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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27日 ·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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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机关应该赶上去

本报记者 朱波

还在去年8月份,陕西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就把克服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作为党在思想战线上一项重要的任务,那时各地已开始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学习。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各地的学习更深入也更广泛了。县以下工作人员一般地对这一任务采取了热情的态度,对领导农业生产和水利工作中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作风,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因此,县以下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现在都有了较显著的转变。在各地农村中到处可以看出这种新的气象,农村工作人员和群众的联系密切了,群众表示很满意。基层工作人员情绪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工作积极性也提高了。他们认为工作好做了,过去认为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经过和群众商量之后,感到有了办法。但是,县以下的工作人员对省农业部门领导上提出这样的质问:在农田水利工作中,我们所以犯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错误,这难道和省农业领导部门没有关系吗?

下面的干部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质问是因为省农业厅、水利局等单位存在着严重的自满情绪。他们似乎以为这次反主观主义是“对下不对上的”,因此从反对主观主义学习开展以来,省的农业部门不但不加重视,甚至开始还有抵触情绪。还有的人闭着眼睛说:“我们的问题不大,不准备检讨”。当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将以整风的方法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之后,这些部门的领导才勉强开始进行检讨。说这种检讨是勉强的,是因为他们的自满情绪还存在,他们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还认识不清。因此,检讨是泛泛的,既没有接触思想,也没有接触实际问题,对各县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作交代。

应该说,这种自满是盲目的。如果我们能够把下面各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来挖一下根,就会发现,问题是“自上而下”发生的。下级机关的主观主义所以不能避免,往往是上级机关的主观主义造成的。如果不相信,请看事实。兴平县去年打了一千多口井,而大部分都是废井,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是谁出的主意呢?兴平县北部是高原,不能打井,南部能打井的地区绝大部分是渠浇地,只有少数的高地可以打井,就在这些高地上还有不少的旧井。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只要打五百眼井就可以了,但是,省水利局却分配了一千三百一十五眼井的任务。水利局根据什么分配给这个县这么多的打井数字呢?难道他们真正了解过实际情况吗?当然是没有。县人民委员会对这个数字是有意见的,并且提过意见,可是省水利局不同意削减数字,甚至还批评了下面是“保守思想”。任务分配下去后,群众不同意,可是县一级领导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他们能够违抗上级的指示吗?当然,县、乡干部在这件事上工作作风有些问题,他们也有缺点,因此,这个县和乡的干部这次都做了检讨,这是对的;但对这件事应负主要责任的水利局采取了什么态度呢?他们对这个问题竟没有进行检讨。

农业厅也同样不敢正视自己的主观主义错误。可是他们的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去年,陕西省农业生产成绩虽是主要的,但是,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很多,有的还很严重,例如醴泉县发生了翻掉一万六千亩玉米青苗的事件。陕西日报在9月份揭发了这一事件后,中共醴泉县委书记公开在报纸上进行过自我批评,在翻掉玉米地区的区、乡干部也不只一次地进行过检讨,但是,农业厅对这件事却一言不发。难道农业厅真的没有责任吗?不是的。在去年春季召开的农、林、水、牧会议上,农业厅曾数次增加播种玉米的亩数,使该县播种玉米的任务增加到十五万亩。当时,参加会议的醴泉县领导人员对这个数字是不同意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拒绝这个任务。后来,县级领导感到播种玉米确有很多困难,又请求宝鸡专署削减任务,专署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其原因就是省农业厅不同意,并且还批评了醴泉县领导上有保守思想。县里看到任务削减不了,只好硬向下分配。结果,由于复种面积大了肥料不够用,劳力支配不过来,再加上很多群众思想上的抗拒,使玉米生长受了严重的影响,其中一万六千亩玉米因收成无望只好忍痛翻掉。

根据醴泉县的具体情况,大量播种玉米是不合宜的,事实证明领导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但这能够完全让县乡干部去负责吗?不能。因为他们开始是不同意的,只是因为农业厅坚持这样做,才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的,可见省农业厅在这件事上负有主要责任。奇怪的是现在他们不但不认错,而且还企图把责任推给县级机关,说是县级领导不应该死搬硬套上级指示。这理由能站得住脚吗?不。事实不是已经清楚地说明,并不是县级机关要死搬硬套,而是省农业厅不好好听取下面意见,才使他们不得不死搬硬套的。退一步说,即使下级机关犯了死搬硬套的错误,农业厅也有过失,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反对下面这种死搬硬套的做法呢?如果他们当时知道,而没有及时纠正,这是官僚主义;如果当时竟不知道,那更是官僚主义。这不是极容易理解的吗?在这样明明白白的事实面前,农业厅居然还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见他们不虚心已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

