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19日 · 第4版

新华社18日讯　下放干部应该怎样锻炼自己，下放以后有些什么收获？军民友谊农业社中国人民大学下放总领队刘寿彭今天在中共丰台区委召集的下放干部工作会议上，就三个月的劳动锻炼情形，提出了一个经过全体下放干部讨论过的总结报告。总结中指出：他们在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上已经迈开了第一步。

中国人民大学下放到军民友谊社的干部共一百四十七人。许多人在规定休息的假日里也出勤，使出勤率高达102％。出勤时早到迟退，干活时避轻就重。农民赞扬他们：肯干、肯学、卖力气。

报告中说，他们这一百四十七个干部，绝大多数人过去都是“白面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他们从下放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从头学起，当小学生。但是在最初困难是特别多的。他们首先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使自己适应农村生活环境。粗粮吃得香集体宿舍睡得甜

大家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条件

饮食由白面改成了窝窝头，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开始时，有些人吃完窝窝头心里就发烧，有的人发生“肠胃革命”。有的人吃胃药，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的经验是，只有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食欲急剧增加，使自己的肠胃和农村里的食物相适应。同时，加上主观上体会到一米一菜来之不易，在硬着头皮吃了半个月之后，饮食就自如了。现在他们吃农村饭不但吃得下，而且吃得很香，饭量也增加了30％到50％。肠胃病也基本上消灭了。

集体的住宿条件，他们开始时也很不习惯，下工以后，有洗脸的、有洗脚的。睡觉时床连床，人挤人，有打呼的，有说梦话的，有起床尿尿的，这对过惯城市生活的知识分子干部是一个很大的变迁。但是在劳动后大家都睡的很甜。在集体生活中，大家都亲如家人。现在不少人已经爱上了这种生活。

从纤纤双手到满掌老茧

经得住艰苦劳动的考验

报告说：生活上的困难是比较容易地克服了，更重要的是克服了体力劳动上的困难。由拿笔杆到拿锄头，由纤纤双手到满掌老茧，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择菠菜拣花生都是轻活，但是整天干，不停的干考验就来了，这时腰酸腿痛，甚至都不能马上站起来。用铁镐挖冰冻尺许的土块，土硬如石，一镐下去，挖进不过一两寸，而手震得直痛。用肩抬一百斤的沙土或白薯，开始时头重脚轻，摇摇晃晃，东倒西歪，挑不了半天，肩头就痛得碰都不敢碰。特别是在最初的几天，大家都经过了三痛：手痛、腰痛、腿痛。手上磨起了泡，捆白菜时间一长，就腰酸腿痛，到晚上就要煞费气力才能把腿抬上床。但是他们依靠高度的自觉性和苦干不屈的顽强精神，终于战胜了困难。手上起了泡，不怕，继续干，过不了多久，泡变成了老茧，再也不起泡了。腰酸腿痛，就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锻炼几天，就轻松了。手没劲了，稍息一下，久炼成钢，劲就一天比一天大了。

报告说：经过这一番努力，他们已向农民学会了一般性的农业生产知识。如收获大白菜、摘花生、刨白薯、搿玉米棒子、挖土、抬土、起牲口棚、垫猪、牛圈等等技术。有的还学会了饲养猪，赶大车等技术。现在多数下放干部从事这些工作已经和中等条件的农民差不多，少数人已达到劳动力较强的农民的生产水平。在个别的活茬上他们还有了一些创造，有一个下放干部在打花生中，总结农民的操作经验，运用流水作业法，使十五天的任务在五天里完成了。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失去市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正在成长

报告说，他们下放到农村不仅要学会农业生产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立场，锻炼成为一个经得起风险的、具有劳动人民感情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经过实践，现在劳动已成为多数人生活上的最大需要，一切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行为，已经失去了市场。有些干部在下放前轻视农业生产看不起农民，有的连报纸上刊载的农村消息都不看。下乡后，他们看到了农业劳动繁重艰巨，看到农业生产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作用，了解了农民的优良品质和农村的无限美好的前途，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错误认识。有的人写信动员自己的爱人下乡，有的要把自己的孩子搬到乡下住，让自己的后代从小就在体力劳动中成长。

