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16日 · 第5版

冯之丹

非洲的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极为复杂。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存在着非洲传统的土地制度。在经过长期的西方殖民统治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非洲农村既存在着原始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制，也存在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个体农民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的种植园（主要是殖民者经营的种植园）。尽管非洲土地问题错综复杂，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即由于殖民统治的结果，非洲大量的肥沃土地被殖民者所掠夺，以致千百万非洲农民丧失了土地；由于殖民者的横征暴敛和通过不等价交换榨取巨额利润，以致非洲农民的贫困化日益加深，生活日益痛苦。非洲的土地问题，直接地反映了非洲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尖锐的矛盾。

西方殖民者对非洲土地的疯狂掠夺

十九世纪末叶，西方殖民者在结束了血腥的奴隶贩卖以后，为了在非洲奠定新的奴役制度和殖民统治的基础，就遣送大批白人移民侵入非洲。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了殖民者对非洲人土地的疯狂掠夺的过程。殖民者通过颁布法令直接攫夺土地，或对当地酋长进行威胁利诱，或采取措施，使非洲农民破产流亡等手段，逐渐霸占了非洲大片肥沃的土地。在英属中非和东非殖民地、在南非，以及前法属北非殖民地，由于殖民者的掠夺而造成的土地问题显得特别尖锐。

在东非的怯尼亚，英国于一八九五年确立了殖民统治后，即宣布全部土地为“皇家所有”。根据怯尼亚殖民当局颁布的“皇家土地法令”，英国殖民总督被授权“代表国王陛下，在他认为适当的任何条件下，为任何目的而赠予、出租或让予任何皇家的土地”。一纸法令便剥夺了怯尼亚人的土地所有权。随着欧洲移民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怯尼亚人被殖民者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一九零一年，怯尼亚的欧洲移民只有十三人，到一九零四年增加到三百多人，他们占有二十二万英亩土地。从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四年，怯尼亚的非洲人被夺去了近四百四十万英亩的土地。到了一九五七年，欧洲移民的人数达到了四万五千多人，占有土地的面积达到十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五平方哩。

根据一九三九年英国枢密院颁布的一项法令，怯尼亚山下一块总面积约为一万六千七百平方哩的最肥沃的高原，被指定只供欧洲人占用。因此，这一块富饶的高原被称为“白人高原”。据估计，仅这块高原就占了怯尼亚全部最好土地的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占怯尼亚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吉库犹民族，原来就住在这块肥沃的高原上，后来被殖民者驱逐到一些零星分散的“保留地”里。这些保留地的总面积不过二千平方哩，因此，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哩四百人，有的甚至达到五百至一千人。这使得失去土地的吉库犹族的农民无以为生，被迫流落到欧洲人的农场里去充当雇工，或大批地流向城市，成为无产者。

在中非和南非，殖民者直接用武力驱逐非洲人，进行“圈地”。广大的非洲农民被赶到贫瘠、狭小的“非洲人居留地”去。英国殖民者在南罗得西亚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七点八的欧洲移民占有全部可耕地的一半，相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非洲人却只有全部耕地的一半，而且这些土地全是贫瘠的花岗岩沙地，或者是更为贫瘠的细沙石地。同时，殖民当局更颁布了所谓“南罗得西亚土地分配法”、“土地经营法”等法令，剥夺非洲人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的居住权。

在种族歧视制度盛行的南非，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土地的掠夺更为严重。早在一九一零年，南非的耕地几乎全部为白人移民所霸占，留给非洲人的土地只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八三。一九三六年，南非当局拨出了七百五十万摩根（一摩根约为两英亩）土地，交给非洲人。即令如此，占全国农业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非洲人，仍然只能挤在只占全国耕地百分之十二的瘦瘠的“保留地”上，而占南非人口百分之十五的白人移民却拥有百分之八十七点五的耕地。

北非的前法国殖民地，也存在严重的土地问题。在摩洛哥宣布独立的时候，外国人占有耕地的八分之一左右，其中包括沿海地区的最好的土地。在突尼斯，一九四九年有百分之二十的耕地属于外国人。在新近独立的阿尔及利亚，近百年间，二万多欧洲移民占有全国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耕地，其中六千多户殖民富豪又占有欧洲移民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七。占全部农业人口一半左右的五十万以上的阿尔及利亚农户则丧失了全部土地。