这些领导部门所以没有勇气承认错误,一方面说明他们没有认真地结合实际去学习“八大”文件;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这次反主观主义的意义认识不足。他们以为领导上一承认错误,就会“反乱”了;“明年工作不好做”。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不反掉主观主义,今年又会重犯去年的错误,领导情况不会好转,工作也不会好做;只有反掉了主观主义,今年就会少犯错误,领导水平就会提高,工作也会好做起来。领导上是否因为进行了自我批评就会丧失自己的威信呢?事实上,用搪塞和掩盖自己的错误的方法是无法维持领导威信的,现在下面机关的干部对省级农业机关的合理的不满说明了这一点。只有虚心听取来自下面机关和群众的意见,努力改进领导,克服官僚主义的错误,才是提高领导威信的唯一办法。

我们希望这些省级机关在反主观主义学习中能够迎头赶上去,这样才能使这次学习运动在全省范围内真正取得成绩。

相形之下

于明

在同一天的下午,我听说了两件事。

头一件事,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同志们一贯节约成风。1954年以后,他们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但是行政费和事业费却一年比一年节省,1956年的行政费和事业费就比1955年节约了一万多元。这个单位的七十九个人,有七十二个人参加了储蓄,而且数月来每月的存款余额都占全院工资总额的50%以上。我感到这是件很大的事情。试想,如果全国各地的机关工作人员,都能像他们这样,对国家建设的帮助该有多大!

他们怎能作出这样的成绩呢?法院的总务科长对我讲了一个很普通的道理。他说:“一个七十多人的机关,一年节约万把块钱,说来不容易,因为现在有许多开支是国家允许的。只要不超过规定,花了钱也没有人说你浪费。可是,在这些规定的范围里,只要大家都随时随地自觉地节约,那么一年节约万把块钱,也是不很难的。”他举了许多例子给我听。他说,法院是有小汽车的,要是负责人平常都坐汽车上下班,去开会,总不会有人责难。因为这已是大家都看惯了的。可是,他们的负责同志们却不轻易乘用汽车。这既省了汽油,又节省了汽车修理费。打长途电话,有些是必要的,可是同志们只要有心节约,有些事是可以早办两天的,这样写封信也就解决了。他说,就拿最小的事说吧,从市上买东西回来,要是雇人送就得花钱,可是自己动动手,就可为国家节约一笔钱。而他们机关的同志们,是有亲自动手的习惯的。他最后说:“节约,这完全要靠同志们的自觉!”这番话,道理很简单,可是给我的印象很深。

第二件事,是芜湖市饮食业公司在同庆楼饭店召开“座谈”会的事。去年12月,安徽省商业厅有两个处长带着四个工作人员,到芜湖检查工作。处长问饮食公司的负责人,你们开过饮食品座谈会了吗?公司负责人说:“目前正在反浪费,没敢搞。”而处长却说:“也要看业务需要啊!”公司负责人听了这话,胆子壮起来了,就在同庆楼饭店摆起三桌宴席,举行“座谈”。席上,琵琶排骨、凤凰腊肉、芙蓉鸡片、翡翠烧卖……共计摆了名菜名点十七种。参加座谈的人们,除了谈谈对饮食公司的供应问题外,对这些大菜的“座谈”意见却是别开生面的。意见写在纸上,其中有不少妙句:“古色古香!”“可酒可饭!”“好!”“中国菜素以色、香、味闻名,今天增加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这真是文雅之极。

我不由得把以上两种情况作了一番对照。前一种,是在国家允许花钱的范围内一点一滴地节约;后一种,是借“业务需要”,大肆挥霍。前一种是,不管有没有节约运动,数年来始终一贯节约;后一种是,知道节约的号召,也完全无动于中。

从这两种情况的比较中,我就更加感到那个总务科长所说的话的重要了。我们每个国家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要是借题挥霍,那是不患无辞可借的。

自觉地节约,这是多么高尚的行为。可是,从这里也可看出,这种美德,对我们有些同志来说,还是一件多么需要锻炼的事情啊!