报告接着介绍了许多动人的情景。孙昭选下放前没有劳动习惯，在家时要爱人侍奉，最近他回家休假，一口气就抬了七桶水，使同院的人都大吃一惊，说他“变了”。何维序过去见到自己的孩子拉屎就跑开，现在拣粪抢着干。许多人在下放前见了大粪车、垃圾车，掩鼻而过，现在也都成了拾粪的积极分子。应震象说：“每当我看到积肥坑里的肥料越堆越多时，我对它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每次走过这个地方，总要留恋地回头望它几眼。”有些下放干部搿玉米棒子，在紧张的劳动中流出了汗，利如小刀的棒子叶割破了手。这样流汗流血而后换来

了收割好的玉米，他们感动的说：这怎能不叫我爱上窝窝头。地主家庭出身的邵尹民，过去学马列主义也知道阶级矛盾，但总不能理解农民为什么那样深地仇恨地主，现在体验到了劳动成果是血汗换来的，地主无偿地掠夺了农民千辛万苦得来的粮食，农民又怎能不对地主恨入骨髓呢，就连他自己也增加了憎恨的感情。

农民诚恳坦率的品质

使干部受到深刻教育

报告说，农民诚恳朴实、表里如一的精神和作风，也深深地教育了他们。在初期劳动时，农民们都让他们干轻活，和妇女编在一起进行劳动。有人生病了，就做面条、包饺子给他们吃。但是农民对他们的缺点也就心直口快地提出来。有的干部搿棒子因图快漏了一两个，农民就立刻叫他把这两个棒子拾回来。虽然批评时声色俱厉，但当被批评的人的工作作好了，他们又马上加以赞扬。报告说，这和我们知识分子在进行批评时的“也许”“可能”，说半句吞半句，半天不着边际的情况完全不同。下乡初期他们对农民这种坦率的作风还不习惯，但是现在有些人也开始这样做了。

同喜恶共爱好

和农民打成一片

报告还提出了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能够和农民打成一片同喜恶共爱好，过去有些人，碰见尘土朴朴的农民就极力回避。现在整天和泥土庄稼打交道，才知道只有懒汉二流子身上才不沾土，因此不但不嫌农民脏，自己也愿意包上白头巾，穿上粗布衣，觉得越像农民越好。有些人过去穿得稍差些，就有些见不得人的样子，现在休假进城，照旧穿着干活的棉衣布衫，昂首挺胸，阔步而过。过去有些人，一个月要花三、四十元，还觉得不够用，没有钱就伸手向公家要补助。有的人过去吃甲等菜还口不甘味，现在他们回家时，就动员自己的家人精打细算，勤俭治家，有的还订了家庭节约计划。报告说：这种变化看来只是生活方面的，但其意义远远超过了生活范围，它说明了，他们这批知识分子干部的思想感情，正在起着剧烈的变化。

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事实

使大家受到阶级斗争教育

报告中特别提出农村实际的阶级斗争状况，使他们上了最宝贵的一课，消除了过去思想上的许多错误认识。报告说：在整风运动初期，他们有些人受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影响，也曾跟着发表过农民生活太苦、工农生活悬殊太大、统购统销有缺点等错误言论。现在从军民友谊社的社员收入上才明白了自己上了右派分子的当。1957年，军民友谊社每户平均收入已达到五百多元，个别户已达到一千余元。不少户节余二三百元以至五六百元，他们的生活和解放前相比不知提高了多少倍。1956年，这个社曾遇到特大的水灾，国家保证了粮食供应，没有一个人吃糠的，统购统销实在好得很。这一点在整风运动中犯过错误的人感受特别深刻，他们说，假如我早下来半年，就不会犯过去的错误了。接着报告还举出了农村中许多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例，叙述了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和劳动农民巡逻防哨，时刻保持着革命警惕性的情景。报告说：现在他们很多人，已擦亮了眼睛，真正认识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报告说，上面这些情况归结起来证明了党的下放政策的正确性，它是一条改造知识分子又快又好的捷径。干部下放既符合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对干部本人极其有利。

