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23日 · 第4版

新华社天津22日电　新华社记者艾长青报道：天津全市三百零二万常住人口中，目前有一百六十万人投入了声势浩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市第一、二批开展整风运动的机关干部、高等学校师生、工业、财贸系统的职工、郊区农民、工商界等约五十万人现在正在继续进行整改，而九十二万名街道居民、中小工厂和商店的职工、小手工业者、摊贩、三轮车工人、小学教师等，又掀起了大鸣大放的高潮。全市每天都在举行数以万计的座谈会，人们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数以百万条计的意见、批评和建议，形成了一个规模壮阔的民主运动。

一二两批整风单位

出现新的整改高潮

天津市第一、二批开展整风运动的单位已经在去年11月进行了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工作，领导干部也向群众检查了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改进了工作，群众情绪高涨，整改工作进展很快。但是一部分决心不大的领导干部却因此满足起来，以为差不多了，对重大的问题还很少触及，有的甚至心中无数。经过领导机关的及时检查、督促，从12月开始，逐渐出现了新的整改高潮，许多单位的领导干部都本着“引火烧身”的精神，进一步发动群众展开了专题鸣放或专人鸣放，从一般整改转到了本单位或本系统的关键问题。如工业、财贸系统揭发了生产经营上的严重浪费现象，机关进一步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等。许多基层单位在揭发了本单位的问题之后，又把火烧到了上级领导机关。工厂、商店的职工把大字报贴到了公司和局。公安局消防队等都写了大字报贴到中共天津市委，批评天津市委的主要负责干部。市级领导机关在发动本单位群众鸣放的同时，也分别召集了所属单位的干部进行了座谈，形成了层层烧火，内外夹攻的形势。

绝大多数街道居民

积极参加大鸣大放

第三批单位在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陆续开始整风，由于领导机关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和有第一、二批的经验，群众了解了整风的意义，一开始就形成了鸣放高潮。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市长黄火青1月7日向街道居民作了广播动员报告，第二天街道居民就开展了大鸣大放，参加鸣放会的人数一般都占到街道居民的80％以上，和平区海光寺街有些鸣放会的人数达到百分之百。从年轻的家庭妇女到七、八十岁的老大娘都参加了鸣放会，提了意见。红桥区有四万多居民参加了鸣放，在8、9两日就提出了五万多条意见。这一批整风单位在鸣放中提出来的意见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包括党的方针政策、工厂企业的浪费现象、商店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医生的工作态度以及私方人员不负责任、贪污盗窃等问题。现在，街道居民和手工业的鸣放已结束，街道居民已开始转入辩论。各系统的干部正根据群众的意见改进自己的工作和作风。

干部作风转变

党群关系改进

第一、二批单位的整改工作和第三批单位的鸣放高潮汇成一支巨大的洪流，冲洗了各方面的污浊。目前全市已开始出现“以整风为纲、推动一切”的新形势。这个新形势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干部作风有很大的转变，改进了领导同群众的关系和党员同群众的关系。据第一、二批开展整风的单位统计，有关领导干部和党员作风的意见一般都占所提意见总数的3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60％。但是多数干部和党员向群众公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切实作了改进。如东亚毛麻纺织厂的党员干部和党员，在群众对他们脱离群众的作风提出尖锐批评后，经过党的教育，全厂近三百名党员采取登门拜访、个别交谈和小型谈心会等形式，普遍向群众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展开了和群众交朋友的活动。麻纺车间支部委员王怀林和老工人赵幼亭成了新的知交，赵幼亭很感动，转变了几年来的消极情绪，把二十多年来的技术拿了出来，解决了车间生产的关键问题。东亚毛麻纺织厂的这一经验，已逐渐在全市工厂、机关中推广。许多领导干部也改变了高高在上的习气，开始同群众共甘苦。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等都和干部定期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并经常深入下层，联系实际。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一般都改变了某些生活上的特殊现象，群众非常满意。

