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26日 · 第4版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消息：河南省清丰县马村公社踩鼓庄大队党总支书记李同怀，在领导生产中，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事事对群众负责。

对党负责　对群众负责

李同怀在工作中，无论大事小事总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按照他的认识，要真正完成党的任务，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按政策办事。他在领导生产中，就是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自己的工作的。

前年秋季，马村公社给踩鼓庄大队分配了卖二十一万斤余粮的任务。李同怀根据各小队实际产量情况计算，按照国家规定的口粮、种子、饲料指标留足后，只能卖余粮十七万多斤。怎么对待这件事情呢？他就在党总支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基层干部最基本的任务就是领导群众发展生产，不断改善社员生活，努力支援国家建设。强调生产，忽视生活，或者强调生活，忽视支援国家建设都不对。要是卖二十一万斤粮食，就会影响社员生活，就不能算“真正”地完成了任务。于是，全大队就卖了十七万多斤余粮。

去年秋季的情况，却和前年相反。由于社员发挥了高度积极性，战胜了严重的旱涝灾害，因而收成比往年都好。公社要求他们卖二十万斤余粮。可是秋作物收打过秤后，他们一算账，除“三留”外，净余粮食三十二万五千多斤。这时，李同怀又和全体干部、社员代表一起讨论，应该向国家卖多少余粮。

当时，有的说：“大家为了战胜旱、涝灾害，用了最大的努力，三十多万斤余粮实在来之不易啊！公社要求卖二十万斤，咱卖上二十五万斤，就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下余的咱们可以多吃一点，多储备一些，应该留点‘后路’啊！”

“不！我们对待上级，对待群众，都不应该考虑‘前路’

‘后路’的问题。”李同怀说：“应该诚诚恳恳，老老实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现在国家需要粮食，我们多打了粮食就应该尽力支援国家，支援灾区。卖二十五万斤余粮，是不是就算真正完成了任务？”接着，他组织干部和群众讨论了怎样正确对待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的问题。为了从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他还带领干部和社员代表深入灾区访问，组织社员代表监督“三留”粮食的过秤入仓，向群众亮明了家底。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党总支提出来的“支援国家，支援灾区，多卖余粮”的口号，很快就变成了群众的实际行动。干部、社员高高兴兴地向国家出卖了三十一万斤余粮。大队还留下了一万五千斤储备粮。

开政策花　结生产果

李同怀从实际工作中深刻地体会到：“实事求是和执行政策，是一回事的两方面。要不按政策办事，实事求是就没有个标准；要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就很难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因此，他常常向党员干部讲这番道理，并经常组织大队、小队干部，认真学习党中央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对于涉及党的政策问题，绝不马虎从事。

去年春天，县委考虑到各公社、大队都要在秋季多栽些红薯，但是薯苗不足。县委和踩鼓庄大队商量，希望他们充分发挥红薯保管好、育苗技术高的有利条件，由县里拿出粮食抵换他们队的鲜红薯当种，多育红薯苗。李同怀和大队、小队干部研究之后，认为这对支援兄弟社、队发展生产，以及增加自己队的收入，都有很大好处。于是，就愉快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没想到开始育红薯苗时，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大队对小队都实行了“四固定”、“三包一奖”制度，现在这项计划以外的生产，谁出劳动力，谁拿本钱，收入又归谁呢？有人向李同怀说：“这件小事，用不着这么商量那么讲究的，不管‘四固定’还是‘三包’，先把红薯苗育好了再说。”李同怀却认真地向他解释道：“这些实际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各小队和群众的积极性，结果是欲速不达，甚至还会把事情办坏。”

李同怀把这事和干部、社员一商量，果然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人提议应该由大队集中搞，收入全归大队；有的说：干脆全部分到各小队搞，省得大队麻烦。李同怀想：要是大队集中搞，就会打乱小队的“四固定”；全部分给小队搞，收入多少是次要问题，违反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社员也不会同意。到底怎么办好？副书记王运卿说：“能不能采取大队经营，小队出工，收入分成的办法呢？”王运卿的话，打开了李同怀的思路。经过讨论，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既能发展大队经济，又能调动小队的积极性。于是红薯育苗工作，就在各小队很快搞了起来。在七个小队中，有的是火炕育苗，有的是温床育苗，一个比一个搞得好。最后全大队完满地完成了县委交给的培育红薯苗的任务。很多兄弟社、队，都及时栽上了夏红薯；踩鼓庄大队，也增加了三万四千元的收入。

