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23日 · 第7版

据新华社讯　中国教育工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讨论了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来，一年多时间内的工作情况以后，根据我国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基本任务和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确定教育工会当前具体任务是实现“改造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要求。会议指出，教育工会的成员主要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在政治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过去所受教育的影响，其中大多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还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因此，要使他们担负起培养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所需要的劳动者，和使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样的艰巨任务，必须彻底地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思想。会议指出，过去教育工会未能明确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具体考察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队伍的思想实际情况，因此在工作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右倾情绪，片面地强调团结、强调照顾，注意了解决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的问题（这是今后还必须做的），但是放松了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依靠自我教育的方法。教育工会是几乎包括全体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在内的，最广泛的、群众自愿结合的组织。因此它也是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组织。

会议认为，教育工会必须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各项活动的灵魂。当前教育工会的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响应党的关于脑力劳动必须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号召，参加体力劳动，接受劳动锻炼。各地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农村教师已在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行动。各级教育工会今后要以更大的努力，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动和组织他们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会议认为，工会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必须结合日常群众生活福利工作来进行；组织教师参观、旅行，以加强教师对社会生活的体察和活跃教师的文化体育生活，也同样应提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

会议指出，教育工会还必须把协助行政方面办好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列为重要任务之一。当前应该在党的统一安排下，首先配合行政把整改工作贯彻到底，然后及时地把群众热情引导到钻研业务，提高工作质量方面去。同时，必须引导群众认识和贯彻执行勤俭办学、勤俭办科学事业的方针。

会议认为，为了改善教育工会的领导，密切同群众的联系，首先必须加强工会的思想建设，同工会运动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时，根据教育工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从教师队伍中来的，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认为必须适当地改造工会干部的队伍，组织工会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撤销右派分子钱端升的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并撤销其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撤销右派分子郑逵昌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撤销右派分子金海观、时钧两人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据新华社21日讯 各地新华书店大批供应有关农业生产的书籍，以满足下放干部的需要。

在中央级机关干部下放时，北京的新华书店专门组织了三个流动供应队，选择了二千多种有关党在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农业生产知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反映农村生活的文艺作品等书籍供给各单位的下放干部。新华书店上海分店抽调人员，到举行欢送下放干部大会的单位摆书摊。河北省良乡县的新华书店良乡支店派人到下放干部的住地去推销有关农业生产的书籍。沈阳、武汉和河南安阳、天津塘沽等地的新华书店也都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向当地下放干部供应了各种有关农村和农业生产的书籍。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体育运动，山东省文化局、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团省委根据本省农村的具体情况，对加强农村体育运动的领导问题作了一些规定，并于最近发出了联合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这样：

体育协会是领导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一种良好的组织形式，在农业社中已建立的体育协会，都应该在社和党支部的领导下，由共青团具体负责，同农村俱乐部密切配合开展工作。

根据目前情况，农村中不能广泛建立基层体育协会。农村俱乐部应该把体育活动作为业余文化活动的主要内容，认真领导起来（可在俱乐部下设体育组）。

共青团组织应该把发动青年参加体育活动作为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共青团对已建立的体育协会应该加以具体领导。未建立体育协会和俱乐部体育组的基层单位，可以团支部（或总支）的军事体育委员（或宣传委员）为核心，吸收各运动队长、复员转业军人、知识青年等组成体育小组或委员会，领导体育活动，或由团支部或总支来具体领导。

体委和文化科局所属的单位（文化馆、站、体育场、俱乐部），应该把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作为经常的业务之一，加以具体的组织和领导。

1958年1月22日中午12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大风预报：

预计未来三十六小时内渤海海面、台湾海峡仍将有6—8级的偏北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黄海海面和东海海面的风力将加强到6—8级，风向偏北。河北、山东和河南仍将有5、6级的偏北风。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风力，也将逐渐加强到5级左右，江面、湖面最大风力将达6、7级。

