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8日 · 第3版

中共山东省威海市委副书记　阎善本

几年来，我读了一些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用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不断洗刷头脑里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我逐渐认识到，只有在工作中注重实践，深入实践，才能不断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从“老框框”中解放出来

有一段时间，有个公社的领导班子不够团结，影响了工作。市委分配我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公社领导班子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他们不团结的主要原因，是都觉得自己有“两下子”，互相瞧不起。我到了这个公社以后，找他们谈了谈，更认为自己的看法没有错。于是，我便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给他们讲了一些加强革命团结的道理，又对几个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满以为这样一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谁知事与愿违，疙瘩不但没有解开，有些同志反而对我一肚子意见。

我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通。我已到基层，又进行了调查研究，为什么还是没有做好工作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毛主席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我对照毛主席的教导，仔细回忆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才认识到毛病就出在带着“老框框”作调查，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于是，我决心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既听“班长”的意见，又听各委员的意见；既听公社干部的意见，又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意见。由于接触的面广了，听得多了，掌握的材料就比较全面了。事实说明，这个公社党委团结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把手缺乏民主作风，委员不能充分发表意见，形成了隔阂，影响了团结。

问题的症结找到后，我便对症下药，把大量的工作放在帮助公社党委书记提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上。并帮助他们举办党委成员学习班，与他们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教导，引导他们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党委书记带头谈思想，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其他委员也纷纷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个公社的领导成员间终于消除了隔阂，统一了思想，提高了执行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自觉性，各项工作也有了起色。

要做好工作，不作调查，固然会碰钉子；但是，带着“老框框”去调查，也还是要碰钉子的。因为“老框框”是过去的东西，它脱离了斗争的现实。如果从“老框框”出发，迷信头脑里的那点老材料，就会听不进群众的意见，看不清新情况，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现实，滑进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泥坑。只有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去认识它，改造它，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精细地研究矛盾的特点

前年冬天，我到一个大队去蹲点。刚刚落脚，党支部的同志就向我反映，有几个生产队长不愿当干部，要我帮助解决。晚上，我召开了大队干部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这个问题谈了很多情况。后来，我又找那几个队长逐个地进行了交谈。几天过去了，材料装了一脑子。他们不想当干部的原因比较多：有的因为家务重；有的因为与个别群众“顶了牛”；有的因为生产上不去，怕群众埋怨。我分析了这些原因，认为主要是在工作中碰到了困难。因此，只要帮助他们克服了困难，问题就可以解决。这时，我便与党支部的同志一起，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关于向困难作斗争的一些论述，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这样忙乎了一阵子，虽然有一些成效，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再一次翻开了《矛盾论》。毛主席教导说：“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我联想自己处理问题的全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我想，问题所以没有解决，是因为自己身子虽然到了群众之中，但思想没有深入事物的内部，做精细的研究工作。只抓了一些皮毛的现象，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于是，我又深入群众进一步进行调查，并将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认真的、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样，经过精细的分析，终于使我认识到，这几个队长不愿当干部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平时只顾埋头干，忽视了政治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结果碰到了困难，就感到当干部吃亏，想打退堂鼓。表面上看起来是害怕困难，实质上是上了刘少奇一伙散布的“当干部吃亏论”的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与他们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狠批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当干部吃亏论”，对他们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通过学习，他们表示要为革命挑重担，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一辈子。

两种做法，两种效果。我们在实践中，掌握了大量的感性材料，仅仅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还要善于用脑思索，真正深入到事物内部，“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主观认识更接近于客观实际，从而更好地解决在革命实践中碰到的问题。

中共兰州东方红玻璃厂委员会书记　夏春日

我们厂自从一九六六年十月投产后，一直靠从河南洛阳运进制造玻璃的砂岩原料，运距远，成本高。有时原料供应不上，影响生产。这时，我就埋怨上级不该把厂建在兰州。西北高原，黄土满山，那里会有玻璃原料呢？当时，工人群众说：“我们不能长期依赖从外地供应原料过日子，一定要就地取材，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大事啊！”真是形势逼人。

