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29日 · 第5版

章叶

1月28日是古巴民族英雄、文学大师和为拉丁美洲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战士何塞·马蒂诞生的一百零八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马蒂的祖国革命的古巴，以及整个拉丁美洲，到处都在广泛地纪念他。特别是在古巴这个已经获得独立自由的国土上，人们正在豪迈地吟唱着马蒂的著名诗句：

如今我国人民砸碎了锁链，

沿着自由胜利的大道昂首走

去。

我的梦想实现了，没有任何

东西比它更美丽！

——《十月十日》

马蒂于1853年1月28日出生在古巴一个贫苦的下级军官的家庭里。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为祖国的自由、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可以说是革命者战斗的一生。

马蒂的童年时代是在他出生的岛国度过的。当时的古巴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10—1825年在整个拉丁美洲所掀起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风暴，并没有把古巴卷入。西班牙殖民者对古巴人民进行最残酷的掠夺，并且用血腥镇压的手段，把古巴变成一个奴隶制度的殖民地。奴隶们虽然进行好几次起义，但每次都被残暴的殖民者镇压下去。只有到1868年，人民才在惨痛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组织起来，在雅拉地方举行大规模起义，攻下圣地亚哥，宣布共和国成立。但是，西班牙殖民者是不会甘心情愿地退出古巴的。他们对起义人民进行疯狂的镇压。这样，古巴人民就开始了一个艰苦的“十年战争”。马蒂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在他回忆童年时代的一首诗里写道：

像从沙漠的地底下，

爬出了一轮血红的太阳。

它照着一个死了的奴隶——

被吊在山间的一个树上。

一个年青人看到这幅景象，

他全身为那受难的人而颤

震。

他发誓，在这死者的身旁，

要把这罪过用血来洗净。

——《平凡的诗》

马蒂始终记下这个庄严的誓言。“十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刚刚十五岁，就开始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和一些同志创办了一个叫做“自由祖国”的刊物。在这个只出版一期的刊物里，马蒂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诗剧“阿布达拉”。在这篇充满热情的诗篇里，诗人号召人们热爱祖国，向外国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

母亲，对祖国的爱，

就是对压迫它的人们的不能

抑止的仇恨，

就是对侵略它的人们的无限

的深恶痛绝。……

跑上前去，向战争，向战

场！

祖国啊，我们的英勇的战

斗

就是你护身的盾甲！

——《阿布达拉》

马蒂不仅用他的诗篇号召人们进行反殖民统治的斗争，而且自己亲身参加这个斗争。这位爱国少年所走的第一步就使西班牙殖民者感到震惊。在1869年，他才十六岁的时候就被拘捕，把他判了六年徒刑，强迫他在火热的太阳下到河水里去捞石头，然后放在背上背起来。这种残酷的折磨并没有使马蒂低头，反而使他得到了锻炼，培养了他对祖国敌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坚定了他献身于解放祖国事业的决心。1871年，他带着满身受刑的烙印被发配到西班牙。在流放时期，马蒂白天要为面包而劳动，但是到了晚上，他的精神和思想就完全回到了古巴（见他的诗：《两个祖国》）。在这个时期，他组织革命的活动，并且不断地写论文和诗歌颂扬革命，遥遥与古巴的地下解放运动相呼应。

1873年，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共和政体代替了君主政体，马蒂写了一篇题为《西班牙共和国与古巴革命》的论文，向刚刚夺取政权的西班牙资产阶级要求允许古巴政治独立。但是，古巴是西班牙在西半球最后的一大块殖民地，是利用奴隶劳动和殖民掠夺攫取超额利润的一个重要泉源。因此，西班牙资产阶级共和国不但不同情马蒂的要求，反而更加残酷地剥削和镇压古巴人民。这些事实使马蒂认识到，只有进行人民革命的正义战争才能使祖国获得独立自由。1878年，他因大赦又回到了古巴，继续策划革命。

1879年，马蒂再度被捕流放到西班牙，过了不久，他逃到了法国，又转到美国。从1880年起他就住在纽约，为的是和古巴靠得近些，更好地组织革命。1892年1月，马蒂组织并领导了“古巴革命党”，起草党纲，规定这个党的目的是要取得古巴的完全独立，建立共和政体。他在纽约还创办了《祖国》日报，作为革命的喉舌。