校刊文摘

真有心地善良的右派么？

化花

编者按：目前，在许多高等学校中，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处理右派分子问题的辩论。辩论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在思想上划清同右派分子的界限，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本报将陆续从各校校刊上摘发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以飨读者。

右派分子经常装糊涂说：“我承认客观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的主观意图是好的。”或是说：“我的言行效果虽然很坏，但我的动机是善良的。”这些话出自右派之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右派分子想借此为自己开罪，企图翻案。但是，我们有些同学竟轻信了右派的谎言，也说：“右派分子固然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好，但是动机可能是好的，主观意图可能是善良的。”因此，这个问题就有探讨的必要了。试问：真有心地善良的右派吗？

首先，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右派向我们进攻的事实吧：我们国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我们的高等学校几年来也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铁的事实，甚至一个刚上学的少先队员都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右派分子却全盘否定这一切，污蔑我们新社会“太黑暗了”，共产党“太坏了”“要垮台了”，污蔑我们高等学校是“一团黑”“党委不学无术”等等。难道这能说他们心地善良吗？

假如他们是心地善良，是为了帮助党，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大官僚”“没良心的人”“摧残青年生命”“蛆虫”等等下流恶毒的字眼来谩骂党呢？他们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地无中生有夸大事实，并捏造了许多谣言来污蔑党和社会主义呢？他们为什么到处煽动点火，千方百计地来攻击党委会，要把党“赶出学校”，甚至狂叫：“要杀共产党员”呢？难道天下竟有这样奇特的逻辑：毒骂你，要砍你的头，还是心地善良，还是在帮助你？

心地善良的右派，不仅我们学校找不到，我看走遍天下也找不到。右派分子过去所以标榜他们的动机也是“为了帮助党整风”，那只是因为党在全国人民中威信很高，他们就以帮助党整风为幌子，来笼络人心，混淆视听，欺骗群众。他们的真心实意就是要搞垮党，搞垮社会主义。我们看看右派分子的自我介绍吧：政治教研组右派分子吴雪华说：“思想深处就讨厌这个新社会，想回到旧社会去”“……睡觉半夜想起来，都会恨之入骨，恨不得把人杀了，或者放一把火把学校烧了。”请看！这就是右派分子们的“好”心肠，这就是他们“心地善良”的真实写照。

要不是我们英明的党中央及时看穿了右派的阴谋诡计，领导我们粉碎了他们的罪恶活动，如果让右派的“好”愿望实现的话，我们的国家今天不知道被敌人闹成什么样的悲惨局面，我们这些人的头颅可能不是长在我们的颈子上，而是倒在葛佩琦、黄绍竑之流的屠刀之下了。右派分子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有些同志还恨不起来，还说右派分子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主观意图可能是“善良”的。这些同志确实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把右派看得太“善良”了。但是，在阶级斗争中，决不能用“君子之心去度小人之腹”，把属于敌我矛盾的政治问题，看作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方法问题，是错误的。我们决不能把“敌人”当成“朋友”，须知对敌人的“善良”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在阶级斗争中，必须彻底清除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必须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一切问题。否则，就看不清问题的本质，甚至会被敌人所蒙蔽。

（摘自北京工业学院院刊）

“欢乐村”

五老村是南京市的一个棚户区，解放前这里是臭水坑，人们把五老村称为“苦恼村”。1952年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五老村的居民就积极行动起来，清除了积存几十年的垃圾，开辟了道路，消灭了大量蚊子和苍蝇，现在已经变成人人喜爱的“欢乐村”了。这是主妇们正在淘米、洗菜。　新华社记者　丁峻摄

刘宽策

森林茂密、物产丰富的永安县，是一个可爱的山区。就是这个富饶美好的地区，解放前却是闻名福建全省的山岚瘴气弥漫的地方。这里疾病年年流行，每年死于疟疾的不计其数。

“有人来永安，无骨回家乡”