去掉因循守旧习惯

充分发挥革命干劲

新形势的另一标志是通过整风去掉了因循守旧的习气，发扬了革命干劲。许多群众在整风中揭发了有些党员干部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如有些人看不到当前的有利形势，不求上进，在工作中得过且过，有的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争名誉、要待遇，不安心工作；有的生活特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化堕落。经过群众的批评、揭发，这些干部中的大多数都猛省过来，感到自己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形势的后面，必须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他们向群众公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要求把自己置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和大家一道奋勇前进。红桥区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副科长杨金元，1937年参加工作，在1955年从军队转业到区后，他即闹待遇、嫌级别低，不好好工作，整风中群众给他贴了一百多张大字报，他才开始转变，向群众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表示要继续作一个共产党员，要好好工作，现在他对工作已主动积极起来。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老干部、副经理刘益春在整风前工作消极，并且在生活上有损公利己的行为，大鸣大放时群众给他贴了四百四十一张大字报，还在小组会上向他提了七百一十一条意见，使他感到震动，并且向群众检查了错误，重新鼓起了革命干劲。

推动了生产

改进了工作

推动了生产、改进了工作，尤其是新形势的鲜明标志。许多机关、工厂的干部比过去减少了30％以上，但由于减少了层次和加强了责任心，工作反而作得更好了。红桥区税务局三科去年征收牌照税时，用了二十七个干部，车数是二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辆，今年车数增加到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一辆，只用了九个干部，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倍。车辆弹簧厂的管理干部由三十九人减为十五人，把十六种表报减去了五种、二十三道手续减去了九道，记工员由三人减成一人也完成了任务。特别是全市各大医院都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改成了一日三班制，满足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此外，许多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次也解决了。例如，街道居民在鸣放中对商店的服务态度提了许多意见，现在这些商店已作了很大改进，改善了服务态度，增添了商品品种。

工厂职工的生产热情更加高涨，自9月以来新纪录不断出现，生产水平逐月提高。据国营工业系统的统计：9月份总产值比整风前的8月提高18.7％，10月比9月提高2.06％，11月比10月提高2.85％，12月又比11月提高1.38％。北洋纱厂1到8月平均完成计划的50％，9月份即超额55％完成计划，10月又超额11.7％。新年以后，在讨论今年的计划中更突出地表现了职工们的社会主义责任感，许多计划在经过他们讨论之后，都突破了原有的指标。天津钢厂的计划，经过群众讨论，总产值提高了5.8％，成本由亏损变为盈余。天津造纸总厂的计划是六万八千多吨，经过积极分子一酝酿就可提高到七万多吨。广大群众辨明大是大非

习惯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新形势再一个明显的标志是通过鸣放和辩论，教育了广大群众，辨明了大是大非，人们对两条道路的认识更加清楚了。如在农业合作社里，经过鸣放、辩论，肯定了合作化比单干户优越，许多人由动摇走向稳定，确定了走合作化的道路；高等学校通过辩论肯定了“又红又专”是正路，驳斥了“只专不红”等的思想。有些在整改中辩论了工资福利的工厂，工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从六亿人民出发的思想基础上，端正了个人和国家、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因而解决了许多过去很难解决的住房、托儿所等问题，天津造纸总厂原有五百多人要房子，经过辩论，批判了一切依赖国家的思想，有四百多人自动撤销了要房申请。原来每年要发保护用品，许多工人都有积存，有的已把积存的口罩纱布做了大蚊帐，有的存了几套工作服、二十多条肥皂。现在许多人不仅不再要了，还纷纷把多余的保护用品交了出来。在整风开始时，许多大学教授、医生、专家们既没有接受批评的勇气，也没有批评别人的狠心，但经过反右派斗争，他们习惯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看到批评他们的大字报再不面红耳赤了，有些人还勇敢地向群众作了自我检查，并和群众一起张贴了大字报。有一个医师描写他的变化说：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进来了。

因此，这一新形势的出现，不仅标明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的巨大胜利，而且证明了一个真理：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最好的形式。通过整风，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统一，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

但是，天津市的整风运动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运动发展不平衡，有少数领导干部的思想还赶不上形势的发展，致使那些单位的整改工作落在形势的后面；其次，还有些单位的中层干部有顾虑，怕把问题牵到自己负不起责任。因此，如何及时地对这些单位进行具体帮助和督促，使落后的赶上先进，先进的更先进，鼓起革命干劲，把运动贯彻到底，是今后的重要任务。

