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21日 · 第4版

本报讯　记者穆扬报道：内务部根据边整边改精神，在整风运动中改进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现在，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内务部的人民来信、来访数量很大。去年全年，共收到人民来信五万多件，接待来访群众两万多人。仅去年第一季度，内务部处理的人民来访，就占中央二十一个国家机关来访总数的三分之一。

过去，虽然谢觉哉部长一向重视这个工作，但是，由于一般干部对这项工作的认识不足，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缺点。有些人不从政治上着眼，仅仅从个人的得失出发，认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是一项“没有奔头”的“打杂工作”，是“单纯应付门市的副业”。很多人认为把来信“转出去”，把来访的人“送出了内务部的大门”以后，就算“完成了任务”。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人民来信来访中所反映的问题，势必不易全部得到正确的处理。以此项工作量最大的优抚局为例，他们转地方机关和其他机关处理的来信和来访提出的问题，通常都占来信、来访总数的60％到70％。此外，由于审查来信、来访处理情况的领导人很少，处理层次又太多，一般转办的信件都要在部里停留一个多月，发生积压现象。再加上处理来信、来访的质量不高，因此，多次来信、来访的案子占的比例也很大。

在整风运动中，同志们针对这项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批评和可行的建议。内务部党组和整风领导小组，也把这项工作看作是整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发动大家反复研究、讨论，本着边整边改的精神，随时进行了许多改进。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部党组就指定郭炳坤副部长，专门管理来信、来访工作。去年6月25日召开的部务会议，又根据谢觉哉部长的建议，订出了领导干部处理来信、接待来访的制度。从去年7月开始执行这项制度，到年底，全部二十三位司、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共接待来访二百五十九人，审批来信二千一百六十三件，并且亲自答复了二百五十三件来信。各科、室的领导人，也共同商订了每周至少接待一次来访的规定。谢觉哉部长，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每月都定期按时到来访室去上两次班。偶尔遇有更重要的工作，不能前往，他不仅事先请假，而且指定一位负责同志代他去接谈。谢部长和其他领导同志自己接谈的来访，都亲自起草转办函件，并留下详细记录，以备查考，直到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后为止。在定期接待来访的空余时间里，部的领导同志还时常和做来访工作的专职干部进行交谈，了解情况，帮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由于领导同志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高，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他们处理的来信、来访，质量一般都比较高。某些专职干部处理起来有困难的问题，到他们手里就很快地得到了解决。南京市郊区的复员军人王锦文，有作板鸭的技术，一心想脱离农业社，进城去作板鸭工人。虽经当地政府和优抚局的专职干部解释，王锦文仍然思想不通。后来谢部长接见了他。谢部长诚恳地向他讲了许多道理，他满意地回了南京。行前，他感动地对人说：“谢部长这样大年纪，亲自处理我这点事情，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领导干部亲自处理一批来信、来访，不但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还可以从中发现一些重要问题，改进工作。优抚局李法庄副局长，在接待来访中，发现有一部分来访的人，有意地夸大一些可以克服的困难，埋怨政府照顾不够，除了及时对那样的人进行教育批评外，还向专职干部作了“在来信来访工作中应该批判右倾思想言论”的报告，为专职干部划清了解决问题和进行教育的工作界限。这样，如遇到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人或个别品质恶劣的分子，这些干部就可以分别情况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处理。