在葡属非洲殖民地安哥拉、莫三鼻给，至今仍实行着野蛮的变相奴隶制度。全部肥沃土地都为殖民者所霸占。在安哥拉，只有千分之三的非洲人被允许拥有少量土地。数十万农民被逐到殖民者大种植园和工矿企业去充当苦工。

在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法国殖民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如在喀麦隆、加蓬和中央刚果等国家的那些便于开垦的森林地带，有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七十五的非洲人的土地被殖民者所夺取。

非洲农民陷于悲惨的绝境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殖民统治而造成的土地问题，在非洲是普遍存在着的。殖民者明明知道，这个问题始终是激起殖民地人民进行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殖民者根本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

在南非、安哥拉以及其它非洲地区，殖民者甚至用强制的手段，把成千上万由于失去土地而陷于破产绝境的农民，转送到殖民者的大种植园和矿坑底层去从事奴隶劳动。例如在南非，白人当局利用

“通行证法”及其它许多种族歧视的法令拘禁和逮捕非洲人，并把被监禁的犯人发送到白人农场去充当苦役。葡属安哥拉至今仍盛行着强迫劳动制度。

当非洲农民被驱入殖民者的种植园和矿坑底层的时候，他们就从一个地狱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更加悲惨的地狱。例如在塔培尔地方的非洲劳工身披麻袋，在灼热太阳的照射和犀皮鞭的抽打下劳动，夜晚则住在没有窗户的土屋里，外面还有凶猛的警犬看守着，防止他们逃跑。根据一九五三年的材料，在受雇于殖民者种植园的二十五万怯尼亚农业工人中，百分之四十八的工人每月收入为二十五先令，百分之二十六的工人每月只有二十先令，而当时官方估计每个劳动者每月最低生活费用为六十先令。许多农业工人本身都无法糊口，当然更谈不上养家了。像在南非、怯尼亚、刚果和独立前的尼日利亚、赤道非洲各国，婴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在某些地方有一半以上的人活不到十五岁或二十岁。经过六十多年的殖民统治，广大的非洲农村，呈现出一幅可怕的图景。

农民是非洲民族革命的一支伟大的主力军

非洲农民既然遭受着如此深重的苦难，所以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传统和顽强的革命性。从历史上来看，欧洲殖民者对非洲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主要是对土地和农产品的掠夺，这种掠夺曾经在许多地方激起过大规模的农民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种斗争往往是自发的，缺乏组织性。但历次农民斗争都表现了巨大的威力。在英属东非，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几乎贯穿着民族运动的整个历史。怯尼亚西南地区的马赛以族人，曾因收回被夺去的土地一再爆发斗争，他们曾迫使当地殖民者从非洲人的土地上撤走。安哥拉的农民在一九三○年曾同城市工人一起举行起义，并一度使首府罗安达陷于瘫痪状态。一九三七年加纳农民拒售可可的运动，持续达半年之久，成为加纳初期民族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各国的农民运动加强了组织性，斗争纲领也远较过去明确。要土地、反捐税的斗争和要求独立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斗争。在某些国家，觉醒了的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还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一九五二年，怯尼亚吉库犹族爆发了震撼英国殖民统治的“茅茅”武装起义。这一次武装斗争具有浩大的声势和规模，约有一百万吉库犹族人参加。“茅茅”起义的中心口号是“把白人偷去的土地夺回来！”这句看来极其简单的口号，对于吉库犹族来说是何等地激动他们的心弦啊！因为过去曾定居在富饶高原上的吉库犹族被赶出来了，他们的命根子被抢走了。现在夺回土地，夺回命根子，自然是他们最迫切的要求。“茅茅”起义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五年，英国殖民者镇压起义，屠杀了数万名非洲人。可是现在，据报道，怯尼亚的殖民当局又发现非洲人的“土地自由军”的武装组织在活动，英国殖民者为此感到了惊慌不安。很明显，土地问题成了怯尼亚局势动荡的一个重大根源。

在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安哥拉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农民的重要作用显示出来了。在这些国家中，广大农民都是民族解放战争的人力和物力的源泉。这是因为非洲农民一旦觉醒后便深深懂得，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同整个民族的解放分不开的。农民是非洲各国人民的主体，约占非洲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也是民族解放军的主要参加者。没有农民的积极参加，非洲的民族革命运动就不会有浩大的声势。

