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11日 · 第6版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电　坦桑尼亚杂志《马及马及》最近出版了关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专刊。专刊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苏联不再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堡垒，而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大国。”

社论指出：“由于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一个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正在剥削和压迫苏联国内以及其他国家的劳苦大众。”

社论说：“不能单纯地从苏联的经济体制的表面现象，或苏联当权者的甜言蜜语来判明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帝国主义的。必须透过这些言论的‘外表’，其实质——生产关系才能暴露出来。”社论说：“苏联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因此，支配苏联经济的是盲目的价值规律，它是驱使苏联新的资产阶级到那些能赢得最大利润的国家去投资的动力。”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电　应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联邦外交部长米洛什·米尼奇的邀请，希腊共和国外交部长季米特里奥斯·维齐奥斯在一月五日至七日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两国外长就国际上的迫切问题和双边关系举行了会谈，并在访问结束时发表了联合公报。

公报说：“鉴于巴尔干国家间的关系正在不断发展，双方认为应该为进一步发展这一地区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努力。双方指出，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同时，应该在巴尔干各国人民平等地参加下，在存在着客观利益和可能性的经济和技术方面发展多边的合作。”

公报说，双方对铺设连接南、希两国的输油管、开凿从多瑙河通往爱琴海的运河以及共同治理瓦达河流域等项工程的筹备工作表示满意。

新华社乔治敦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电 西班牙港消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威廉斯最近在众议院发表讲话指出，在全世界，对抗在加剧，面临着继续动乱的局面。

这位总理在向众议院提交一九七七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还说：今天，“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要求就一些问题进行谈判，以谋求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和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他问道：“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真的认真地加以对待了吗？”他举例说，对技术的控制和使用以及技术转让的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是不利的。

威廉斯总理呼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他说：“很清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采取的实行更大程度的自力更生和积极主动地进一步调动本国财源的政策是最稳妥的战略。”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电《瑞典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一篇报道，揭露苏联正在“缓和”的幌子下，加紧在西方国家进行间谍活动。

报道说，在最近十年中，苏联仅在瑞士、奥地利、芬兰、爱尔兰和瑞典等几个西欧国家中的间谍人数，就增加了一倍多。

报道说，苏联驻这几个国家的大使馆人员之多，远远超出了这些使馆正当的工作任务的需要。一些俄国“外交官”实际上是克格勃的间谍。

报道说，一九七六年八月，一个俄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外交官”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一些其他的俄国“外交官”也同时自动离开了瑞士。瑞士联邦警察局局长安德烈·阿姆斯坦在一项声明中说，有“一个大使馆”约三分之一的人员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

报道说，日内瓦长期以来是克格勃在欧洲的活动中心。克格勃利用其派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人员进行间谍活动。最近几年被从瑞士驱逐的克格勃特务中，就有两个是俄国驻国际电信联盟的代表。

报道说，一九七五年二月，苏联驻维也纳大使馆参赞亚历山大·布达科夫被宣布为克格勃间谍。同年，俄国人曾把一个叫叶夫根尼·库津的人安插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里，此人四年前曾因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被驱逐过。早在一九七三年，苏联就在这个机构里安插过一个“核物理学家”，此人后来也被证实是克格勃的间谍。

关于苏联在芬兰进行的间谍活动，报道说，英国“冲突研究所”一九七三年曾发表一份报告说，当时俄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的二百一十九人中，有五十四人是间谍。一九七五年，人们断定克格勃在芬兰的最高头目是大使馆参赞米哈伊尔·科托夫。美国作家约翰·巴伦在《克格勃》一书中也曾提到过他。

报道说，一九七四年苏联和爱尔兰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爱尔兰各界对苏联驻都柏林大使馆的庞大程度感到不安。一九七五年冬季，塔斯社驻都柏林记者被揭露是专门从事暴力和破坏活动的克格勃间谍。之后，人们的不安加重了。

在谈到苏联在瑞典的间谍活动时，报道说，在瑞典曾发生过一个瑞典空军上校把绝密材料出卖给俄国人的事。两个苏联“外交官”与此案件直接有关，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报道还说，除了搞军事和政治情报以外，俄国人正日益广泛地搜集外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情报。克格勃有明确的指示：对这个间谍机构来说，“缓和”就意味着“加紧活动”。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官方一月七日宣布，美国逮捕了一名苏联间谍。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拉伦斯·凯利一月七日发表的一份声明说，这个苏联间谍名叫罗加尔斯基，在苏联出生，曾是苏联商船海员，一九七一年移居美国，是外籍长期住户。罗加尔斯基通过美国无线电公司一名叫涅克拉索夫的工程师获得了有关美国空间计划的一些机密文件，如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空间穿梭计划等，然后，他便把这些情报递交给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二等秘书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卡尔波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声明说，联邦调查局长期怀疑卡尔波夫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克格勃的人员。