领导干部亲自处理来信、来访，对全体干部是一种最好的教育。不少同志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加以改进。思想问题解决了，来信、来访工作的质量也随着提高了。“要更耐心、更细致，要切实地解决问题”，已成为大家对来信、来访工作的共同要求。本着这种要求，凡是能够由内务部直接处理的问题，他们都尽量地详作解释，不再下转。这样，由他们直接处理的来访数字，现在已经增加到60％多。由于现在处理得比从前细致，过去多次来访、来信不得结案的问题，也大大地减少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改变了过去那种“就事论事”“公事公办”的态度，采取了主动帮助来信来访者解决问题的态度，对一些确实有困难而又不善于或者不愿表达自己意见的人，给予了同志式的关怀。山西省长治县复员军人原财元，来部要求介绍工作，接谈的同志向他反复说明应该就地解决问题的道理后，他提不出不同意见，但却流露出一些为难情绪。接谈的同志估计他可能有别的困难，就耐心地动员他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原来，原财元不是不懂得就地安置的道理，而是因为恋爱问题同村干部和女方发生了纠纷，碍于面子和同村干部的关系，他不愿意再回去。接谈的同志针对这种情况，再次向他作了动员，并且函请当地政府，帮他解决同村干部的关系问题后，他愉快地回了原籍。河北省青县复员军人张连和，由于复员证上对他的伤病情况记录的不清楚，他虽失去了劳动能力，却不能享受残废军人待遇。为此，他曾三次到内务部要求帮助。前两次，部里给当地政府去了信，未得解决；最后一次，他仍同意部里去信连系，但是部里的同志考虑到他和当地政府的实际困难，就主动地帮他检查了残废情况，派人到当地政府去作了详细交代，解决了他的困难。

这些改进，大大地密切了内务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现在，对某一个问题的处理表示满意或者对接谈的同志表示谢意的来信，比从前增多了；提出批评和指责的来信相对地减少了。这也进一步地鼓舞了内务部的同志们对这项工作的整改决心。他们还在继续改进来信来访工作。

编者的话

决不是“包袱”

为什么同样是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有的人处理起来积极负责，有的人处理起来却“公事公办”？为什么同样是一个人，整风前做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心里总觉得不愉快，整风后却心情舒畅。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有的人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意义认识不清；或者从个人的得失出发，把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当做“没有奔头”的“打杂工作”或者当做“包袱”。

其实，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是一件有着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人民所以来信来访，一定是有了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要求高一级领导机关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是人民群众之间的，也可能是人民群众和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之间的。这些人民内部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认真地处理这些人民来信来访，就可以及时了解和调节、缓和人民内部矛盾，使人民群众之间更加团结，人民群众与领导机关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内务部改进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以后，得到了许多对处理表示满意和感谢的来信，就是一个证明。

现在有些人虽然表示要及时了解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当人民群众把矛盾提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却不去处理，这岂不是像好龙的叶公一样么？

处理来信来访，还有个好处，通过大量来信来访，可以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人民群众中贯彻执行的情形，可以了解各阶级、各阶层的情绪和要求。了解了这些情况，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就能更加主动地改进自己的工作。

这样具有头等政治意义的工作，怎么能说是“没有奔头”，怎么能说是“打杂工作”，怎么能把它当成“包袱”？

一定要说这项工作“没有奔头”，是“打杂工作”，那就是在这些人的思想里，把党和国家的工作分成“有奔头”和“没有奔头”两种，所谓有没有奔头，实质上就是有没有名利、地位。在这些人看来，出头露面的工作，自然就是“有奔头”的工作，默默无闻的工作，自然就是“没有奔头”的工作了。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就正是既没有名又没有利的工作，因此，就难怪有些人要把它当做“包袱”，要心情不舒畅了。

这种思想当然是错误的，也当然应该整改掉！

本报讯　如何全面深入地开展全民整风运动，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这是去年12月9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中心议题。而会上提出的全省粮棉增产，今后每年递增10％以上，已成为共同一致的奋斗目标。

这次会议是继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以后召开的，并且这两次会议又是有机地结合进行的。由于四级干部会议通过大鸣大放大争，解决了对过去工作的估价问题，以及有关的思想问题，就使这次会议可以继续贯彻大鸣大放大争的精神，充分地讨论今后工作问题；同时在这次会议上，又继续解决了四级干部会的遗留问题，如帮助某些有错误思想的同志继续深入检查，提高认识，巩固与扩大了四级干部会的成果。

会议开始，首先由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向大会作了“全面开展整风运动，大力掀起生产高潮”的工作报告，经过会议讨论，一致批准了这一报告。