对批评的反应

对批评的反应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来信:

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洪章同志批评我院浪费一文后,经过我们反复检查,认为批评的内容虽有的地方与事实不完全相符,但肯定地说,我院的浪费现象还不仅仅表现在报上所刊登的这几件事情上。我们将根据二中全会精神,认真检查彻底纠正所有的浪费现象。

湖南剧院来信:你报去年12月15日第四版刊载李长鸣同志写的“岂只是缺乏照顾”一文,批评我院机械执行购票制度。我院针对此事曾作了检查,事实与所报道的情况基本符合。我们除对剧院全体职工进行教育外,并订出具体办法解决革命残废军人购票看戏问题。

旅大军民建立亲密联系

新华社旅大26日电 旅大市人民将以许多丰富的活动项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旅大部队一起欢度春节。目前,一个由少年儿童组成的红领巾艺术团正在为部队作慰问演出,市内一些大工厂的职工也在准备接待战士们到工厂参观,许多中、小学的学生还将到驻军营房去慰问解放军。

驻旅大部队和旅大人民之间建立了极其亲密的联系。近一年多来,驻旅大部队捐献了可买一千多台双轮双铧犁的现款,分别赠送给驻地附近的一百六十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战士们还义务帮助农民们播种、收割和做各种田间工作。水兵们常在渔民受到风浪袭击的时候冒着危险出海抢救。部队中的许多军医还经常为村民们治病,一位军队的医务人员康忠琦已经为九十几个居民治好了病。旅顺地区的工人刘延镇的妻子产后大出血,血型相同的三个水兵听说这个情况后,立刻自愿前去输血,拯救了这个垂危产妇的生命。

驻旅大部队的战士们也受到了旅大人民的支持与爱戴。村民们经常留着刚出地的花生和地瓜给战士们尝新,节日里,战士们还应邀到村民家里去作客。当部队蔬菜不足的时候,渔民们划着小船,到几十里以外为部队买菜。这里的妇女平时都抢着替战士们洗补衣服和袜子,老人们也像关心子女一样地关心年轻战士的寒暖。

驻京各部队文工团展开拥政爱民慰问演出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各部队文艺工作团先后展开春节拥政爱民慰问演出。今天晚上,空军文工团为昌平区各界人民进行慰问演出。海军文工团昨晚已经为东四区各界人民表演了歌舞、曲艺和杂技节目。

参加春节拥政爱民慰问演出的部队文工团共有八个,他们将为北京市各区人民演出近六十场,其中包括为京西矿区和石景山区的工人、郊区农业社的农民、八大学院的学生和北京各医院伤、病员组织的专场慰问演出。各文工团准备了许多精彩的节目,其中有总政文工团新排的苏联著名话剧“达尼娅”,空军文工团表现空军生活的舞蹈“在假日里”,海军文工团的舞蹈“在军舰上”等。部队电影放映队也正在为各区群众放映“刘巧儿”、“游园惊梦”等新影片。

解放军“八一”男女篮球队也将在2月1日同北京部队和北京市的男女篮球队举行表演赛,免费招待各界人民。

四川各地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

本报讯 四川军民热烈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省市各界联合组织的慰问团,将出发慰问伤病员和休养员,同时还举行盛大慰问晚会,慰问驻军及家属。新都县还训练了一批农村宣传骨干,在各乡镇领导群众开展拥军优属的文娱活动。宜宾市并发动妇女、青年为烈、军属和复员残废军人打扫庭院,缝洗衣被。各地还普遍检查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全省印发有关优抚工作的宣传资料达四十多万份。驻四川各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少单位都派出了检查组,访问驻地机关、居民和农业社,检查群众纪律并征求对部队的意见。各地群众普遍感谢驻军帮助他们生产。去年仅绵阳、阿坝、江津等地驻军,就帮助农业社劳动了近六万个劳动日;驻遂宁、内江、泸州等地的军队帮助群众积了五十六万担肥料;许多农业社还收到驻军赠送的图书、新式农具和文娱用品。春节期间很多地方的驻军,决定要为人民做一件好事,替群众砍柴、担水、修路、扫院。