马蒂一共在美国住了十四年，这正是美帝国主义刚刚形成的时候。他已经锐利地看透了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本性，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将是拉丁美洲共同的凶恶敌人，对它的侵略阴谋加以无情的揭露。因此，这位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的组织者，成了当时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先驱。他曾这样写过：“在美国这个共和国里本质上就存在着不平等，不公道，以及和在君主专制国家一样的残暴。”马蒂在许多关于美国的论文里，揭发了美国垄断资本穷凶极恶的扩张野心。他说，“我认识那个凶神，因为我在他腹心里住过。”他还指出，垄断资本“那个坐在一切穷苦人民门口的贪得无厌的凶神”将造成经济危机、失业和工人的穷困。马蒂看到了羽毛初丰的帝国主义侵略的矛头将首先指向离美国最近、具有战略意义的古巴，因此，他竭力反对美国吞并古巴和取代西班牙奴役拉丁美洲各国。他在1889年写给《晚邮报》的信里说：“我们既不希望也不需要把古巴归并到美国版图。”1895年5月18日，即他在战争中牺牲的前一天写信给朋友说：“我每天都在冒生命的危险。为了我的祖国和我的职责，我要努力使古巴不至于刚从西班牙赢得独立就被美国跨过西印度群岛来侵略我们拉丁美洲各国。我今天所作的一切，我将要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西印度群岛要是受美国统治，就会成为帝国式的共和国——美洲的罗马帝国的军事基地。”马蒂还揭露美国利用“泛美主义”的虚伪口号来把拉丁美洲各国变成美国政治和经济上的附庸。当美国政府在1889年发出召开第一届泛美会议的时候，马蒂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反对这个会议。在写给他的朋友的信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会议“任何实际的结果都不会有的，除非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这样的利益当然不是我们的。”

马蒂不仅是解放斗争的鼓动者，而且是1895年2月爆发的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的组织者。这一年的4月，他回到古巴参加起义军。同年5月19日，他在多士·利俄斯站在起义军队的最前线作战时光荣牺牲，那时他才四十二岁。他的不朽诗句是他不朽的一生的见证：

我是个好人，作为好人，

我要面向太阳而死。

——《平凡的诗》

马蒂的死，确是面向太阳，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是面向黎明，因为这位诗人用生命来争取自由与独立的太阳，当时在古巴并不曾出现，而是一直到1959年1月1日古巴人民革命胜利时，他的理想才变成现实。

马蒂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他的世界观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杰出的革命家。马蒂同情被压迫的群众，反对种族歧视。他了解只有依靠人民、依靠团结进行斗争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今天，古巴以及全拉丁美洲人民都热爱何塞·马蒂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并且坚决奉行他的伟大遗训：“古巴人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愿放弃自由！”满怀信心地为争取拉丁美洲第二次独立——摆脱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掠夺而斗争。

高集

中国新闻代表团作为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友好代表团的一部分，于1960年12月28日到达仰光，在缅甸进行了十八天的友好访问。

在仰光，这个缅甸联邦的风光如画的首都，我们住了十多天。这个从1755年由一个小渔村开辟为商埠的城市，一百多年中，曾两次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炮火的摧残。一次是在1852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二次侵缅战争中，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胞波”在每谈到帝国主义者的这些罪行时，总是愤愤不已。缅甸独立后，十三年来，缅甸人民用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恢复了它的美丽，并逐步使它更加繁荣。

仰光的金碧辉煌的大金塔闻名于世，但它的中心却在以素丽塔（即白塔）为名的小金塔附近。在小金塔的左侧，就是以一百三十六年前为抗击英国侵略者而殉国的缅甸民族英雄班都拉的名字命名的广场，在那里矗立着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的独立纪念碑。十三年前的1月4日，缅甸人民就是第一次在这个广场上升起联邦国旗，宣告了古国的新生。在绿草如茵的广场的周围，是具有缅甸民族建筑特色的市政厅，以及最高法院和国家银行等建筑，陪衬着独立纪念碑和素丽塔，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案。素丽塔的右侧和南北两条大街，是仰光的商业中心。仰光的市区建设就是从这一带向北和东西两侧辐射出去的，南面就是浩浩荡荡日夜奔流的仰光河。从素丽塔一直往北是秀丽的大湖，大金塔在大湖附近的丁固达拉山岗上。从大金塔上北望，远处依傍着宽广的卑谬路，是一碧如镜的燕子湖和典雅的仰光大学。仰光终年常绿，大金塔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万道金光，富丽堂皇，燕子湖和大湖绿树成荫，芳草萋萋，市区街道如棋盘一样纵横交错，汇成了极为美妙的景色。

