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14日 · 第4版

苏习

一九六二年，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唯恐天下不乱，从各个领域掩护牛鬼蛇神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线。

周扬一伙在这样的时刻抛出“现实主义深化”论，正是妄图阉割和对抗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线。

“现实主义深化”论要求文艺创作反映两个“矛盾”。一曰：“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和农民实际要求的矛盾”，即所谓“内部矛盾”；二曰：“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从旧到新的“苦难历程”、“痛苦心理”，即所谓“内心矛盾”。周扬一伙动员作家集中笔力“深化”这两个“矛盾”，并告诉人们：沿着这两个“矛盾”去“深化”，就能获得“现实主义的胜利”。

然而，我们只需用党的基本路线剖析一下这两个“矛盾”，就不难发现他们大吹大擂的“深化”论究竟要把社会主义文艺引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上去？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宣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已经熄灭，“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和农民实际要求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作家们应该赶快掉转笔锋，向内部矛盾“深化”。

轻飘飘的一个“内部矛盾”，

“化”掉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矛盾，“化”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矛盾。

党的基本路线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去反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去揭示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还有什么“现实主义”可言？还有什么“现实主义”可“深化”呢？在今天，文艺既要深刻反映现实，就不能离开体现社会生活主流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即使以“人民内部矛盾”为题材，也必须以这一斗争为纲。这是因为，反映在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都渗透了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都与现实生活中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

其实，周扬一伙所要“深化”的“内部矛盾”，决不是什么人民内部的矛盾。在他们笔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昏庸无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被领导”却“精明强悍”。尽管如此，周扬一伙还嫌这样的作品不够“愤怒”，鼓动一些人拿起“铁笔”，向无产阶级进攻。一时间，文艺界黑云压城，妖风四起。那些反党的“顶风人物”破门而出了。

除了写这样的“内部矛盾”，周扬一伙还鼓励作家去刻划人物的所谓“内心矛盾”。他们为我们勾划了一种内心“丰富复杂”、思想“痛苦阴暗”、积压了“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并为这种

“人”加了一个定义，曰：“中间人物”。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所谓“内心矛盾”，不能不是社会阶级矛盾在人们内心的反映。

在今天，反映在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的“内心矛盾”，无论怎样

“丰富复杂”，总不能超脱现实生活中两大对抗阶级的精神状态：一个是闪耀着时代精神光芒的无产阶级的精神世界；一个是充满着破灭之感的没落阶级的“内心矛盾”。至于那些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总是要向两极分化的。其中绝大多数总是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他们有一个思想改造过程，但绝不是什么“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苦难历程”。他们在思想改造中会产生痛苦，但绝不是什么“内心分裂”、“悲苦”、“绝望”。那种以“阴暗”、“绝望”为特征的所谓“中间人物”，只能是行将灭亡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管周扬一伙用怎样含糊抽象的概念或怎样“丰富复杂”的词汇，都掩盖不了这批“中间人物”臀部上的鲜明的阶级印记。

要问什么是周扬一伙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吗？把“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愤怒”地揭露出来；把没落阶级的心声“复杂”地反映出来。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我们的文艺如果照此办理，按这两个“矛盾”去“深化”，那么，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能是一幅惨淡的图景，一个卑琐的“大千世界”。无产阶级叱咤风云的斗争现实还有没有呢？没有了。共产主义光辉灿烂的宏伟远景还有没有呢？没有了。这种“深化”，从根本上“化”掉了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反映社会矛盾这一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美化，对社会主义现实的丑化。其结果，社会主义文艺必然被“深化”到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道路上去。

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就是以反映“两重人格”、

“精神分裂”、“内心矛盾”为其特征的。这个为周扬一伙顶礼膜拜的“有毒的天才”，当时站在没落农奴主阶级的立场上，借“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小人物”之口，毫无掩饰地发泄了那种“卖掉整个世界而换得一个歌”的绝望、阴暗心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周扬一伙狂热地拾外国死人的牙慧，在艺术上正如列宁所说的是“对最拙劣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最拙劣的模仿”，在政治上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

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总是与政治战线上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四十年代，周扬一伙在延安大搞“暴露文学”，作了国民党发动的反共运动的内应；五十年代，周扬一伙提出“不粉饰现实”的“写真实”论，作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先导；六十年代初，周扬一伙又在“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旗号下，大写

“痛苦”、“复杂”，大揭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成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前卒。

纵观几十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我们可以发现，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总是借助政治上的谣言，文艺上的丑化，来歪曲地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他们把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描绘成“天怒人怨”、“一团漆黑”，好象社会主义之舟即将“覆沉”了。这种混淆视听、蛊惑人心的丑化和颠倒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从政治上击中了“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要害，击中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要害，“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曾几何时，刘少奇、周扬一伙连同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理论纲领、文艺纲领，统统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席卷而去了。