这个报告还总结了下放干部所作的群众工作，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今后的意见。主要的缺点是有些人只埋头生产，忽视政治、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思想改造的问题，认为“下来也不过是抬抬干干而已”。因此，不接近群众，不关心社里工作，不愿参加社员的会议，参加了也只是听听不愿发言；日常接触到的一些问题，很少动脑子去考虑；有的连报纸都不看了，这是非政治倾向。另外，有个别下放队组的领导人也不注意政治思想工作，有的到现在还没开过一次较严格的组织生活会议。报告认为这种现象必须纠正。

本报讯　在对下放干部进行思想工作中，劳动部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领导干部同下放干部普遍地进行个别谈话，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确实地解决每个人的具体思想问题和具体困难。使得下放干部都能消除顾虑，愉快地走上劳动战线。

12月中旬，劳动部开始进行干部下放的工作，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同志作了有关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报告。当时有20％的人积极要求下放，但是大部分人对劳动锻炼缺乏正确认识，一部分人认为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和他的业务不能结合，耽心会把业务忘了；一部分人认为：参加体力劳动不光荣，是丢面子；一部分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怕农村生活苦，吃不消。劳动部整风领导小组针对以上思想情况，提出了劳动锻炼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对于劳动锻炼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等等几个主要问题，让大家讨论。通过反复座谈、辩论，许多过去认识不清的人认识到劳动锻炼是实现党的干部路线的一项重要措施，积极报名申请下放。

这时，劳动部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座谈会、辩论会确实解决了一些普遍性的比较重大的问题，但是，每个人的具体思想状况、具体困难问题有些仍不一定能反映出来，因此，决定各个领导干部普遍、深入地和本单位同志个别谈话，从个别谈话中，继续发现存在的思想问题和具体困难，并且耐心地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在劳动部掀起一个领导干部找一般干部个别谈话的热潮，所有局、处级领导干部都积极找下面同志个别谈话。培训局领导干部与每一个下放干部个别谈话三至四次，在下放名单未批准前，与所有工作人员谈一次话，全面摸清思想情况和具体困难，为批准名单打下基础。名单批准后，公布之前再谈一次，正式告诉本人，已经本单位整风领导小组同意下放，如本人无意见，就可报部批准。名单公布后再谈一次，具体帮助下放干部解决思想问题和具体困难，巩固下放信心。部整风领导小组有些同志和下放干部谈话四次以上，有时谈到深夜。由于个别谈话是两个人促膝畅谈，所以谈起来亲切、具体，被领导同志容易说真心话，领导同志也容易针锋相对地进行具体教育，思想问题也就解决得更深更透。

从个别谈话中，发现许多新的问题。因为过去怕别人讥笑，不愿意在座谈会上提出，到个别谈话时才说出来。如办公厅有一个共青团员，没有结婚，有了爱人，他虽然报名下放，但是耽心下放以后爱人会不爱他。调配局有个别年龄较大的同志，没有找到爱人，虽然也要求下放，但看看自己“年过二十五，衣破没人补”，顾虑再下去几年，回来找爱人更加困难。一些身体不怎么好的同志，耽心劳动对病有影响。由于怕人家说是“落后”，不敢在会上说。

领导上从个别谈话中，掌握了每个人的具体思想情况以后就针对他们的具体情况，耐心地、细致地进行说服教育。如党员副处长刘云清曾认为自己不一定需要锻炼，局长魏佐民同志先后找他谈了三次话，对他说明老干部也需要锻炼的道理。最后，刘云清积极要求下放。

从个别谈话中，发现了一些人有具体困难，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处理。比如不少人顾虑身体问题，他们就派人到医院去全面了解一下，有些人有些轻微的毛病但是经医生证明劳动并不影响身体，又再找他们，说明医生的意见，这样，他们的思想顾虑解除了。有些人因有病，经医生证明不能参加劳动锻炼，如办公厅夏捷看上去年轻力壮，但医生说他有肺病不能下放，就没有让他去。对有些人经济上有困难的，如戴振英欠债三十元，领导上考虑了他的经济情况，就借给他三十元，把债还了。

由于劳动部领导上在座谈、辩论会以外，注意了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解决每个人的具体思想问题和具体困难，因此使得已经下放的一百二十三个干部，个个心情愉快，下放后不仅积极劳动，而且和农民打成一片，虚心向农民学习。

