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23日 · 第8版

陈天启

我已经见过两种旧时代的遗老和遗少了。一种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的，一种则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才出现的。

我小的时候，离辛亥革命已有二十来年了，但还看见过那样的人：他把白发编成长辫子，盘在头上。他的服装、举止、神气都很古气，满嘴科举礼教，感喟人心不古。这种老人走到街上，惹得大群的孩子跟着、围着瞧看，感到很奇异。这是前清的遗老。

清朝的遗少，我不得瞻其丰采，但民国以后的国粹派，那些复古主义者，以及第三种人如施蛰存者流，估计其中不少也就是当年的遗少。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在中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遗老和遗少。他们呼号“自由、博爱、平等”，叫嚷“两院制”，主张民主个人主义，要求私有制度，提出什么“解放个性”……等等。

前一种遗老和遗少是封建王朝的孤臣孽子，后一种则是资本主义的宣扬者与卫道者。虽然他们一则迷恋着山呼“吾皇万岁”的时代，一则向往着自由竞争的世纪，但他们却有其相同之点。这便是：嗜旧如痴，厌新如狂。可是，时代的潮流毕竟不会倒流，遗老和遗少的悲哀也就在这里。

遗老和遗少抱着傲世的态度“我行我素”，看新的现实都不顺眼，他们就不可能理解新的时代精神，便愈来愈孤独。最后，只有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而寂寞地老去、死去。成为旧时代最后一批的殉葬者。

旧时代的意识和习惯，对于人们是一副重担。你不放下它，它就会压倒你。时代变了，绝大多数的人都能革除积习，改变旧的意识，与所处的新时代相适应。但也必然有少数的人要死守着它。

对于旧的知识分子，旧时代的意识特别顽固。他们在旧时代、旧社会里钻进得深，浸溺得透，知道陈旧的东西特别多。就很容易把本国、或是外国过了时的东西奉为珪宝。而与新的现实抵触。辛亥革命以来四十年，中国发生了两次极大的时代变化，前后两种遗旧的人物接了头。那些带有封建意识的知识分子，对于更新的社会主义，势必更加嫉视。

所以，今天施蛰存之流破口大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说来也无甚为奇。

我在学校念书时，曾经碰见这样一位国学教授：他告诉我们说，他每天朝昏必朗读“论语”各一次，已经是三十年如一日了。有次他讲课中，我们递了张条子问他：“孔主三年之丧。墨主薄葬，有何不可？”不料这位先生看了条子，竟是热泪盈眶，悲哽不成声。最后引用了孔子答弟子的“于心安乎”四个字来回答我们。八、九年过去了，去年我从报上看到这位先生是个右派，我也就不觉奇怪。从三年之丧到社会主义，有多么遥远的距离！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改造，不是脱了马褂换长袍，脱了长袍换制服就算得数的。需要的是脱胎换骨。要与自己身上的旧意识、旧思想斗争决绝，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与决心。下乡、上山，便是脱胎换骨的道路。

遗老和遗少都保有着浓厚的旧时代的思想、感情、习气，但老人不都是遗老，我们常说有的人“人老心不老”，解放建国八年以来，多少老年人感到愈活愈年青。而遗少却不一定都是生长在旧时代，过去曾有过辛亥革命以后出世的小后生，十几岁便守在家里抱娃娃，捧水烟壶，学会了架脚抖腿。今天也有个刘绍棠，年纪才二十多两岁，却把二百年前外国资产阶级的东西，拿到新中国来贩卖。

封建时代的遗老和遗少已经完全没落了。资本主义的遗老、遗少也在幻灭中。用不到再等二十年，小孩子们碰到那些“民主个人主义”之徒，就要像我小时候看到梳辫子的老男人一样，感到稀奇了。

田汉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演出选定了我的旧作“丽人行”，我又是惶恐，又是高兴。它的排演正在我出国的时候，作为剧的作者，我和导演演员交换意见是很不够的。但从正式彩排起我一连看过三次。我同意导演者一些处理，也跟他们提过一些意见，有的后来也做了修改了。如金妹深夜回家，睡了又爬起来那一场导演删去了，我不同意，又加上了。整个戏的演出是很好的。但我也还有一些想说的话。