依靠群众　摸透情况

李同怀常常想：要领导好农业生产，种好庄稼，就要依靠群众，首先摸透不同土地、不同作物、不同肥料、不同气候的脾气。摸透了这些脾气，再来个对症下药，丰收就没跑了。所以，他从不乱讲没把握的话。在一次夏收夏种会议上，公社提出适当扩大红薯种植面积。当时，他觉得踩鼓庄大队没有那么多宜种红薯的土地，达不到每人平均种八分地的要求；但究竟宜种的地有多少，一时又摸不准。尽管当时有人说他：“一个大队的党总支书记，连这点家也不敢当吗？”他却认为这样的事，应该同小队干部和社员商量后才能决定。

回队后，他立即向干部和社员传达了公社的指示精神，并讲明适当扩大红薯种植面积的好处和意义。接着，组织大、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深入田间调查，又召开了有王顺兴、李九安等七人参加的老农座谈会。老农们对种植计划，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最后，总支根据小队干部和社员的意见，将一千二百亩麦茬地进行了分类站队，除去淤地、洼地等不宜种植红薯外，实事求是地确定了红薯面积。其余的土地虽然种红薯不适合，但也本着多种高产作物的精神，扩大了玉米播种面积。

李同怀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也曾经有过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因为他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尊重生产小队在作物安排和种植措施上的管理权，所以每在生产上出现某些问题的时候，也能够及时解决。去年，李同怀曾经和几个大队干部商量确定：要把村东的二百多亩地，都种成棉花，作为公社联合棉花丰产方的一部分；沿清（丰）南（乐）公路两侧的地，都种成粮食作物，作为公社粮食丰产路的一部分。后来和群众一讲，有几个小队干部和老农“参谋”就议论开了。五小队分支部书记李青松说：“俺队靠公路两沿那二十来亩轻砂带碱地，历来最适合种棉花，种粮食作物收成总不好，怎么要叫种成粮食作物呢？”老农李更山说：“同怀呵！搞丰产方、丰产路，可不能瞎来呀！村东那块二百三十多亩地，甭看北头五十来亩种棉花怪好，可南边那一百八十多亩是重淤地，种棉花光长大棵，有了棉桃就僵瓣，种上玉子、大豆要比种棉花强。”大家的意见，给李同怀很大启示。他就立刻向大家作了检讨，又召开了各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会议，共同研究重新修订了生产规划，并确定了继续以小队为单位搞丰产方的办法。

由于李同怀同志和其他干部领导作风踏实，踩鼓庄大队的生产连年都有发展。去年虽然遭到严重的旱、涝灾害，还赢得了较好的收成。

新华社25日讯　清华大学全面抓工作、抓思想、抓生活，为教学、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进一步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华大学党委从去年入冬以来，在教学上注意了“少而精”的原则，把教学内容分别轻重缓急，突出主要，减少次要，集中力量把主要内容教好学好，使全校从去年开展教学改革以来所取得的主要成绩能够进一步巩固、充实、提高，而师生的负担又不致过重。电机系在讲授电工学的时候，根据“少而精”的原则，核定了学时，调整了讲课、作业、实验等的比例，修改了教学大纲，不但减轻了师生的负担，而且讲课效果更好了。教师们说：“以前老怕备课不充分，现在重点突出，备课材料充实，讲课有底。”学生们也很欢迎，他们过去常常因为内容多来不及复习；教师答疑时，学生们由于钻研不够提不出问题，现在不仅能够按时完成作业、复习，而且主动要求教师辅导，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了。

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和目前的工作条件，学校对重要的科学研究项目进行了规划，强调集中力量突破重点；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加强政治、技术上的领导，推动了科学研究工作巩固发展。精密仪器和机械制造系的某项研究任务，过去有几个技术关键长期没有解决，工作进展缓慢。这个系的党总支和负责这项研究的干部和群众在一起，同研究、同商量，组织力量集中围攻，一些重要关键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使工作推进了一步。

