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19日 · 第2版

林志浩

“孔家店”是劳动人民的死敌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是深刻批判孔家店的伟大战士。

在中国，孔子的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被发展成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思想体系。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孔子及儒家思想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伟大的鲁迅就是这场斗争的最英勇的战士。鲁迅“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深刻地揭露孔家店与中国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势不两立，它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死敌。

《狂人日记》最早喊出“仁义道德”“吃人”这样震聋发瞆的最强音，对封建礼教表现出彻底否定的精神。旧社会、旧礼教吃人，这是鲁迅“五四”时期许多作品的中心主题。他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旧文明，“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看，阿Q被枪决了，祥林嫂倒毙在除夕的街头……鲁迅着重地揭露了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他们的毒害。把孔乙己糟蹋成那样的，主要是传播孔孟之道的封建教育及科举制度。阿Q的思想“是样样合乎圣经贤传的”，处处留下“软刀子”的刀痕。而祥林嫂的悲剧，正体现了以孔子教条为指导的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极端腐朽性和残酷性；杀人不见血的鲁四爷，就是孔子的徒子徒孙。鲁迅在斗争中还特别重视妇女与下一代的问题。他揭露“孝”、“烈”这类道德，“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他揭露孔子说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是退化的病根。鲁迅一再为妇女和下一代呼吁和战斗，这是因为他们是儒家三纲中压迫的两大对象。鲁迅的战斗有力地揭露了孔子及儒家思想是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死敌，是扼杀民族的生机和希望的最反动的势力。

鲁迅揭露复古派都是“现在的屠杀者”，他们鼓吹的孔家店等“国粹”，不过是中国人身上的痈疽。因此他号召：有谁来阻碍的，“全都踏倒他”；要求扫荡食人者，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时代。这种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充分体现五四文化革命的特点。

对“孔家店”的彻底清算

在“五四”文化革命中，关于孔家店在现实斗争中的反动作用，曾经得到充分的揭露，但是关于孔子在历史上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当北洋军阀政府把胡适等资产阶级右翼收买之后，在一九二五年大肆鼓吹“尊孔读经”。这是对于“五四”精神的反动。它促使鲁迅认真思考：在中国改革为什么这样难？从而加深了对斗争的反复性、长期性的认识。他写了《十四年的读经》、《灯下漫笔》等文章，结合现实斗争，努力进行挖“祖坟”的工作。他不仅充分揭露孔家店在现实中的反动作用，而且深刻分析孔子这偶象的由来和发展，把现实斗争同历史批判很好结合起来，对孔家店进行了深刻批判。《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关于中国的王道》等文章，有力地表现了鲁迅伟大的思想飞跃。

孔子不是大谈“天命”么？鲁迅深刻指出：那只是愚民政策的一种手段。鲁迅早就认为：孔子不大谈鬼神，那是因为他并不真相信，但他却故弄玄虚，胡诌什么“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揭露他抬出“天命”来，而这“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使得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鲁迅嘲笑孔子一伙“靠天吃饭”，这就彻底戳穿“知天命”的大骗局，揭露所谓“圣人”原来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

孔子为了复辟奴隶制，竭力鼓吹“复礼”，就是恢复奴隶制的行为规范。鲁迅早在一九二六年，就以一群豪猪挤着取暖，而又刺着疼痛，不得不保持“中庸的距离”，以喻孔子鼓吹的“礼”。鲁迅指出：如果一个没有刺的夹在中间，那就倒霉了——“孔子说，礼不下庶人。照现在的情形看，该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适当的距离……”这深刻揭露“礼”是对于压迫阶级说的，是依靠暴力来维持的，为的是彼此的温暖和安宁；对于庶人，是用不着礼的，尽可以挤过去，不顾他们的死活。有刺就有礼，没刺就受罪。这彻底剥掉礼的虚伪外套，让它露出反动派的残酷镇压的本质。更重要的，他还启示人民：必须借助于暴力，才能抗拒豪猪们的压迫，打破奴隶的锁链——“礼”。

