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14日 · 第4版

新华社13日讯　中央国家机关目前正在大力组织下放干部的工作，许多单位展开了下放劳动锻炼的大辩论。经过辩论的单位，群众再一次受到了社会主义教育，鼓起了豪迈乐观的革命干劲，纷纷要求下放锻炼。

中央国家机关计划下放劳动锻炼和到基层工作的干部共约四万多人，其中一万多人已经下放。预计在1月份内，大多数机关都将争取下放完毕，以便进一步展开深入整改。

在组织下放干部的过程中，多数机关首先通过大字报、座谈会和个别谈话等方式，组织群众鸣放。各单位的经验证明，要充分展开大辩论，把思想工作作透，必须发动群众大胆地提问题、摆困难、谈思想，充分地鸣放；这是展开大辩论的首要关键。第三机械工业部在开始讨论下放时，许多人不愿暴露自己的思想和顾虑，怕别人说自己落后；后来经过许多领导干部带头鸣放，有的局长和处长首先暴露了自己的思想，例如有的谈到自己认为是老干部，“不需要锻炼了”，同时工作又离不开他，因此对下放劳动锻炼没有作思想准备。领导干部这样带头谈思想，就启发大家热烈地展开了鸣放和辩论。这个部的群众在鸣放中共提出了一千多条关于下放的意见和看法，部里前后共花了近二十天的时间热烈地展开了辩论。这种作法，使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大辩论中，各单位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单位抓住群众普遍关心的思想问题及典型的人和事展开辩论。有的根据群众提出的问题，抓住中心题目展开辩论。有的以现身说法报告自己思想转变的经过，组织群众讨论，例如文化部人民出版社在大辩论时，请了十多个暴露思想比较充分、经过自我斗争解决了思想问题的人，在大会上现身说法，使许多干部受到了教育。不少单位还邀请已经下放的干部回来谈劳动锻炼的体验和收获，请郊区的农业社干部来介绍农村情况，这种作法对深入开展大辩论很有好处。商业部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了三种问题的辩论，首先他们反复解释了党的干部政策，广泛地展开关于政策的辩论，从这种辩论中使干部了解了下放劳动锻炼的重要意义；然后抓住典型人物的思想深入地展开辩论，澄清了一些糊涂的和错误的思想；最后辩论了“什么样的人应该首先下放劳动锻炼”的问题。由于这种辩论内容非常具体，每个人都暴露了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有的人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群众相互帮助和自我教育，解决了很多人的思想问题，使很多人端正了对劳动的态度。在这个辩论中，商业部领导上强调只准说理、不得进行表决，因而防止了产生强迫命令的偏向。

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大辩论中，除了解决一些共同性的思想问题以外，许多机关还着重抓住三种干部的思想来深入展开辩论。首先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他们认为自己参加工作不久，业务不熟悉，当前需要的首先是专，其次才是红，因此有些青年干部不愿意参加劳动锻炼；同时，有些人从来没有到过农村，对农村情况一无所知，对农民缺乏感情，把农村想像得十分可怕，害怕到农村锻炼。其次是技术干部，他们认为自己有技术，有专长，指望靠技术吃饭就可以了，下放锻炼是不需要的，认为技术人员下乡锄地是浪费人才。另外还有一部分经过革命锻炼的老干部，他们当中有的人思想上有些衰退，认为自己经过斗争的锻炼，“红够了”，有的甚至公然提出自己是“创业的”，“不需要锻炼了”，认为下放锻炼是别人的事。对于这些不同类型的错误思想，各机关都通过辩论进行了深入的教育。