从去年11月初起，这个学校还抓紧了群众的生活工作。党委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和职工到食堂作管理员和炊事员，加强了炊事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改进了食堂管理工作。全校生活服务部门的职工，在学校行政、工会、共青团和学生会干部的配合下，成立了供应、供暖、修缮等专业队，进行了防寒保暖等工作。

党委一手抓工作，抓生活，还一手抓思想。从去年暑假以来，学校不断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对广大师生职工进行了国内形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提倡树立和发扬坚定乐观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团结友爱的同志关系，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许多人听了革命长辈的报告，读了革命回忆录后，表示要学习老一辈坚定乐观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做出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清华大学抓工作、抓生活、抓思想后，全校师生职工作到了有劳有逸，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课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很多人在课余读理论书，畅谈形势，思想非常活跃。很多人还参加了听广播、看电影、阅读文艺作品等活动，增长了知识，促进了身心的健康。

新华社上海25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刘述周24日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和由他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出席了宴会，和贵宾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刘述周副市长和斯皮罗·科列加第一副主席先后在宴会上讲话。席间，宾主一再祝酒，为中阿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中阿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干杯。宴会自始至终充满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刘述周副市长在讲话时首先代表上海人民对贵宾们的光临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他热情地赞扬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所表现的顽强斗争精神，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说，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雄气概感到无限敬佩，并从中吸取了巨大的鼓舞力量。

刘述周说，中阿两国人民之间情同手足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不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我们都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永远并肩前进。

斯皮罗·科列加第一副主席在讲话中，对上海人民热烈亲切的欢迎和接待，表示感谢。他说，在上海，使我们感到和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说，你们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我们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把我们连结在一起，阿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兄弟般的和牢不可破的，我们还要不断加强这种友谊，这也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斯皮罗·科列加说，我们来到中国，到处看到中国人民高举着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旗帜，以巨人的步伐迈进，从1958年以来，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热情地说，你们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成就，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和全体进步人类的成就。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上海市副市长宋季文、金仲华，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胡厥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廖政国少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张耀辉，中阿友好协会在沪理事张春桥，以及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负责人等。

陪同贵宾来上海的建筑工程部副部长杨春茂、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葛步海、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综合局副局长陈先等也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阿尔巴尼亚在上海的实习生。

新华社25日讯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文化部和中越友好协会今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越南歌舞团。

陈毅副总理出席了宴会。

宴会开始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热情地致词欢迎越南同志。他说：“中越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两国人民一直是同命运、共呼吸，相互支援，相互鼓舞。”他感谢越南人民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所给予的兄弟般的支援和帮助。

张奚若说，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越两国人民的这种友谊和团结，并将永远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他指出，这次越南歌舞团来我国访问，不但带来了越南人民的优美艺术，而且带来了越南人民的深厚友情。他说，越南歌舞团在中国的访问必将对进一步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

越南歌舞团团长刘友福讲话中对歌舞团在广州、上海、南京等地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表示感谢。

刘友福赞扬了中国人民建设祖国的坚强意志和所取得的成就。他说，越中两国人民是亲密的兄弟，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把你们的每一个成就当作是越南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他表示坚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将作出更巨大的成就。

陈毅副总理在宴会上祝酒时说，中越两国是共过患难的兄弟国家，一直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他说，去年他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曾观看过越南歌舞团的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演出，中国艺术家要向越南艺术家学习。陈毅副总理最后祝越南艺术家在中国访问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并提议为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干杯。

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应邀出席了宴会。他在祝酒时热情地说，越中两国人民在过去革命的年代中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是亲密的战友。他举杯祝贺越中两国人民友谊万古长青，祝越中两国文化交流日益发展。参加宴会的还有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屈武，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中越友好协会副会长欧阳予倩、孙晓村，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陈其通，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曹克强，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马彦祥以及首都文艺界人士。

新华社25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今晚设宴招待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泊尔代表团首席代表帕·巴·卡特里少将和代表、顾问以及随行的工作人员。