“仁”是孔子教条的中心。要达到礼的规范，就要有仁的修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什么“爱人”呀，“仁政”呀，“王道”呀，就是“仁”的运用和推广。历来的尊孔派都把“仁”美化成全民的政治和道德。鲁迅引孟子的“君子远庖厨”的故事，对它进行犀利的解剖：“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了。”妙极了！暂时走开，回头再吃，这就是“仁”。据孟子的解释，有了这个“仁”，推之于政，就可以行王道，这又彻底泄露了王道的秘密，就是通过远离厨房的假慈悲的形式，达到吃肉喝血的目的。可见，王道与霸道，相隔只是一层纸：一是遮遮掩掩，细咀慢嚼；一是张牙舞爪，狼吞虎咽。所以鲁迅说：“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

鲁迅深刻揭露压迫阶级具有刽子手和牧师的两种职能，揭露孔子的“仁”学，不过是“牧师安慰压迫者”使之忍受统治的反动说教罢了。

为了充分发挥安慰、欺骗被压迫者的职能，以便复辟奴隶制，孔子大耍所谓儒术。鲁迅除了在上述几方面予以揭露外，还举“厄于陈蔡”为例来进行批判。那时被困绝粮，“从者病”，“弟子皆有饥色”，而孔子却安然无恙。孔子不是讲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么？实际上他爱的是“己”，而“克”的却是别人。所以鲁迅批评说，仲尼“真是滑得可观”！“滑”——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就是孔子的儒术，也就是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特征和伎俩。

鲁迅清算孔子的教条，勾画孔子的形象，写出所谓“摩登圣人”，其实活着的时候并不摩登，倒是“颇吃苦头的”。这是他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必然结果。所谓“圣人”，也只是权势者“用种种白粉”化妆成的。鲁迅刷掉这些白粉，剥掉他的伪装，让他从高高的云端上跌落下来，现出不过是秕糠的原形。

对尊孔派的坚决斗争

鲁迅在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彻底清算时，都是为了反击形形色色的尊孔逆流。在五四文化革命中，鲁迅没有象有些作者那样，只把批判的锋芒局限在孔家店和复古派身上，而是及时揭露帝国主义和披着“五四”新衣的右翼知识分子同封建主义相勾结利用的罪行。他曾提醒人们注意：那些自称为“本领要新、思想要旧”的“新人物”，实际上是在“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鲁迅还一再揭露帝国主义赞美、尊崇孔家店封建文化的罪恶用心，指出“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个民族。“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正象鲁迅指出的“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蒋介石在南昌策划反革命军事“围剿”时，亲自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宣扬“四维八德”等孔子教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还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侵占中国，并鼓吹建立所谓“王道乐土”、“恢复孔子之教”。胡适也以王道的说教，向侵略者献“征心策”。叛徒王明、刘少奇、陈伯达，或鼓吹“仁爱”精神，或提倡“忠恕”之道，要与国民党“相依为命”。

鲁迅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革命的支持和鼓舞下，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对尊孔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把这当作反“围剿”、反侵略斗争的一部分，并总结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经验和规律。

首先，鲁迅揭穿尊孔活动，完全是孔老二“宽以济猛”的手段，是以“礼乐升平”来掩盖侵略和暴行。鲁迅就用血淋淋的事实，还它以狰狞的原形。鲁迅指出，日本侵略者鼓吹“中日亲善”、“仁邻王道”，来掩盖闪烁着膏药旗的断头台，国民党用祀孔盛典、重修孔庙，来粉饰太平，掩盖兵燹，疠疫，水旱，飞蝗，其反动实质，真是昭然若揭。