在我们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后，文艺创作中的“无冲突”论又作为它的另一个极端的补充出现了。这种“无冲突”论妄图把人们引到云雾迷漫的“无差别境界”。我们有些同志也不敢写矛盾冲突，恰好说明还没有从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艺术观的高度，与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谬论划清界限。

“现实主义深化”论、“无冲突”论都不过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的反映，都导源于反动的唯心史观。他们有时也讲“矛盾”，但矢口否认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最本质的是阶级矛盾；他们有时也写“冲突”，但一笔抹去文艺作品中矛盾冲突的阶级内容。这种唯心的历史观、艺术观，与党的基本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党的基本路线最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冲突的阶级实质，指明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文艺创作，就要求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提炼生活，概括矛盾，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揭示社会主义现实的革命本质；就要求作家把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始终放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主导地位，在典型的矛盾冲突中完美地展现英雄人物内心的共产主义理想。党的基本路线是决定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方向的生命线，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灵魂。离开党的基本路线，文艺创作的典型化、理想化就成了一句空话。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破坏社会主义文艺，正是从阉割这条生命线，扼杀这个革命灵魂着手的。

“现实主义深化”论从出笼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表明：我们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斗争，领域可以不同，形式可以变换，但斗争的中心始终只有一个，这就是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我们一定要记取这十年的斗争经验，用战斗来保卫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线。

一粒发了霉的“米”

江苏无锡机床厂工人　陈云林

臭名昭著的“现实主义深化”论有一个核心内容，叫做：写“平平凡凡”。据周扬一伙自称，这就是“以小见大”，“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

什么是“小”，什么是“大”？怎么样“以小见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谓“以小见大”，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阶级斗争为纲，透过现象抓本质。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从一本描述一个偏僻县份革命过程的小册子里，不仅看出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的严重教训”，而且由这本书的感染力考虑到作者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的重要性。他热烈称赞这本书是“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们，也正是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从最大量、最普通的工农兵实际生活中进行提炼，并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作品。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龙江颂》、《沙家浜》，通过一个异姓三代的工人家庭、一个普通的生产大队、一支新四军伤病员组成的小分队，反映了气壮山河的主题，就是三个“以小见大”的极好说明。

周扬一伙的“大小”观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他们所谓的“平平凡凡”究竟是指什么呢？只要看看他们所欣赏的《三里湾》就晓得了。这本小说，通篇是讲什么泼妇整治男人的“诀窍”、村长雇工走私的秘密、媳妇同公婆闹分家的风波、爷娘干涉儿女婚事的曲折。这个据说是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三里湾”，分明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臭水湾！

原来，周扬一伙就是这样在写“平平凡凡”的幌子下，故意避开现实生活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题材，到阴暗角落里搜罗一些泡沫渣滓枝节任意夸大，以逞其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的。如果说，这些专写“平平凡凡”的作品就是周扬们的一粒“米”，那么，它不折不扣是一粒发了霉的“米”。不管他们怎么吹嘘

“忠实”于生活，“深化”了现实，一粒霉“米”所反映的，只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细菌世界”罢了。

让周扬一伙捧着那粒霉透了的“米”，抱着那套写“平平凡凡”的谬论，到他们那个“大千世界”见鬼去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将更加一往无前地引导我们的文艺创作向着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世界迅跑！

甘戈

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才能深刻地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本质真实，揭示出生活发展的革命真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文艺的历史使命和革命现实的发展要求，向无产阶级文艺提出的最先进、最科学、最正确的创作方法。

周扬等四条汉子，为了把文艺变成他们“干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反革命工具，鼓吹“写真实”，提倡“现实主义深化”论，叫嚷要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因此，他们拚命反对毛主席倡导的艺术方法，反对塑造体现无产阶级理想的英雄人物，反对用革命理想去鼓舞人们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情。与此同时，他们又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大肆宣扬文艺作品可以不根据现实生活而人为地“拔高主题”，竭力鼓吹离开现实生活的“高空作业”，似乎不要来源于生活也可以凭“热情”写出所谓非常政治化、调子很高昂的作品。其目的，也是破坏毛主席倡导的艺术方法，动摇这个艺术方法的革命现实主义根基。

周扬等四条汉子把现实和理想割裂开来，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对立起来，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偷换了革命的辩证法。我们主张描写理想，但这理想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中的理想，是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辩证地历史地观察现实，去描写现实的革命发展。否则，那就不仅不能反映出革命的真实，而且还会歪曲革命的理想。