杨成武上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卡特里将军和尼泊尔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中尼两国关于边界问题协定的签订，为公平合理地全面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铺平了道路。现在我们又高兴地看到，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精神进行的友好协商，正在力求取得双方满意的结果。为此，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感谢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所作的努力，祝愿他们顺利地就各项问题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并将与中国人民一起，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卡特里少将在谈到尼中两国人民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时说，我们感到骄傲，为尼中两国代表团能够完成两国政府所期望完成的任务而工作，为解决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作出贡献。尼中两国代表团在工作中进行了百分之百的合作。卡特里少将强调说，我们两国都奉行和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将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繁荣作出贡献。我们两国的军队也将同样为世界和平和世界繁荣作出贡献。

出席宴会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耿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世杰和代表、顾问，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章文晋，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尼友好协会副会长周叔迦等。

出席宴会的还有：萧向荣中将、刘少文中将、何廷一空军少将、魏天禄海军少将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新华社25日讯　古巴芭蕾舞团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在机场受到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

被誉为拉丁美洲最优秀的芭蕾舞团之一的古巴芭蕾舞团，由费尔南多·阿隆索率领，一行五十五人。当他们走下飞机时，机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喧天的锣鼓声。古巴芭蕾舞团的朋友们，受到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张致祥，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周而复，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林平，首都文艺界人士张东川、李尼等热烈欢迎。曾经访问过古巴的中国艺术团演员袁世海、杜近芳等和北京舞蹈学校学员向古巴的朋友们献上一束束美丽的鲜花。这时，欢迎的队伍里响起了庄严的“七·二六”进行曲，人们高呼：“欢迎古巴芭蕾舞团”、“中国古巴友好万岁！”中国的艺术工作者和古巴的艺术家们亲切地肩并肩、手携着手地走出机场，同车前往古巴朋友的住地新侨饭店。

古巴驻中国大使奥斯卡·皮诺·桑托斯和使馆官员今天也到机场迎接。

古巴芭蕾舞团是应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邀请，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演出的。他们将在中国演出革命民族舞剧“觉醒”和古典芭蕾舞剧“吉赛尔”、“葛蓓利娅”、“胡桃夹子”等。在这个舞蹈团的著名演员中，有女演员阿丽西亚·阿隆索，她随舞蹈团在苏联、拉丁美洲等地演出时，曾获得舆论界的很高评价。

舞蹈团在北京演出期间，将由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担任音乐伴奏。为了交响乐队的演奏员们很快的习惯音乐指挥的每一个动作和要求，早些时候，古巴芭蕾舞团的音乐指挥玛努艾尔·杜切斯内·古桑就已来到北京，今天他也和中央乐团的演奏员们一起到机场迎接。（附图片）

费尔南多·阿隆索团长（左）和著名女演员阿丽西亚·阿隆索（中），在中拉友协会长楚图南陪同下步出机场。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下放到第一线以后

中共陕西宝鸡市委下放干部　朱彦骥

长期以来，我是做机关工作的，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去年春天，我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并兼任宝鸡市县功公社上王管理区党总支副书记。

刚到这里时，由于缺乏经验，仍然采取过去在机关时的一套工作方法。整天忙于开会、布置工作，很少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工作。因此，对生产队的实际情况掌握不够，往往不能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工作。例如，在抗旱时，管理区党总支曾召开了一次会议，布置抗旱工作。会上，宽滩生产队支部书记赵树林同志，提出他们队由于地处丛山峻岭，偏得了几场雨，没有旱象，不需要抗旱。当时，我们既不了解该队实际情况，又没有认真考虑队干部的意见，却认为队干部干劲不足。这样一来，宽滩的干部不再说话了，勉强接受了抗旱的任务。

在抗旱中，宽滩生产队的工作进度很慢，我便亲自到那里去检查。我到了宽滩后，看到地湿墒饱，的确不存在旱象。相反，草荒却较为严重。我把这一情况，立刻反映给了党总支。总支经过研究后，决定宽滩生产队应集中力量投入锄草施肥。这样一来，群众情绪很高，大家说“只要指挥好，社员的干劲比天高。”三天内，他们就锄完了一百八十多亩田，并给一百四十多亩田施上了追肥。

这个事实，对我的教育很大。使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领导，在布置工作时，如果不深入下去了解情况，又不虚心听取下面干部意见，结果必是上边乱点兵，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以后，我接受了这个教训，在布置工作时，总是虚心地听取干部的汇报，并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以综合分析，做到了胸中有数，领导生产更有了把握。