会议认为：山东全省的全民整风运动，虽已逐步展开，并已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发展还很不平衡；还有一些人对整风运动的严重意义和整风任务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大胆放手地发动鸣放，引火烧身，以及对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还存在着劲头不足的现象。必须拿出像开展生产运动一样的劲头来开展整风运动，并使整风运动成为推进生产高潮的巨大动力。首先抓紧时间在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中搞好整风，就是先要自上而下地搞好省、地（市）、县、区各级领导机关的整风，然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基层单位和一般党员干部的整风，全面进行农村的整党、整团、整社。会议十分重视贯彻边整边改和用整风推动生产的精神，认为不能因为忙于领导生产，便忽视放松对整风运动的领导与掌握。

与会代表以极大热情讨论了省委提出的山东省实施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这一规划纲要提出的具体增产指标是：到196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由1957年的二百五十九点三亿斤，提高到四百四十亿斤，每年递增11.2％（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每年递增3.9％）；棉花（皮棉、下同）达到六百六十万担，每年递增12.3％；花生达到三十三亿斤，年增13.7％。每人平均全年收入达到一百元左右

（包括粮食），大体上超过当地一般富裕中农的生产与收入水平。到1967年，要求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六百亿斤，亩产达到五百斤以上；棉花达到九百六十万担，亩产八十斤；花生达到四十四亿斤；烤烟达到三百五十万担；大家畜发展到六百万头；生猪发展到四千万头（每户三至四头）；灌溉面积达到一亿亩，基本上实现全省水利化；每人占有粮食一千斤左右，每人平均全年收入达到一百五十元（包括粮食）。

为了保证实现农业发展规划的要求，每个县都因地制宜地提出了本县的规划指标，已有十二个县决心在今年争取成为粮食高额丰产县，七个县争取成为棉花高额丰产县，这些县要在今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1967年指标。全省第一个已提前达到这个指标的黄县在会上提出：“今年七百斤，明年下江南，1962年成为千斤县”的雄伟的奋斗目标，给全体与会人员以很大鼓舞。许多县的代表检查了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在大会上重新修订了本县本地区的农业增产指标。会议对发展多种经济、特别是发展山区、海洋、湖泊生产，也给以极大的重视。

会议还提出了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掀起工业生产高潮的奋斗目标，那就是：除中央在山东省投资新建、扩建的企业外，本省地方工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通过挖掘潜力，开展劳动竞赛，要求总产值到1962年时比1957年增长87.16％，平均每年递增13.4％。

会议认为：要实现上述生产大跃进的指标，必须加强党对生产的领导。发展农业生产应作为山东全党的首要任务，同时也要重视工业生产的发展。农村党委应该全力以赴发展农业生产；城市（镇）党委要面向农村，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各级党委还应切实转变领导农业生产一般化的作风。党委第一书记要从思想发动到制订规划、组织贯彻、典型示范，都亲自抓起来；县以上各级领导干部，每年至少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轮流深入基层工作，亲临生产前线；必须虚心学习推广外地经验，特别注意推广湖北麻城、红安等县搞试验田的经验和河南全面治理漭河经验，今后还应着重搞一个区、一个县、一个流域、一个山区的全面规划和典型经验；通过生产实践，将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农业生产专家。

会议号召：山东各级党组织与全体党员干部按照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与要求，全面深入开展整风运动，掀起农业与工业生产高潮，为争取思想上和生产上两大丰收而奋斗。

参加这次大会的共一千五百余人，其中正式代表八百四十五人。

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会见了全体代表和与会人员。毛主席的会见，给了与会全体人员莫大的鼓舞。

中共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四个省委都应邀派代表团参加了会议，相互交流了领导经验。

大家都来关怀下放干部

张重

每一个母亲都有子女，每一个母亲都爱自己的子女——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爱与爱不同；有真正的爱，也有看来是爱其实非爱的爱。甚么是真爱，甚么不是真爱，这在干部下放过程中有明显的对比。