经过这种深入的辩论，使广大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许多干部认为，这次辩论同每个人都有关系，思想上震动大，收获也大。第三机械工业部有的干部说，这次大辩论是抱了一个“大西瓜”，不但弄通了下放锻炼的问题，而且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受到了比较深刻的批判。许多人认为这次辩论解决了人生观的大问题，有的人检查了“挣钱养家”的雇佣观点；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检查了歧视劳动的忘本思想；有的人还批判了自己的“中间”立场，检查了所谓当一个“粉红色专家”的错误思想。这个部辩论后有90％的人热情地要求下放劳动锻炼。第一机械工业部准备下放三千七百多名干部，除少数加强基层工作外，绝大多数将分别下放到农村和工厂劳动锻炼。这个部在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工作以后公布了下放的名单，许多干部心情愉快，有的人写诗来纪念这次下放，有一首诗写道：“霜天雪淡，众志似飞雁。投笔归田成好汉，五谷丰收亿万”、“不畏风霜刺骨寒，兴国事，滴汗内心甘”。又一首诗写道：“菜花黄遍稻花香，深水青山喜洋洋，干部下乡兴史页，工农团结共称畅。”

根据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检查，各机关开展大辩论的情况并不平衡，有一部分机关还没有认识开展大辩论的重要意义，只是一般地谈谈了事；有的没有深入了解干部思想情况，心中无数，思想工作做得很草率。这些情况必须立即纠正。

本报讯　记者郑启民报道：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在一般整改工作告一段落后，掀起了反对浪费的专题鸣放和专题辩论。从半个多月来所揭发的材料中看，该院设计工作中的浪费是惊人的，在扩建和新建的十七个工程中，浪费达三千九百多万元，占这些厂总投资的15.8％。拿这些浪费的钱即可建年产一万五千吨的新闻纸厂五个。现在该院已采取积极办法制止这种严重浪费。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严重的浪费呢？许多同志在大字报和辩论会的发言中都指出，主要是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领导存在着贪多求大，宽打窄用，一味追求美观大方的“大少爷”作风。因而样样设备都要最新最好最现代化的，并且要进口货，完全忽视了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方针。这种“大少爷”作风，在该院所设计的“79工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本来这项工程有90％以上的设备，可由国内制造，但是在设计中却要求百分之百的使用进口设备。例如，所用的各种水泵，国内不但能够制造，而且质量很好，至今还在大量出口，但他们一定要进口的。结果这项工程单在盲目购置国外设备上就浪费了一千二百万元。本来有一套设备就够用了，但硬要设计两套甚至三套，结果也形成积压和浪费。如“06工程”中的焙烧炉，原来还可以使用的炉子不用，又新购置两套。这一项就浪费了十七万多元。

这种“大少爷”作风还严重地表现在该院行政经费的开支上。如该院的勘察处和照相组，为了摆阔气，讲大方，购置了很多不必要的贵重仪器和设备，这一项，也浪费了十万多元。该院职工食堂已部分电气化，高价装置了电气切肉机、电动切菜机、电磨等。该院每月只用三十多吨煤，而行政科据说是为了晚上卸煤方便，就装置了一架探照灯。这样，该院在行政费的开支方面，据不完全的统计，浪费达二十九万多元。

在辩论中，许多同志指出有些工程技术人员一味崇拜英美资产阶级的技术，错误地认为英美的技术什么都是好的，甚至把美国用来作为宣传的一般设计图样，捧为至宝，作为自己进行设计的唯一依据。这种资产阶级的技术观点，也给设计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浪费。如该院设计“79工程”的时候，副总工程师宣桂芬，曾把十多年前自己从美国杂志上剪下来的一张打浆机的设计样本，作为他设计“79工程”打浆机的根据，而且对这个样本事先既没有进行过详细的研究，采用时又没有经过该院技术人员的讨论，就盲目复制图样，向国外大量订货，结果造成了严重浪费和技术上的不合理。

