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27日 · 第5版

关于“自觉的能动性”

若水

关于主观能动性的问题，近年已经有不少文章论述到了。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值得继续阐述和探讨。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同志曾经名之为“自觉的能动性”。究竟什么是自觉的能动性？我们需要发扬的是什么样的自觉能动性？这篇文章就是想对这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的学习体会。

我想，要对自觉能动性的问题获得一个清楚的概念，恐怕要注意三层区别：第一是人与物的区别，第二是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的区别，第三是革命队伍内部正确与错误的区别。

关于人类的特殊能动性，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里指出：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这里的“物”，当然包括无生物和一般生物。无生物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不必说了。一般生物，特别是动物是否有某种能动性？它们为了生存，当然不能不对自然进行斗争，这就是能动性的表现。在高等动物，这一点是看得很明显的。恩格斯说：“动物经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的自然，虽然在程度上远不如人那样。”（《自然辩证法》）但这只是低级阶段的能动性。

自觉的能动性是只有人才具有的。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活动主要是受本能驱使的，而人的活动是在某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如果说动物在不断地影响其周围的环境，那么，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自己讲来是偶然的情形。……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之铲除植物，为的是在这块开辟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种植树木，或开拓葡萄园，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同上）人的主观能动性之所以是自觉的能动性，就是因为人能够自觉地意识到他的活动的目的。

人类的这一特点，是和人的本质——劳动联系着的。马克思曾指出，人类劳动和蜘蛛、蜜蜂的工作不同，就在于人在开始劳动前，头脑中已经有一个预想的目的（参看《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也说过：“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和其他动物最后的主要的区别，而引起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自然辩证法》）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所谓人类特有的“自觉的能动性”，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

人类的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也不是一下冒出来的，而是经历过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越是在早期阶段，人类的行动就越是缺乏自觉性，而“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同上）

人类是在劳动中，在实践中发展了这种自觉性，提高了自己的认识，而这又反过来指导了自己的劳动和实践。

人常常在实践中失败，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另外，也有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看来是达到目的了，但以后产生的间接效果却又予人以不利的影响，甚至把最初曾达到的目的破坏无余。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著名的论文里，曾举例说明这样的情形：“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却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把森林砍完之后，水分积聚和贮存的中心也不存在了。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因为要十分细心地培养该山北坡上的松林，而把南坡上的森林都砍光了，他们预料不到因此却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预料不到这样就使山泉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枯竭了，而且在雨季又使洪水倾泻到盆地上去。”类似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人们因此得到了教训：必须学习怎样才能使客观的效果符合于主观的目的，必须有科学的预见，不仅从暂时的效果而且从长远的利益来规定行动的计划。

谈到目的，似乎是纯粹主观的东西，而其实，人是不能任意规定自己的目的的。人如果要使自己的目的能在客观世界中实现，就必须先从客观世界中取得自己的目的。不过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自觉地意识到的。列宁说：“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但是人却以为他的目的是从世界以外拿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哲学笔记》）如果人不是把自己的目的放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基础上，而放在单纯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那么不管他的愿望是多么强烈，意志是多么坚决，他的行动仍会遭到失败，他的愿望就只能是空想。所以列宁又说：“人的意志、人的实践，本身之所以会妨碍自己目的的达成……就是因为意志把自己和认识分隔开来，并且不承认外部现实是真实存在着的东西（是客观真理）。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同上）

人的自觉能动性，就表现在知与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过程中。人愈是能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规定自己的目的，就愈能利用客观世界的规律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他的自觉能动性也愈大。所以，对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或自觉能动性的完整的了解应当是：它不仅包括行动，而且包括认识，不仅包括意志和热情，而且包括科学的分析、理论、政策、方针，等等。我们承认意志和热情的重要性（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干劲也可以起决定作用），但是不应当把主观能动性这一范畴狭隘［ǎi］地了解为只是，或主要是意志和热情，更不应当把科学的分析排除在主观能动性的范畴以外。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都是能动的飞跃，都是认识的能动作用的表现。

恩格斯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一起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中；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仅仅是因为我们胜于其他一切动物，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已。”（《自然辩证法》）人和客观世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人不是在自然界之外而是在自然界之中。马克思主义反对那种把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割裂开来的论点。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强加给客观世界，而只有从客观出发才能反过来改造客观。