“有人来永安，无骨回家乡”，这两句歌谣，诉出了永安人民多少辛酸的往事啊！

解放前，永安疟疾流行的情况的确是十分惊人的。在一个居于海拔一千公尺以上高山顶上的四十来户的上坪村，每年死于恶性疟疾的都有七八人。一百多户的余荆山村，经过连年疟疾流行，人丁亡故，解放时剩下还不到四十户。在离城一百一十多里的上辅弼村，原来有六七十户人家，后来只剩下一片废墟了。由上辅弼村逃到辅弼村的官士耿老人回忆起当年凄惨的情景时，含着眼泪说：“解放前，村里年年闹瘟，死的人多得没法抬了，最后就只剩下我和官士月两户，为着找条活路，两家人哭着丢了山上的家，逃到这里来。”在这病魔的恐怖气氛下，多少农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了。那时，农民只有靠求“菩萨”，讨“神水”、“香灰”来“救命”，但菩萨并没有显圣，瘟疫照样可怕地流行着。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唱着这样的山歌：“桂花香鼻痛心头，秋鬼（指疟疾）缠身见阎罗。”

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

解放后，永安人民在党领导下，开始向危害人民最烈的疾病进行了斗争。1952年党和政府在财政情况极端困难和医疗人员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拨款十多万元，并抽调大批医务干部，进行防疟医疗工作。他们免费发放抗疟药品，1954年以来，全县就发放了七十四万多片抗疟药品，同时，他们配合区乡干部深入边僻山村宣传卫生、防疟常识，领导农民清除污水、垃圾及房屋周围杂草，填平死水坑，疏通水沟，翻缸倒罐，开展规模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到前年年底止，全县共清除垃圾污物六十六万四千多担，消灭鼠雀六万六千二百多只，蚊蝇及其幼虫近二千八百斤，大大改善了环境卫生，制止了疟疾流行。

许多医务工作人员，不怕山高路远，风吹雨打，昼夜出没在深山密林之间，为农民医治疾病，进行防疫消毒。不少中西医还主动与农业社订了保健合同，上门为农民看病。山里农民感动地说，共产党教育的干部真好，不管深更半夜，信到就来，过去医生用轿子请也请不到。溪南乡群众看到政府派防疫队为他们进行药物杀虫时说，毛主席对我们关心太周到了，连蚊子咬也关心，国民党时代，老百姓给老虎咬了也没人管。

由于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了最大的努力，多少年来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疟疾在永安全县范围内基本消灭了，许多乡村在夏秋季节已看不到或很少看到蚊子。无疟乡、无疟社、无疟村不断涌现。就连一向被认为“高疟区”的青水区，去年即使在7、8月间，蚊子也很少看到了。

翻开永安县防疫站的疫情登记表，疟疾下降的速度叫人惊异：1955年全县发疟疾的还有九千九百人次，1956年就下降到一千四百八十二人次，去年1至10月上旬只有五百零四人次。这个数字预示着彻底、全部消灭疟疾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人丁兴旺、五谷丰登

永安县疟疾基本消灭和农业合作化后，劳力奇缺的情况已有改变，过去许多稻田只施一次肥、耙一次草。不施肥、不耙草的田地占三分之一以上，当时每亩平均只收一百四十斤，而现在全县70％以上的稻田都耙草、施肥二三次，单位面积产量平均比解放初期增产四成七。丰收后的永安广大农村，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欢乐景象。该县最偏僻的青水区几年来粮食产量已从1950年的八百六十三万多斤提高到一千五百多万斤；人口已从1953年的一万六千九百九十人增加到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一人。1955年以前，这个区因疟疾严重，劳力十分不足，每年需要从大田等地雇四万多短工，去年，不但劳力够用，还拨出十万三千多工，在重山峻岭中修建了一条长达二十六里多通往大田桃源的公路。农民的购买力已从1953年的二十多万元提高到近七十万元；新盖的房子占全区房屋总数的28％以上。以疟疾和贫困著称的辅弼村（社），过去因疟疾流行，每人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无法出工，荒芜田地百余亩；如今三十五个男劳力，个个身强力壮，天天出工，不仅已把全部荒田开完，全社九百八十多亩山田的产量也已从十三万斤提高到二十多万斤（包括番薯、黄豆），现在每户平均养了三头多猪、二十多只鸡鸭，全村（社）从一头牛增加到十三头牛。

