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16日 · 第1版

一九七四年，河南那个受“四人帮”直接指挥的人，窜到郑州国棉六厂，打着“批林批孔”的幌子，拉拢厂内的个别人，大叫大嚷“党委是‘烂墙头’”，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妄图夺党委的权。广大工人群众看穿了他们的狼子野心，强烈反对，这个阴谋未能得逞。去年，他们又给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扣上种种罪名，在六厂挑起争端，制造混乱。他们一会儿无病闹假条，医生坚持原则，遭到殴打；一会儿借关心群众生活为名，煽动少数人哄抢职工宿舍。党委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坚持斗争，毫不退让。你无故殴打医生，就严肃处理；你抢占宿舍，就公布真相，限期搬出。对那些搞非法串连、无故旷工的人，坚决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加以处理；对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拦路抢劫的坏人，就报请专政机关依法逮捕。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了革命、生产的正常秩序。

在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六厂党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全厂先后办了二百多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反复领会中央文件精神，掌握斗争武器，不怕扣帽子，不怕打棍子，敢开顶风船。有人诬蔑他们是“文件派”。党委理直气壮地说：

“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就是要坚决执行！如果这叫‘文件派’，我们就当这样的‘文件派’！”党委一班人团结战斗，互相支持。一人被围攻，大家一齐顶。有一次，一个敢于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车间副主任被非法揪斗。这个车间的总支书记立即赶去阻止，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总支书记，工作如有问题，由我负责；随便揪斗人，是完全错误的。”工人也赶去同副主任握手，支持他领导大家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天，这个车间超产棉布一万多米。由于党委腰杆硬，全厂七个党总支、三十个党支部，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越斗越坚强，越斗威信越高。全厂一百多个党小组的党员，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四百多名新老干部，除个别人外，都能坚守岗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四人帮”一伙把工人搞生产诬蔑为“给走资派脸上贴金”。他们叫喊：“革命搞好了，只生产一件纱也不算少”；“搞垮一个厂子，就是给省委书记脖子上套上一条绞索。”对于这些反动谬论，六厂工人在党委领导下，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予有力的回击。工人们说：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就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我们今天的劳动，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必须把布匹抓紧”的指示，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物质财富，我们就是要多纺纱，纺好纱，多织布，织好布，社会主义的车分秒不能停！

揪出“四人帮”，郑州国棉六厂革命、生产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棉纱、棉布的产量、质量都有新的提高。全厂职工决心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短评

王张江姚是一群棒子手，对于不顺从他们反革命心意的地方，动不动就打上一棒。

郑州国棉六厂的工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干得很好。“四人帮”一伙看着不顺眼，一棒打去，说这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

跟“走资派”联在一起了，那还了得！

但这一棒并没有吓倒六厂的党委和工人，因为他们手中有真理。对于为谁纺纱，为谁织布，工人心里清清亮亮。解放前，工厂在资本家手里，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工人是资本家的奴隶，因此要革命，把生产资料夺回来。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工厂是国家的，产品为全民所有，工人是国家的主人。革命、生产搞得好，是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全国人民谋利益，怎么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

“四人帮”一伙叫嚷：“革命搞好了，只生产一件纱也不算少”！

六厂的工人反驳道：“社会主义的车分秒不能停！”坚持多纺纱，纺好纱，多织布，织好布。毛主席教导“必须把布匹抓紧”。全国人民需要布，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人民革命，都需要布。抓革命、促生产，纱和布生产得越多越好。

“四人帮”为什么散布这些反动谬论破坏革命和生产呢？这个问题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回答。请听：“搞垮一个厂子，就是给省委书记脖子上套上一条绞索。”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所谓的“走资派”，是省委书记，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挥舞大棒破坏生产，是要给省委书记脖子上套绞索，以便他们取而代之。其实，何止省委书记！他们妄图给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脖子上，都套上绞索，他们都要取而代之。把事情搞乱，在乱中夺权，这便是问题的实质。

六厂的党委和工人，看穿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他们有理又有力，不怕妖风吹，不怕大棒打，把革命、生产搞得越来越好。他们顶得好，干得好！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乌达矿务局，广大职工和家属愤怒揭发批判吸劳动人民血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不顾人民死活，破坏工业学大庆运动，破坏毛主席《五·七指示》的落实，妄图砍掉工矿企业办点农副业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

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说过，象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又发出光辉的《五·七指示》，指出工人“以工为主”，“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乌达矿务局几年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好处很多：它可以减少国家商品粮的供应，可以增加肉食、蔬菜的供应，改善职工生活；可以安置老弱病残和退休职工，解决部分职工和家属长期分居两地的问题；可以使一部分职工家属由消费者变为生产者，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对于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更有着深远的意义。

乌达矿务局的职工、家属几年来贯彻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们在努力为国家多增产煤炭的同时，在附近的乌达滩荒原上大搞开荒种田，植树造林，养猪养羊，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农副业生产基地，使矿区增加了蔬菜和肉类等其他副食品供应，大大提高了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对于工矿企业要办点农副业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极端仇视。谁要是说一句关心群众生活的话，就给谁加上“福利主义”、“物质刺激”、“收买人心”等大帽子，横加指责。乌达矿务局的广大职工和家属，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抵制。大家说，工矿企业办点农副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是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是事关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要不要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要不要贯彻，大庆道路要不要走，职工生活要不要关心，全党大办农业的重担工矿企业要不要积极承担的大问题。毛主席有指示，领导有决心，我们有信心，种田为了革命，怎么能说这是“物质刺激”、“福利主义”？全矿职工和家属驳斥了“四人帮”的种种谬论，先后多次举行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习毛主席关于“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的教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顶逆风，战恶浪，一个大办农副业生产的高潮迅速在全局范围内掀起。