加深群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了解 广东广泛展开时事宣传

本报讯 目前广东全省范围的时事宣传工作正在广泛展开。预计春节以前,在人口较多的城镇中,所有干部、职工、知识分子和居民都将听到一次系统的报告。春节以后,这一宣传工作将深入到每一乡村中去。

从19日起,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的一些负责干部开始在广州市的机关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省委书记区梦觉先后向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和八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以及关于发扬民主与加强党的领导的报告。省委统战部长饶彰风、文教部长杨康华等也先后向广州医学院、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民主党派人士、工商联干部等作了报告。24日,中共广州市委员会书记钟明又向全市科级以上干部作了目前形势的报告。同时,中共广东省委各部负责人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各厅局负责人也分别向所属系统的干部讲解国际国内的形势,帮助干部加深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了解,正确地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进中的一些局部性的缺点和困难。到24日为止,广州市听过时事报告的已达五万人以上。

此外,中共广东省委各部的负责人都已定期在这几天向作家、美术工作者、戏剧工作者、音乐工作者和各高等学校的学生分别作报告。中共广州市委的干部也将向全市职工群众进行一次系统的时事宣传教育。

在广东农村,大规模宣传当前形势的工作也正在逐步展开。许多县的中共委员会已纷纷组织报告员下乡。中共韶关地委组成了七个报告团,在18日起分赴各县。湛江专区这次宣传工作做得最早,并且很受农民欢迎。该专区廉江县作报告的县委、区委委员有一百二十五名,还有许多名党员、团员、知识分子、山歌手、粤剧和木偶戏演员分别在各地向农民读报、解答问题和配合演出。

目前广州市已有五万中学生开始放寒假,他们已确定把宣传目前形势作为寒假中的主要活动。

军属模范金登翠当选为副县长

据新华社温州26日电 二十三岁的军属金登翠最近当选为浙江省庆元县副县长。

1953年春天金登翠鼓励丈夫李元光参军后,她向丈夫保证要积极劳动、努力工作,把家庭的担子挑起来。她丈夫也经常写信鼓励她在生产工作中起模范作用。因此,金登翠不论上山下田,都和男人一样劳动。当地妇女在她的影响下,改变了不下田的习惯,普遍参加田间生产。前年秋天村里开始办初级社的时候,她经常黑夜里跑十多里路去向农民进行宣传,打破农民入社的思想顾虑,使初级社很快就办了起来。去年2月村里办高级社,她又耐心说服了四十多户原来有思想顾虑的农民入了社,同时还把县里奖励她的一条大水牛无价入了社,解决了社里缺乏资金的困难,她并且被选为高级社社长。

由于金登翠积极劳动,使年老的公公婆婆生活过得好,减少了国家的救济。平时她对公婆也十分尊敬、体贴。

她在工作中一贯艰苦深入、积极努力,先后被评为区、乡工作模范和县一等军属模范,并且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当地乡村很多人都说她是好党员、好媳妇、好嫂嫂。

是奖励劳动模范呢?还是给别人代买呢?猜猜区委书记为什么买锄头

是奖励劳动模范呢?还是给别人代买呢?

猜猜区委书记为什么买锄头

中共四川省三台县安居区委员会副书记王中三,不久前来到这个区观桥乡利众农业社工作的当天,就跑到当地供销合作社去买了锄头。这件事引起当地许多农民的谈论:有的说他是买来奖励劳动模范的,有的说他是帮助别人代买的。但是大家都没有猜对。

原来,中共三台县委会在最近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号召党员、干部深入农村与群众同甘共苦。王中三回想起这两年来在农村工作中虽然作出了一些成绩,但自己下村、下社,多是坐在办公室里动嘴,很少亲自动手生产;与干部打交道多,与群众接触较少,工作不深入。因此,当他这次带着工作组来到利众农业社时,他首先不声不响地换上旧棉衣,又给自己和工作组的另外三个干部买来了锄头,走向田野去找农业社社员一起干活路。

当农业社社员们得知他们的心意后,又高兴、又感激,都争着来替他们收拾好新锄头。当天下午,工作组的干部紧扎棉衣,抡着锄头,和社员们一起积渣滓肥、铲草皮肥,大家干得很起劲。

像王中三一类的事例,在这个区里并不是个别的。1月上旬,区委书记谭受益和有的乡支部书记,在下到农业社后也都买了锄头。许多过去一直在区、乡住的干部,这次也都下去住到农民家里。

