……。

辉县人民就是这样一年来共建成水、火电站三十五处，装机容量两万多瓩。强大的电流通过高压线路，越岭跨沟，送遍辉县的百里山川。厂矿烟囱重新冒烟，机器重新欢快地运转，电井重新喷吐出清泉，城乡的灯火跟夜空的繁星交织一片，英雄的人民使辉县大放光辉！

“四人帮”妄图通过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制造混乱、乱中夺权的阴谋被辉县人民挫败了。全县团结安定，形势一片大好；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壮大，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一九七六年全县又扩大和改善了水浇地三十万亩，在旱、涝、风、低温等自然灾害频繁侵袭、十三万亩农田绝收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仍然取得了较好收成，加速了建设大寨县的步伐。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辉县人民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文献，认真学习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入宣传和认真贯彻执行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进行坚决斗争，肃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切流毒和影响。大揭发、大批判促使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补上去”，已成为五十六万辉县人民的实际行动。宝泉水库、三郊口水库已重新加快建设速度，愚公移山专业队、石姑娘队正在奋战太行山，漫山越岭红旗招展，炮声隆隆，硝烟弥漫。辉县人民决心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据新华社银川电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县委领导成员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学习了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陈永贵副总理的重要报告，认识到，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王张江姚“四人帮”极力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反对整顿领导班子，就是要用他们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代替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于是，县委更加坚定了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行到底的决心。

他们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从县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抽调了四百名干部，在县委领导成员带领下，分赴全县三分之一以上的社、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在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中，青铜峡县委十分注意充分发动群众，狠揭猛批“四人帮”。县委以现有的五百多所政治夜校为阵地，充分发挥一万多人的理论队伍、八十多个农村业余文艺宣传队和九十五个电影放映队的战斗作用，运用多种形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清算“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立新、叶盛、峡口、小坝等公社，注意联系农村实际，利用对照比较的方法，大揭大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收到了良好效果。

现在，青铜峡县广大干部和回、汉族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空气越来越浓，揭批“四人帮”的劲头越来越大。他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把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焕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用到大干社会主义方面来。全县掀起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积肥造肥、备耕生产的新高潮。到目前为止，全县搞了数以千计的大、小水利工程和相应的配套建筑物，平整了七万多亩农田，今年春小麦等农作物需用肥料已准备好百分之八十以上。

据新华社海口电　广东省儋县那大公社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认真落实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围绕着农业生产积极兴办社队企业，壮大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十多年来，全公社先后办起农机修造厂、水电站、农机站、建筑工程队、自来水厂、经济作物场等三十四个社队企业，种植橡胶、胡椒、甘蔗等三万多亩，积累资金七百一十多万元。社队企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一九七○年全公社粮食平均亩产跨《纲要》，一九七六年粮食总产达一千六百万斤，平均亩产一千一百九十斤，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一倍。去年全公社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总产值达三百三十多万元，平均每个劳动力五百一十多元。社员生活也有显著提高。

社队企业发展了，集体经济壮大了，有利于战胜资本主义势力，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那大公社的五星大队过去集体经济比较薄弱，资本主义倾向严重，是全公社的“老大难”单位。一九七五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公社党委反复学习了华国锋同志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深刻认识到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于是，党委一方面教育五星大队干部、群众走农业学大寨道路，另一方面从人力物力上帮助他们兴办社队企业，基本上刹住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去年这个大队粮食生产获得丰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那大公社在兴办社队企业中，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各级党组织加强对社队企业的领导，把社队企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经常交流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使社队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

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在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