仰光不但景色宜人，而且在争取缅甸独立斗争的历史上也有着极为光荣的纪录。四十年前在这个城市中，以仰光大学的学生为中心，曾展开反抗英国侵略者的广泛群众斗争；十六年前，缅甸人民在昂山将军的领导下，发动英勇的武装起义，首先就在日本法西斯的侵占下光复了仰光。为了怀念领导独立斗争的昂山将军，仰光不仅有以昂山将军的名字命名的烈士墓和他的塑像，并且还把市区主要群众集会场所的体育场命名为昂山体育场，把最大的一个商场命名为昂山市场，此外还把一条重要的街道命名为（昂山）将军路。置身在仰光，你会深切地感到，缅甸人民是十分珍视他们自己争取独立斗争的历史和他们通过这种斗争所赢得的民族独立。

仰光这个“和平之城”，在发展中缅友好关系的历史上也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仰光八十多万人口中，有8％是华侨。他们聚居的所在是素丽塔附近的一条繁华的街道，街的名字就叫“中国街”。他们多年来同当地的缅甸各族人民融洽相处，亲如弟兄。缅甸独立之后，为中缅友好关系奠定新的基础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由两国领导人于1954年6月在这个城市中向全世界宣布的。从那以来，周恩来总理已五次访问过仰光，曾两次同仰光市民欢度了象征着和平友好的泼水节，这一次更率领着人数达四百三十五人的友好代表团，在仰光同缅甸人民共享了缅甸独立节的欢乐，并同吴努总理交换了中缅边界条约的批准书。在这个“胞波”之邦的美丽的首都，留下了许多中缅友好的诗意般的佳话。在独立节的夜晚，当中国的焰火在大湖畔冉冉升起，在一碧如洗、皓月高悬的仰光夜空如万朵金花灿然开放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缅甸朋友不禁赞叹地说：“北京的花在仰光开放了。”

中缅文化艺术的交流的果实，更是美不胜收。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这次在仰光的演出中，有不少缅甸的歌曲和舞蹈节目。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演员们，也曾几次在仰光演唱缅甸歌曲。这些演出受到了仰光观众的衷心的欢迎。每当中国演员用缅文演唱缅甸作家吴巴旦的《缅中友谊之歌》和缅甸民歌《瑞密》时，剧场中的气氛便十分欢快，悦快的笑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张均和赵世中表演的缅甸“古典双人舞”，更是使缅甸“胞波”醉心。吴努总理也十分喜爱这个节目。他在1月3日晚上，李一氓大使为周恩来总理和中国友好代表团访缅举行的宴会上观看了张均和赵世中的表演，便十分满意和欣赏。5日晚，在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的开幕式演出中，当这个节目刚刚演毕，演员正在谢幕，吴努总理便从座位上站起来，领导全场热烈鼓掌。为了感谢这种盛情，这个节目又演了一次。6日晚，在吴温貌总统的花园晚会上，吴努总理又向周恩来总理建议，请张均和赵世中在这个晚会上演出他们的节目。缅甸“古典双人舞”是缅甸著名舞蹈家杜钦纽的创作，张均、赵世中就是在杜钦纽的悉心教导下学习的。中缅艺术家的这种珠联璧合，也可称得起是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桩美谈了。

我们也曾到仰光近郊的直迈，参观了缅甸国营纺织厂。这个厂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国帮助建设的，有两万纱锭和两百台织布机；另一部分是美国帮助建设的，也有两万纱锭和两百台织布机。美国帮助建设的部分于1948年兴建，在1950年部分开工。当我们走进中国帮助建设的车间时，由于有良好的通风设备，感到空气清新，十分干净。这一部分，从兴建到全部开工，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全部机器，包括通风设备，是由中国的纺织工业部特意设计的，适于纺缅甸棉花。我们得到的印象是，缅甸朋友对中国的设计和机器设备都感到满意。他们说，这些设备是现代化的。这个厂规模不太大，但花木扶疏，环境安静而幽美。