编者的话

通过大辩论来解决下放干部的思想问题，是一个好方法。但是，也不应当把它当成唯一的方法，下放干部中间有些思想问题，仅仅通过大辩论是不能解决的。道理很简单：下放干部当中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有共同的思想问题，也有不同的思想问题。对干部下放问题，老干部有老干部的看法，新干部有新干部的看法，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看法，工农干部有工农干部的看法，女干部又有女干部的看法。另外每个人又有自己的性格，有的人喜欢在大会上谈自己的思想情况，有的人喜欢和自己的知己朋友谈自己的思想问题，也有人只愿意对熟悉的领导干部谈自己的思想，也有人只愿意向高一级的领导干部谈自己的思想。大辩论只能辩论几个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只能解决共同的思想问题，不能解决不同的思想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只要解决了共同的思想问题，各个人的具体思想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如此。有些人对大道理想通了，但具体问题并不都通；有些人在道理上虽然弄通了，在接触到实际问题时，思想又不通了。同时，具体思想问题，总和共同的思想问题不完全一样，例如有少数业务工作能力较强的知识分子，虽然同意知识分子要下去锻炼，却又认为自己业务工作能力很强，不必下去锻炼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具体思想问题，将来可在实践中去解决。在下放之前，把所有思想问题都解决得很好是不可能的。但是，已经发现有思想问题，还是应该解决。否则，他们就会把这些思想问题当成包袱，有了包袱，不管大小，都会妨碍他们参加劳动锻炼。

要解决每个人的不同的思想问题，就要像劳动部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根据劳动部的经验，采用这个方法以后，不少人在大会上不愿意暴露的思想问题和具体困难，都暴露出来了。这样，领导方面就可以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谈一次解决不了，就谈两次，谈两次解决不了，就谈三次，甚至四次，五次……，态度恳切，不厌其烦，直到初步解决为止。少数人在开始谈的时候愁眉苦脸，最后却是眉开眼笑，积极要求下放。

劳动部的做法，是值得各地注意的。

据新华社管庄18日电　管庄各单位为了彻底消灭“自由王国”的混乱状况，坚决克服右倾思想，在国务院五人工作组的协助下，16日下午举行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打击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盗窃、流氓等刑事犯罪分子。

会上，通县公安局局长刘志武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经调查属实后，分别提请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当场依法逮捕了罪恶重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曲江、于忠镇、朱子铭等九人和刑事犯罪分子刘淮、胡广修等二人。另外，依法强制劳动教养的有反革命分子和盗窃犯、诈骗犯、流氓等刑事犯罪分子关炜堂、叶培宏、浦琏棣等十八人。

在处理的二十九名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中，有的是血债累累、民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如反革命分子曲江，解放前历任敌伪警长、上尉副官等职达六年之久。在任伪职期间，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欺压拷打老百姓，亲自带领日寇抢劫。日本投降后，又积极参加国民党“光复军”逮捕、枪杀我革命干部三人。解放后，隐瞒罪恶历史混入革命队伍和共产党内，并窃取了党的支部委员、工会主席等职务，虽经历次运动，始终拒不交代他的反革命罪行。

有些盗窃犯、诈骗犯和流氓分子的犯罪行为，情节十分恶劣。如流氓骗子黄政，是个初中毕业生，解放后伪造历史，说他曾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肄业，国立南京窑专毕业，留学日本，并历任上海一些电瓷公司和瓷厂的工程师等职，以此骗得了组织的信任和工程师职务。黄政混入国家机关后，在五年多的时间内，工作上不仅毫无成绩，而且造成很大的损失，例如1956年为试验场设计陶瓷车间，建成后很多设备不能使用，其中仅湿式干燥室的报废就损失四千多元。坏分子程伯高流氓成性，当国务院五人工作组驻在管庄并且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时候，他还诱奸一个十七岁的女工作人员。程伯高不仅流氓成性，而且在工作中进行破坏活动，并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流氓分子乌音太，是管庄一个医务所的大夫，他利用工作机会，多次猥亵去看病的妇女和女护士，情节极为恶劣，完全丧失了一个医务人员起码的道德品质。惯偷刘开淑，过去曾在伪保安三师任少校宣传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混入国家机关后，不但本人经常盗窃公家的东西，并且强迫他的弟弟和子女进行偷盗，并且屡教不改。