土地改革日益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因此，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土地改革这个命题，就不能不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是衡量非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事实证明，在农民中间进行艰苦的组织工作，提出明确的土地改革纲领，动员农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是争取非洲民族革命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例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地提出了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并规定，“没收敌人和叛徒的土地”；“将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领导着喀麦隆人民坚持民族解放战争的喀麦隆人民联盟，在自己的最低纲领中提出要“没收和限制一部最不合理的殖民者的企业或禁地”，“使无地农民得到土地”。而在它的新纲领中则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一九五五年六月在南非首府约翰内斯堡附近举行的“南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自由宪章”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根据种族差别而对土地所有权实行的限制应该结束，所有土地应该在耕种土地的那些人当中重新分配，以便消除饥荒和土地缺乏情况”。这就是说，南非的民族主义者也已经注意把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同反种族歧视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进行了七年半之久，并且最后取得了民族独立的重大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阿尔及利亚广大农民流血牺牲、英勇战斗的结果。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把进行土地改革列入了自己的纲领。在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以后，本·贝拉总理在他的施政纲领演说中指出：“土地改革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一项基本目标”。他说：“我国的农民占我国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惨重的牺牲并且承受了可怕的后果。农民理所当然地希望革命在带来独立的同时，也带来完全是正当的福利。”

智利的铜和美帝国主义的掠夺 李言年 （一）

铜是智利国家经济的命脉，而在智利的对外贸易中，铜更是命脉中的命脉。最近十年来，铜的出口占智利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五九年曾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九。

智利的铜产量居世界第二位或第三位。一九五九年智利铜的产量达五十四万五千吨，居世界第二位；一九六一年的产量是五十四万一千吨，略少于非洲北罗得西亚，而居世界第三位。智利铜的蕴藏量，据已探明的是八千万吨到一亿吨，占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首位。它的铜矿石的含铜量，更为资本主义各国所罕有。美国开采的铜矿石的含铜量是百分之零点三至百分之零点五，而智利铜矿石一般的含铜量却是百分之一点五至百分之二。最近，智利在科皮亚玻发现了约三千吨含铜百分之八十的铜矿石，这几乎是纯铜了。

早在十八世纪初期，智利已经开始产铜。当它在一八一○年宣布独立的时候，铜的生产对国家就具有重要意义。一八三四年在炼铜业中使用反射炉以后，铜的开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八五三年，智利的铜产量达到了顶峰，占全世界铜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二。

在智利铜的生产最旺盛时期，可悲的事情发生了。一八九四年美国资本家在智利的奥伊金斯省的特尼安特开矿建厂，并正式组成了布拉登铜公司。到一九一六年布拉登铜公司正式成为美国肯奈柯特铜公司的一个附属公司。美国摩根财团的安那康达铜公司于一九一三年组织了一个智利开发公司，在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省的丘基卡马塔建成了现今资本主义世界最现代化、规模最大的铜矿。一九二○年它另组织了安戴斯铜矿公司。一九五二年又在萨尔瓦多城附近建成年产十万吨铜的大铜矿。

根据美国铜矿公司代理人希奇门所著的《智利铜的现状》缩小了的数字计算，到一九六一年止美国的肯奈柯特铜公司和安那康达铜公司，共从智利掠夺了一千二百七十二万四千三百九十二吨铜。

与美国资本大量掠夺智利铜的同时，智利的铜产量一直在极盛时期的五万二千吨的数字以下徘徊。据说，一九六一年智利的铜产量可能进入六万吨大关。 （二）

在这个号称“铜的王国”的国家里，是很难看到铜制品的。商店里出售的铜器很昂贵，一只小铜盘或一个小铜烟灰碟，要卖两个埃斯库多（智利新货币名），约等于二十公升牛奶或五十个鸡蛋的价钱。至于一个大铜盘，要八个至十几个埃斯库多；而一只三个灯头的铜制座灯，竟高达五十个埃斯库多。这些普通的铜制品实际上已成为奢侈品，一月只收入四五十个埃斯库多的工人或一百多个埃斯库多的中等职员，怎能不望而却步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智利人民不是铜的真正主人。正像前面所说的，美国垄断资本家控制了智利铜产量的百分之九十，智利则只生产百分之十，而且全部是粗铜，要运到外国去重新冶炼。因此，智利所需要的精铜反而要按所谓“公平”的世界市场价格向美国铜公司购买。所谓铜的世界市场价格，就是伦敦和纽约的铜交易所规定的价格，而这些交易所实际上是美国安那康达、肯奈柯特和菲尔普斯·道奇等铜公司的附属机构。