该院有些技术人员，在最初的反浪费的大辩论中说：“说我们有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技术观点，这，我们都承认，但是，我们对工作是认真负责的，……”。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揭发和辩论以后，原来设计施工中有许多浪费是由于工程技术人员严重的不负责任所造成的。如该院一位副总工程师，1954年到太原造纸厂去试验如何解决纸浆里的浆疙瘩问题时，这位工程师不开动脑筋思考，和详细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而只是极简单地拿一个茶杯，把浆水放在茶杯里摇一摇，看一看，就主观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决浆疙瘩问题，用泵是不能解决的，必须要建筑一个四、五层的大楼，用同位差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设计中生搬硬套外国的先进经验，因而使设计与本国实际情况脱节，形成的浪费也相当惊人。如该院对广州造纸厂的设计，原木的运输与堆垛是一项重体力劳动，如何才能使其机械化是一项极为复杂的问题，设计时未加研究，就盲目的按照书本上介绍的一般方法，照样画葫芦的进行了一系列的运输机械化的设计和施工。完工之后，才发现不适用，结果只好拆除，浪费了二十多万元。

该院在揭发出这些严重的浪费以后，就积极地采取了“救灾”“筑堤”的方法，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来挽回这些严重的损失。所谓救灾，就是将设计中已经形成浪费的项目，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挽救，如将已经设计完毕但尚未施工的项目，全面进行研究，修改不合理的设计；所谓筑堤就是对现在正在设计的工程，进行全面检查，找出浪费原因，制定出正确的设计规程，以防止今后可能发生的浪费现象。目前在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参加下，对“79工程”已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核算。如现已将原设计为处理浆疙瘩的五层大楼，恒温恒湿设备，柴油机车等取消了。对多订的国外设备也进行了适当的处理。通过这次辩论，使很多工程技术人员认识到办社会主义企业必须贯彻执行勤俭节约的方针，脱离政治是办不好社会主义企业的。

编者的话

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在由一般性整改转入深入整改以后，开展了反浪费的专题鸣放和辩论。反浪费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过去几年来都曾经反过，甚至大张旗鼓的反过。为什么造纸设计院这次要把它作为深入整改的一个课题？为什么还要开展辩论？

从造纸设计院群众鸣放和辩论中揭露的事实，以及其他一些单位揭露的事实，可以看出：历年来虽然反过浪费，但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都能自觉地贯彻执行的。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穷、建设大的这个矛盾，不懂得解决这个矛盾的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相反的，他们却沾染了不少的资产阶级讲排场讲挥霍的坏习气，因此，浪费的事情就不断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光靠揭露浪费的事实，而不找出产生浪费的思想根源，是无法改变的。

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造纸设计院采取了辩论的方法。辩论真是个好方法。通过辩论，造纸设计院不但采取了“救灾”“筑堤”的措施，修改了已经造成浪费的项目，为国家减少了经济方面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收获。通过辩论，造纸设计院的工作人员找出了产生浪费的原因，批判了贪多求大、一味追求美观大方的“大少爷”作风，批判了设计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技术观点与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同时，明确了办社会主义企业必须依靠节约，必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只有勤俭才能办好企业，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明确了工程技术人员不能脱离政治，脱离了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是不能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

造纸设计院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所以能够弄清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由于造纸设计院在反浪费中采取了辩论的而不是单纯揭露浪费事实的方法。辩论的方法可以把造成浪费的思想根源挖出来，把每个人对办社会主义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方针的认识摆出来。思想摊开了，认识摆出来了，就可以分清是非，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该作什么不该作。分清了是非，才有可能堵住造成浪费的缺口，减少国家财富的损失。

因此，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在深入整改中抓住了反浪费这个课题，及时展开辩论的作法，就不仅是对造纸设计院有好处，而且也给其他国家机关和企业，提供了一个反浪费的好办法。

据新华社广州13日电　广东省和广州市决定新建许多林场、甘蔗场和农场，迎接下放干部参加劳动生产。

省林业厅决定在今年新建国营林场三百五十五个，可以容纳下放干部两万一千三百人。这些林场将建立在汕头、惠阳、湛江、海南等地。下放到林场的干部，主要任务是迅速地、全面地把现有一千万亩国有林很好地管理起来，合理地采伐利用，并且准备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扩大国营造林二千一百万亩，带动合作社加速地把广东省建设成为国家用材基地之一。