仰光是缅甸的最大的港口。缅甸全年进口贸易的100％，出口贸易的80％，都在仰光。但是仰光的港口设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侵略者炮火的严重破坏。缅甸政府于1957年开始，进行了港口的重建工程。全部工程将在今年6月1日完成，其中第五号、第六号码头已经开始使用。我们曾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工程。缅甸港务局负责人高兴地对我们说，在第五号码头上第一次卸下的是在仰光举行的中国工农业展览会的展品。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高兴。在中缅友好的那些喜庆的日子里，总是会遇到这种令人愉快的事情。我们站在新建码头仓库的平顶上，望着滚滚不息、流向大海的仰光河祝福着“胞波”之邦的这个美丽的首都的繁荣和缅甸人民的幸福。（附图片）

图为矗立在仰光市班都拉广场上的独立纪念碑，右面是市政厅，左面是素丽塔（即白塔）。

两个星期的“体验”

在英国数十万失业者中，约有六万人至八万人是长期找不到职业的。

他们所能得到政府方面的救济实在微乎其微。这些人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

最近，英国《今日》杂志的记者比尔·霍健士化装成一个长期失业者，和这些潦倒伦敦街头的可怜的人们共同生活了两个星期，并且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道。

霍健士叙述他的遭遇说：“我在踯躅所至的任何一个地方，不是遭人白眼就是受人嘲笑或侮辱。更有数不清的次数，人们把我视为‘可疑人物’而找警察来干涉。每当我走近店铺、住宅或停在马路上的汽车旁边时，人们就向我投以一种难以言状的眼光。”

“我们住在每晚须付一先令的贫民窟中。如果你那一天求乞无所获得，连这一先令房租也付不起，那么你就没有别处地方可以栖身了。因此，每当午夜过后，一批批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就跑到公园去，隐没在一片漆黑中。”

“在公园，我们分别躲在一张长板凳上，用报纸盖着身躯。我们虽无仰观星斗的心情，可是拂晓前的晨风把我们吹醒时，却不能不起来再作新的一天的打算。”

在叙述了自己的遭遇后，作者感慨地写道：“我发觉到，如果你今日在伦敦不名一文而且又暴露了你的这种寒酸，就是一种罪行。”

“我发现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它有的是使人永难忘掉的丑恶现象。它是这样一个城市。越是脑满肠肥、无所事事的人，就越为狠心与自私。”

的确，比尔·霍健士的报道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然而，这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侧面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充塞着多少各种各样的丑恶现象，而无数不幸的人们又有多少充满血泪的辛酸遭遇，这岂是一个记者两个星期的经历所能感受到的。

·元潞·

陶恺

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们企图把刚果说成是一个民族和语言十分混乱的国家。例如，比利时的汪布尔克宣称：在刚果，不算方言，就有五百一十八种班图语！刚果人口是一千三百多万人。按这位比利时学者的说法，平均每二万多人就说一种语言。

刚果的语言是否这样细碎和混乱呢？只要分析一下刚果的历史发展和种族、语言情况，就可以看出汪布尔克之流的说法纯粹是一种恶毒的歪曲。

从语言分类来看，80％以上的刚果人使用的语言属于班图语系。班图语是非洲主要语系之一，占非洲面积一半的东非、南非和中非的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六千多万人口使用的语言都属于班图语系。使用班图语的非洲广大地区，有时也被人称作班图非洲。所有属于班图语系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都是一样的，基本词汇也十分类似，代名词形式和动词变化结构也极相似。因此，尽管帝国主义的侵略，割裂了非洲许多民族，并且阻碍了这些民族的语言自然发展，但是非洲东部沿海居民仍然可以毫不吃力地懂得刚果、罗得西亚等地居民的语言。