事情还不止此。在智利生产三种铜：第一种是电解铜，含铜量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第二种是火炼铜，含铜量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八；第三种叫气泡铜，含铜量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七。美国在智利的铜公司只冶炼一部分电解铜，而把其他两种铜运回美国，重新冶炼为电解铜。伦敦和纽约铜交易所规定的铜的价格，就是以这种铜为标准。智利只能生产气泡铜，并且只能以低于所谓铜的世界市场价格的价格，卖出这种铜。

智利的铜矿石里还含有金和银，美国资本控制的铜矿公司之所以不愿意在智利提炼精铜，就是因为这样做而获得的金银要按金银税率上税。因此他们宁可把那些含金银较多的矿石冶炼成粗铜，然后运回美国，提炼金银后，再炼为精铜，拿到市场上出卖。据估计，近几年来，美国用这种方法盗窃的智利铜矿石里的金银最少约值六百万美元。智利出产的粗铜里，也含有金银，但智利的公司不会提取。外国资本家买去这些铜提炼金银以后，再按精铜价格在市场上出卖。 （三）

美国垄断资本家掠夺智利铜的历史，已有五十多年，但大规模的掠夺还是近四十年的事情。美国垄断资本家在这四十年间，从智利汇回美国的利润是三十亿美元，而他们对铜矿的投资却只有五亿美元。

这三十亿美元，按照智利现在的官方牌价，可折合四十五亿埃斯库多，而智利近两三年来的国家预算是多少呢？每年也不过八亿左右埃斯库多；智利全国国民经济收入，一年也只有二十多亿埃斯库多啊。这还只是铜的利润。美国资本同时还控制着智利百分之九十的硝石生产，控制着大部分的铁矿石的开采，控制着年产四十万吨钢的号称“民族工业”的太平洋钢铁公司，控制着锰矿、水银矿、钨矿等稀有金属的开采。美国资本也控制着智利全境的电话公司，控制着大部分的电力生产。美国资本和智利资本合营的企业遍及智利全国。这许多方面的利润又是多少呢？把它们合在一起计算，无疑是一笔更加惊人的数字。 （四）

智利各阶层人民不甘心于美国垄断资本对智利铜的霸占和剥夺，很早就展开了斗争。

在这个斗争中，智利人民首先要求建立不受外国资本控制的铜厂。早在一九二九年，他们就提出了这个要求。以后虽然成立了筹建委员会，但是整个工作由于政府不支持而拖延下来了。智利人民并不因此而灰心，又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六年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组织了新的筹建委员会。一些工程师被派到外国去参观调查。他们提出了建厂的具体方案。但是，智利政府又把它拖延下来了。到一九四七年，要求建立铜厂的斗争发展成广大的群众运动。工人，特别是铜矿的矿工，积极参加了这个斗争。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当时的总统以及有关的一些政府部长，签署了第九五七号法令，同意用国家资金来建立一个国营炼铜厂。于是，经过了三十三年的斗争，一个小铜厂终于在一九五一年在阿塔卡马省的一个印第安人的村落——帕伊波特正式开工了。

尽管帕伊波特铜厂只能冶炼粗铜而不能开采，尽管它只有三个普通转炉，但是，智利人民却热爱帕伊波特，喜欢谈论帕伊波特，因为这个厂才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由于广大人民的支持，帕伊波特的生产十年来一直上升，一九五二年它冶炼了九千一百二十四吨铜，但到一九六○年却冶炼了二万二千二百四十六吨铜，十年中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四。这个厂于一九六一年开始扩建。与此同时，在圣地亚哥附近，也正在建设和它同样大的第二个铜厂。

除了争取建立本民族的铜厂外，还进行着争取把美国资本经营的铜矿国有化的斗争。一九六一年八月，社会党的一些议员提出了把美国资本经营的铜矿国有化的具体建议。

在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的铜矿劳动的工人，为了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为了反对迫害和解雇，为了将厂矿收归国有，也进行着各种斗争。在最大的丘基卡马塔铜矿，美国资本家企图用高工资收买工人，使他们叛变自己的阶级。但是，这个阴谋并未得逞。美国铜矿代理人希奇门承认，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五年中，由于工人罢工，美国资本家在智利少生产了十五万八千七百多吨铜。