一种母亲，听说子女下放，就欢欢喜喜，积极鼓励。上海市交通运输局人事处干部孙霞仙的母亲，听说女儿要下放农村，去参加劳动，很是高兴，赶忙为她缝制棉被。上海市高教局干部胡玲的母亲范勤，听说女儿提出下放要求，就给高教局写信，信中诚恳地请求高教局局长批准她的女儿的要求。虽然范勤的三个儿女有两个已经不在身边，但她仍然希望不要因此对她有所照顾。

另一种母亲是，听说儿女要下放了，就很不高兴，吵吵闹闹。铁道部就有一个工作人员的母亲，曾经到铁道部哭哭啼啼，为儿子“说情”，但又不是有甚么真正困难。在其他地方，也还有少数母亲强调自己的儿女没有干过庄稼活，怕下放以后受不了，或是说儿女从小没出过远门，怕下放以后吃苦，等等。总之是不愿意儿女下放。

应当说，这两种母亲的行为都是从爱儿女出发的，但表现出来的却迥然不同。为甚么有这样大的区别呢？

前一种母亲，是真正爱儿女的。范勤在信里说：“………使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胡玲，在劳动锻炼中得到彻底的改造”。信中虽然还没有明确指出锻炼、改造的目的是甚么，但作母亲的心意已经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希望女儿从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成为一个立场坚定的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人员。愿儿女成为一个真正对人民有用的人，这是一切具有广阔胸怀的母亲的共同特性。

后一种母亲，对儿女不是正当的爱，近乎溺爱。她们把儿女当成温室里的花朵，不能经风，不能着雨。她们希望儿女永远守在膝下，时时担心儿女的寒暖，处处为儿女着想，为儿女安排。表面看来，她们较之前一种母亲对儿女有更多的关怀，但在实际上，只是较多地关怀了儿女的生活琐事，至于儿女的前途，怎样才能使儿女成为对人民更有用的人，她们是不关心的。甚至说，她们较多地考虑了儿女的安逸，考虑儿女从社会上得到些甚么，而没有认真考虑自己的儿女要更多地给人民些甚么。她们以为处处爱护儿女，却恰恰在最重要关头上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母亲，这是伟大庄严的称号。母亲爱子女，这也是人情之常。但是，怎样去爱，怎样做一个不愧于我们时代的好母亲，这却是每一个做母亲的都要深思的。

新华社昆明20日电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筹备委员会成立。17日闭幕的楚雄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普贵忠（彝）为筹委会主任、耿正国（汉）、李忠（彝）等为副主任。

在这次为筹备成立自治州而专门召开的全区人民代表会议上，各个民族的二百九十二个代表听取和讨论了楚雄专员耿正国所作的筹建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经过的报告和副专员陆介福所作的“关于楚雄区少数民族支系归并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并一致同意。在中共楚雄地委书记王文玉报告了全区冬季生产运动的进展情况以后，全体代表一致表示要继续动员全区各族人民保证在3月底前完成预计的水利和积肥任务，迎接自治州的成立。

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表示坚决拥护。

楚雄区在云南中部，北沿金沙江与四川接壤，包括十六个县，人口共一百六十七万三千多人，境内有十个民族，彝族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23％以上。从去年4月起，当地中共地委和专署就在上级党和政府领导下着手研究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相继组织了民族工作组，对境内少数民族和彝族各支系作了调查研究，和当地各民族代表人物作了充分协商酝酿，并在去年秋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新华社20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一行二十人，在商业部部长潘英率领下，今天下午乘火车到达北京。

前往车站迎接的有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江明等。

越南驻华大使阮康也到车站欢迎。

新华社平壤19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在最近召开了全军友好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军范围内继续加强国际主义教育，进一步增强志愿军与朝鲜军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友好工作会议总结了1957年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之间的友好工作，并且研究和布置了1958年的友好工作任务。会议认为，几年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日益巩固和发展的。仅在1957年，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生产建设就出动了六十三万七千九百个人工。他们不仅帮助朝鲜人民修筑了五百二十条总长二百十三公里的堤坝和水渠，而且还在帮助朝鲜人民修建桥梁、民房，进行农业生产，植树造林，救灾和防疫治病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朝鲜人民也在各个方面给了志愿军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援。1957年，朝鲜人民支援志愿军谷草三千五百吨、木炭二千八百九十五吨、构工木料三万立方公尺、红砖四百五十万块，以及其他许多种类的物资器材。一年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之间互相参观、访问、座谈、联欢、演出、慰问、馈赠、祝贺等等友好往来的活动也极为频繁。1957年，双方为祝贺节日进行访问、慰问而派出的代表团，各有六、七百次。

