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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
驳马立克
本报评论员
苏联代表马立克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在联合国电台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大肆吹嘘苏联的所谓“和平和国际合作的纲领”对第二十六届联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妄图掩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本届联大所遭到的政治上的孤立和道义上的失败。这种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表演,是十分拙劣的。
马立克在讲话中大谈苏联在印巴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如何“正确”,但是他却竭力回避印度反动派在苏联支持下对巴基斯坦发动武装侵略,遭到了大多数成员国谴责的事实;更绝口不敢提及大会以一百零四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实际上曾被苏联在安理会否决的、要求印巴双方停火、撤军的提案。而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这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严重打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绝不是马立克之流用任何花言巧语所能掩盖得了的。
马立克标榜所谓“和平和国际合作”,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明目张胆地支持印度侵略者,破坏南亚次大陆的和平,怎么能够把自己打扮成维护和平的天使呢?蛮横霸道地违抗绝大多数国家要求制止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一意孤行,还侈谈什么“国际合作”呢?苏联代表在安理会三次滥用否决权,使用种种手法,拖延时间,怂恿印度反动派肢解巴基斯坦,这大概就是马立克先生吹嘘的所谓对联合国的“巨大贡献”吧!
更荒唐的是,马立克居然说苏修在印巴问题上是主张“停止流血”的,似乎苏修是多么关心东巴人民的命运。这是十足的伪善。正是你们从各方面帮助印度政府发动侵巴战争,把流血的灾难加给巴基斯坦人民。你们的手上沾了东巴人民的鲜血。“站在暴政和暴力一边”的,正是你们这一伙印度侵略者的帮凶。
为了掩饰苏修在联合国的狼狈处境,马立克在这篇讲话中重弹反华老调,竭力歪曲和攻击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采取的严正立场,胡说什么中国在裁军问题上采取了“消极态度”,对解决中东问题“不感兴趣”,等等。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是赞成真裁军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用裁军的空谈来掩盖它们扩充军备和发动侵略的种种骗局。我们一贯主张召开世界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苏联主张召开的既没有规定明确目标、又没有提出切实步骤的世界裁军会议。我国代表团团长在第二十六届联大曾经质问苏联代表,敢不敢宣布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从国外撤回一切核基地、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直到今天,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还不敢吭一声。究竟谁对裁军采取“消极态度”呢?你们是在搞假裁军、真扩军,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马立克还吹嘘苏联提出的关于禁止细菌武器的条约。其实,这是苏美勾结的产物。这个条约不顾大多数中小国家的意愿,把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分割开来,放弃禁止化学武器,实质上是使美苏可以继续拥有并发展化学武器,尤其是听任美帝在侵越战争中放手使用化学武器,残害越南人民。对于细菌武器,条约的实质部分没有明确规定禁止使用,这对于拥有大量细菌武器的超级大国,毫无约束力。这只不过是你们在联大搞的又一个假裁军的骗局。
在中东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斗争,支持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和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正当要求,主张以色列必须立即、无条件地从它所侵占的一切阿拉伯领土撤出去。我们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中国代表团在联大就是这样做的。苏修鼓吹的所谓“政治解决”,其实质是同美帝划分中东势力范围,束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斗争。对此,我们当然“不感兴趣”,而且要坚决予以揭露。
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同广大中小国家一道,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了积极的努力。这对两个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联合国事务,确实很不利。马立克所以这样气急败坏,猖狂反华,原因就在这里。
马立克的讲话,有一句算是说对了,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势力在大会上是孤立的”。不过,应该说得清楚一点,这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动势力”,主要就是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两家。在联合国反映出来的中小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趋势,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不管马立克怎样暴跳如雷,都是徒劳的。
(注:马立克的讲话见第六版)
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 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经验
河北举办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班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
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据新华社石家庄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电 河北省县以上领导干部最近举办学习班,集中一段时间,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结合学习,总结自己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历史经验,并且深入地开展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通过这次学习和开展革命大批判,他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狠批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参加学习班的同志,为了弄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重点学习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光辉著作,并且对照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谈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世界观的根源来说,是由他们的反革命本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极力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鼓吹“唯天才论”,其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大家在学习讨论和批判时谈到自己的体会,都深刻地指出,我们在工作中有时受骗、上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也都和我们自己头脑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紧密相连的。