智利人民终有一天会重新成为他们自己的财富的主人。

西非日记（八） 杜宣

访问广播民族乐团

今天我们去访问几内亚国家广播民族乐团。乐团属广播电台领导，事实上是一个民族歌舞乐团。在非洲，歌和舞几乎是无法分开的。

乐团是在一九六○年一月四日成立的，是几内亚独立后第一个建立的国家艺术团体。乐团有三十个成员。二十二个男的，八个女的。男的演奏乐器，女的唱歌。全部成员是从几内亚全国挑选来的。有的来自上几内亚，有的来自下几内亚，还有来自森林区的。因为几内亚是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所以团员中有的不能相互谈话，其中也有一些文盲。很多人还不能看正谱。团员集中之后，先进行了一个短期训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举行公演，只是向机关干部和学生们演出过。等一些时候，就要到各地巡回演出。

几内亚民间歌曲很丰富，过去一直没有很好的记录整理。现在乐团打算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收集。

在民族音乐中，共分为四类：古典的、室内的、民间的和舞蹈配乐。现在对各类音乐采取了分别对待的办法。例如：在演奏古典乐曲的时候，就是根据传统的演奏方法，不加改变的演出。演奏民间的歌曲就不能照搬，因为几内亚的音乐家们认为，过去的一些民间歌曲，并不完全都是好的，有的还有些不健康的内容。所以现在演唱时，常常是根据原来的曲调，而将歌词的内容从新改写过。

乐团的很多演员都是世代相传的民间艺人，有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我们到乐团的时候，他们正在排演间练习。他们唱的一个歌叫做《自由的人们，不应在他们的事业中泄气》。乐队的演员都坐在地上。八个女歌唱演员，在乐队前面一边唱，一边前后来回地走动。走的时候手臂跟着音乐的节奏扭动。乐曲是原来民间很流行的，而歌词则完全改换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

“新娘面纱”

今天到金迪亚去旅行。这是我一到几内亚就想去的地方。这儿有一个著名的瀑布，被人们称作“新娘面纱”。这个名字本来已经是够诱人的了，何况这里还有一个专门研究非洲毒蛇的巴士特药物研究所。关于蛇的生活，人们都感到兴趣。我们从小就不知道听过多少蛇的故事，所以今天没有等天亮，我就醒了。

由科纳克里到金迪亚，单程一百四十公里。公路平坦极了，路两边的香蕉园、菠萝园，一望无际。目前正是非洲酷热的旱季，很多地方在进行电力灌溉。

著名的瀑布是在离金迪亚十多公里的地方。金迪亚与瀑布之间有一段崎岖的道路。车过处，黄沙滚滚。道路两旁，尽是枯草。坐在车子里感到热得够受的。车子在山坡上转了几个弯，景象就完全不同了。一大片葱翠的森林，跳进了我们的眼帘。更远处的右首，是一座高拔的断崖。我们的车子钻进森林，迅速地朝着断崖飞奔而去。

根据我看瀑布的经验，一走近瀑布附近，总会感到如万马奔腾一样的喧嚣。但是下车之后，这儿却是静悄悄的，我以为还要走一段山路才能到瀑布跟前。心里正在这样猜想的时候，使馆的孙秘书看着我那副呆头呆脑的样子，就用肩膀碰了我一下：“嗳，你怎么不看呀？”我有些莫名其妙，随便地应着：“看什么？”孙秘书用手一指说：“那不是瀑布吗？”我跟着他的手所指的方向看去。这一看真把我震慑住了。就在我正前面，百丈悬崖上挂着一幅七八丈宽的轻纱，在微风中飘来飘去。我来不及再问什么，立刻迎了过去。走到距离瀑布约一百多步的样子，就感到十分清凉。不知道是哪一个聪明的人，为它取了“新娘面纱”这样又确切又美丽的名字。

瀑布是由无数根如丝的细流所组成。断崖就像织布机上的梳子。泉水则是梳子齿缝中流出的细纱。千万根细纱从悬崖飞下，飘忽轻盈，落地无声。这真是奇迹！

瀑布下面有一泓碧水。我们去洗了一个脸。又从车子里把带来的啤酒和汽水，放在泉水里浸着。然后在树荫下找了一块平地，铺上毯子，拿出罐头。我们欣赏着这神秘的“新娘面纱”。不，应该说，是在“新娘面纱”的拂拭下，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野餐。