叫蚊蝇灭种、疟疾绝迹

自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公布后，永安县人民正在拿出比往年更大的劲头，用革命的精神改造自然、改造环境，彻底消灭严重的流行疾病。县委第一书记王佩珍说：最近县有关部门已根据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重新修订了爱国卫生工作及消灭疟疾的计划，争取四年内在全县所有乡村基本消灭蚊子、苍蝇，使疟疾绝迹。那时，过去被人们认为高疟地区的永安县，将成为人们永远康乐、生活十分美好的地方。

张骏祥

石挥是电影界的极端右派分子。他反党是有一贯性的。远在上海沦为孤岛的时期，石挥就煽动人脱离当时党领导的剧团上海剧艺社，破坏剧运。解放以来，石挥随时随地，从讲笑话、说相声到写文章、拍电影，不放弃任何机会，千方百计地诬蔑、讽刺和咒骂党，反对党的政策和党的文艺路线。在鸣放期中，他更认为“翻身”的时机已到，猖狂地发表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文章，喷吐出蕴蓄在他胸中的毒液。

石挥是从事电影工作的，因此在电影问题上他的反党的面目也暴露得最清楚彻底。可以说，从电影的创作方向到电影的生产制度组织形式，没有一样他不是和党抱敌对的态度的。石挥一贯地打击、讽刺、诬蔑党所提出的正确的路线，也同样一贯地吹嘘和推销他的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艺术创作思想和没落的资本主义电影道路。他企图并且积极筹划组织自己可以操纵左右的集团，篡夺党的领导权，以便实现他那个做封建把头式的“皇帝”的旧梦。

石挥在电影界反党的第一个步骤，是诬蔑和丑化领导，挑拨群众与党和领导的关系。他把电影事业的领导说成是外行，他说：“不怕领导外行，就怕领导假充内行！”这样一来，领导对创作就没有了发言权，否则就不免是假充“内行”！这样一来，不仅一些从其他革命岗位上调来的同志不能领导电影，因为他们是“外行”；而且就是从电影创作人员行列中抽调来的同志也不能领导，因为在石挥看来，这些同志不过是硬充“内行”的“外行”！

石挥一笔抹煞了解放几年来电影事业的成绩。他不看年达十六亿人次的观众数字，硬说“我们在厂里谈来谈去思想性强、拍得好的影片，可就是出了门没人看！”他在座谈会上阻止人家谈电影事业的成绩，在各种场合说相声，对“成绩是主要的”这句话加以讽刺。当有人指出某部思想性较强、大家认为好的影片确是受到群众的欢迎，观众很踊跃的时候，他就以诬蔑的口吻说：“邪乎！青年团倒是真起了作用！”这正是石挥常用的一石二鸟的惯技，轻轻一句，既否定了观众上座踊跃的事实，又顺带着诬蔑了青年团。

石挥还随时随地，不论是在摄影棚里，是在人行道上，是在饭馆里，总不放弃任何机会，用说笑话说相声的方式诬蔑党的领导，往他们的鼻子上涂白粉，企图使某些人在哈哈一笑之中，不知不觉地中了他丑化领导的诡计，逐渐地接受了他的看法：领导是一群庸庸碌碌唯唯诺诺的人。

在这样的基础上，石挥再进一步进行挑拨，企图使某些创作干部和党对立起来，反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以达到他的篡夺领导权的目的。

在他和其他右派分子此唱彼和地反对党对电影创作的领导的时候，石挥貌似谦虚实际上是挑拨地说：“许多人在台上做一些‘从人物出发’，注意节奏感之类的文艺性报告。这样的报告说给我这样年龄的人听，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且是有好处的，但对在座的许多前辈，似乎就欠考虑了！”又是那个一石二鸟的惯技！轻轻一句，既否定了事实上绝大多数创作干部都从而得到益处的创作问题的学习，又对许多较有经验的创作人员放出挑拨的毒液。

