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7日 · 第8版

也谈“多”和“拖”

舟子

马前卒同志的“多”和“拖”一文（见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7日七版），尖锐地批评了当前我们国家机关中“头多、层次多、人手多”的现象和因此产生的手续繁、工作“拖”的作风。在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时候，这篇短小精悍的杂文，的确能发人深省，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但读完全篇，有些论点还不能使人完全心服。

的确，机关中的“头多了，层次多了，人手多了”，工作的程序、手续就会随之增加，产生“拖”的现象。但要因此就作出“拖出于多”的结论，那就有点片面了；如果不进一步从干部的工作责任心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那末，即使头少了、层次少了、人手少了，“拖”的现象也未必不会出现。例如：去年10月底高等教育部给某大学去了个公文，规定在11月30日以前汇报一项学生工作。按理说，学校办公室主任只须呈校长阅后批转人事处照办就行了，头不多、层次不多、人手也不多，可以不“拖”了吧。然而不然，主任却让公文在抽屉里休息了四十多天，发觉时已经是12月17日了。像这样不负责任的干部，我想，即使只他一人，也会“今天拖、明天拖、后天还要拖的”。又如：有些分工不明、工作方法不好的领导干部，对自己本来可以决定的事，偏要“团团转地传阅”，甚至连发开会通知也要上下左右的征求文字上的意见，难道这又不产生“拖”？

尽管马前卒同志的笔锋，是从“拖”这个果去揭发“多”这个因的为害，但是，片面的结论却在实际上为那些不负责任和不善于组织工作的人打了掩护；并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只要不“多”了，工作也就不“拖”了，从而放松对干部的严格要求和思想教育。事实上，在同等“多”的机关中，由于干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不同，其“拖”也，亦各有所别的。

我们国家的各级机关为什么会有三多？

马前卒同志说：“看来，头不多不足以言集体领导。层次不多不足以言机关气派。官衔不多不足以提高干部的积极性。”又说：“如果说，中国情况特殊，既要照顾统战和老干部，又要培养青年和新干部……”。我相信上述情况是有的，尤其是当中央一再号召精简机构，紧缩编制之后，仍故态依然者，的确只能说是为了“气派”和“照顾”、“培养”（当然，对于后者还不能一概说不对）。但是，我也绝不相信它是“多”的主要原因。一时的“多”也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根源。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造）都是新的，缺少经验和熟练的干部，对工作的需要还不能精确掌握；而工作的发展又很快，因此有时就难免出现或“多”或“少”的现象；党和政府也就发现一次，改进一次。要撇开这样一个情况，笼统的作出“多”就是因为“气派”和“照顾”、“培养”，也不能使人心服。同时，像该文开头那样，把“多”和“拖”说成是我国机关的唯二“特色”，也是有些模糊人们对国家机关的真正特色的认识的。

缺点，应该揭发批判，可以只谈缺点不谈优点，必要时还可以讽刺，用烈火把它烧掉。但是对缺点的分析、批判和下的结论，不应该是片面的。尤其是在言简意赅、逻辑性强的杂文里，论事更需周密；否则，言不中肯便不能服人之心，从而削弱了它的战斗性。

编者附记：我们陆续接到一些来信来稿，对马前卒同志的“‘多’和‘拖’”一文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选出这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发表于此，使读者对“多”和“拖”问题有较全面的认识。

高原

上午十点钟，由川西杂谷脑搭汽车，六点四十分就到了汶川县。

汶川，古称威州，地方虽然不大，但有山有水，山势到了这里，已经逐渐平缓下来了，不像杂谷脑一带峥嵘奇突。

车站旅社，是新修的很漂亮宽敞的楼房，问了问，已经住满了客人。这时，食堂里正热气腾腾地在煮面条，面香和肉香一阵一阵扑过来。我早已饿了，很想坐进去吃两碗，可是旅客们争先恐后地向索桥走去，我也就拎着包裹紧跟着走上了索桥。索桥，是竹绳上面横搭着木板悬在水上的，走上去摇摇欲坠，很不稳定，走习惯了的人，丝毫不觉得骇怕，可是对我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尤其走在桥中央，桥被行人踩得上下颠簸得更加厉害，发出吱吱的响声，我扶着边边上的竹绳，好容易才走了过去。走在索桥上，听旅客们攀谈住宿的困难，城内几家小旅店，也供不应求，旅客们所以争先恐后，也正为此。

上了对岸，天色已经暗了，两旁的店铺已经点上了灯火。凡是门檐上挂着旅店招牌或灯笼的，我都上前问一问：“还有房间没有？”接连四五家，都使我失望。

街快走完了，住处还没有着落。

一转弯，前面有一间小小的木板门面，一盏红纸的方灯，悬挂在屋檐下，被风吹得左右摆动。灯光虽然很弱，但却能清楚地看出门上两行墨笔字：“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在这偏僻的山城，在这凉风呼呼的街头，这两句老话好像使人感到特别亲切。