一、有的同志问，既然这个戏的作者是受了北京沈崇案和上海摊贩案的刺?，而沈崇案是1946年年底的事，怎么这戏的说明者却说是1945年的事呢？这当然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要演出反美和反黑暗统治的戏是困难的，所以都改成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以前的事。但当时观众心里是很明白。因此当最后一场，已知道日本投降了，刘金妹问李新群：从今以后外国帝国主义者是不是不敢再欺负中国女人了？摊贩在马路上卖货是不是不再受警察干涉了？等等，那实际是一种讽刺，因为这些悲剧都是日帝投降以后的事，当时效果是很好的，而今天观众听起来就没有那样的实感了（导演同志在这里似乎也欠缺细致的交代）。

二、末一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飞机出动撒传单，原剧本没有强调这一点，因为飞机是国民党方面的。而把最后的脚光投射在三个女人身上。金妹她们的问题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呢？当时的“惨胜”是不是真值得狂热地高兴呢？我们的工作者是操心彻，虑患深的，因此我宁愿有一个近乎契诃夫的“三姊妹”那样较为思索的深沉的结尾，而不必太追求热闹。不知道金山同志同意这意见么？

三、这戏有三根线，原来总是新群这根线较弱，因为她总是帮助别人，很少自己独立的戏，于今加了周凡这个人物，戏多了些了。但演出者对周凡这人物的理解似乎还欠明确，也没有给他足够的发挥，新群的小学校两场拼为一场，似乎紧凑些，但在情节发展上难免有草率之处。

章玉良跟梁若英这根线一般总是较为充实的。有几场戏（如被捕和晚餐那两场）是不是还可以细致有力一些？路曦同志的化妆，时常让丰富的头发遮住了脸，看不见表情，是颇为损失的。监狱那场，她们听到难友受刑的惨叫，不止是应有同志式的关怀，而且由于这种苦难是随时等待着每一个囚犯的，她们应该有心理的以及生理的反应。不应该不甚关心。她们应该表示对敌人的无言的愤怒。——“这是什么世界！”然后慢慢移到军毯问题才较为合适。同狱女同志的声音要大一些，我总觉得我们的演员有时声音太低，简直听不见，引起观众焦烦。这样低的声音是一种自然主义，不是生活化。苏联各剧院的演出很少让人听不见的台词。需要低声的也能让人听得见，固然这是要求演员吐词有训练的。

友生的嗓音低而响亮，这是好的条件。但他不应老睡在床上，他是眼睛不好，但身体并未瘫痪，五金工人出身的人应该坚实活跃些。最后与流氓打架那场，大体眼睛看不见的人吃亏在摸不到敌人的方面，一旦抓到了敌人，便决不轻于放手，一定扭住敌人非打到他屈服不止。那样的大流氓按说也不会轻易逃走的。是不是可以处理得再好一点，再可信一点。

四、日本宪兵上尉岛田这样的人是很险恶能干的，演员造型好，但中国话讲得要较流畅，才能传达他的俏皮阴险。不要有太多意义不明的协和语。他说“发现你不是孟南也没有什么便宜，因为章玉良更是我们要看见的。”这里的“便宜”两字剧本里印丢了。所以演员说成“发现你不是孟南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走了样了。

日本的特务机关，政府与陆海军各有系统，海军与陆军也有矛盾。这也就给我们以间隙。原来只用一个便衣特务就把敌人太简单化了，也不合情况。后来监视玉良的换了一位演员，这是对的。

我总觉得，还是应该有反映那一革命阶段的剧本，希望在不断的演出和批评之下，改好这个戏。

这一种戏剧形式在苏联是很多的，不一定活报剧才这样，许多古典剧和现代剧也有采这种形式的。这样搞布景负担轻，场面变化迅速，反映生活面宽。

观众要看的始终是戏，而不是布景自身。据青艺的会计同志告诉我这个戏很符合他们所贯彻的节约精神。青艺每个戏的演出费，最多的增到九千元。一般地也是四千元左右。最低的演出费也没有下于一千五百元。这个戏除制了六百多元的服装道具以外，布景、灯片都是就原有的略加改动，几乎没有用什么钱。全部演出费七百四十元，打破了以前的记录。在反浪费的高潮中能有这个好处，我很引以为荣。

也有些同志写信来责问我，何以解放以来不努力表现新的更伟大的现实？这一责问我完全应该接受，已经在急起直追地这样办了。

钟怀

大概是因为挥舞笔杆的手和挥动锄头的手从来就不是同一双手的原故吧，在干部下放声中，我们听到了“投笔从农”的说法。

过去拿笔杆的，现在决心“从农”，当然应该鼓励。不过，那笔倒是无需“投”的。君不见原先只能手拿锄头而现在胸前挂着自来水笔的人，已经一天天多起来了。我们需要的，既是锄头同笔杆的结合，也是笔杆同锄头的结合。那么，还是“带笔从农”吧！