鲁迅还尖锐指出：尊孔就是“征心”。他说：“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国内反动派提倡尊孔，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就是在替侵略者清道，为侵略者效劳。鲁迅讽刺说：“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这些民族败类，是什么都可以出卖的，他们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祖国。他们所维护的，不过是自己“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的地位。只要能当上奴隶头目，当上儿皇帝，就不妨奉外族“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鲁迅在《儒术》里，引述历史的教训，揭穿了尊孔派完全是一伙丧尽廉耻、毫无节操的叛徒、卖国贼。

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还深刻地概括了中国尊孔的历史，概括了二十世纪以来尊孔与反孔的斗争，对古今的尊孔派进行了总批判。他指出：“孔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权势者的尊孔，是“怀着别样的目的”，“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所以孔子这个人，不过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敲门砖”，这是对于孔子在历史上所起的反动作用的深刻揭露，也是对于一切反动派尊孔的实质和手段的高度概括。由于这是长期阶级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有力地指导我们从政治斗争中去认识各种复杂现象，并对它作坚决斗争。鲁迅还列举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把孔子当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地失败了……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这就预示当时猖狂的尊孔活动，必将失败得更惨，而孔家店也必将更走近末路。

鲁迅在斗争中满怀胜利豪情，这是由于他对人民的伟大力量，对人民革命的光明前途，有坚定的信念。他深知革命的辩证法：有压迫就有反抗；权势者要吹捧他，人民就一定要打倒他。他衷心赞扬中国的“愚民”，是世界上最“懂得孔夫子的”；他们在“五四”以后，“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谓“圣人”不圣，“愚民”不愚，就是鲁迅所深刻总结的真理。它彻底翻了两千多年相承不变的老案，有十分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斗意义。

鉴古知今，鲁迅对尊孔派的斗争，有力地启示我们认识今天苏修叛徒集团以及刘少奇、林彪一伙尊孔的实质及其必然下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面磨刀霍霍，一面吹捧孔子“关心人民”，“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高目的”。他们抱着孔老二“宽以济猛”的教条，走着日本侵略者的老路；“时代不同了”，他们只能失败得更惨。刘少奇、林彪一伙，在社会主义时代，也拣起孔子这块“敲门砖”，想敲开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门。孔子抬出天命的招牌，自吹他能知天命；林彪也抛出“天才论”的纲领。他们狂热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都是为了搞反革命复辟。孔子鼓吹什么“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妄图把被推翻的奴隶主专政“复兴”起来，林彪也叫嚣要“解放”一切所谓政治上受迫害的人，实际上就是地富反坏右，妄图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为了达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林彪也从孔子那里学来了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伎俩：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总之，孔子是反革命复辟的“先师”，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骗子，也就是林彪顶礼膜拜的老祖宗。刘少奇、林彪一伙大搞文化专制主义，也是在替侵略者“征心”，替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清道。林彪甚至抱住孔子的亡灵，叫嚣“不成功便成仁”，疯狂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林彪的“成仁”，就是借助“核保护伞”，逃奔苏修，叛党叛国，充分暴露这个想当儿皇帝的叛徒、卖国贼的原形。复辟的大门没有给林彪打开，他也同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一样，落得个身败名裂、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宇晓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音乐理论，对“音乐”的概念，作了种种玄妙莫测的解释。特别是对无标题音乐，说得更玄，说是什么“纯音乐”，“绝对音乐”，是一种“超凡”的幻响，等等。这纯粹是骗人。鲁迅说得好，“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当前出现的关于无标题音乐没有社会内容，仅是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对比的谬论，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种反映。对它的虚伪性、反动性与危害性，必须予以彻底揭穿，进行严肃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都要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内容。无标题音乐也不可能例外。尽管它没有写上标题，没有歌词，但还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资产阶级音乐家创作的音乐作品，不论有标题无标题，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都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都刻有资产阶级的印记。我们绝不能低估它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社会作用。