由于干部们的领导作风深入,安居区各乡的冬季生产很快就搞得热火朝天。全区四百多个农业社展开了冬季生产竞赛的挑战应战。他们除了作好小春作物田间管理,还进行土地加工、栽桑等。原来不爱劳动的少数农业社干部,现在也开始转变,参加了具体生产活动。

(新华社记者 孙跃冬)

充分发挥华侨投资生产建设祖国的积极性

邢谷安

福建省在海外的华侨有三百多万人,在旧中国的时代,他们在国外受尽歧视、排斥和迫害,处境十分恶劣。他们迫切希望祖国富强,能够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

华侨为了建设祖国,早在1905年就集资创办过福建铁路公司;辛亥革命后又曾组织几十个团体准备开采福建省矿藏;此外还办有厦门市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轮渡公司……等。但是这些华侨兴办的企业,在当时因受反动官吏、封建土豪的敲诈、勒索,以及货币贬值等影响,绝大多数相继倒闭;就是能够勉强维持下来的,也是年年亏本,投资人从来没有拿到一个铜板的股息。例如福建铁路公司,创办后仅修建了由嵩屿到江东桥一段长二十八公里的铁路,十二年里共亏本一百四十多万元,最后连路基都拆毁了。准备采矿的团体,除义记公司曾开采邵武焦煤矿外,其余的都中途流产。解放时尚存在的厦门电灯公司,将近二十年都没有发过股息,福建造纸厂年年亏本。到解放后,特别是实行了公私合营以后,这些残存下来的企业,情况完全改变了,年年有盈余,不断发股息,投资人才真正从企业中得到利益。有一位归侨非常激动地说:“从前华侨回国投资,简直是把钱投入大海,连响一声也没有;要是早点解放,华侨的钱就不会损失那么严重了。”

多少年来华侨的愿望——祖国的强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起得到实现了。现在祖国已经以一个强大的国家出现于世界上,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华侨的处境也随着得到改善。祖国各项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更大大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广大华侨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踊跃投资参加祖国的建设。

七年来福建省在海外的华侨回国投资的,愈来愈多。如果以1950年华侨投资数为基数,到1955年就增加了二百三十五倍。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福建全省解放后的侨办工厂、农牧场、影戏院、百货商店等大小企业有七十多家,华侨投资对国家争取外汇,发展地方工农业生产,繁荣侨乡经济,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

国家体贴到华侨的处境,为了保护华侨的利益,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曾给予种种方便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国家规定凡华侨解放后投资于公私合营企业的股金到社会主义建成后,仍作为私人所有,可以依照投资人的意愿来处理,并且给予定息;投资人就业可以优先录用;股息所得是合法收入,受国家保护。华侨回国投资比在海外做生意要稳当无数倍。一个姓郑的华侨说:“华侨在国外寄人篱下,做生意得不到保障,随时随地都有破产的危险;现在祖国对华侨回国投资有了这样的照顾,从此华侨的资金出路再也不用担忧了。华侨的境遇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祖国的光芒也照亮了华侨的道路。

福建华侨投资公司,就是国家为了便利华侨回国投资而与华侨公私合营的企业,它的任务是吸收华侨资金参加地方工业建设,发展生产,繁荣侨乡经济。国家将利润较高的松香、蔗糖、榨油等工厂都尽量让给华侨兴办。华侨投资公司从1952年成立以来,兴建和扩建完成并投入生产的工厂已经有泉州糖厂、福清油厂、厦门罐头厂等十一个。1955年各个厂又改善了设备,全体职工又响应国家的号召,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创造和推广了很多先进的工作方法,生产力大大提高,利润也因而增加。如同安油厂增加产量将近四倍,泉州糖厂产量增加一倍半,产品单位成本降低24.8%。

正在兴建和扩建中的还有仙游糖厂、古田红曲厂、福州造纸厂和永春天湖山煤矿等四个厂矿。其中仙游糖厂是福建省华侨兴办的最大的一个厂。它的日榨量为一千二百吨,每年可产白糖一万七千二百五十吨,可以为国家创造八百万元财富。天湖山的无烟煤藏量很丰,今后大量开采,可以满足闽南一带侨眷燃用。