听有关设计部门说，甘肃没有玻璃原料产地。这个结论到底对不对？毛主席教导说：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又教导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没有深入调查，凭一些表面印象，就断定“甘肃没有玻璃原料”，这是先于经验而有认识、先于调查而有结论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只有去调查，去实践，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有了这一认识之后，我就和工人一道，深入各地调查，认真走访群众，终于在离厂十六公里的黄河北岸碱水沟发现含玻璃原料二氧化矽的“天然风砂”。经过先后五次试验，制造出了玻璃，纠正了“甘肃没有玻璃原料”的错误结论。如果按照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脱离实际，凭主观臆测，那末，不但不能用兰州“天然风砂”造出玻璃，并且会使自己滑到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去。

革命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要随着不断深化。在我们解决了玻璃原料问题，正式投产后，发现周期三十个月的玻璃熔炉提前烧塌了。起初，我们感到，在原料配比、投料方式、燃料消耗、窑内温度等方面都和以前一样，设备没有变，操作规程也没有变，窑怎么提前烧塌了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到车间调查大窑被侵蚀的原因，起初看到玻璃上有白点子，大窑烟筒又往外冒白色晶体颗粒，就误认为窑弦被侵蚀的原因是原料里炭粉太多。于是没有向工人请教，就主观决定把原料配比中的炭粉减掉，但并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我凭自己的老经验，又主观地认为兰州“天然风砂”表面光滑，与助熔剂附着能力不强，进窑后助熔剂飞到窑顶，烧了窑弦。因此，没有同工人研究和小型试验，就个人决定用几吨钢材，做了一台“对轮碾”，想把光滑的砂粒碾出棱角。结果小米粒大的砂子根本碾不碎，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在多次失败面前，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伟大教导，对前段工作进行了认真检查，头脑开始清醒起来了。自己虽然也到生产实践和工人群众中去了，也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思想上总认为自己有经验，缺乏虚心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我认识到，必须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善于在集中群众智慧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坚持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保证。

思想明确了，我就又一次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放下官架子，甘当小学生，努力作实际调查。我们组织了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会战小组，继续坚持试验，仔细观察工艺流程的每个环节，认真研究各种原料混合熔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终于找到了大窑提前烧塌的原因：原料的成分中炭粉太少，芒硝得不到还原，助熔剂不能完全熔化便侵蚀了窑弦；另外，五十年代的旧工艺已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用兰州“天然风砂”制造玻璃的新情况。于是，我们把过去不应减掉的炭粉又增大分量加进配料里，在工艺上也进行了革新。这样，我们基本上认识和掌握了大窑熔化的规律，解决了大窑提前烧塌的问题，使大窑转入周期性的运转，产量逐步上升。

我们只有牢固地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智慧，才能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取得指导运动的发言权。

在长城脚下的深山老峪里，活跃着一支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红色邮递员队伍——河北省抚宁县驻操营邮政支局的革命职工。

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光辉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发扬完全彻底为贫下中农服务的革命精神，得到群众的好评。

把成绩当作继续革命的起点

驻操营邮政支局地处河北、辽宁两省交界的燕山怀抱里，四周山峦叠嶂，长城绵亘，云雾飘渺。全局有六名职工，担负这里五个公社、五十三个大队、一百五十一个生产队的邮政通信任务。邮路都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任务繁重，环境艰苦。但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风浪中，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仅克服了人手少，环境差，邮件到局时间晚等困难，由“周两次”投递逐步实现了“等车当日投递”（即邮件一到立即分发投递），保证报纸、刊物、信件迅速同群众见面。他们还热情宣传毛主席关于报纸工作的论述，提高了广大干部对报纸的认识，扩大了报刊发行，还帮助一百三十九个生产队建立了读报小组。群众赞扬他们，领导也表扬他们，这时，有的同志说：我们的邮路一改再改，工作算是做到家了，以后只要滑不下坡来就行了。

工作真是做到家了吗？

过去，下雪天，邮递员一般都不出门。因为大雪封山，漫天皆白，山间小道被雪埋住，行走艰难。他们对此进行了分析：雨雪天，社员不能下地干活，是贫下中农学习的好机会，如果能把报刊及时送去，正符合他们的需要。为什么过去没有这样做呢？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和“一分为二”等伟大教导后，找到了许多差距，认识到自以为工作做到家了的“顶点”论，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形而上学。在成绩面前，决不能沾沾自喜，把取得的一点点成绩看成“顶点”，而应把它作为继续革命的新起点。这样，才能不断革命，不断前进，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头脑里有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认识到为人民服务没有“顶点”以后，这个邮政支局的职工决心发扬成绩，纠正缺点，从严要求自己。山洪断路也要过，大雪封山也要行，坚持把报纸及时送到贫下中农手里。