大家都来关心下放干部

白叶

把到工厂到农村去进行劳动锻炼，当做社会主义的一个关，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现在还有不少人的思想深处，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起来，而且把从事脑力劳动当做一部分人的权利，把从事体力劳动当做另一部分人的义务，并对体力劳动加以鄙视，说体力劳动是低贱的劳动，脑力劳动是高尚的劳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反映。现在要把这种看法、作法来个大改变，当然是个不小的革命。

劳动关，不大好过。为了过这个关，就要暂时离开舒适的城市生活和温暖的家庭，就要参加艰苦的生产劳动。但是这个关也不难过，有决心，就可以过去。

决心，建立在革命的乐观主义上。中国人民大学下放到北京军民友谊社锻炼的干部，因为有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就有了决心。最初劳动时他们虽然碰见了许多困难：“用铁镐挖冰冻尺许的土块，土硬如石，一镐下去，挖进不过一两寸，而手震的直痛。用肩头抬一百斤的沙土或白薯，开始时头重脚轻，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抬不了半天，肩头就痛得碰都不敢碰，特别是最初几天，大家都经过了三痛：手痛、腰痛、腿痛……。”这种滋味是不大好尝的。但是正像劳动人民说的，劳动是“苦中有乐”，“苦中有乐”，就是说，劳动虽然“苦”，但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可以把沙漠变成良田，可以把荒山变成果园，可以让高山低头，可以叫河水让路。以农民来说，在土地上劳动以后，可以得到丰收，有粮食，有蔬菜，有其他东西。以知识分子来说，在同工农群众共同劳动以后，除了可以得到生产的果实，在思想上也可得到丰收，这就是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越来越少，工人阶级集体主义越来越多，最后，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正是这种远景鼓舞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下放干部，或其他单位的下放干部咬着牙熬过了劳动关。

说起咬牙精神，好像有人反对，至少不大赞成。他们说，劳动应当是愉快的。说劳动不苦，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知识分子长期，不，从来没有劳动过，劳动起来当然觉得特别“苦”。手磨破了，就是痛！肩压肿了，就是痛，腿蹲多了，就是痛，腰弯多了，就是痛！问题是有没有咬牙精神熬过这个“痛”“苦”的阶段。熬过这个阶段，就是轻松，就是愉快。

但是，有些人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下去之前，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什么五大困难，六大困难，以至十大困难，什么东北太冷不能去，南方太热去不得……。下去以后，仍是保持着知识分子的面貌，不愿多劳动，不愿同农民谈心。

也有少数人虽然表示要过好劳动关，但是决心不大，即使下去后，仍从劳动战线上开小差回来。南京市某机关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下放之前，曾经写了一首动人的诗歌。说：“到农村去，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祖国的召唤，也是人民的期望”。“离开了祖国的需要，还谈什么个人的前途和理想”。“我坚决抛弃个人主义，决心整装下乡。”但是因为这个青年缺乏决心，到了那里，碰到了困难，就动摇了，来信给南京市委负责同志说：他忍受不了这个“痛苦”，要求离开这个“痛苦”的岗位。

决心，何等的重要？！没有决心，一个人就会被时代的车轮抛在后边。

住在天津市小树林街的家庭妇女张玉芬很会过日子。她的爱人是一个中药店的售货员，每月收入四十九元，总共要养活四口之家，但从1955年以来，每月都能向银行存款十五到二十元。这是张玉芬生活开支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结果，她省下的存款除了添置家庭必要的东西外，还很热心购买国家建设公债，仅1955、1956、1957三年就买了公债一百二十元。最近发行1958年的公债，他们又买了五十元。　新华社记者　梁一丁摄

张玉芬把生活开支计划以外的余钱存入储蓄所。

张玉芬每月都和爱人一起作出家庭开支计划。在国家发行1958年公债的时候，他们作好家庭开支计划以后，她又和爱人商量再认购1958年公债五十元。

新华社22日讯　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力协助还乡军官家属劳动就业，安家落户，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动员随军家属还乡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之后不久，各地政府和农业社就热情地展开了欢迎军官家属重回生产战线，帮助还乡军官家属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的活动。广东、福建、湖北、河南等省人民委员会棉布统销办公室，帮助家在寒冷地区的军官家属适当解决了回乡添置棉衣和棉絮的问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为协助军官家属来京安家，专门成立了“接待军官家属还乡办公室”。山东省寿光县为了妥善安置回乡生产的随军家属，中共县委书记亲自召集各农业社代表开会作了具体的安排，包括指定专人做还乡军官家属接待工作，如准备住房，拨给粮食，安排入社手续和生产劳动岗位，安排军官子女入学等等，使许多军官家属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就感到置身于劳动大家庭中的亲切和温暖。辽宁省新民县县长亲自领导白旗堡、高台子等区准备了五百五十户人家的住房、粮食和烧柴，等候军官家属还乡定居。