在他像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反对电影生产的计划性的时候，他更彻底地反对今天的电影生产制度。他不仅认为好、快、省的要求妨碍了“创作自由”，不仅捏造说是导演“要接受任何一种片种的导演任务”，并且“在前一分钟也不会知道”是什么任务，因此“导演丧失了主动性”，而且又极尽挑拨能事地说：“有些问题简直构成了讽刺喜剧：许多老导演变成了外行了。摄影场里的一套新规矩，使得许久没进摄影棚的老导演手足无措！”（见1956年12月3日文汇报石挥的“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

其实，社会主义的电影生产是社会主义文化宣传事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又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它从生产方式到生产制度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盲目的商品化的生产方式与制度。久不拍戏的老导演走进摄影棚感到有些生疏，本来毫不足怪。这一套新的制度尽管还不够完善，甚至有很多缺点，应该改进，但是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几年来的实践也说明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石挥却想全盘否定新的生产制度，并且企图利用这一点来挑拨一些老导演，一些解放前就从事电影工作的创作干部。应该指出：石挥正是第一个公开提出“传统就是人”这种说法的。当电影界的右派分子敲锣打鼓叫嚣党不重视电影传统的时候，是石挥首先在文章里提出：“解放后，对中国电影的过去既然不谈起，因此，对从旧社会中生活过来的电影工作者也就不重视。有些人社会关系复杂，能信任他让他放手去做吗？……”（见“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一文）这样，石挥不仅把对传统的看法问题扯成对人的看法的问题，而且挑拨离间地把前些年有少数人由于生活局限不适于拍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影片的事实歪曲为政治上的歧视！不仅如此，石挥还在电影圈内散布这样一种谣言，说电影界有三种不同等级的人：一种是延安来的，一种是重庆来的，一种是老在上海的。他不顾佐临、桑弧、柯灵等同志这些老在上海的编导，张伐、白穆、王丹凤等同志这些老在上海的演员（也应该包括石挥自己）受到重用的事实，硬造谣说“上海人最不吃香”，“现在应该翻翻身了”！石挥就是这样恶毒地在电影工作者当中挑拨离间，企图煽动起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来破坏电影界的团结，来反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

石挥的企图十分明显：他要把党和电影事业的领导丑化成为一批不仅仅是庸碌无能的外行，而且是蛮横的骑在创作人员头上的人物。他要使人家受他的蛊惑，认为这些领导不但自己不懂电影，把电影事业搞坏了，而且束缚了内行们，妨碍了像石挥这样的内行的“主动性”，不许他们把电影事业搞好！那么，这样的领导除了反对掉还有什么办法呢？电影不叫像石挥这样的“内行”来搞怎么搞得好呢？这就是石挥施展他的“声东击西”、“歪打正着”的花招，想叫受他蛊惑的人自己得出的结论。

在解放的头几年，为了迅速抵制好莱坞的黄色影片，为了把电影事业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事业，为了电影工作者的迫切的学习与改造的要求，电影有集中管理的必要。由于缺乏经验，这种集中有某些超过必要的地方，近年来也有不够结合实际逐步地及时分散下放之处，在创作领导上，也有某些个别的教条主义的倾向。我们不否认这些缺点，也正是针对着这些缺点，电影事业的领导主动提出问题，要求大家讨论，并且积极提出分厂下放等措施，以求在电影事业中贯彻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个时候，石挥正像其他估计错误的右派分子一样，认为争取领导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一面写文章，一面在各种座谈会上大肆攻击，质问电影事业的领导“究竟肯不肯放手，敢不敢放手”？在会场上拍桌子高叫“要放什么都放！”不仅是说，石挥还利用组织创作合作社的机会，具体行动起来。他用请吃、请喝、答应给高酬等等卑劣手段拉拢人马，预备组织一个他可以指挥操纵的集团，并且向上影厂的领导提出“一年包拍五部戏”的旧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办法。当然，石挥在他所组织的集团里，是坚决排斥党员，拒绝靠近党的创作人员参加的。当然，他所“包拍”的戏领导是不得过问的。