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的职工这样批评领导上对许多浪费现象漠不关心：还没有像自己失掉一元钱心疼。

真是一语道破了某些企业、学校、机关浪费现象严重而又长期不得克服的原因。

希望大大小小的领导者，还有被领导者，在开支公家的一元钱的时候，设想这是自己的一元钱。即使打个折扣，在开支公家十元钱的时候，设想这是自己的一元钱，那也很好。

大家讨论

有一位空军上校，他是我们储蓄所的老储户。有一回，我偶尔有事到他家里去拜访，看到他家那种节俭情况，很使我感动。

他们屋里除了两张木床和几件简单的粗木家具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陈设。最有趣的是他待客用的茶具，原来是一只破了嘴的瓷茶壶和四个式样、大小各不相同的小饭碗。上校告诉我们，茶碗都坏了，过年买的这碗，既能吃饭，又能喝茶。谈话中，我了解到，上校夫妇每月薪金三百余元，有七个孩子。老家有父、母和妹妹，父母年老无劳动力，每年要寄去二百元。上校自从1949年进城以来，除了1950年抗美援朝时因东北天气冷做一件皮大衣外，没有做过衣服。单军服是外面穿了里面套，破的没法做鞋底。他指着身上穿的破了袖口的军呢上身说：“我把旧军装染了穿。这材料多好啊，破了缝缝，还是很好的衣服。”他拿起一个掉了很多瓷的小搪瓷碗说，“1944年在山东，我的喝水碗被压坏了。通讯员把这个战利品给我用，到现在我还用它漱口呢。我们的肥皂盒，被孩子摔破已经二年多了，粘上还可以用，也就没买。一切用具，只要能用就行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不但和解放前有天地之别，比起农民来也高的多啊！”

上校自解放进城以来，坚持月月储蓄。去年买了一百五十元公债，还捐献一百五十元。他不仅自己节约，也常劝导周围的同志们节约储蓄。

也许有人会想：这位上校在银行有不少存款，为什么不做几套新衣服，买几个新茶碗呢？

上校的回答很明确：“国家建设需要钱，每个人尽量节俭些，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接着，他对我说：安排家庭生活，仅做到“不浪费”是不够的，还应该尽量的节俭。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上校家里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所以我写了出来，希望大家都能本着节俭的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北京人民银行东单区储蓄处　张戈千

大家讨论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根据我亲身体会，要勤俭持家，不仅仅是做到勤劳生产，还必须厉行节约和有计划地安排家务开支。黄秀英恰恰是只注意了勤劳生产，忽视了节约和计划开支。俗话说：“穿不穷，吃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

我家五口人，三个孩子，我爱人每月收入一百九十多元。从收入上来说，在城市一般职工中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并不是有多少花多少，见什么好买什么，总是紧紧地掌握着节约和计划支出的原则。几年来我们不仅购买了八百元公债，还在银行里存了钱。

也许有人以为，要节俭，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其实，不然。这里不妨谈谈我家的实际情况：

在伙食方面，全家每月粮食定量一百一十三斤，除去白面，全买粗粮和机米，共花十七元八角。菜金也有规定，每月十七元，平日是五角，星期天改善一次生活，增加五角。每月煤、柴三元八角七分，油、盐、酱、醋等三元。这样，全月伙食开支不到四十二元。我买菜不是拣上市货买，甚么菜便宜、养分大，我就买甚么。在作法上，可就该多变些花样了。就拿大白菜来说吧，除了炒、腌、煮外，我还拿来熬骨头汤，这样营养既丰富，也便宜。听医生说，一顿荤食，一顿素食，营养价值还不如荤素混吃好。所以我经常是买二、三毛钱肉，分二顿炒在豆芽、豆腐或各种蔬菜里吃。

在添置衣物上，我们家从来不是大小都添新衣的，小的总是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就是孩子他爸爸，也不肯多做一件非必需的衣服。衣服都是我亲自做，亲自改，衣服里子总是用旧衣、碎布拼。

再拿穿袜子来说，孩子们的袜子不单是补了再补，就是到了袜底实在没法补的时候，我也不肯把袜筒子丢掉。冬天，我把剪下的袜筒子接在孩子们的短袜套上，这就可以不用买长袜子了。旧袜筒可以拆出纱，搓成线，纳鞋底用；旧袜筒也可以用来补袜子。