许多随军家属一到家，首先在生活上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不少乡、社干部亲自帮助他们登记户口、办理购粮手续和修炕、收拾屋子。海南岛驻军某部排长邢贻廉送家属到文昌县冯平乡蛟塘村安家时，一进村，农业社就为他家解决了吃饭问题。第二天，中共冯平乡支部书记就告诉他说房子已经准备好了。接着农业社又给拨来了家具。有些社员还主动送给他许多地瓜、木炭、粪箕、晒衣服的竹竿和一笼小鸭。南京驻军某部上尉牟俊卿的爱人到家的第二天，社里就把早已为她准备好的谷子、玉米和花生等口粮八百五十斤和许多烧柴送上门来。福州驻军上尉郑义的妻子曾桃珍回到故乡广东省大埔侯南乡时，当地政府立即派人帮她租房定居，房东大娘还主动地把床、桌、椅、柜等全套家具借给她使用。对于军官子女回乡后的入学问题，各地也都解决得十分及时。上尉王惠川的两个大孩子原在沈阳小学念书，回到河北乐亭县故乡后，第二天就被当地小学接纳入学了。军官家属赵洪卿在回到山东莱阳家乡的当天下午，就接到村小学的通知，她的孩子随时可以入学。

各地政府和农业社对于军官家属还乡后的劳动就业问题，更是十分重视。绝大部分军官家属到家后都被当地农业社吸收为社员，被安置在适当的劳动岗位上。军官家属刘凤兰一到家就被农业社分配做妇女生产队的队长。军官家属董秀芝回家不久就担任了村的妇女主任，还负责村里的民校工作。军官苗成平的爱人回乡后由于劳动表现好，还当选为共青团支部书记。此外，也有不少军官家属回乡后被安置在农业社里作会计，作民校教员。有的还被分配去学习农业技术，以便将来充当农业技术员。目前，许多回到家乡的军官家属已经在修水利、积肥等冬季大生产运动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少人成了劳动能手，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

新华社22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动员随军家属还乡生产的工作已经取得重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到本月中旬止，全军已有三十五万三千一百多名随军家属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农业生产战线。

最近时期以来，各部队动员家属还乡生产的工作进展特别快，绝大部分随军家属都尽量争取在春节前离队还乡，以便及早安好家，迅速投入春耕生产。北京地区部队目前已经还乡的家属已占应该还乡家属总户数近80％，部分未走的也将在春节前基本上走完。济南、福州等地驻军和铁道兵、装甲兵的随军家属，70％以上的人已经回到了家乡。广州驻军到本月中旬，还乡人数比一个多月前增加了四倍。沈阳驻军最近半个月内，平均每天都有一千三百多名随军家属启程还乡。福建前线驻海岛和前沿地区部队的军官家属，除个别有特殊困难的未走外，已经基本上全部离队返乡生产。

在动员随军家属还乡生产工作中，部队各级党委和军政首长都以爱护的态度，负责的精神，从思想上到生活上给了军官家属以极大的关怀和帮助。不少单位在家属离队前都充分发动群众，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安排，有的单位首长还帮助还乡家属订立了安家生产计划，并且鼓励他们回乡后要积极投入农村大生产运动，为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贡献自己的力量。家属还乡时，许多部队都召开了热烈的欢送大会，为还乡家属披红戴花，赠言献礼。福州、南京、济南、广州、昆明等地区部队为使还乡家属旅途顺利，还在南平、上海、徐州、济南、烟台、青岛、广州、昆明、贵阳等铁道、公路或港口的联结点，派专人设置了服务组、招待组或问询站，协助过路军官家属解决转车、买票、寄运行李、临时住宿和生病治疗等问题。对于孩子多，路途远，旅途不便的还乡家属，许多部队都派专人或批准军官本人护送到家。