早在比利时殖民者侵入刚果一千多年以前，刚果已经出现了国家。公元五世纪，在刚果中部的若干大部落组成了库巴国。公元十四世纪，建立了版图广大的刚果国。这个国家是当时中非、东非一带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公元十六世纪，在现在的加丹加地区也成立过以巴卢巴族为核心的卢巴国。这些国家的建立对文化的发展和统一语言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比利时对刚果的侵略，切断了刚果各族独立发展的进程，帝国主义“分而治之”政策更尽力制造民族和语言的分裂。但是，事情是不以殖民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帝国主义加紧掠夺的结果，使刚果出现了大型采矿工业和大型种植园。许多不同部落的不同语言的非洲人集中到城市和工业中心。例如，利奥波德维尔居民从1939到1954年间，增加了七倍多，斯坦利维尔增加了近六倍，伊利沙伯维尔居民从1949到1954年增加了近三倍。这样，以新兴的大城市所在地区的语言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数百万人使用的新语言。

目前，刚果人民使用的主要语言有六种。这就是：卢巴语、刚果语、芒哥语、金格万语、林加耳语和阿扎迭语。前五种属于班图语系，阿扎迭语则属于另一非洲主要语系——苏丹语系。除芒哥和阿扎迭语外，其他四种语言都是刚果的学校、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的正式语言。

卢巴语适用于刚果南部加丹加地区，使用这种语言的有三百五十万人左右。目前正在和比利时控制的冲伯集团进行斗争的巴卢巴族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卢巴语。伊利沙伯维尔、路路阿堡等工业城市也都使用这种语言。城市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大大促进卢巴语的发展。这个地区内的地方语言正在迅速消亡。

流行卢巴语地区以西，包括利奥波德维尔在内的广大地区居民，约二百五十万左右使用刚果语。安哥拉、刚果（中央）也有一些人使用这种语言。

居住在刚果河湾、热带森林地区的芒哥人，总数约一百五十万，使用芒哥语。赤道省的学校和文献主要使用芒哥语。

使用金格万语的人近四百万人。这种语言流行于刚果北部东部广大地区。

阿扎迭语流行于刚果北部、中非和苏丹南部，使用这种语言的共一百万人左右。

林加耳语流行于乌邦哥和刚果河间以及卢阿拉巴河以东的全部地区。在刚果（中央）也有很多人使用这种语言。说林加耳语人的总数有三百万到三百五十万。林加耳语也是刚果军队中的通用语言。

目前，使用卢巴语、刚果语、芒哥语的刚果报纸有二十多种。刚果的知识分子编写了本国语字典、语法。刚果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正在加速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形成。刚果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整理和推广使用，又为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按：苏联新闻局在1960年年底用多种文字出版了一本题为《当场捕获》的小册子，用事实揭露美国对苏联的间谍活动和其他破坏活动。小册子在序言中说：“苏联新闻局在这本小册子中提请公众注意美国谍报机关对苏联和其他国家进行的间谍破坏活动，其中有的材料曾经公布过，有的是最近时期的材料。”

现摘录一部分如下，小插题是摘译时附加的。

十万个间谍

美国的间谍系统，像一头庞大的章鱼那样，把它的触角伸展到一切领域中。

据美国情报专家海·赫·雷逊的估计，在华盛顿和美国其他二十个城市中，约有一万个职业间谍，此外，约有四万人为中央情报局服务。中央情报局还同军事部门中的情报组织紧密合作。美国军事情报系统的总部就雇用二千人，它在海外的人员包括：属陆军部管辖的五万零四百二十四人，属空军部管辖的三万五千六百九十五人；属海军部管辖的二万二千零五十五人。

国家安全局是专门窃取和翻译世界各国密码的专门组织，人员有一万。另外还有八千人在无线电监听哨工作。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情报工作，由联邦调查局指挥，这个机构的人员有一万三千二百八十八人。

情报系统在国务院中有六百八十九名雇员，在财政部中有六百七十一名雇员。此外，在国务院的二万七千九百五十名海外工作人员中，有相当数目的职业间谍。

综上所述，据《新闻周刊》估计，美国有十万个情报工作人员。

外交官的日记

美国间谍机关除了从空中、陆地、水上派遣大批秘密间谍越境进入他国领土外，还有一种具有公开合法身份的间谍，这就是美国的外交官。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是美国职业间谍活动的中心。前美国驻苏联大使斯密斯带头建立了大使馆统一的间谍委员会，组织大使馆所有工作人员，不管他从事何种工作，一律都参加间谍活动。