我爱人的收入并不算少，我为什么要这样节省呢？因为我懂得，钱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对于自己的劳动收入，怎能不珍惜呢？再说，在今天，一月能拿一百九十元收入的人可不多啊，我们的生活水平又怎能和大伙儿相差过远呢？同时，节俭一向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为了教育孩子，我们也应该以身作则啊！

我们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要是没有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哪里会有更好的生活呢？所以，我就抱定这个主意：日常生活必须节俭，有了多余的钱就买公债和存银行。这也算是我这个家庭妇女对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分力量吧！

顾婉珍

大家讨论

大家正在讨论“这是浪费吗？”的问题，我认为大家在参加讨论的同时，就要立即有所行动。比如，春节就要到了，根据勤俭持家的原则，今年过春节和往年该有哪些不同？怎样才能把这个节日过得既愉快又不多花钱？这是当前应该考虑的一个具体问题。

一提到过年过节，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吃、穿、玩乐。有些人家宁可平日省吃俭用，也要在过年过节时多用些钱。过年过节要改善生活，要玩得痛快，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

不过，我想提出的，是改善生活要有计划。这不仅要考虑到该用多少钱，还要考虑对大人孩子的身体健康是否有益。根据这个精神，请你计划一下：你可以拿出多少钱来办置年货？会不会影响你今后的生活？哪些是必须买的年货？哪些是可买可不买的？根据节约的精神，今年比往年能省下多少钱？有了这样一个全面的考虑和周密的安排，浪费的现象自然可以避免。

其次，当你拿着钱到市场上去买年货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挑选那些营养价值高、价钱便宜的物品。如果碰到某些副食品供应不足的情况——想买的人很多，供应量却有限，这时，最好不必去争相抢购。

再次，过春节自然要参加一些文娱活动，活跃活跃我们的精神生活。但是参加活动要适度，不要把休息变成了疲劳，以至影响到假日后的工作和学习。

最后，在春节期间，在你们地区或单位有没有互相请客和馈送礼物等浪费习惯？如果有，我们应该以身作则，改变这些习惯。　抄中

大家讨论

我感到青年们在结婚中的铺张浪费现象愈来愈严重了。

现在机关青年干部结婚，最低也要花上一、二百元。一般情况是：床上铺的、盖的都得更换一新，连枕头心也得是新的；有少数同志结婚时还买贵重装饰品，如金项链、宝石别针、金戒指等。我部出版社某团员去年春天结婚时，仅照像一项开支就是五十多元。

给结婚的同志“送礼”的风气也愈来愈盛行了。记得1954年的时候，还只是少数关系最密切的同志及亲戚之间送点礼物，有的花一角钱买一张画，写上几句贺词，也算是挺好的礼品。现在却大不相同了。一人结婚，本单位几乎全体同志都要送礼，一般都是拿二元、三元的，谁不出一份钱，面子上就有些过不去似的。大家都送礼，礼品也往往重复，有的人同时收到两个热水瓶、三套茶具、十多个镜框……等，这些东西不仅在新房里没处陈设，而且也用不着。

这种风气很不好，它和我们党提倡的克勤克俭、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是水火不能相容。我们应该扭转这种现象。

石油工业部团委　张宇

街头巷尾

深夜，空中雪花纷飞，只有船上和码头上点点灯光，凛冽的寒风向港内袭来，着实令人难过。高大的皮带运输机，源源不断的把煤末泻入舱口，码头上小火车，呼哧呼哧来回奔忙。

业务长朱庆身穿棉大衣，在甲板上来回走动，他时而停住，眼里望着码头上运煤的火车，脑子里只盘算一个问题，怎样能提前把煤装好。

船到港那天船长说过，假若我们能在秦皇岛提前两小时开航，那么这个月我们可以超额完成35％的运输任务！也就是说必需在明晨四点钟把煤装好。

寒冷的夜，时钟敲过十二响，上半夜的工人下班了，朱庆还在甲板上守着舱口，皮带运输机吊货机无休止的转动，北风夹着煤灰向各人脸上扑来，简直睁不开眼。朱庆有五夜没好好休息过，工人劝他去休息一会，他总说不需要。工人没有办法，说你尽管去休息，我们保证提前两小时把煤装好。朱庆没有说话，又走到各舱口看看，随后走回房间，没顾得脱掉大衣就倒在床上，一眨眼工夫，有人来喊：吊货机坏啦！朱庆一跃起来，跑去找轮机员修理机器，说也凑巧，皮带运输机的马达也出了点小毛病，朱庆急忙跑到码头上打电话喊电工修理马达，真是忙得团团转，一直忙到早晨四点钟，工人也把煤装完了，朱庆和工人们望着徐徐离开码头的轮船微笑了。