部队广大军官和他们的家属以极高的政治热情，热烈拥护动员家属还乡生产的措施。他们认为，在国家挖掘一切潜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个人生活的安排应该首先服从国家的需要。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不同岗位上为祖国服务，使自己的生活充满丰富的内容，绝不该贪图个人的安逸和享受。因此，他们都心情愉快地互相话别。在随军家属回乡后，军官们更加集中精力地进行工作和学习了，深入连队和士兵打成一片的时间也增多了；家属们也干劲十足地投入了兴修水利和积肥等冬季大生产运动，并且不断写信给自己的亲人，互相挑战，共勉前进。

新华社长春21日电　吉林省社会节约展览会19日上午在长春市开幕。

展览会分粮食、棉布、煤炭、木材、节电、节育和储蓄七个馆。这是吉林省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会。

在各个展览馆里，人们看到吉林省人民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的成绩和经验。1957年全省人民的储蓄额比1952年增加了十六倍以上。粮食馆里对各方面节约粮食的经验作了介绍，其中仅用野生植物代替粮食喂猪的先进经验就有一百四十多种。棉布馆里介绍的七十六种剪裁方法，一般都能节约棉布八寸到一尺二寸。煤炭馆里用许多模型介绍了锅炉、窑业、集体炊事和家庭取暖、做饭的省煤经验一百二十多种。此外，木材馆、节电馆和节育馆，也以极其生动的事实，介绍了各种先进作法和经验。

展览会上揭露了一些严重的浪费的现象。如第一汽车制造厂由于粮食制度混乱、管理不严，每月浪费粮食达一万三千多斤。去年10月18日中午在第一汽车厂进餐的人中，有二千七百多人是用电影座号、过期粮券、乱纸片假充入门证混进食堂和硬闯进食堂用饭的，其中还有许多小商贩。这个厂十二个食堂一顿饭扫起的剩饭粒、馒头皮就有二十多斤。

吉林省社会节约展览会预定展出六个月。

杨炳昌　黄华　向洪甲

湖北省孝感县朋兴乡有个晏桃香，她是这个乡和平二社的副主任，知道她的人，都说她是勤劳节俭的模范，爱社如家的榜样。

五年来的变化

晏桃香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全家五口人，大孩子十五岁，小的才六岁。1952年丈夫病逝，留下一百七十二元的债务。从那时起，晏桃香便负担着一家五口人的生活。

“一个妇道人家，怎能养活全家”？丈夫死的时候，晏桃香眼睛哭肿了，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这时，乡党委书记晏仁双亲自来安慰她，鼓励她，帮助她安排家务，告诉她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她逐渐懂得了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就积极参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勤劳生产，注意节约，终于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从1953年参加互助组起，到1956年入高级社止，她还了一百二十七元旧债，补交了入社股金，还买了五元公债。去年全家做了四千零四十一分，可得报酬三百二十三元，加上粪钱二十四元五角，共收入三百四十七元五角，家庭副业收入的七十五元六角还在外。这些钱除了买口粮、杂用外，还清了政府贷款，还完了旧债，买了猪，买了公债，并赎回了六年前当出去的两间半房子，多余的钱存入了社。现在，晏桃香家已经是个不欠国家贷款，不欠私人旧债，有吃穿，有余钱的农户了。

勤劳生产　勤劳持家

晏桃香非常热爱劳动，她懂得劳动才有幸福。因此出勤很多，一分半分的活她都一样做。冬天挖塘泥，天寒地冻，别的妇女都怕出工，她主动地参加挖泥，手冻得发裂，脚冻得发木，从不叫一声苦。天雨时，别人休息，她冒雨出外拣粪打青积肥；有时本组的活做完了，就到别组去找活做。去年一年，晏桃香虽然担任社里的副主任，还做了二千二百零六分；一年内，她除了过年和出席省、县劳模会议耽误的日子外，整整出勤三百二十个工作日。