在群众大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五人工作组组长曾一凡，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焦善民都讲了话。他们都强调指出，对这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理，是管庄机关单位在整风运动中又一次大胜利。管庄机关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无法无天地进行各种犯罪活动的事实，说明了管庄不仅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还有敌我矛盾。为了彻底改变管庄的混乱现象，必须坚决地克服右倾思想，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狠狠地打击这些隐藏在国家机关中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读者来信

决心以方和明同志为标准在整风中清算自己的思想编辑同志：

1月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红军老团长解甲当农民”的报道，我一连看了两遍。看后，我激动的心情不能平静下来。我为我们党有这样的党员而高兴。共产党员高贵的品质，高尚的道德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像这样的党员真是党的好儿女，不愧为老党员，模范中的模范，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就拿艰苦朴素这一美德来说吧，他是保持了党的光荣传统的。党现在教导我们，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但是有许多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生活刚一改善就铺张浪费起来了。皮鞋旧了，走了样就另买新的。呢裤子好几条，什么呢子短大衣，绸缎被面等等，一应俱全。这些人应该好好体会一下方和明同志的这几句话：“吃苦的时候要朝前看，看远景，享福的时候要朝后看，别忘本。”

为了表示我对方和明同志的敬意，我把人民日报这一消息剪了下来，寄给下放到农村正在劳动锻炼的我的爱人。她身体不大好，刚下放时，思想有顾虑，怕身体不好，劳动不了。后经组织教育和我的帮助，总算愉快的下去了，我把方和明同志身体不好，负过多少次伤，仍然艰苦地劳动这一段话，用红笔特别划了出来，以便引起她的重视。方和明是个团长、老干部、老共产党员，为党为人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负伤七次，今天仍然在劳动战线上斗争着。难道一个身体稍微瘦弱一些的年轻人，就不能劳动吗？

看了方和明同志的行动，也使我深为自己的思想毛病惭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下决心要在这一次整风中要好好地把自己的旧思想清算一番。我愿以方和明同志为榜样和标准来检查自己。

西安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

政治经济学研究室韩文彩

看看方和明同志这些动人事迹

大学生不应该还有什么不满足编辑同志：

你报关于红军老团长方和明同志事迹的报道，我和同学们读了一遍又一遍，内心既激动，又惭愧。他说：“谁说划不来呢？我过去给人家当长工，受压迫，几辈子受穷，我参加革命，打垮了敌人，现在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产，这才划得来嗳！若说这划不来，牺牲了的同志更划不来，假若都照你那样打算，今天的革命胜利从哪里来？”当我读到这一段话时，心内感觉十分难过。我想，今天我们在大学里读书，享受着先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幸福，享受着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果实。住的是高楼大厦，一天吃两顿白米饭，国家用助学金供养着我们，不但吃不愁，穿不愁，生了病，有国家给治疗，要买书，国家还有补助。计算下来，国家在我们一个大学生身上，每年要花费一千六百元左右。可是，我们中间还有些人不满足，他们嫌住的挤了，嫌吃的不合味口，嫌暖气的温度太低。有些同学享受更高的调干助学金，他们一点不知省吃俭用，自己把钱用完了，家庭有困难又向国家申请补助。个别的甚至把家庭补助也拿来花了，认为这是自己对革命有过贡献，享受优厚待遇是理所应得。这些人拿方和明同志比比，他们的良心不知要受到怎样的责备？我非常拥护高教部关于认真掌握高等学校助学金使用的决定，勤俭办学的方针必须认真贯彻执行，这不仅是要节约国家开支的问题，而且也关系着对大学生的思想改造。

最后，我希望广泛地宣传方和明同志的事迹，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作家、画家去进行采访，让更多的人来学习他的榜样。

远征

给我敲了一下响亮的警钟

决心恢复艰苦朴素的传统编辑同志：

读了红军老团长方和明的报道，使我非常感动。特别是老团长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的事迹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久久不能淡忘。