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为我们很好运用毛主席倡导的艺术方法作出了范例。它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同现实的革命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用革命理想指导对革命现实的描绘，用对革命现实准确、鲜明、生动、真实的描绘，去体现灿烂的理想光辉。我们应该继续批判周扬一伙鼓吹的“现实主义深化”论，认真地划清“写真实”论同艺术反映生活本质的界限，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实践，努力创作出既能体现革命理想，又是生动活泼、有血有肉、亲切感人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来。

周扬一伙的“党性”

魏山

一向反对文学党性原则的周扬，一九六二年竟侈谈起党性来了，而且还概括成了一句要言妙语：“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这就是党性。”

说严格点，这还够不上称为“新”概括、“新”发明。翻翻周扬以前的讲话，就可以找到：

“艺术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是生活之真实的描写”。（一九四五年）

“生活描写的真实性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原则。”（一九五三年）

“作家首先要反映真实……”（一九五六年）

“无论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六一年）

一连串的“忠实”加一连串的“真实”，简直比唯物主义还唯物主义。

可是，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上，那些声嘶力竭叫喊“真正国货”、“货真价实”、“廉价拍卖”的人，往往是骗子。同样，文学史上那些贴着“写真实”一类商标的作品，往往是不折不扣的骗人文学。

周扬一伙不也是口口声声说：“不粉饰现实”，“不漠视生活的真面目”吗？可是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无一不是对社会主义现实恶意丑化的大毒草。

就是在周扬一伙鼓吹“现实主义深化”论的那次会议上，周扬说：

“作者应该根据自己所感到、所见到的写，即使见错了感错了，也还要这样。这就是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这就是党性。写自己相信的东西，即使犯错误也值得。”

这段话说明白一点就是：作者“所见”、“所感”、“所信”的便是“真实”的。“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物”，就是“忠实于”作家自己“所见”、“所感”、“所信”的东西。

用作家自己“所见”、“所感”、“所信”的东西观察一切、衡量一切，然后决定建树什么和诋毁什么，这不是货真价实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是什么？这不是赤裸裸的唯我论又是什么？然而，这正是周扬一伙信奉的“党性”。

这种货色，我们似曾相识。

胡风宣扬“主观战斗精神”、宣扬“自我扩张”，不也美其名曰：“主观和客观吻合”？

瞿白音宣扬唯心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不也专门加了一个注脚：“作家、艺术家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这个“自己”是“真实的自我，而不只是表现出个人的好恶和主观的任意性”？

打着唯物主义的旗号，偷运唯心主义的黑货，这就是周扬、胡风一伙的骗子手法。

名曰“忠实于客观事物”，实则忠实于自己的“所见”、“所感”、“所信”，即忠实于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并妄图“忠实”地按照这个世界观来改造社会，改造我们的党，这就是周扬一伙的全部“党性”。

梁溪

周扬一伙曾经把他们提倡的文学称之为“劝人”文学。他们标榜的“劝人”的方法，则是“借着评东家长，论西家短来劝人的”，是用“人”来“劝人”的。

周扬一伙精心塑造的“劝人”的“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也不象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是一群“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

千百年来的阶级斗争史和文艺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阶级为了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总是塑造本阶级的“理想人物”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三纲五常”，塑造了他们理想中的“忠臣孝子”；资产阶级为了开拓自己的“金钱世界”，塑造了他们理想中的“征服者”、“具有个人奋斗精神的人”；无产阶级为了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也塑造了本阶级的英雄典型，展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有这些阶级塑造的不同的“理想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人物，典型人物，他们身上都凝聚着一定阶级的理想、愿望、党性。

然而周扬一伙塑造的“芸芸众生”，却闪闪掩掩，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这些人究竟是哪个阶级的“理想人物”，为哪个阶级“劝人”呢？

打开“劝人”文学，看一看周扬一伙笔下那一群“芸芸众生”，无一不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而实质上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无一不是徘徊于党的领导和自发势力之间，而实质上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人。周扬一伙一面给这些人披上工农群众的外衣，戴上“中间人物”的面具，一面又象牧师一样“劝人”同情这些人，给这些人“大多数”的位置。既要反党，又要伪装，可见他们用心之苦了。

在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企图用他们的浑身散发着铜臭的代表人物来作为“劝人”的标本，用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来腐蚀人们的灵魂，已经很困难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专了资产阶级的政，无产阶级光辉灿烂的英雄形象也在文艺舞台上专了资产阶级“大少爷”、“姨太太”的政。周扬一伙再要通过文艺来表达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就不能不乔装打扮一番，给魔鬼披上人皮，给毒药裹上糖衣，以便“和和平平”地解除人的思想武装，“甜甜蜜蜜”地腐蚀人的灵魂，偷偷地实现其夺魂、夺人、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而所谓的“中间人物”，则正是实行他们这种反革命策略的“理想人物”。周扬一伙用这种“人”“劝人”，这就更见他们的恶毒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