再向门里一张望，桌子旁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灯光照着她红通通的胖脸。她穿着一件半新的蓝布褂；嘴，虽嫌有些凹了进去，但总是带着母亲们共有的和善笑容。开始，她也说房间都住满了人，无法安插。我再三请她想想办法，她把菜油灯挑得亮一些，颤巍巍地拿着，朝我打量了一下，见我手里大大小小拎着三四个包裹，带着又关怀又像是责备似的口气说：“打算住客栈，就应该早些来嘛！”说着，拿着灯火，就引我向里面走去。

风把油灯的光焰吹得歪歪斜斜的，她用手遮着，走进靠土墙边第四间客房。推开一扇吱吱发响的小门，里面一张大床已占去房间的二分之一，看样子，床上已经住了客人，上面放着赶马车的用具，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系在马脖子上的红色缨络。老大娘说：“就在这间房子里住怎么样？”其实，我对房子丝毫没有意见，只要能够躺下就可以了。

我把行李放下，出去找了家食铺，胡乱吃了一点东西。回店的时候，旅客们都安息了。院子里一片漆黑，我隐约地看见老大娘伛偻着身体在为我抱草铺床，看样子非常吃力。我连忙上前把草接了过来，走到门口，模糊不清地又看见有两个人影，正弯着腰在为我新搭的床上摊平稻草。稻草发出簌簌的响声和一股堆压久了的草叶香味。

这两个人，无疑就是今天晚上将和我同房的那两位赶马车的客人。一个有三十来岁，长方形的脸，黑而发光，宽宽的肩膀，头上围着一个蓝布帕子，一看就知道是个朴实诚笃的庄稼汉子。另一个年纪稍微轻一些，一对门牙向外微微的翘着，一身蓝制服，口袋上还插了一支钢笔，像个村干部。他们一看见我进来，朝我望了望，扎煞着手，嘿嘿笑两声之后，彼此好像都不需要介绍，便连忙把草接了过去，继续替我铺好。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和感激，这小旅店，简直像我家庭一样。

虽然我很疲倦，但是，我却不能瞑目入睡。睡在我对面那张大床上两个赶马车的客人，也丝毫没有睡意，于是我们又攀谈开了。

他们是汶川县第五区某农业社的社员，这次赶车，是为了把烧成的石灰，运到城里去支援基本建设。他们详细地攀谈起他们发展副业的经过和克服困难的决心，并且用夸耀的口气告诉我，拴在棚底下那匹膘满肉肥的黑骡子，是社里公有的财产，他们说这个骡子浑身都是劲，上坡、走烂路，鞭子一扬，就像燕子一样的飞跑。……

我听着、听着，开始，眼睛还望着屋瓦上面露出的星光，后来，不知不觉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天才麻麻亮，他们便伏在我的耳旁低声地叫醒我：“同志，快起来吧，天已亮了！”因为他们知道我还要赶回成都，车票必须起早才能买到。

我连忙披衣起来，走向厕所，一抹淡白的月影，照满了半个小院，远处已经稀稀疏疏听见一声两声雄鸡的啼叫了。……

临别的时候，我和那两个赶马车的客人紧紧地握了一次手。那匹黑骡子连连地喷着响鼻子，车轮在石板路上轱辘辘地滚动着向北驰去了。

王兵

我七天七夜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过去的。当我刚刚恢复知觉，感到周身尤其是头和右肩剧痛的时候，只模糊地看到床头旁有个白色的身影。此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现在又过了十多天，虽然还下不得床，疼痛总算减轻了好多，神智也完全恢复过来了。一闭上眼睛，我就会看见练兵场上熟悉的跑道，用草栅、跳箱、土沟构成的一道道障碍物，飞快的马猛一纵身，脑子轰的一声……。

我环顾四周，这是一间分里外间有两张床位的小病房。外间住着一位开过刀不久的老营长。我们打开隔窗，便可以自由对话。我在病中的许多事情，都是从老营长口里才知道的，我并且知道了那白色身影就是尹大姐。

尹大姐，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操着上海口音，总是一副可亲的笑容。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但大家不拘年龄大小都一律叫她尹大姐。

从入院那天起，就是她专门照护我。当我神智刚刚清醒过来，她就调走了。以后她还来看过我，问我吃饭好不好，头疼不疼，能睡好觉不？有时摸摸我的头，笑着说声“小鬼”就走。

这几天她为什么不来了呢？

听老营长说过：在我还没有摆脱危险的那些日子里，尹大姐整天在床边看守着，为我擦屎擦尿，一口饭一口水的喂我。别人替换她去吃饭的一小会工夫，她都不肯离开。

有一天一个“冒失鬼”跑来看老营长，一进门声音大了些，这下可气坏了尹大姐。一个总是笑眯眯的人偶然生起气来，样子格外怕人。“冒失鬼”像只老鼠似的溜走了。“尹大姐生气了！”休养员们都知道了这回事，以后谁走到门口都蹑手蹑脚地。