我是国家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解放前，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里，过的是吃糠、吃野菜的日子。曾经因为吃糠多了，拉不出屎来，也曾因为吃了有毒的野菜而致混身红肿。可是，在解放以后，在享福的日子里，我却把这些都忘了，完全丢失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生活开始享乐腐化起来。自1956年国家实行工资改革以后，改善个人生活的欲望开始无止境地增长起来。在穿的方面，我是见新不穿旧，见好不穿次。粗布衣服不愿穿，愿穿细布的；平面市布不愿意穿，愿穿斜纹的和华达呢的。渐渐的，这些布穿着也觉不怎么新鲜，又想更多地穿毛呢料子了。我已定好计划，在1958年买一套像样的海军呢制服。在吃的方面，食堂一开饭，什么好吃买什么。有时一个月的伙食费达到二十四元。这种个人享受思想的发展，使我对另外一些事却变得不关心了。互助储金会每月拿一元钱，我都不愿参加了，心想：“参加那个干什么呀，有那一元钱我还吃它哩！”去年我虽然买了三十元公债，但却不是完全出于自觉，而是认为“大家都买了，

自己不买或是买的少了显得不好看。”

看了老团长的事迹，给我敲了一下响亮的警钟。我发觉我为个人享受考虑得太多了，忘记了党的艰苦朴素的传统，忘记了一个劳动人民应有的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

这次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我觉得是对我思想转变的第一个考验。我要以方和明的精神当作自己的榜样。我每月能节余八、九元至十元钱，坚决不像以前那样乱花了。我原计划要买的毛呢料制服，现在坚决不买了。新皮棉鞋我也不买了，把旧的修理修理就可以了。原来我打算买个新缎面被也不买了。想买两件华达呢常穿制服也不买了，把旧的洗洗染染就行了。这样，我家虽然很快就要增加一口人，买一百元的公债还是有力量。因此，1月10日当我们邯郸日报社全体人员买公债时，我就买了一百元的经济建设公债。　　张庆芝

在方和明同志的面前

我感到渺小感到羞愧

编辑同志：

我看了1月5日人民日报有关方和明同志解甲当农民的动人报道后，心里激动，很久不能平息。这位老革命战士在解放前为党为人民的事业战斗、流血，出生入死，二十年如一日。解放后又和群众同甘共苦，一起劳动生产。方和明同志这种全心全意的对党对人民的献身精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这告诉我们，一个人应该为谁活着，应该怎样活着。

方和明同志为人民打了二十年的天下，负过七次伤，受过十三次奖励，在解放以后，他不但没有伸手向党要过什么，相反的，当党照顾他身体衰弱，要让他去休养时，他却提出要求去参加劳动。最后，领了五百斤小米的安家费和一小卷行李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以后，生活上碰到很大的困难，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想到的，也不是国家应该怎样照顾他，而是时时体会到国家的困难，自己怎样才能为国家多尽一分力量。这种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而完全忘掉个人私利的品质，怎能不使人感动并深深受到教育呢？我为党工作不过几年，就以此为资本，振振有词地向党讨价还价要求照顾，得不到满足还不满意。在方和明同志面前，我感到渺小，我感到羞愧。

北京师范大学彭骏

解放前冬天在上海住过的人，都会有这样深刻的印象：当前一天晚上酷寒的时候，第二天清早从马路上经过，总会发现路旁有被冻死的人，当时的报纸上，“路有冻死骨”成为经常的新闻。解放后的情况完全变了。流浪街头的老人、孤儿和无家可归的人，都由政府设法安置了。近几天上海经受了十五年来最冷的一次——摄氏零下十度的袭击下，不但没有冻死人，而且无依无靠的老人正在养老院过着愉快的生活。（附图片）

这张照片是在到目前为止上海最冷的夜晚——1月16日晚间拍摄的。地点是在上海养老院里。解放前冬天露宿在马路上的老人王道生（左一）和李顺生，正在安闲地和同伴下着象棋。严冬露宿的生活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了。

新化社记者　李基禄摄

上海十年前的冬天（1948年1月下旬），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一度八到四度二之间，报上刊载着：单单在1月25日这天晚间，就冻死了九十九人。图中是解放前寒夜露宿在上海街头的老人和孤儿。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