就拿欧洲资产阶级“古典乐派”的音乐家贝多芬（一七七○——一八二七）来说，他生活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革命仍然在发展。这个斗争的生活内容，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反映得很明显。例如他的《第九交响曲》就是这样。这部作品前三个乐章没有标题，都是用器乐来演奏的，最后一个乐章是用席勒的诗《欢乐颂》谱写成的领唱与合唱，更明确地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思想内容。而资产阶级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一八六二——一九一八），却说“席勒的诗在这部交响曲里实在说只具有音响价值。”德彪西把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诗，说成“只具有音响价值”，完全是为了掩盖它表现的资产阶级政治内容，欺骗人民群众。贝多芬这部作品是为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制造舆论的，它在历史上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起过一定的作用，要给它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决不能赞扬任何资产阶级思想毒素。这部乐曲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在今天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是极其有害的。如果用超阶级、超社会、超时代的音乐谬论来解释这样的乐曲，就会放弃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产生极坏的影响。

这里所举例子还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作品，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倘是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作品，那在历史上也是反动的。对于文艺遗产，我们“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那些内容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是“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这就需要我们认真作好严肃的分析、批判工作。否则，我们就会放松警惕，那是十分危险的。

关于无标题音乐的反动谬论，兴盛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它不仅指无标题音乐而言，同时，把有标题的器乐曲，以及声乐、戏剧音乐等所有音乐作品，都说成了与任何“思想范围都没有关系”的单纯“声音形式”。这个时期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什么“纯文学”、“为诗而诗”，戏剧上出现了“未来主义”，美术上出现了“新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反动流派。这是和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分不开的。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已经没落，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一支社会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这种社会存在，必定要反映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中来。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统治地位，达到了自己预想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了。反过来，它已成了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阶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便从唯心主义思想武库里取出全部武器，有的直接使用，有的加以“改装”，统统都涂上一层极其神秘的色彩，把反动实质掩盖起来，以欺骗、愚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资产阶级服务。在文艺上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各种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幌子纷纷出笼的反动谬论，都是在极力鼓吹艺术的“神秘性”，用“艺术”掩盖资产阶级的政治，用“形式”来隐藏反动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一股极其反动的文艺思潮。资产阶级所谓的“纯音乐”、“绝对音乐”的理论，就是这股思潮中的一条主脉。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就曾指出当时的资产阶级音乐，“只能引起对于‘未来’及其诗歌和音乐的恐怖”，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艺术的没落和危机。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战斗音乐艺术。马克思高度评价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战斗歌曲，“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大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另外，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论著中，也高度评价了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音乐活动。特别是在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诞生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宣告了无产阶级音乐新纪元的开始。

资产阶级的“纯音乐”、“绝对音乐”谬论，在历史上一贯与无产阶级音乐根本对立，今天更是如此。资产阶级宣扬它是为了进行反动思想统治，修正主义者宣扬它是为了复辟，今天又有人宣扬它是反映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苏修抽掉音乐的阶级性，空谈什么“标题性”、“非标题性”，把“标题性”说成是“现实主义音乐”的“传统”和“标志”。于是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反动音乐到处泛滥，甚至出现那种“曲不符题”、挂着“革命”标题、奏着歪曲和诬蔑革命乐曲的怪现象。刘少奇、周扬一伙，大谈古人、洋人，叫嚷“光复古不行，还要搞洋务”，鼓吹“全民文艺”、“有益无害”等反动文艺谬论。在这股逆流中，音乐界的崇洋复古的倾向也相当严重。

崇洋复古的问题，决不单纯是个艺术问题，而是个阶级立场问题，是个思想感情问题。试问，历史上哪一个剥削阶级的洋的、古的文艺作品，能够和无产阶级的优秀作品、特别是今天的革命样板戏相比呢？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仇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攻击革命样板戏，贩卖封、资、修文艺，完全是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质。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受到了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而那些已经被批判了的谬论，今天又乔装改扮地钻出来抢夺阵地，不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又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翻案又是为了什么呢？！

毛主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我们决不能低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在文艺领域的恶劣影响。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发展，各种反动思想，必然会以新的形式反映出来。文艺理论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是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重视、抓紧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