省有关业务部门新建的五个甘蔗场，即将筹建完成。这五个甘蔗场包括琼山县和徐闻县的两个甘蔗良种繁殖场，东莞、惠阳和崖县的三个原料甘蔗场，全部种植面积共五万亩，可容纳下放干部五千人，预计第一年可以生产甘蔗十五万吨。

广州市有关部门在市郊筹建的六个由下放干部参加垦荒劳动的国营农场，现已进行具体规划工作。这六个农场的所在地大部分是未开垦的荒山，土层深厚，适宜一般植物生长。据初步规划，除了一个综合性农场以养鱼、植林为主外，其余五个农场都准备大量种植菠萝、荔枝、柑、橙等果树和花生、油茶等作物。各农场还准备大量发展畜牧业。

新华社成都13日电　曾经担任“剿共第六路司令”、伪“四川省主席”等反动职务的反革命分子王缵绪，去年11月由成都潜逃到深圳，在偷越边境时被我边防军捕获。现王犯已被押回成都，正由公安部门审讯中。

反革命分子王缵绪原为四川省政协特邀委员、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去年10月20日，他假借“治病”为由，从成都到重庆后化名张正言，和早年曾任伪成都市公安局局长的反革命分子雷绍丞一道，经武汉、广州，在11月15日到达深圳边境。当夜九时，王犯等潜至文锦渡口，偷越边境。当时，王犯缵绪自以为偷越已经“成功”，当他正兴奋地指挥雷犯绍丞“卧倒”、“快跑”的时候，即被我边防军捉住，并当场查出王犯亲笔书写的反革命宣言、反动诗词等共三十本，约五十二万多字，还查出有关国际局势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剪报五十一份等罪证及美金四百元。

被查获的王犯所写的反革命宣言及反动诗词，证明了王犯蓄谋已久的反苏、反共、反人民及企图投靠美蒋集团、实现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他在反革命宣言中写道：“我在所谓解放前，未随国民党赴台者，一想挽救桑梓糜烂，二想伺机改善（变）他们一部（分）盲从（者），情况紧急时我望单独进入松、理、茂边地，以待机会”（“松、理、茂边地”，指松潘、理县、茂县三县边地，都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王犯在解放后一面积极勾结反革命分子进行秘密活动，企图煽起群众反抗政府；一面搜集共产党和政府各方面的材料，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编成反革命文件。王犯在其五十二万多字的反革命文件中，对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分子，以及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都作了恶毒的诬蔑。甚至对文字改革、币制改革、交通改革等措施，也无一不恣意咒骂。王犯对于人民领袖、民主人士、干部、积极分子、英雄模范，更是百般辱骂和诋毁。王犯还在其反革命文件中，有纲领、有计划地提出了一整套反革命复辟的方案。据他供认，在越境成功后，就要大量印刷散发他准备的反革命文件，企图掀起国际反苏反共高潮，然后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

王犯缵绪在解放前除担任过“剿共第六路司令”、“四川省主席”等反动职务外，还历任“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重庆卫戍总司令”、“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等反动职务，是一个血债累累、长期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王犯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残暴地屠杀过大批我抗日士兵；在任伪四川省主席时期，曾收买流氓打手，企图暗杀已故民盟主席张澜，并积极破坏民主运动。王犯还是一个“复兴社”的特务分子，他曾大量任用复兴社和CC分子，直接帮助蒋介石用特务警察手段统治、镇压四川人民。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王犯宽大为怀，不究既往，并给他一定地位。但王犯反革命本质丝毫未变，竟坚决同人民为敌，背叛祖国，自绝于人民。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尊敬的穆罕默德·巴德尔王太子殿下：朋友们、同志们：

也门王国副首相塞弗·伊斯兰·穆罕默德·巴德尔王太子殿下和同来的也门贵宾们就要离开我们回国了。在我们将要分手的时候，请允许我再一次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谢王太子殿下这次盛情访问我国。