这不仅在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方面是如此，在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方面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论述社会革命的条件时指出：“人类始终只会抱定自己所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我们仔细去看时总可以看出，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就是说，任务或目的不是纯主观的，而是受客观条件规定的。当然，社会生活的发展是否已经在客观上提出革命的任务是一回事，人们是不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任务又是一回事。在革命运动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客观上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社会生活本身已经提出革命的任务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意识已经高涨了，而领导人物反而落后于现实，看不到这些条件，拒绝这种任务。另外，有的时候，革命或革命转变的具体时机还未成熟，革命者却过早地提出了这种任务。前一种情况是右倾，后一种情况是“左”倾，两者都是脱离实际，都是没有或缺乏自觉性。

自觉能动性本是人类共有的特点，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只要是人，他总是或多或少有这种能动性的，否则他就不能生活。反动统治阶级也有他们的自觉的能动性。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于维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对于反共反人民，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狂热的。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他们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持和扩大他们的统治，在他们的统治已被推翻的地方就要竭力进行颠覆活动，达到反革命复辟的目的。从这方面说，他们的活动是自觉的，他们的努力也是一种自觉的能动性。

但是，反动阶级的这一切活动，又都是违反总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不管他们怎样疯狂挣扎，最后总逃不脱灭亡的命运。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受盲目的必然的社会历史规律所支配。他们虽然有一个明确的总目的，并且是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可是阶级利益又使他们不能认识到这个总目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妄想。从这一方面看，他们的行动又是盲目的。当然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也并非完全不起作用，因为在一些局部问题上和某些方面，他们还可以有符合客观的认识，因此，在一个时间内，在某些方面或局部地区，他们是可能取得胜利的，但总的说来，他们至多只能延长旧制度的寿命，而注定不能挽救这个制度的灭亡。

这样看来，我们既不能说反动阶级没有主观能动性，也不可以把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革命阶级的主观能动性等同起来。

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不但有明确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是以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了解和科学的预见为依据的。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单纯主观愿望，这是历史发展到现时代在客观上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这样一种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的认识，是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的。这种自觉认识的集中表现，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

无产阶级获得这种高度的自觉的能动性，也是经历过一个发展过程的。在起初，当它还是所谓“自在的阶级”时，它反对的只是机器或个别资本家，它的斗争还是自发的，它还不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解放自己的真正条件。当然，自发性同自觉性是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如列宁所说，“‘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最原始的骚动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自觉性的萌芽：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还不能说是了解到）必须共同地进行反抗，坚决地抛弃盲目服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终究多半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而很难说是斗争”（《怎么办？》）。只是到了后来，到了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有了长期斗争的经验，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这些经验而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产阶级才不仅“感觉到”反抗的必要性，而且“了解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才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理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理解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换句话说，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了理性阶段。这时候，自觉的斗争就代替了自发的斗争，“自在的”无产阶级就转变为“自为的”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无产阶级头脑中凭空制造出来而企图强加给社会的幻想，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无产阶级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任务又必然地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所以无产阶级不过是把社会历史客观上对它提出的要求自觉地当作自己的目的而已。在这里，主观的目的和客观规律的要求是一致的，无产阶级之所以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无产阶级的自觉是人类最高的自觉，是对于客观历史规律及其赋予自己的使命的自觉。

这样我们就看到：“自觉的能动性”是同人的理性认识联系着的，是同人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了解联系着的。认识了客观必然规律，按照它来规定自己的目的，并且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就取得了主动权，人就有了自由。革命的无产阶级既然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那么总的说来它也就获得了这种自由。

然而实践和认识都是要不断前进的。对总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有了一般的了解，还需要对本国本民族的特殊情况也有具体的了解，对前一阶段的革命有了成熟的经验，到了下一个革命阶段又需要探索新的经验。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在这些问题上缺乏自觉性，陷入盲目性，陷入主观主义。认识上既有盲目性存在，实践上也就会有不自由的状态存在。发扬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应当是一个不断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取得伟大的胜利，就因为它通过长期的实践而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伟大的中国人民正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在一切方面和一切问题上都永远没有盲目性了。在各项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工作中，只要我们还有违反客观情况和客观规律的地方，我们就局部地陷入了盲目性，我们的工作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好好研究我们已经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政策，以提高我们的认识，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就是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重要课题。

有些同志在工作中不重视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政策，从主观愿望出发来规定任务。这就表明他们没有科学的态度，表明他们不但轻视理性认识，而且轻视事实材料。这些同志往往以“发扬主观能动性”为名来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任务。实际上，我们所要发扬的主观能动性，同那种盲目的积极性和主观主义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在指出思想和行动是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的表现，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以后，紧接着又说：

“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着重点是我加的）

可见问题根本不是要不要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主观能动性是永远需要的，我们坚决反对那种否认主观能动性的懒汉懦夫的世界观。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主观能动性，是这样的自觉能动性——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行动。这种主观能动性或自觉能动性是既包括了充沛的革命热情又包括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在内的。