福建华侨投资公司四年来共发股息一百零四万元,这些股息绝大多数用于国内侨眷生活或子女的教育费,解决了侨眷很多困难。

华侨在海外经营农林渔牧业的为数颇多,据1947年统计资料,马来亚华侨从事这些职业的约占14%。他们经营热带作物有丰富经验,是将来发展福建省热带作物的一支重要力量。国家为了便利和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创办农林牧业,颁布了“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其中规定:华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采取公私合营、私资经营(如独资、合资、股份公司等)、合作社经营和个体经营等方式,向国家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从事农林牧业生产;公私合营和私资经营者,使用土地年限可以长到五十年;多年生作物在没有收益以前,或遇灾害而减产时,可以享受减税或免税的待遇;在使用期限内国家保护经营者合法收入;在技术上国家可以给予帮助。这个条例公布以后,华侨非常感动。一个姓林的归侨说:“华侨在海外经营农林牧业,使用人家的土地,经常得不到保障,随时随地都有被收回的可能,很多华侨已经失掉了原来的园地,无法继续从事经营。现在祖国对华侨回国投资经营农林牧业这样照顾,华侨的利益完全得到保障了。”这个条例公布后,各地华侨纷纷酝酿筹办农牧场,仅在条例公布后的一、二个月内,就连续办了七个场,投资数比以往的总数增加了一倍多。

近七年来,在各级人民政府积极辅导下,福建全省已经建立起来并投入生产的华侨农场有十七个,各个场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永春县猛虎山蓬莱华侨垦殖场,1953年建场以后的三年来已经栽种林木二十万多株,油料植物四万多株。龙岩县东宝山华侨垦牧场,已经种了一万多株各种名贵果树,春天满山遍野果花盛开,桃李争妍,一片油绿的柑林,景色尤为宜人,已成为游览地方。现在每逢假日经常有学生、工人去参观。1954年8月开始建场的公私合营龙溪华侨农场,已经种下柑桔桃李七千株,黄梨香蕉五万三千多株,所种的三百亩水稻1955年大丰收,比当地往年产量增加50%。华侨第一个机械化大型农场——福清县海口华侨机耕农场,在1955年1月建立起来了;这个场由勘察、设计到施工建场完全由省农业厅直接帮助,国家派去了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供应了大量新式农具。全场有广阔肥沃的海边平原五千多亩,完全按最先进的方法来经营管理。

福建荒山荒地很多,据初步调查约有一亿亩可用的荒山荒地尚待开发,适于发展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将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福建省已派出大批勘察人员,到各地勘察适合开办农林牧场的场址。勘察完后,华侨可以自由选择地点,兴办农林牧场。

华侨在国内都有一个可爱的家庭,只因在旧社会里,他们在国内没有办法生活,被迫抛下年轻的妻子,年迈的双亲到国外谋生。因此有许多华侨希望回家找职业。国家体贴华侨的这种心情,对投资人的就业问题非常关心,在华侨开办的企业中都尽量优先录用他们。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很多投资人都被任命为厂长、经理。如福州新侨商店投资人李详照现在已任福州市百货公司副经理。福建华侨投资公司,根据工厂的需要和投资人的条件,已经优先安置了三十多人就业,如任命了高至荣先生为福清油厂的副厂长,张霭庭先生为龙岩电厂的副厂长;连永柏先生为武平松香厂的副厂长;还有八个投资人的子弟被介绍到省的机工学校学习。随着福建华侨投资公司业务的发展和其他华侨开办的新的企业、农牧场不断增多,投资人就业的机会就将更多。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华侨能够回到可爱的故乡找到职业,能够永远在家里同亲人团聚。

华侨回国投资,是功在国家,利在自己。随着祖国建设不断发展,华侨回国投资的一定还要增加,他们的投资将使祖国,特别是侨乡建设得更美丽。

新成立的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图片)

今年1月2日成立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在贵州省东南的都江上游。这里山脉连绵,溪流交错,风景很幽美。群山里蕴藏有丰富的矿产。生活在这里的水族(水家族)有十万多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张耀曾摄(新华社稿)

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内的都江景色。这里的江水翠绿清澈,使人流连。

三都水族自治县是贵州省桐油主要产区之一。这是农业社社员正把采集来的桐籽卖给当地油脂公司采购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