当尹大姐的脸上又重现出笑容的时候，大家都体会到这是咋回事。“小鬼死不了啦”，休养员们这样估量着。果然从那时开始，我的病便一天天好转起来……。

我曾经噙着眼泪听老营长讲述这些，现在想起来还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几次想对她说些感激的话，可是能说些什么呢？每天能见她一面，对我就是莫大的安慰，也好像对她表示了谢意似的。而现在却见不到她了。莫非尹大姐病了？或是调离这个医院了？

“营长……营长！”我急得喊了起来。

老营长揉了揉眼睛，支起身子奇怪地望了我一眼：“甚么事？”

“尹大姐怎么好久不见了呢？”

“你这个小鬼，我当是什么事，大惊小怪的。”说完他重又躺下来，燃起一根烟，然后才慢条斯理地反问我：

“这几天晚间，你听见二十二床喊叫没有？”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问得我一时回答不出来。

可不是，这几天确实没再听见二十二床喊叫过。这位住在走廊尽头一个房间里的老年人，肚子里长了一个瘤，每到夜里十二点左右，总要疼得喊叫护士来看他。虽然护士很快就会来到，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一两声充满着痛苦的尖叫，听起来特别凄惨、难受。有些病人因为常常从睡梦中被惊醒而苦恼着。

“是呀，这几天没听见二十二床喊。可是这和尹大姐有啥关系呢？”我疑惑地问他。

“这关系可大了，”老营长故意捉弄我似的咯咯地笑着：“因为这个月是尹大姐值大夜班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尹大姐值夜班，并不坐在护士办公室。把别的病人的事情料理完了以后，她干脆拿个板凳坐在二十二床的门口。只要听见老头醒来翻个身，还没等他喊出来就过去照顾他。这就是听不见二十二床喊叫的原因，也就是我没看见尹大姐的原因。

万忆萱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园子里结了满树苹果。远望去，像是霜染枫林，走近看，像是团团野火。姑娘编筐树下坐，口里轻轻唱着歌。不是发泄离别的哀愁，也不是倾吐丰收的欢乐；她是在说：“远方的亲人，请你尝尝家乡的苹果，拣个儿大的颜色红的，我要给你寄去几个。“假如你感到果子甜蜜，就请你别忘树下的人；假如你喜欢赤红颜色，就请你记住人儿的心……”

文艺杂谈

唐湜

不久前，在北京市戏曲剧团举行的年终汇报演出中，我看到了北京市曲艺团演出的几个戏，觉得有一点小小的感想可以谈一谈。

我对曲艺不是很熟悉的，但也听过几次。我觉得曲艺节目中有很多好东西。这些传统的曲艺节目，无论在音乐上或者演唱者的表演上，都有很好的基础。台词的语言也非常简练生动，对于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的描写是细致入微的。例如“黛玉悲秋”，就很有抒情风格，而且把黛玉那种不甘庸俗的孤傲的性格和她的追求纯洁的爱情生活的愿望表现得很突出，写人写景都有独到的地方。如果把这些优秀的曲艺节目改成曲艺剧，创造性地作一番安排，是完全可以在舞台上“立”起来的。

但是北京市曲艺团却没有这样做。他们演出的曲剧，大半都是搬演别的戏曲的现成戏，在表演上也采用了现成的评剧演法！

从我所看到的北京市曲艺团的几个戏来说：“妇女代表”的演出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因为这个戏原来是话剧，这次演出的路子基本上也是话剧的。演员在舞台上很少运用戏曲的表演手法，更没有发挥曲艺艺人的那种挥臂舞袖的大胆的表演方法；身段简直等于没有，自然主义的表演倒不少，如在舞台上端出脚盆洗足等。“借年”和“打鸟”是两位年轻的演员演的，演得很动人。但这两个戏从剧目到表演基本上也是人家邵阳花鼓戏的，且由于羼入一些评剧表演中的公式化的演法，就更使它减色了。至于“路遇”则是黄梅戏的路子加评剧的表演，但又失去了黄梅戏原先的朴质的风格。总之这几个戏都是从别的剧种中移植过来的，而这几个戏却成了北京曲艺团的代表作，列入年终的汇报演出，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了！

为什么曲艺工作者不把自己的那么多好的有戏剧性的传统曲艺节目编成曲剧上演呢？难道贪图现成，专门搬演别的剧种的好戏，是曲剧应该走的道路吗？

晚泊　（访问越南写生）　潘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