发扬这种主观能动性，我们就能取得自由，就能取得主动地位。主动地位和主观能动性，是互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主动地位是客观的，人都不愿意处在被动地位，而愿意处在主动地位，但事实上究竟处在哪一种地位，却是由主客观的各种条件决定的。客观上的困难情况和主观上的错误或消极，可以使人丧失原来的主动地位而陷入被动地位；反过来，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有利条件克服困难条件，也可以使自己脱出被动地位而转入主动地位。

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总是不断地走向更高的自觉和更大的自由。当人类进入“自由的王国”的时候，当“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实践论》）

宋祝勤

工业企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同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平衡。平衡状态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不平衡状态则是经常的、绝对的。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新的不平衡，如此循环不已，每一循环都达到更高的一级，推动着工业企业生产能力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但不能由此认为，我们应该保持工业企业生产能力的不平衡状态，而不需要积极组织新的平衡了。组织新的平衡是个经常性的工作。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不平衡状态的出现，就需要注意调整比例关系，组织新的平衡。只有这个工作做好了，工业企业生产才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我国的工业建设，就是在不断冲破旧的不平衡和积极组织新的平衡中，向前发展的。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工业，残破不全，发展极不平衡，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了几年大力的恢复和建设，新建立起一批新的工业企业，从而才使这种不正常的状况，逐渐有了改变。但是工业企业的物质技术基础，还较薄弱，还较落后。在这个基础上，又经过三年的大跃进、工业生产的大发展，一些原有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巩固、充实和提高，那些缺门的新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了，并且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用它们生产的各种新的产品，武装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这样，才使得我国工业企业日趋完善，为我国今后工业建设初步奠定了较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根据工业企业生产能力发展的规律性，还需要注意组织新的平衡。

建立工业企业生产能力的新的平衡，要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执行这个方针，是为了巩固工业企业过去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克服因农业受严重自然灾害歉收，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暂时的困难，进一步处理工业企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进一步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更好地向前发展。

工业企业内部的各项比例关系，是很复杂的。而且，每个工业企业，并不是每项比例关系都是相同的。有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存在着不平衡；有的就可能在别个方面存在着不平衡；有的虽然存在着某些不平衡，但经过调整，基本上已经平衡或者正在平衡。尽管各个工业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同，但都需要服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依据本厂的实际情况，分别主次、重轻、急缓，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调整。一般地说，在工业企业内部组织生产能力的新的平衡，着重要调整好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比例关系。

首先，使生产主机（或主要产品）的设备能力同生产备品、配件的设备能力之间，生产老产品的设备能力同试制、生产新产品的设备能力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按照国家的统一安排，主机和备品、配件的生产，有的是分别安排在专门的工业企业里；也有些工业企业，是既生产主机，也生产备品、配件；还有的工业企业，它所生产的主机，仍然需要由它生产的备品、配件，来满足这种主机在使用磨损过程中的维修和补充的需要。这些工业企业生产的上述产品，由于需要生产的批量的多少不同，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就要求各个工种或工序之间的设备能力大小的配置与其相适应。只有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了，才能够均衡地进行生产。

近代化的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是连续性的，生产会周期地不断地重新通过相同的诸阶段。生产过程诸阶段的生产能力如果大小不均衡，就会出现生产不相协调的现象。设备能力大的工序，生产的部件、半成品会过多地积压起来，而设备能力小的工序，生产的部件、半成品就会经常跟不上生产和配套的需要。这样，不仅使生产的总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和提高，而且还直接影响出产成品，影响国家计划的完成。所以，需要对生产设备的总能力的各个工种或工序之间进行平衡，从生产需要出发，逐步提高那些薄弱部分的生产能力，以便使不同的工种或工序之间的设备能力，既适合生产主机，又同时适合生产备品和配件的需要。

每个工业企业都有责任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积极努力生产新产品。工业企业内部适当地安排生产老产品和试制、生产新产品的设备能力同劳动力之间的平衡，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在调整总生产能力的时候，如果忽视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会顾此失彼，互相影响。因此，每个工业企业都要把生产老产品的设备能力和试制、生产新产品的设备能力，进行合理安排。凡是有条件的工业企业，可以逐步地设立试制新产品的车间，以便能够经常地有计划地进行新产品的试制和生产。