美国外交官——职业间谍之一、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罗伯特·格罗少将在他失落的日记中供认：“我们的间谍组织必须不断地寻找敌人的强处与弱点。我们的打击必须落在敌人的弱点上。”请看他日记的片断：“2月15日。我和托诺尔对……城北部的工业区作了详尽的观察……。4月16日。托尔斯泰博物馆今天休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因为我们本来不打算去那里。一路上我们记下了许多军车号码，见到了一些军事设施。5月23日。罗斯托夫——位于顿河西北岸的美丽城市。这里的桥梁，是俄罗斯南部的最好靶子。”美国间谍——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贝克，为了从事间谍活动，到处旅行，假充苏联军官、捷克人、莫斯科大学美国留学生，隐秘真面目，寻觅情报。1959年10月16日美国外交官莱习里秘密会见隐藏在苏联的美国间谍，转交间谍工作指示、密写工具和大批金钱。不巧得很，会见未结束，被当场捕获。

美国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当场捕获，驱逐出境的出丑事例层出不穷。

“旅行家”原形毕露

美国间谍机关是无孔不入的。它利用旅行家的身份到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为了统一指挥旅行家的搜集情报活动，美国于1959年建立了“美国人旅俄新闻中心”等组织。

据美国芝加哥商人罗伯特·贝尔林透露，1958年6月，他准备前往苏联旅行。行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不速之客”登门拜访他，要他在旅苏期间注意搜集某方面情况，并用书面形式，报告中央情报局。

1960年7、8月间，美国“旅行家”罗伯特·克里斯特纳到苏联九个城市旅行。他在进入苏联第一天，就狡猾地搜集和拍摄了工业、飞机场和军事目标等情报，并把摄成的胶卷和记录材料装在特制的腰带里，束在上衣里面。在一次间谍活动中，他被当场捕获，“旅行家”原形毕露。

美国石油工人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访问。代表团里有个名叫亚历山大·赫克奈尔的团员，他每到一个石油矿或炼油厂必定把座标位置记下来。旅途中，他摄下了根本不属代表团访问范围的雷达设备、飞机场和具有国防意义的设备，最后从证件上查出，原来这位“求知欲强”的团员是美国的东欧问题专家，从1954年起就颇有成绩地从事情报工作。

1958年莫斯科大学接纳了一位美国研究生留特尔。他在到苏联前，先在慕尼黑受空军间谍训练。到苏联后，他从事的“研究工作”就是诱引苏联公民为美国谍报机关服务。

特务“记者”

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得出结论，美国日益加紧利用间谍颠复活动来反对从殖民桎梏下解放出来和坚持独立的国家。美国在亚洲国家中的破坏颠复活动是不择手段的。兹举例以明之。

1953年，美国谍报机关派遣一个名叫勃留斯·孔德的特务“记者”到也门去，任务是在阿拉伯国家进行特务活动，首先是破坏这些国家同苏联的经济往来。孔德一到也门，竭力避免装出是苏维埃国家敌人的样子。相反地，他逢人便说，他曾在美国军队中为反对法西斯德国而战，德国投降对他似乎正在易北河岸，结交了不少苏联军官。在同人们来往中，孔德给人一个印象，他是拥护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的，并因此曾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目前美国当局正设法迫害他，孔德请求也门伊斯兰教教长准许他加入也门国籍。在教长的同意下，孔德入了伊斯兰教，并正式改名阿勃杜拉赫曼·孔德。从此，孔德蓄须留胡，上街出城改骑毛驴。

在也门首都，孔德的职业是新闻记者，专为国内外报纸著文。在也门的报纸上，孔德发表署名文章，从正面阐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与此同时，按照主子的意图，孔德用不署名的方式发表充满诽谤的文章。

但是，伪装毕竟被戳穿了。也门政府揭露了这个初入教的“回民”的间谍活动和挑衅勾当。因为事实表明，孔德经常上山，可是他上山并不是留恋阿拉伯半岛的山光水色，而是通过深藏山中的谍报员同上司就特务工作秘密通话。孔德对于在苏联帮助下建设的也门港口有特殊的兴趣，为此目的他还收买了一批特务。1959年11月，孔德畏罪逃走之后，也门政府剥夺了他的也门国籍。（附图片）

左图：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外交人员爬上使馆的屋顶，偷偷拍摄检阅中的苏联军用飞机的照片。右图：拍摄后传递赃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