是的，也像很多右派分子一样，石挥说过领导在政治上可以点头摇头，在艺术处理上就无权过问。但是在具体作品中，政治思想是否能和艺术处理截然分开呢？一个剧本，是否只要在文字上不犯政治政策上的错误，就可以保证在处理上不会造成歪曲，不出毛病呢？不但我们很清楚这是不行的，石挥更比任何人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以他最近编导的一部影片“雾海夜航”为例，从印在纸上的文学剧本来看，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但是在导演过程中，通过他的“艺术处理”，石挥却极尽其歪曲工农和解放军形象之能事，他把正面人物几乎无例外地处理成为歇斯底里的，他大量贩卖资产阶级的噱头、趣味，他大力歌颂个人英雄主义的“能人”——坚持错误的船长，甚至不惜暗示会意地把船触礁归罪于必须完成国家任务计划。石挥对于通过“艺术处理”可以左右一切，难道不是胸有成竹的吗？很明显地，石挥所谓“领导政治上点头，艺术上不要管”，不过是要领导替他在政治上负责，替他写包票，然后由他为所欲为，去贩卖自己的私货！

所以，石挥不仅仅是企图与党分庭抗礼，叫党只管政治，他管艺术，而是企图在实际上篡夺党对创作的领导权，搞一个唯他之命是听的集团。在某些时候，他不也的确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这种想法了吗？他在创作合作社里对“情长谊深”提出意见，竭力主张把资产阶级思想的科学家黄蔚文写成“能人”，不能批评，把去过延安的党委派作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的洪磊光写成庸碌无能、一切仰赖于黄。当原作者兼导演表示迟疑，提出是领导通过的剧本，作这样修改怕不妥当的时候，石挥沉不住气了，他大喝：“他们通过了怎么样？我们不通过就不能拍！”在石挥心目中，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创作，不是很明白了吗？尽管石挥放出各色各样的烟幕，说创作集体的“合作社”应由集体成员轮流负责，说他不愿作固定的社长，他的真正用心还是遮掩不住的。在他写的“我对‘谁是中心’的看法”（见1957年大众电影第一期）里，不是说得很露骨吗？他说：“创作关系以谁为中心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什么是具体情况呢？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能有像卓别林那样的才干，把制片、编、导、演、美术……集于一身的能力，那也未尝不可以让他一个人成为中心。”这个编、导、演集中于一身的人当然不是别人，正是石挥自己。正如同他所指的没有被重视的传统的代表者也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他所说的应该翻翻身的“上海人”也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归结一句话说：石挥始终没有忘记他在解放前的封建把头式的“皇帝”美梦，他不要做一个对党、对领导负责的创作集体的领导人，他要做一个由他指挥操纵的集团的幕后人物！

事实说明，他也已经在操纵着这个集体，影响着许多年轻的编导，往人家的作品里灌注着他的毒汁。例如“情长谊深”就是在他的干涉之下，突出地歌颂了资产阶级友谊；例如“女篮五号”就曾在他的主张之下放弃主题思想去追求悲欢离合的情节。他要一个年轻编剧在写儿童问题的剧本里把今天的社会描写得十分阴暗，坚持要写进一段越剧女演员在台上演戏时把孩子绑在后台桌子腿上的戏。在不拍惊险样式片的口号遮掩之下，他坚持不准那个创作集体拍反特影片！