其次，机器设备的能力同机器维修、工具维修和制造，以及用于技术革新、技术措施所需要的设备能力，要保持一定的平衡。工业企业内部有一定的生产设备的数量和生产能力，就要有一定的技术设备能力。这种关系，人们通称为“前方”和“后方”的关系。技术后方的最主要的部分，是机器、工具的维修和制造，以及用于技术措施所必要的设备能力。在过去生产中，除开其他一些原因，一般说，工业企业“前方”的设备能力增长得较多、较快，而“后方”的设备能力却增长得较少、较慢，产生了“后方”的力量不能适应“前方”生产发展需要的矛盾。因此，工业企业在调整内部生产能力的时候，要统筹安排，合理调整，充实技术“后方”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工人，使其能够担负起“前方”的全部机器、工具按时维修和补充的任务。马克思在谈到制造和维修关系的时候说：“一架机器虽然以这样完全的构造加入生产过程，但仍然会在现实的使用上，表示一些缺点，要用追加的劳动来纠正。另一方面，它越是度过它的中年期，正常的磨损越是增加，它所由以构成的材料越是消耗衰老，要使机器保存气息到它的平均寿命的末期，必要的修理劳动就越是多，越是大。这好比一个老年人，比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必须有更大的医药费，才能防止不到时候的死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一九八页）所以，工业企业的机修、工具部门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应该主要用于机器检修、工具检修和制造上。在完成这些任务以后，倘若生产能力还有剩余，也可以承担其他的任务。如果制造和维修的设备能力不均衡，机器和工具设备该修而又无力量检修，或者虽经过检修而质量不好，这样就不能保证机器设备和工具经常能保持良好的状态，能正常地运转，这样，它们就会经常的生病，就要迫不得已地停机修理，大大浪费工时，影响机器设备应有效能的发挥。由于机器、工具不能适时检修，时间一久，它们就会失去应有的精密度，这样不仅使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合格，而且还会使机器设备过早地衰老、死亡。

最后，机器设备的能力同劳动力、技术力量的配备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平衡。一般地说，目前工业企业的非生产性人员、辅助性劳动人员过多，而从事直接生产的工人、技术工人过少；因而，这个工种和其他工种之间的工人配备，也有多有少，显示出同机器设备能力不够平衡。工业企业的人员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生产的发展。职工人数过少，而机器设备的能力过大，现有的机器设备能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造成设备能力的浪费，原料、材料的积压，产品不能按时出厂，资金周转速度慢，从而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反之，职工人数过多，特别是非生产性的和辅助性劳动的人员过多，而机器设备的能力过小，就会造成劳动能力的浪费，劳动生产率不高，成本增加，也同样不利于生产的发展。总之，工业企业的人员过多或过少，都是一种很大的浪费，都会直接使单位产品成本不能降低，不符合经济核算和勤俭办企业的原则。因此，一切的工业企业，都要根据“精工简政”和勤俭办企业的原则，积极地进行调整，从各方面减少非生产性的人员，和不必要的辅助性劳动的人员，适当增加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同时，努力培养技术工人，逐步把那些生产特别需要的有专门技术工种的工人补充起来。更为重要的，是积极培养高级的技术人员，并认真执行党的有关这方面的方针、政策，充分调动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有职有责，尽职尽责；使工业企业的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和专业力量日益壮大。

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比例关系，通过合理调整，也要大致保持适当的平衡。决不能只抓重点，而忽视一般的比例关系的调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通过重点比例关系的调整，来带动部分的生产能力的调整。只有重点地、全面地把各个方面的生产能力调整好了，才能使它们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才能有节奏地均衡地组织生产。

工业企业生产能力的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不是原地踏步，也不是恢复过去旧的比例关系。调整的意义是积极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平衡，巩固已有的成绩，充实内容，提高质量，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好准备。因此，在生产能力的调整过程中，既不能由于工业企业内部出现了某些不平衡，就缩手缩脚，畏缩不前，不敢冲破生产上旧的比例关系，在必须前进而又有可能前进的时候，不向前迈进；又不能以为反正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调整了也仍然会出现不平衡，因而对工业企业内部生产能力的调整，采取消极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识大体，顾大局，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鼓足干劲，实事求是，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求实精神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群众运动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踏踏实实地从一点一滴做起，以检查每一台机器的设备能力为起点，一台一台地对机器设备进行“查”、“定”，摸清工业企业生产设备的总能力，从中找出生产能力的薄弱环节，抓住重点，有步骤地进行调整，建立生产能力的新的平衡。这种新的平衡，是依据工业企业已经变化了的新的情况，和它的内部的比例关系，把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生产水平。正如列宁所说：“……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然而这并不是‘仅仅从经常发生的许多波动中确立的平均量’的平衡……。”（《列宁全集》第三卷，五六六页）由此可见，有计划地发展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最重要的就是经常地、自觉地组织平衡。