王太子殿下，你这次访问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愉快的和不可磨灭的记忆。你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也门人民的深厚友情，并且通过这次访问大大地增进了中国和也门两国人民在保卫和平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中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在访问过程中，你也看到了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同也门人民的友谊并且把也门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斗争看作是同自己息息相关的斗争。两国政府的领导人就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和亲切的会谈。由于我们亚非国家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感情，彼此很容易了解和接近。两国政府领导人在会谈中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发表了联合公报，并且签订了两国的友好条约、商务条约和科学、技术与文化合作协定。这对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也会促进中国同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王太子殿下，请你把中国人民热诚的友谊带给也门人民，也请你转达我对伊玛姆·艾哈迈德国王陛下的亲切问候和敬意！

祝王太子殿下和同行的也门贵宾们一路平安！

中国和也门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巴德尔王太子的讲话总理阁下，先生们：

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向你们致敬，致谢辞别。在我游历了中国各地，看到了充沛的生命力和进行建设的真诚意志之后，在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各位部长先生及各界人民进行了接触之后，我想，我无法向你们说明，在我刚刚来到这个伟大好客的国家的那天和今天这个时刻，我的心情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看清了三件事实。现在，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来说明这三件事实的伟大之处。

第一件事实：我所看到的这个伟大人民的进步远远超过了我所听到读到的和我原来所想像的那种情况。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人民建设了重工业，在国家工业化方面有着惊人的发展，现在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几乎是向前奔驰，这是令人敬佩和兴奋的。遭受殖民主义者灾难的各国人民应该接受这个教训：那就是说，过去，当中国的事务操纵在殖民主义者手里的时候，中国绝无可能去完成今天所已完成的复兴工作，如果中国没有摆脱殖民主义者的控制，自己的忠诚的人民不能当家作主，它就不会实现今天所实现的这一切。

第二件事实：那就是这个古老伟大的国家——中国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真诚友谊和相互合作的真诚愿望，使我们对亚非人民以及所有为自由和平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团结前途感到愉快和安心。事实上，在我接触过的中国各界人民身上所看到的只有同斗争中的亚非人民积极合作的坚决意志，他们对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有着正确成熟的理解，对这个兴起的人民既然有着这种普遍的感情，所以我在中国停留的短暂的日子里，不仅同这个国家的伟大领导人物结下了珍贵的友谊，而且还加强了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一致认识到必须继续进行合作，加强合作的条件。因此我们的关系已经从精神上互相同情的阶段走上了在文化、科学和经济等各方面进行实际合作的阶段。我相信我们之间所缔结的一些条约和协定会为更好的互相谅解和更广泛的合作铺平道路。我相信这些条约和协定充分表达了我们对和平共处与国际合作的认识。

第三件事实：那就是国际间的和平共处是国际生活的自然趋势，这正像个人与个人之间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见解和倾向还是能够相互友好的。和平共处真实地说明了国际间的自由和人民生活中的民主实质，因此忠于和平共处的人民就遭到殖民主义者的反对，因为殖民主义者生来就是反对自由、善良和和平的。

现在，在我辞别可爱的中国人民时，我向他们的斗争表示敬意，感谢他们美好的款待和欢迎。我将辞别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朋友们，他们协助我完成了也中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使命，我不会忘记他们的美好的努力，并以忠于自由与和平事业和他们相约。我将告诉也门人民，在中国有着在斗争中可以依靠的忠诚的弟兄，也门人民可以同他们的这些弟兄在自由、合作与和平的道路上携手前进。

新华社13日讯　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向中国人民作了广播讲话。讲话全文如下：中国弟兄们：

我愉快地向你们古老国家的人民转达也门人民的问候，这是朋友对朋友的问候，也门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上是你们的战友，在号召合作和和平共处方面是你们的弟兄。