看看石挥在集体内部提出的是什么样的纲领吧。他公开标榜他那个集体不搞重大题材，只写日常生活；他公开地说，影片不要管什么主题不主题，只要情节曲折观众爱看就行。请问这不是胡风的“随处有生活”的臭名远扬的理论的翻版是什么呢？这不是抗拒党的文艺反映当前主要斗争，文艺表现工农兵生活的方针，又是什么呢？不写重大题材，不反映工人农民的生活斗争，不要思想性，要什么呢？石挥提出的是要“趣味”，要“生活感与人情味”。在“雾海夜航”的短叙中他自夸这是他的努力目标。恰恰这部影片所拍出的样片具体地明确地说明了他所说的生活感是什么样的生活感，他所说的人情味是什么人的人情味。在他的描绘之下，工人、农民、解放军都成了只知道自己的箱子网篮的人，色情狂的人，歇斯底里的人，悲观绝望的人！他硬把自私自利的小市民的“生活感”套在工人、农民和战士的头上。他所说的“人情味”不过是些资产阶级趣味的庸俗噱头。

当然，石挥这种反对思想性的噱头主义还有他自己的理论根据。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石挥诬蔑说思想性赶走了观众，强调票房价值。只是他更走远一步，他公开提出“谁的影片卖钱谁就多分酬劳”的市侩主义的主张！所以，石挥不仅反对电影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而且恬不知耻地以多分钱来号召，企图诱惑一些创作人员跟他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把电影作为迎合少数人的趣味，满足他个人名利欲望和野心的工具。

本着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在电影界是提出过题材限制不应过于严格，要根据作家水平来鼓励、诱导，也提出过要尊重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但是石挥想在这里钻空子是徒然的。因为谁也没有说过可以放弃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谁也没有说过可以对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让步，谁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文艺创作的目的降低到追求“多分几个酬劳”。这样的文艺必然地不是有利而是有害于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一方面搞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又允许创作工作者走这样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其实石挥也并不是真正反对作品应该有思想性。说到底，他不过是企图哄骗一些人，使人违背党的文艺方针，放弃马列主义的思想性。而石挥自己，在他的创作里，特别是在他的相声里，倒并不是没有思想性的（当然只能是反动的思想性）。正好相反，他的思想性是毫不含糊的，也是十分坚决的。

前面说过，石挥到处说相声，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新社会的一切讽刺诬蔑，用嘲笑打哈哈的“歪打”来“正着”他所仇视的一切新的事物。绝不能把这看作是石挥的说笑的天性，是他的“风格”。为什么在解放前对于反动统治黑暗势力，他从来不流露他这种“天性”，运用他这种“风格”加以嘲讽呢？这也还不能以石挥胆小怕遭反动派迫害来解释，因为他甚至对于当时报纸上口头上大家都在诟骂的投机倒把的奸商、黄牛党、米蛀虫，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恶狠狠地嘲讽过。当然，在电影里面，石挥就不可能像在相声里那样露骨。电影有成千累万的观众的监督，有领导的审查，石挥就不得不“弯弯曲曲地讲话”，偷偷摸摸地贩运他的私货。然而他的思想立场，只要稍许注意分析一下，仍然是遮掩不住的。“关连长”的思想性还不够明确吗？“雾海夜航”的思想性还不够明确吗？在后一部影片里，尽管石挥表面上装出歌颂新社会歌颂解放军的姿态，事实上他歌颂的是坚持错误的船长——像石挥自己一样的“能人”——指责的是国家任务计划，歪曲的是工农兵形象。石挥爱什么，憎恶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十分清楚的。