乌达矿务局地处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经过艰苦奋战，现在他们已在“黄沙滚滚，飞鸟不留”的荒原上，平沙造田一万一千多亩，植树造林一千八百多亩，陆续办起九个集体所有制的五·七农场，还有全民所有制的农业试验站和林场各一个。近五年来，全矿务局共生产蔬菜七千三百万斤，粮食一百六十万斤，做到了夏秋菜基本自给，冬菜部分自给。去年，全局职工家属每人平均吃到自产菜三百斤，土豆五十斤，有的矿已实现蔬菜自给。

最近，煤炭工业部在这里召开全国部分煤矿农副业生产座谈会，来自各地的代表看到乌达矿务局自产蔬菜品种达到一百三十多种，高产西红柿亩产达二万斤，大面积的茄子亩产上万斤，都受到很大鼓舞。表示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社会主义的工矿企业办得更好。

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　解胜文

反动文痞姚文元，是修正主义谬论的吹鼓手。

一九五七年，苏修二十大掀起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上大肆泛滥；在我国，刘少奇也起劲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时间，这股反马克思主义妖风甚嚣尘上。在这重要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严厉批驳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和刘少奇的谬论，深刻阐明了修正主义的危险性，明确提出了思想战线上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任务。恰恰在这时，姚文元追随刘少奇，抛出了一个所谓阶级斗争“终结”论，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两篇光辉著作唱反调，公开反对在文艺领域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我们党在文艺界粉碎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翻案活动，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之后，姚文元写了《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黑文，摆出“权威”的架势为这场斗争做总结。他在黑文中公开鼓吹说：“这一次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揭露，可以说是宣告了这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路线的最后的终结，也宣告了文艺领域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后终结”，并且断言，“从路线上来说，永远不可能再形成一条如此完整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同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相抗衡和争夺领导权了”，“从今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将成为中国文艺运动唯一的一条路线”。这是露骨的政治欺骗！在姚文元的笔下，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殊死搏斗烟消云散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无影无踪了。斗争已是“最后的终结”，天下从此宣告太平，无产阶级今后可以高枕而卧了。姚文元的这套理论，哪有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

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定的文艺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及其政治路线服务的，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就一天不会“终结”。从三十年代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揭露，到四十年代延安文艺界的整风；从解放初期对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到对胡风反党集团和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击，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么，是不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反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文艺领域就风平浪静了？事实给了我们完全相反的结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变得激烈起来。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尖锐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文艺战线斗争的严重性。大量事实说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文艺领域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没有“最后终结”，“文艺领域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同样也没有“最后终结”，一条“完整的资本主义路线”不但始终“同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相抗衡”，而且一直统治着文艺领域。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事实，是对姚文元修正主义“终结”论有力的批判。

姚文元竭力鼓吹文艺领域路线斗争“终结”论，他真的相信这种斗争“终结”了吗？绝对不是。故意抹杀、调和客观存在的斗争，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向无产阶级斗争的惯用手段。当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遭到无产阶级沉重打击的时候，姚文元急忙抛出“终结”论，其实不过是企图通过散布斗争“终结”的迷雾，让我们党放弃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以掩护右派分子退却，保护他自己过关。他担心斗争继续下去，会把他那些所谓文艺要“了解人”、“关心人”，要戏剧配合政治工作、生产任务是“只懂得口号，不懂得人”的右派言论揭露出来，“终结”其反革命事业。

姚文元本人从来就没有“终结”过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一伙乘机刮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文艺舞台上更是鬼蜮横行，毒草丛生，姚文元也不甘寂寞，舞着文艺评论的黑棍子，为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作品涂脂抹粉，鸣锣开道，成了名副其实的毒品叫卖商，扮演了可耻的反派角色。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当着修正主义乌云密布的时候，姚文元在精心校阅、重新编排再版《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这本书时，不但没有把修正主义的“终结”论从文章中删掉，相反还把原书名中的“修正主义”四个字一笔勾销，更名为《文艺思想论争集》，公开表明他的修正主义立场，配合刘少奇一伙向党进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姚文元凭着反革命的“灵敏”，采取借风使舵的投机手段，爬上高位，于是得志更猖狂。他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大权，伙同阴谋家、野心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在文艺领域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无产阶级文艺阵地变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前哨阵地。他们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封锁、篡改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肆意宣扬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破坏毛主席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否定毛主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他们挥舞反革命大棒，公开围剿、扼杀无产阶级文艺作品。他们打着“触及时事”、“写无产阶级与走资派的斗争”、“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的幌子，利用电影、戏剧、小说等各种文艺形式，大量炮制毒草。姚文元多年来不停顿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事实，充分反映了他鼓吹“终结”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姚文元这个反革命吹鼓手，拚命鼓吹“终结”论，竭力否认、抹煞客观存在的斗争，就是妄图让我们在文艺领域放松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便于他们把文艺变成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直接利用文艺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些铁的事实，深刻揭示了“终结”论的修正主义实质，暴露了姚文元鼓吹“终结”论的险恶用心，让我们看到这个党内资产阶级典型代表的恶鬼嘴脸。

从姚文元五十年代抛出反动的“终结”论，到七十年代公开否认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人们不难看出，这个多年蹦跳于文坛之上的叛徒的“漂零子弟”，搞修正主义是颇有经历的，完全称得上是一贯为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卖命的老牌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刘少奇的忠实信徒。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抓革命，促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