（上海海运局中兴一号　刘传湖）

街头巷尾

我的左眼刚动过手术，出医院回营房的路上，遇着河水涨了，要想过去，非得趟水不可。我弯下腰，正动手解鞋带子。在我的背后，有人喊：“同志，你过河吗？”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给怔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五十上下的老大爷。我忙答道：“是啊，老大爷！”“来，我背你过。”老大爷说着便做了个背人的姿势。我感激的说：“不，老大爷，我自己趟水。”“你瞧，你的眼睛不好使，还是我来背你过。”老大爷边说，边用手拉我。我再次的解释不要背。“军民一家啊，同志！你怎么……”老大爷有点儿不高兴了。我慌忙解释，但也无济于事。他像开玩笑又像认真地说：“同志，你是不是怕我庄稼汉身上脏啊？”我被这发问弄得无言可辩。只是说了声“不是，老大爷！”便伏到他的背上。水在他的脚下潺潺流着，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我像孩子见到父亲一样，把老大爷搂得更紧了。

（山东青岛驻军某部　余焜）

街头巷尾

快下乡了，大家必定要整顿一下行装。这个时候，光棍小伙子一般会碰到这样一件伤脑筋的事：那些破了的袜子和衣服怎么办呢？扔掉吧，可惜，补一补还是可以穿的，不扔就得背着走，但是到何时自己才有本事把它们补起来呢？

这个难题，我们这里的光棍小伙子已经解决了。以宋婉如为首的四位姑娘，张贴出了“要为下放的小伙子做些事”的大字报，服务内容有补袜子、缝衣服、绒线活，还裁做短裤和简便的汗背心等，她们借来了缝纫机，一下班就到宋婉如家里去集中，于是，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缝纫店”。

起初，肯光顾这里的主顾并不多，姑娘们像猜到小伙子的心事似的：怕难为情吗？于是，她们便分头去找，就这样，“缝纫店”的活计也慢慢地多了起来。

（第二机械工业部　金德明）

街头巷尾

在一个肉铺门前，排着一队买猪肉的人。恰好卖到一个老大娘这里，肉卖完了。肉铺的服务员很抱歉的对老大娘说：“真对不起，今天供应的已经卖完了，您明天早点来吧！”老大娘听了踌躇了一会儿，说：“你能给我再找一点吗？要是平常我也不着急吃，早一天晚一天算什么，今天我儿子从部队回来看我，在家又呆不住，我说大老远来的给他包顿饺子吃。”

正说着，在老大娘前边买了肉又在旁边买菜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赶忙走过来说：“大娘，我的猪肉匀给您吧，我不急着吃！”老大娘听了又是惊又是喜：“这可不合适，您排了半天队……”这时，那个人已经把肉塞到老大娘挎着的竹篮子里。……

（保定工农速成中学　小苗）

大家谈

“自由支配”和“放任自流”

中国人民大学　唐琦

自从高等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后，“自由支配”这句话在学校里成了非常流行的口头语。“自由支配”本是学校为了照顾同学的健康和学习而提出的。但是有一些同学却认为“自由支配”就是在上课以外的时间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无权干涉；再加上学校领导上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不够，“自由支配”在一些同学中间便一变而成了“放任自流”。有的人一天到晚把头埋在书里，不休息，也不锻炼；有的人整天吊儿郎当，一下课就看小说，玩，一星期看上三、四次电影。“自由支配”成了不遵守纪律的“挡箭牌”。

最近，我校领导上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进行了学习纪律的检查和整顿，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我认为，各高等学校都有必要把检查和整顿学习纪律列入自己整改的内容中去，因为学校整改工作的重要一环便是改进教学工作，所以，在改进“教”的同时，也必须改进“学”，而学生遵守学习纪律正是改进“学”或者说是“学好”的可靠保证。另外，我认为，学生是否遵守学习纪律，学生怎样对待“自由支配”实质上也是一个思想问题，因此也完全有必要把它列入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中去，让同学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革命的考试”：我到底在为谁学习？我是否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我今后要怎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