在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出石挥对青年演员的罪恶的蛊惑手段。石挥曾公开地对一些年轻演员们宣传他的“滚”的哲学。我们知道，石挥是反对各种学习的，从看书读报到创作会议都在他讽刺之列，认为是妨害了导演、演员的“艺术生活”的东西。在上海青年报召开的青年演员座谈会上，他公开地煽动说：“演员的职业就是演戏，不应搞其他的事！”上影厂有新参加工作的演员请教石挥该看些什么指导书刊，他回答说：“你只要多演两个戏，那些书看了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石挥是既反对政治学习，又反对业务理论学习，更反对深入生活与工农结合改造思想的。今天党所号召的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在石挥看来，当然是荒谬绝伦的了。因为照石挥说来，一个演员只要像他石挥一样，在舞台上“滚”他两年就可以“滚了出来”的。他公开地对新参加电影工作的女演员说：“你只要跟定我，两年之内包你红！”所以，一个演员能不能成功，问题只在于能不能得到石挥的提拔，而党所大声疾呼号召的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以及提高自己的政治、生活、业务水平等等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只有“浪费演员的青春”，使他们成为“被积压的人材”。

是的，我们也强调业务实践，我们也不反对有经验的老演员用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新人。但是不难看出石挥所宣扬的“滚”的办法与我们所主张的以生活为基础的有理论作指导的业务实践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石挥宣扬他的“滚”的哲学，其目的就是要蛊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演员，使他们成为石挥的崇拜者，抗拒党对艺术工作者提出的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要求。不需要深入生活，不需要与工农结合，不需要学习政治理论，不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学习改造过程，只要多演两个戏，“滚”他两年，学会一些“控制观众”的窍门，就能吃着不尽，就能“包红”——试想，这对于某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演员听来，岂不是一条很有诱惑力的“捷径”吗？

我们必须拆穿石挥这种阴谋，使受到石挥蛊惑的青年演员们惊醒过来。首先应该指出：石挥这一套“滚”的哲学是行不通的。他自己奉行“滚”的哲学抗拒改造的结果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他那一套“窍门”、“技巧”，离开了党的监督和帮助，只能拍出“关连长”、“雾海夜航”这样的影片，只能歪曲新人物的形象，只能产生出毒草；他对资产阶级立场的坚持最后只能使自己走上右派分子的反动道路！更必须指出：石挥以“滚”的哲学来蛊惑青年演员的真正目的，不过是要造成一群心甘情愿地追随他、崇拜他、为他所利用、盲目执行他的腐朽的反动的创作意图的，他所谓的“群氓”。

石挥反对学习，反对改造，反对艺术讨论，反对强调作品的主题思想，他这一贯串动作的最高目的是十分明显的。他希望演员永远是政治上糊涂、思想上落后、甘心情愿受他搬弄的演员，编导永远是能听任他往作品里灌注毒汁的编导，换句话说，都成为他可以驱使，用以歪曲新社会反党反人民的工具！这就是石挥最恶毒的地方！

所以，石挥不仅是在艺术路线上坚持和党对立的路线，宣扬什么票房价值，反对反映工人农民的生活斗争，不仅企图在变相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在所谓重视“生活感与人情味”的论调的掩护之下，贩卖他的资产阶级私货，而且有意识地迷惑青年，煽动创作人员，企图组织他可以操纵利用的集体，以达到他称孤道寡的目的，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盘和工具！

石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仇视新社会，是和他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分不开的。从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从他的卑劣的个人欲望出发，他自然感觉得“今不如昔”，自然感觉得旧社会处处于他有利，新社会处处于他不利。

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了石挥很多的东西：给了他各种各样的荣誉，给了他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市人民代表的地位，给了他拍摄影片的优先机会，并且具体帮助他拍出像“鸡毛信”、“天仙配”这样的较好的影片；但是他反而认为是糟蹋了他，认为是束缚了他的自由，他不但不感激，反而仇视党，仇视新社会，原因是他所重视的所需要的东西，党和新社会没法子满足他。党和新社会不能允许他像解放前一样投机倒把，不能允许他帮会把头式地剥削别人欺压别人，不能允许他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侮辱女性，不能允许他的特务哥哥逍遥法外，不能允许他恢复他的杨柳青八大家之一的地主门庭，因此他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

有人为石挥的才华惋惜。是的，石挥可能是有一定的才华的，但这不是讨论石挥有没有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的时候，因为他在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他在用他的才华来反党反人民，我们就不需要这样的才华。这个才华越大，只能是与我们越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