为了继续增进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会议特别强调要在全军经常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会议要求全军在2月份中朝友好月中，用整风的精神，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国际主义教育。

新华社莫斯科20日电　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19日晚间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国。在离开莫斯科以前，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对塔斯社记者发表了谈话。

郭沫若说，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议定书的签订，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科学和技术都将作出贡献。今后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将在全面制订的包括一切最重要部门的计划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两国将共同努力解决物理、化学、动力学、冶金学、机器制造、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郭沫若还谈到中国要在今后十五年内赶上英国工业水平的任务，以及迅速发展科学、特别是农业科学的问题。

郭沫若团长19日曾经举行了告别招待会。苏联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马克萨列夫、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各部领导人、著名科学家等。中国方面出席的有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团员。

18日，马克萨列夫设宴招待了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

新华社20日讯　郭沫若和包尔汉已于今天下午由莫斯科乘飞机回到北京。回国前，郭沫若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两国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议定书，并且同包尔汉一起，代表中国政府到罗马尼亚参加了格罗查主席的葬礼，他们还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

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其他人员也已分批回国。

——浙江日报一月七日社论——

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认真批判了存在于党内的地方主义倾向。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加强全省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

解放以后，党中央派了大批老解放区的干部来到浙江，同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和地下斗争的干部会师。几年来，依靠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密切团结和共同努力，已经给全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各个地区和各项工作中，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基本上都是团结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的。许多外来干部已经和当地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做到了地方化；本地干部经过各项斗争的锻炼，也涌现出大批的优秀分子，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骨干。这些成绩，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主要方面。

但是，这次全省党代表大会所揭发的事实说明：还有些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倾向。他们总是强调本地干部能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能联系当地群众，抱怨领导上对本地干部提拔不够、照顾不够。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就利用这种错误情绪来进行反党活动，他们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外来干部压倒了本地干部，他们在党内进行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拉拢一部分本地干部，排斥一部分外来干部。这种地方主义、宗派主义活动，已经对党内团结造成十分有害的影响。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应当从这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中吸取教训，划清界线，彻底批判和克服这种地方主义倾向。

谁能够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是那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的同志？还是像沙文汉、杨思一那样的所谓本地干部？事情是很明显的，只有坚决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够代表人民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对于任何干部，不论是外来干部或者本地干部，人民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主要的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坚决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而不是看他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几年来，外来干部在浙江，同本地干部一起，团结了全省人民，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完成了民主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浙江在短短的八年当中，农业总产值增长了80％以上，从缺粮省变为余粮省；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四倍以上，从过去破旧落后的旧有工业到目前的具有了现代工业的初步基础；在其他各项工作方面也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既然外来干部能够这样勤勤恳恳地为浙江人民服务，为什么他们不能够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呢？与此相反，像沙文汉、杨思一等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难道能叫作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吗？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代表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吗？由此可见，地方主义者所谓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实际上不过是为他们的个人野心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打掩护，同真正的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利益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什么人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在这个方面，应当看到：本地干部比外来干部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例如他们和当地人民有着相同的语言和习惯，比较了解地方的情况，等等。但是，具有这些条件并不等于一定能够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有些人可以做到，有些人却做不到。做到或者做不到的主要关键，不在于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而在于他是不是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不是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不是具有遇事同群众商量、经常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利益的群众观点，以及是不是善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事实证明：只要积极地从上述方面作不断的努力，不仅本地干部可以做到密切联系群众，而且外来干部也同样可以做到。浙江有很多本地干部在长期斗争中和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同样的，有很多外来干部，经过几年来的努力，也和当地群众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他们虽然不一定会讲本地话，但是却和当地群众有着共同的语言，他们虽然不出生于本地，但是却能够完全做到地方化。与此相反，凡是缺乏群众观点、缺乏社会主义的高度热忱的人，就一定做不到密切联系群众。像沙文汉这样的人，从来不到工厂和农村，不接近工人和农民，他们所密切联系的只是一小撮和他们臭味相投的人，他们所反映的意见多是那些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叫嚣。还应当指出：他们中间有些人（如杨思一等）也强调联系群众，但是，他们所谓联系群众，并不是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个人主义、地方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于老同事、老部下就拉拉扯扯，亲如家人，对于其他人就格格不入，十分冷淡。他们利用个人的影响，利用部分群众的落后意识，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本。特别是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他们就以群众代表自居，起而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这就告诉我们：地方主义者决不可能真正地联系群众，他们的所谓联系群众，只不过是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反党活动的代名词而已。