晏桃香参加社的劳动多，家务劳动做得也不少。放工回来就在自己园里种菜，保住了一家人吃菜；还养了一头猪，喂了二十四只鸡，一年的收入解决了家中的油盐，针线，剃头，学费等零用钱。去年决算前，社里分给她八元零用钱，她一直舍不得用。全家五口人的衣服鞋袜，也都是靠她的十指做的，去年做了十九双鞋子，六件衣服。晚上一有空就做针线。一次她在省里开了十天会，别人会前会后休息，她抽空做了大小鞋底三双和两件小孩衣服。

全家都辛勤劳动

晏桃香在多子女的家庭环境中，能够抽身参加劳动，是和她家务安排得有条有理分不开的。她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的劳动观点，给小孩具体分工定责，还经常开家庭会检查孩子们的工作。十五岁的大女儿菊芳，做早、晚两餐饭，喂猪，洗衣服，料理家务，饭后出工生产，去年做了八百七十八分；十二岁的二女儿运芳放一头水牛，中午放饱牛回家做中饭，去年做了九百零七分；十岁的三女儿在上学，除放学回家温习功课，还收集猪吃的野生饲料，打扫屋内外的卫生，今年共积虾形草、黄豆叶等猪吃粗料六百多斤，做了三十二分；六岁的小儿子德明看见姐姐们都劳动，也不甘愿落后，今年拣了二百斤粪，做了十八分。社员们普遍反映：“晏桃香家像一窝燕子样的忙。”

节俭过日子

晏桃香十分注意省吃俭用，想了很多节约的办法。拿吃粮食来说，晏桃香深知节约粮食，对国家，合作社，自己都有好处。前年丰收了，社里分给他家粮食三千一百斤（包括增产粮），结果只吃了二千五百二十斤，除留一百斤作储备粮外，其余的都卖给了国家。去年她家平均每人分到口粮五百多斤，又计划从口粮中节约二百斤余粮，储备防荒。她怎样节约粮食呢？晏桃香同她大女儿菊芳总结了“粗碾米，细磨面”的经验。粗碾的结果，一百斤谷，能多出六斤米，别人磨小麦只磨五道，她家要磨七道，一百斤小麦也多出面七斤半。晏桃香说：“吃饭要做到粒粒到口，口口到肚”，“家有白米万担，只怕残粥残饭，做饭的窍门很多。”量米时多少人吃做多少，宁少煮不能剩饭；有时饭少了不够吃，就掺菜煮汤饭吃；洗米时，要用丝瓜抹布篾米水，不让跑米；煮饭时，饭煮烂些，多长饭，既软和又好吃。去年她家搭着吃了各种菜一千六百斤，节约大米一百六十斤。

晏桃香家里的布票总是用不完，主要是她会节约用布。前年七丈五布票，她只用了两丈一。去年发了四丈五布票，只用了一丈九，两年来共节约布票八丈多。穿衣方面，也很节约。老话说得好，“衣服笑破不笑补”，晏桃香采取“补旧如新”的办法，把旧衣服补过后再继续穿。她有一件旧袄子，大女儿穿了两年，二女儿穿了两年，现在轮给小儿德明穿；大女儿有条破絮裤，改给三女儿穿了。这样以小就大，以大改小共做了四件棉衣，全家人就能暖暖和和过冬了。

爱社如家

晏桃香不光是勤俭持家的模范，也是爱社如家的榜样。她说：“没有合作社，就没有我一家。”去年春天，她把社员们都不愿喂的一头小瘦牛，牵回去亲自喂养。每天夜里，她几遍起来照看牛，她平常节约的食油，自己舍不得吃，炒了两次油盐饭给牛吃；社里分给她九斤黄豆，她舍不得打豆腐，也给牛吃了，这条小瘦牛，在她无微不至的关心调养下，终于喂肥壮了。社员们反映：“晏大嫂喂牛比喂她的儿子还关心！”5月间的一个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夜里，晏桃香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一心记挂着仓库里的小麦，后来她独自一人冒着大雨去检查仓库，发现仓库漏雨，她拿脚盆接住了漏下的雨，保住了六千斤小麦免受损失。

晏桃香这些模范行为，获得了社员们的赞扬。社员们说：“晏桃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在1955年到1956年连续被全体社员评选为特等劳动模范，出席了省、县劳模大会；1956年1月社员们一致选她为社管委会的副主任；同年4月，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