报道说，罗加尔斯基在获得美国空间穿梭计划的文件后，驱车到纽约市一条街上停留等待。卡尔波夫便进入这辆车内，约两分钟后始离去。

报道说，罗加尔斯基现正在美国法庭受审。卡尔波夫因有外交豁免权而未被捕，但正考虑是否把他驱逐出美国。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多年来，苏联畜牧业困难重重，未能完成生产计划，发展速度下降，肉食供应紧张，因而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肉类。

苏联中央统计局前不久公布的资料表明，苏联一九七六年头九个月的肉、奶等畜产品都比一九七五年同期减产，其中肉类减产百分之二十一。苏修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当前肉食短缺是“最尖锐的问题”。

畜牧业一直是苏联国民经济中严重落后的部门，长期达不到计划指标。赫鲁晓夫当政十一年中，苏联没有一年完成肉、奶、蛋、羊毛等畜产品的生产计划。一九六三年苏联农业大减产，使一九六四年各种牲畜存栏数都大幅度下降。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进一步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粮食接二连三地减产，畜牧业更是一团糟。在他执政的十一年中，牲畜的增长率越来越低，猪和牛的存栏数多次大幅度下降。

以牛为例，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比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其中一九七五年又比前一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据苏联报刊透露，一九七六年第一季度苏联许多地方“所产的牛犊急剧减少”，而上半年全苏奶牛的总头数比较前一年同期减少四十万头左右。

猪的存栏数自一九六四年猛降百分之四十二以后，长期恢复不过来，直到一九七四年，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勉强达到一九六三年的水平。紧接着又是一九七五年农业严重减产，猪的存栏数再次大幅度下降。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猪的存栏数为七千二百三十万头，而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则下降为五千七百九十万头，这个数字不仅比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的存栏数减少百分之二十，而且比一九六三年还少一千二百万头。又据苏联报刊最近透露，直到目前，猪的存栏数仍远远落后于一九七五年年初的水平。

牲畜头数锐减必然导致畜产品产量下降。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苏联的肉、奶、羊毛等畜产品的总产量和平均年产量，都没有达到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一九七五年下半年，由于饲料缺乏而造成大量宰杀牲畜，肉类产量曾一度有所增长，但很快便急剧下降。一九七六年头两个月，苏联的肉、奶、蛋等畜产品都比前一年同期显著减少，其中猪肉减少百分之三十五。

苏联当局虽然一再强调要“最大限度地挖掘”肉类资源，大量征购和屠宰“不够重量的”和“瘦弱的”牲畜，但仍无法应付苏联各地肉类供应紧张的局面，许多地区的人民群众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据报道，一九七六年在基辅、罗斯托夫、里加、伊尔库茨克等城市，相继发生工人砸烂商店橱窗或罢工等反抗事件。

为了缓和肉食奇缺，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肉类和其它畜产品。一九七六年，他们从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等十几个国家进口了数十万吨肉类和肉用牲畜。据报道，仅去年十月份以来，他们就购买了十五万吨左右的肉类，而且“还将继续大量购买”。外国报刊曾写道：“如果没有瑞典的肉，莫斯科、列宁格勒就会象俄国其它城市一样发生严重肉荒。”

新沙皇靠进口肉过日子并非自今日始。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这十年中间，勃列日涅夫集团从国外进口了数百万吨肉类，其中仅从一个一百多万人口的蒙古就掠夺了近七十万头牛、一千三百万只羊和五十万匹肉用马，以及十几万吨肉类制品。早在两年前，即一九七四年，苏联一年就进口了五十多万吨肉类，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肉类进口国。

根据苏联官方资料计算，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一九七六——一九八○年）期间，苏联畜牧业前景仍很不妙，牛、猪和肉鸡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是第九个五年计划（简称“九五”计划）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牛奶的平均年增长率不仅低于“九五”计划，甚至比“八五”计划还低三分之二左右；鸡蛋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是“九五”计划的百分之三十五。由此可见，在今后几年里，即便计划全部实现，苏联畜产品供应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好转。

苏联畜牧业陷入如此严重困境，是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和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所造成的恶果。只要新沙皇继续疯狂扩军备战、加紧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这种状况就是无法改变的。

吴大英　欧阳涛

苏修叛徒集团一再宣称，在他们的那个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全民国家”中，“早已消灭了使犯罪现象”成为“社会祸害的那些主要的社会原因”。意思是说，犯罪已不能成为“社会祸害”了。可是，谎言掩盖不了铁一般的事实。远的且不说，只要看看最近一年多来苏修报刊上透露的点滴材料，就可以发现，在今天的苏联，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吸食毒品、青少年犯罪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弊病，不仅大量存在，而且象瘟疫一样到处蔓延，成了无法根治的社会祸害。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塔吉克斯坦商店经理和他的同伙，利用职权方便，大量倒卖绸缎、水果、金币、首饰等物资，牟取了四十公斤的金币和金锭以及数额达二百万卢布的现金及其他珍贵物品。