应当选拔什么人到领导岗位上来？过去几年，党除了依靠从老解放区来的较有丰富经验的外来干部以外，还特别重视培养和提拔了大量的本地干部。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大批优秀的本地干部的出现，正是反映了党的工作已经深入，群众的觉悟已经提高，党在群众中已经生根。通过这些本地干部，可以更好地联系群众，更好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地情况结合起来。过去和现在这样做，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必须指出：干部地方化并不是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首先是共产主义化。无论是本地干部或者外来干部，都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努力做到共产主义化。“地方化”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于“共产主义化”，而决不容许破坏这个最高原则，更不容许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干部地方化的口号来发展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如果有了地方主义倾向，对于党和人民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因为他们的地方主义是和个人野心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又能够影响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群众，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东西作为反党的资本。他们的地位愈高，对党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就愈大；他们不仅会葬送自己，而且还可能毒害其他同志。

在我们共产党内，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地方主义倾向呢？究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是由于党内有许多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他们受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同时，在过去长期的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中，曾经形成过许多分割的不同地区和山头。全国解放以后，有些人思想上仍然存在很深的烙印。他们往往计较你是那个地区，我是这个地区；只记得自己地区的光荣历史，而看不到别个地区的光荣历史；只看到自己地区的利益，而不顾全国的整体的利益。他们往往在政治上存在着排外主义、保守主义倾向，在组织上存在着分散主义、宗派主义倾向。而具有个人野心的人就利用这些倾向，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活动，企图把自己的地区和部门变成独立王国，对抗党的统一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主义就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合物，变成了某些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这种倾向严重地妨害着党的团结和统一，损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高度统一意志、统一力量的情况下，地方主义的危害性更大。必须指出：这种极端保守落后的地方主义倾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更不用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求统一意志、统一力量、交流经验。如果坐井观天、抱残守缺，贪图个人名利，不顾整体利益，还谈得上建设社会主义吗？

我们的党是共产主义的党，不是家族团体，也不是同乡会。我们是以全党全体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的。只要党的事业需要，我们可以到任何地区去工作，也欢迎任何外来干部到自己家乡地区工作。只有全党在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下团结一致、同心合力，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地方主义者正好与此相反，他们是主张地方主义、封建主义、个人主义的，他们必然会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同地方主义划清界线。赞成共产主义，还是赞成地方主义，二者必居其一，决不容许挂名做一个共产党员，实际上却在发展地方主义。

语言是交流思想、联系群众的桥梁。语言的相互沟通，将会大大地帮助外地干部同本地干部、一切干部同广大群众在工作上思想上感情上更好地打成一片，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因此，所有的外来干部都要学本地话，所有的本地干部都要学普通话，并且要订出规划，在两三年内一定要学会。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在共产主义的原则下亲密团结起来。本地干部当中如果有地方主义倾向，就必须受到批判。外来干部当中如果有宗派主义倾向，也必须受到批判。但是在批判中要注意实事求是、划清界线。不能把工作上的不同意见、生活作风上的不同特点也错误地当作地方主义或者宗派主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籍贯虽然不同，但是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大家应当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一心一意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