为此,大家在学习中,自觉地把自己摆进去,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上摆问题,从世界观上找原因,斗私批修,自觉革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学习班上,许多干部谈到,要坚持唯物论,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狠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先验论,狠批“唯天才论”,虚心向群众学习,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有一位地委领导干部,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刻苦地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常年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了解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了解贫下中农的呼声和要求。因此,当一九五三年刘少奇及其在河北的代理人刮起一股大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妖风时,他识别出这是同广大贫下中农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相违背的,不符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于是便向上级党委写了一个报告,坚决进行了抵制。后来,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自己松了一口气,放松了学习,也逐渐脱离了实际,结果,当刘少奇一类骗子抛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谬论,并且积极贩卖“业务挂帅”、“生产第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时,自己就识别不清了,当成了“正确路线”来执行。这个干部在谈到这段曲折的经历时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广大群众对我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批判,开始我很不理解,思想上不服气。后来在群众的帮助下,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的教导,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以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主要是放松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自己身上滋长了“官”气,坐机关多了,严重脱离了实践,脱离了群众。所以,犯错误表现在路线上,根子在世界观上。这个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以后,注意认真看书学习,深入革命实践,自觉改造世界观。后来他调到张家口地区工作,这个地区山高地薄,无霜期短,旱涝多灾。面对着这些困难,他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认识到悲观的论点,畏难情绪,无所作为的思想,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映,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表现。他组织大批领导干部到农村调查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和大家一起从坝上到河川地,从深山区到丘陵地带,跑了六个县四十多个大队,总结了十二个不同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经验,在全区进行推广。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个地区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干部的实践经验,使大家受到了教育,很多同志说,认识来源于实践,智慧出于群众,领导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就一定不能很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学习中,许多老干部通过总结经验还深深感到,要坚持唯物论,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必须大破骄傲自满、故步自封、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的经验主义,树立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大家结合自己的经历,摆了经验主义的危害。邢台地区革委会一位领导干部,在一段时间内由于背上了老资格、老经验的包袱,产生了自以为是的骄傲自满情绪,在工作中不注意学习革命理论,不注意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结果在领导清队工作中,没有很好地依靠群众,被阶级敌人钻了空子,影响了毛主席的政策的落实。后来,他经过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所以犯错误,主要是对自己不能一分为二,思想上背上了骄傲自满的包袱。他深有体会地说,老资格只能说明参加革命时间长,不能说明自己路线觉悟高。老经验总带有一定局限性,作风上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思想就会僵化,就会犯错误。
大家还谈到,要坚持唯物论,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必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排除私心杂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左”右干扰,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潮流,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阜城县一位县委副书记在学习时谈到自己的体会时说,一九五八年他在衡水县工作的时候,刘少奇正在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他当时由于私心杂念作怪,一心想争荣誉,争“先进”,结果不调查不研究,用一个点代替全面,拿一个生产条件好的大队推论全县,在全县盲目地搞脱离实际的大计划,不看客观条件地搞大工程,企图使全县各项工作一下子来个大变样,结果使革命和生产受到损失。三年困难时期,他被调到武邑县工作,因为没有从世界观上找原因,只是从消极方面接受教训,又一头扎到一个全县最困难的生产队去“蹲点”,因为“蹲点”本身就带着私心杂念,调查的方法是主观唯心的,结果越了解,感到困难越大,又执行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回顾这些经历时说:这两次错误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从世界观上来说,观察问题都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以感想代替政策,根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干部被调到阜城县工作,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坚持认真看书学习,自觉地斗私批修,努力改造世界观,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受到了群众的好评。还有个县的领导干部谈到自己有一个时期,由于有怕苦怕累怕困难的思想,不敢领导群众改天换地,不采纳群众的正确意见,结果造成农业严重减产。后来群众对他提出了批评,他改正了错误,深入发动群众,根据群众的要求,在全县掀起了一个改造盐碱地,大搞海河配套工程的群众运动,使水利工程发挥了效益,全县面貌发生了变化。他谈到这些经历时深有体会地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不破除私心杂念,思想就必然主观片面,就不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附图片)
河北省武安县城关供销社党支部成员,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整顿党的作风》。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