我对你们国家的人民所取得的进步，对你们在提高国家工业水平方面表现出的忘我精神表示敬佩，我对伟大中国的未来、对亚非人民团结的前途都怀有十足的信心。

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对也门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持。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的伟大领导人物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朋友们，祈求真主永远襄助你们，赐给你们和平。

新华社13日讯　根据中朝1957年文化合作计划来中国访问的朝鲜文化代表团于13日离京返国。前往欢送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等。

朝鲜驻华大使李永镐和蒙古驻华大使馆参赞策登依什等也前往送行。

代表团在京期间，除签订了中朝1958—1959年文化合作计划外，还和中国文化艺术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流了经验。

代表团于1月2日至1月9日期间，曾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本报讯　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典礼以后正在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苏第斯曼，于1月10日致函罗马尼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吊唁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的逝世。

新华社11日讯　全国各地广大适龄青年踊跃应征服兵役，履行保卫祖国的光荣义务。

征兵工作开始以来，全国许多省、市、县的兵役机关，每天都要收到大量来自工厂、农村和学校的应征申请书和决心书。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青年魏兆庆，为了争取当一名国防战士，曾一连八次向兵役局申请入伍。辽宁省金县石棉矿青年王道禄几年来写了三十多封信给兵役局，要求服兵役，并且在今年的申请书上提出了入伍以后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保证。青岛印染厂的适龄青年百分之百都报名应征。甘肃省新集乡适龄青年李守甲等五人抬着大家写成的决心书，敲锣打鼓申请入伍。

许多父母、妻子、兄弟也争相欢送自己的亲人去服兵役。湖北省宜都县出现了二百多起父母代子、妻代夫、岳丈代女婿报名应征的动人事例。罗畈乡罗妈妈的大儿子还没有退伍，这次她又把二儿子送去应征。山西省阳城县五十多岁的张东兴，替他的儿子张小胜到县兵役局报到时说：“右派分子梦想叫资本主义复辟，我要我儿子服兵役，坚决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共产党。”

各地青年一面踊跃报名应征，一面还在积极参加冬季大生产运动。阳城县白桑乡六十九名应征青年提出，入伍以前要打旱井六十九口，积肥三千担，小麦加工施追肥一百三十八亩，并要积极参加开渠、打井等活动，作为应征入伍的留念和献礼。河北省容城县张市等五个乡的一千五百名应征青年分别组织突击队，投入了水利、积肥运动。山西省新绛县的三十二名适龄青年用七天时间，开了一条水渠，命名为“应征渠”。

新华社1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最近发布了“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工作的规定”，指出凡1954年11月1日以后征集入伍服役的军士和兵，退伍时均按照本规定办理。

规定中说：服满现役期限的军士、兵，应按时退伍。军士、兵退伍的时候，各部队应组织集训，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劳动生产、参加民兵组织、遵守政府法令、团结乡社干部、联系人民群众以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教育，树立爱国、爱社和勤俭持家的观念。军士、兵退伍离队的时候，各部队首长应对他们热情欢送，并勉励他们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勤俭持家，保持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规定中说：军士、兵退伍的时候，均填发预备役兵役证和预备役兵役登记表，由师或相当于师的首长确定服预备役。如因某种原因不能服预备役的时候，即确定退役。本人回乡后，应持兵役证和兵役登记表到当地县、市兵役机关，办理预备役登记。服满现役的军士、兵，部队如果需要他们超期服现役的时候，应向他们讲清道理，进行教育，取得本人自愿。

规定中指出，军士、兵退伍时，要按照标准发给他们退伍优待金，按规定准许他们带走个人使用的物品。慢性病员退伍时，可根据病情和服现役的时间发给休养补助费。服现役期间因伤致残的军士、兵，退伍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条例的规定，评定残废等级，发给革命残废军人证明书和应领的残废金。

规定中最后指出：退伍的军士、兵到达原籍县、市的时候，原籍县、市人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欢迎，县、市负责干部应向他们介绍当地情况，并勉励他们安心生产，积极工作。

看来他们还不如外国人了解中国产品的质量

英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