本来我很想爬上去，看看悬崖上面究竟是个什么样儿，是怎样形成这种美妙而又神奇的“面纱”的。但是崖壁如削，无法攀登。由于我们还要去参观巴士特药物研究所，因此不得不与这无声的瀑布、神秘的“面纱”告别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附图片）

图为几内亚的仑巴舞　新华社发

一九○一年，一些捕捞海绵的人们，在安琪基铁尔海湾潜水到海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不认识的机械。这个机械后来被送到雅典中央博物馆去研究。当时人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不久以前，工程师们经过详细研究后，才确定它是一架天文钟。

这架钟呈椭圆形，是用陶瓷做的，有二十厘米高，在前面和后面有两个字盘。在一个字盘上刻有黄道十二宫和月份的标志。字盘上还能看见有针轴的小孔。从它的内部构造可以看出，它是记录太阳和行星的周年运转以及主要恒星和星座运转的天文钟。

后面的字盘的构造还要复杂。可惜年代太久，水蚀得太厉害。因此，现在还没有查明它的意义。这架钟的构造表明，古希腊人已经掌握了利用齿轮转动机械的原理。

根据刻在字盘上的字母形状，可以确定这架天文钟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在希腊制成的。同样也可以确定，装备有这架天文钟的船，也是在这一时期沉没的。（纯译）

地理知识

海子

里海的北部（北纬四十四度以北）是里海的浅水区域。但是，这里的捕鱼量却占整个里海的百分之八十，个别年份的产量甚至达到全苏捕鱼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富饶的水域每年都要结冰，封冻期通常是从十二月到来年四月。在东北岸的古里耶夫港一带，封冻期竟长达六个月之久。在封冻期中，海面上延伸着很厚的冰盖，厚达几十厘米。离岸越远，冰结得越厚，没有破冰船是无法航行的。冰盖经暴风袭击而破裂后，就会形成浮冰群，有时高达二米。尽管如此，这里的渔猎作业几乎全年都在进行。

当冬天来到时，虽然有些爱暖的鱼类游向了里海南部和中部，但是像鳊鱼、白鱼、鲤鱼、白鱸等鱼类，却留在河口地区的水底，寻找深穴过冬。鱼群在这些洞穴里密集得甚至动弹不得，因为在最严寒的时候，这些洞穴中的水温也在零度以上，而且上面还复盖着很厚的粘液层。据当地渔民说，鲤鱼在严冬时变得十分驯服。在洞穴中一丝不动地伏着，就像堆积在渔桶里一样。从小船上把渔叉插到冰下，如果它们不被刺中，就决不会移动；撵它们入网，它们也不会游开。因此，只要能找到鲤鱼，就一定能捉到它们。

冬天，在里海北部的冰下，可以用渔网捕鱼。即使用大眼渔网也能捉到最名贵的小白鲑，这种鱼可以制作最好的腌熏鱼。为了捕捞小白鲑，渔民在一月份就驾着马，结成雪橇队，沿着冰原，深入到一百公里以外的海中。这些马既有力，又耐劳，能饮海水，不怕寒风，沉重的渔网就是由它们驮载的，因此被称为“大眼渔网马”。渔民到达目的地后，先在冰上选好地方，搭起帐篷，然后用铁梃把冰凿成一条条长长的小槽，把渔网撒到冰下。这样的捕鱼方法虽然很费力，但是捕获量却很大。为了避免因冰块碎裂而造成危险，苏联政府还为渔民们准备了机动性的飞机。

海豹也是冬季猎捕的对象。据研究，里海的海豹是在古代由北冰洋沿着大河迁徙来的，它们在夏季散布于里海各处，冬季则聚居在里海北部。海豹，里海的海生哺乳动物的唯一代表，喜欢靠着冰边或躺在冰上，随着冰块一起漂流。可以乘着雪橇在冰原上围剿海豹，也可以乘着特制的船，在冰块间有水的地方搜寻。里海的海豹狩猎业具有很长的历史。在里海北部现在仍有不少岛屿以海豹命名。海豹可以提供品质优良的油脂、皮革和肉骨松。

此外，在伏尔加河三角洲和其他河口地区，在冬季还栖息着一百多种从苏联北方各地飞来过冬的鸟类。它们在开春后又飞走。因此冬季也是猎获这些鸟类的良好时机。

大批的渔猎产品从里海北部各处源源运向阿斯特拉罕。这里是里海北部的渔业中心港口，各种产品在这里加工后，便运往伏尔加格勒和其他地方。（附图片）

图为怯尼亚的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