格鲁吉亚的一个水果蔬菜采购站主任，用伪造文件和单据等方法，两年中攫取了三十多万卢布。塔吉克斯坦的基斯萨尔斯克区捷尔任斯基国营农场的管理委员会主席和总会计师等人，故意把帐目和报表弄得混乱不堪，而且涂改凭证，重复报销，侵吞钱款达二十四万二千卢布。

由于青少年深受腐蚀，一部分人已走上了犯罪道路。拉脱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不得不承认，在许多地区，“未成年人中的违法案件增多了”。塔吉克党中央第二书记也说：“未成年人犯罪在增长”。

……

苏联社会当前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犯罪现象，就连苏修当局也无法否认。但是，苏修叛徒集团和他们御用的法学家却硬说什么“从内部条件来看，犯罪不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现”。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上也宣布，“贪婪、私有倾向、流氓行为”等等是违反他们那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的。他们的“理论”，不仅陷于同现实极端矛盾的境地，而且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那么，在苏联发生犯罪行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的法学家只得拾起资产阶级刑事人类学派的牙慧，大放厥词，胡说什么“犯罪常常是由于一个人的精神混乱所引起的”。人们不禁要问，在苏联，从中央到地方，在工业、农业、商业和文教等各个领域里，一些负责人都亲自参与，甚至领导犯罪集团，难道他们都是精神病患者吗？在苏联发生的种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难道也是精神病患者干得出来的吗？苏联犯罪案件的激增，难道是他们那里精神病患者忽然增多的结果吗？显然，这种谬论是站不住脚的，无非是想用虚假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因素来掩盖苏联犯罪现象的阶级根源，替苏修叛徒集团开脱罪责。

由于苏联的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光是用什么“精神混乱”来解释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所以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法学家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刑事社会学派的理论求教。他们羞羞答答地把犯罪说成是“由社会的个别不稳定分子所实施的”，并且罗列一大堆社会现象，把犯罪原因归结为物质上的困难和文化水平不高。这些说法虽然在无意中承认了被他们吹嘘得有如仙山琼阁一般的“全民国家”远远不是那么美妙，但是根本没有触动当前苏联的社会制度本身。人们仍然要问，既然物质上的困难和文化水平不高是犯罪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苏联的许多犯罪恰恰是由控制社会财富和文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干出来的呢？显然，这种谬论的目的是在于掩饰犯罪的真正原因，并且倒打一耙，把罪责强加在劳动人民的头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犯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现在的苏联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促使它作奸犯科。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注释中引用的一段话所说的那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事实完全证明，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是一切犯罪现象的根源。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既掌握着国家机器，又垄断了整个社会财富，他们为了追求最高利润，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各种名目繁多的津贴等手段，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而且还凭借他们的特权地位，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因此，贪污盗窃就成了他们攫取剩余价值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且越到上层，就越为普遍，越为猖獗。苏修前文化部长挪用公款，套购物资，建造豪华的私人别墅，一时轰动整个莫斯科。苏修的一个党中央委员，盗用公款达五十多万卢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异常豪华的住宅。在苏修头目的纵容下，许多把持企业、农庄、商店和文教部门的领导人也是上行下效，为所欲为。由此可见，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伙窃国大盗，对苏联人民犯下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

苏修叛徒集团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苏联到处泛滥，把整个苏联搞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使苏联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受到严重的毒害，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造成苏联犯罪现象严重的罪魁祸首。

苏修当局一方面对于反对他们的反动统治的革命人民，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采取各种严刑峻法，实行残暴的法西斯镇压；另一方面，他们对危害苏联人民的真正的犯罪活动，则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使之逍遥法外。据报道，在苏联只有五分之一的罪行得到惩罚。司法机关人员贪污受贿、合伙分赃和包庇犯罪的事例比比皆是。格鲁吉亚的地方工业部监察—检查司，以司长为首的“几乎全体人员”都贪污受贿，“成了盗窃犯的通风报信人员”。塔吉克党中央第二书记承认，甚至连最高法院也庇护巨额盗窃犯，“检察院往往不予过问”，“行政机关对投机倒把犯并没有进行斗争”。这样，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又是苏联犯罪分子的最大的包庇者。

总之，苏联日益严重的犯罪现象正是他们的那个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实为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反映，是苏联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只要苏修叛徒集团继续统治下去，苏联的犯罪现象就只能有增无减，更加严重。但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必将彻底推翻这种黑暗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