为了使党报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们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帮助那些很偏远的生产队也订上了报刊。镰刀湾是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由于他们居住在山尖上，上下一次很不方便，经常看不到报纸。这个支局的负责人潘得新和邮递员们爬山涉水，主动来这里发行报刊。贫下中农说：“你们的任务够重了，我们这里山高路远，不能再给你们增加负担啦！”他们说：“为了让更多的人掌握毛泽东思想，山再高，路再远，我们也要把报纸送到！”

为人民服务的路子越走越宽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斗、批、改运动中，驻操营邮政支局的同志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明确了服务方向。他们说：人民邮政要真正做到为人民，必须改变“等客上门”的老习惯，把汇款、包裹直接送到贫下中农手里。

这个问题提出以后，有的人认为，现在我们的作业时间已经比过去延长很多了，投递任务也加重了，如果下乡再带上一大堆包裹，山区小道又那么难走，是不是太麻烦了。他们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和《矛盾论》，算了一笔账：“等上门”和

“送上门”，虽然是一字之差，却是个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问题。“等上门”与“送上门”是矛盾的：“等”就省事，“送”就麻烦。把包裹、汇款“送上门”比“等上门”是要增加不少麻烦。但是，我们麻烦点，广大贫下中农就可以减少麻烦，集中力量抓革命，促生产，为革命多作贡献。我们“麻烦”得越多，对贫下中农越有利，对革命的好处越大。这样一算，大家心里豁然开朗，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不图省事，不怕麻烦，把包裹、汇款直接送到贫下中农手里。

从此，驻操营邮政支局变得更加生气勃勃。无论在烈日炎炎、风雨交加的盛夏，还是冷风刺骨、大雪纷飞的寒冬，他们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把一件件包裹、一份份汇款送到贫下中农手里。同时，把贫下中农需要邮寄的包裹、汇款、信件等带回邮局。有一次，老邮递员王顺清的邮路上有一封从天津寄来的信，由于地址写得不详细，试投了十多个生产队，都没找到收信人。按规定，只要贴上个“无此人，退回原处”的条子就算完事了。但是王顺清没有这样做。他想，在万恶的旧社会，这带山区是个穷地方，许多人由于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发这封信的人很可能是解放前逃荒出去的阶级兄弟。于是，他怀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顶着烈日，冒着酷暑，从一座山翻到另一座山，从这个生产队跑到那个生产队，逢人便问，先后跑了三十多个生产队，终于找到了收信人的下落。原来，收信人和寄信人是亲姊妹，在旧社会一起被卖出去，后来姐姐回到老家，妹妹继续在外地生活，两个人已经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当姐姐收到妹妹来信的时候，激动得热泪滚滚。

投递员们把贫下中农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他们天天背着几十斤重的邮包爬山越岭，满载而去，满载而归。邮包里除了报刊、包裹外，还有给贫下中农代买代卖的小型农具、生活用品和当地的土特产品。前年冬季的一个傍晚，邮递员郭振兴在回局的路上碰到一个领着三个小孩的妇女，并且还带着许多东西，走起路来非常吃力。当时，郭振兴想，天快黑了，他们母子四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于是，他主动上前问了个详细。原来这位妇女是从东北回家看望病人的，是董家口大队贫农饲养员施德全的闺女。情况弄清以后，郭振兴先把她们接到邮局，并马上给他们做饭吃。吃过饭以后，郭振兴和邮递员王绍宗一起，不顾一天投递的劳累，摸黑往返二十多里路，用自行车把他们母子四人送到董家口。第二天，老贫农施德全专门来邮局表示感谢，连声称赞他们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好乡邮员。

有人对他们说：“你们揽那么多‘份外’的事，够辛苦了！”但是驻操营邮政支局的同志却这样回答：“干革命没有‘份内’、‘份外’之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本份。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份外’可以变成‘份内’，站在资产阶级本位主义和个人利益角度上，‘份内’也可以变成‘份外’。”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