下放到第一线以后

中共内蒙古喀喇沁旗委第一书记　　赵景堂

刚深入到桥头湾子工作的时候，虽说和群众没有什么隔阂，但有些人和我们接触时，还不是那么自然。

经过检查，才发现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还没有和群众完全打成一片。于是，我就采取了三种方法，来改变这一情况。第一，是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第二，是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吃饭、睡觉、做活别和群众两样；第三，是抓群众心理、想法，知道他们的心里话。同时，对群众少做正面批评，多从侧面启发，从长远利益开导，从全局观点去进行教育。在深入群众中，我还坚持了贯彻阶级路线的原则，坚决依靠贫雇农、下中农群众。这样，我就和他们混的挺熟，还交了不少知心朋友。如老桐林、娄玉珠、黄风岐、张生、张玉等。老桐林是个老农；娄玉珠是个十六岁的孩子，接受新事物快，和党一条心；黄风岐是四队的队长，是和党同心同德的一员干将。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些知心朋友就常常帮助我解决。

例如，在夏锄中，旗委提出了不缺苗不断条的要求。这个要求，怎样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呢？我就一边干活，一边和社员闲扯。有的社员说：“赵书记！净说不缺苗、不断条，可是首先得有个标准。”我一想，这个意见很对，就马上开了个会议，让大家出主意。经过大家商量，根据平地、山地、作物种类、间种、混种等不同情况，确定了不缺苗、不断条的具体标准。经过试验，满行得通。随后，我就跑回旗委召开了电话会议，做了布置，各公社都这样做了。

下放到第一线以后

湖北下放干部　徐曼君

一下放到湖北的大悟山区，公社党委就分配我去搞食堂工作。当时，我没有认识到在食堂工作也能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因此，只是抱着临时观点，开始当了炊事员。

由于我的思想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所以只搞了十几天，问题就来了。当时，我感到食堂工作“太辛苦”，吃了上餐忙下餐，成天围着锅台转；搞得不好，还要听“闲话”，不上算。后来，经过劳动实践，特别是社员们忘我的劳动热情，深深地启发了我。使我初步认识到搞好生活，对促进生产的作用。不久，中共武汉市委的负责同志来看我们。从他们对群众生活无微不至的关怀中，使我进一步受到了教育，思想慢慢开朗起来。

思想轻松了，服务态度也好了。社员劳动紧张时，我就把开水送到地里去；有时做的馍馍不够吃，我就先让社员吃。把社员们安排好了以后，我再弄点东西吃。有些老大娘看到我还没吃饭，像疼自己的亲姑娘一样，赶忙来帮我烧火。这使我更加感到亲切、温暖，搞好工作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了。

编后

碰钉子，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是常见的事情。下放干部刚到第一线时，遇到一些困难，碰上几次钉子，也在所难免，并不可怕。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钉子。坚决拔掉它，就会勇往直前，节节胜利；如果望而生畏，钉子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将来再去拔它，就需要花更大的力量。

钉子有各种各样，拔的办法，也不能千篇一律。假若由主观原因造成，就要从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着手。来自客观原因，就应摸透各方面的情况，研究对策。更多的钉子，是这两种原因混合的产物。这就要求下放的同志，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清主次，对症下药。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钉子不仅不可怕，反而能把它化为积极因素，变成前进的动力。毛泽东同志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专栏里，刊登的几个深入第一线同志写的文章，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在下放初期，虽说他们都多多少少碰了一些钉子，但由于善于从中总结经验，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起来，长了“一智”。这样，他们无论领导生产，或者管理生活，都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25日讯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日本政治评论家大谷竹雄，已经在24日乘飞机到达北京。

新华社25日讯　应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日本年青人周刊出版社负责人野山广和他的夫人，已经在24日乘飞机到达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边春光等人。

新华社昆明25日电　由伊拉克篮球协会主席优素福·巴齐率领的伊拉克男子篮球队一行十四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昆明。他们是根据中伊文化合作协定1960年执行计划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云南省分会副主席窦力新到机场欢迎客人。

伊拉克男子篮球队在昆明期间，将和云南省男子篮球代表队进行来华首次友谊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