每个工业企业在进行生产能力调整的时候，一定要树立整体观念。一切要本着从全局出发，从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出发，不应当仅仅从本企业的需要出发，孤立地进行调整。特别是，当着有些工业企业的调整对全局有利，而对本企业不利，或者对本企业有利，而对全局不利的时候，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服从全局。在工业建设中，总的说来；局部调整的利益和全局调整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只有把各个局部的比例关系调整好，全局的比例关系才能协调。但是，如果不从全局观点着眼，不从全局的需要和可能出发，任何局部的比例关系要想调整好，那也是不可设想的。所以，从全局出发，把工业企业内部的各项比例关系调整好，积极建立新的平衡，正常地组织生产，是发挥在过去三年大跃进中增加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必要前提。

巩固既得的成绩，同工业企业内部生产能力的调整一样，也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它是在巩固过去三年大跃进成果的基础上，把工业企业的生产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毛泽东同志说过：“这种巩固，……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四一七页）这个道理，虽然是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而提出的，但它也同样适用于今天，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企业的建设。巩固是以过去生产的大发展为基础，它是工业生产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出发点。如果没有一个巩固过去工业生产成绩的过程，就不能更好地、有步骤地继续向前发展，即使发展了，也不会稳定。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又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不同的时期来确定。在过去三年大跃进中，我国工业企业的设备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设备的自给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技术队伍和工人的技术水平已经扩大和提高，基本上满足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需要。但是，也要看到，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的产品品种规格日趋增多，产品质量日益精密，这就要侧重于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规格。与其相适应，就要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充实和提高专门的高级技术人员，充实专门工种或工序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克服那些专门工种或工序生产上的薄弱环节，为工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总之，每个工业企业要切实地执行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地执行这个方针，就能够更好地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能够使工业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更好地向前发展。

学术动态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北京分会最近召开了我国第一次“热化”学术讨论会，会上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热化”是否应该作为我国动力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大家一致认为，热化是一种联合生产电能和热能的先进生产方式，它能节约大量优质燃料和劳动力，改善劳动条件和人民生活条件。发展热化能改善全国和地区供热的动力平衡问题，以及全国和各地区的电力和燃料平衡问题。热化应该作为今后我国动力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二、我国热化应该怎样发展？大家认为，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热化应优先发展工业热化，同时有计划地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来发展城市民用热化，其中首先应发展新建和扩建的重要工业区和大城市的热化。关于热电站建设问题，会上有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我国今后应该以发展大型区域性热电站和高温高压机组为主。第二种意见认为，我国今后应该以发展中小型企业自备热电站和中温中压机组为主。第三种意见认为，热电站建设的大中小型，区域性热电站和企业自备热电站，高温高压机组和中温中压机组等都应该同时并举，并且需要根据我国各个时期的具体条件进行研究，来找出它们之间一定的最合适的比例关系。关于供热机组型式和容量选择问题，大家认为今后除了应该继续发展抽汽式机组以外，还应该多发展背压式机组，而供热机组的容量则应该按最合适的热化系数来选择。

三、热化的经济效益方面需要研究哪些问题？大家认为在这方面有不少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例如热化所节省的燃料数量应该怎样计算，建设热电站比建设凝汽式电站和锅炉房需要多花多少投资和钢材，热化的综合经济效益应该怎样计算，怎样估计不可计算的因素等等。

会上还讨论了加强热化的全面规划和统一安排，改进热电站用户蒸汽和热水回收的质量和数量等问题。

（万浪）

学术动态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最近邀请有关单位的土壤工作者座谈深耕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深耕能够提高作物产量，但是深耕增产的幅度并不是随着深度的增加成比例上升的，过度的深耕有时反会减产。适宜的深耕深度必须结合劳畜力、土壤性质、作物种类和耕作时间等条件全面考虑。

关于劳畜力方面，由于深耕需多费劳畜力，劳畜力不足的地方不宜强调大面积的深耕，劳畜力充裕的地方可以耕得深一些。关于土壤性质方面，淮北淤土、盐碱土（下层含盐少的）、沿淮夹砂淤和淤夹砂等土壤，深耕有利无害；水稻区的陷泥田、荒黄河的抛砂地、山区的石砾［lì］土、丘陵区的死黄泥，以及侵蚀严重的黄土、红壤，深耕有害无利。关于作物种类方面，一般说来，水稻对深耕的要求比旱粮作物低，须根作物比直根作物低，低秆作物比高秆作物低，非块根、块茎的作物比块根块茎作物低，深耕应视作物要求的高低进行。关于耕作时间方面，冬耕冻垡可耕得深些，边耕边种应浅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