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7日 · 第7版

沙英 （一）

凡是有些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切事物中都包含有矛盾，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存在着

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正是由于内部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才推动着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矛盾的产生和克服，便不可能有发展。自然界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主要地都是由于自然界内部和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人类世界的发展。但是各种事物的矛盾又都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了此一事物区别于彼一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我们所以要特别注意学习唯物辩证法，主要地就是学习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妥善的方法。

在我们共产党内，同样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而产生的，是社会的阶级的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党正是在不断克服党内各种矛盾的过程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不过党内的矛盾同样亦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矛盾主要地是思想的矛盾，即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解决这种思想矛盾的方法，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整风的方法，是用思想斗争的方法。进行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虽然由于思想原则的分歧可能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基本内容还是一种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是为了取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上的一致，只有在思想上一致，才能保持和加强党内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的一致，从而巩固党的团结。在党内经常是有是非的矛盾和思想斗争的，正是这种思想斗争推动着党的前进。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中的一般辩证的规律性。毛泽东同志说：“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因此，我们不要掩饰党内的矛盾，不要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惧怕党内斗争。同时在党内斗争中，即在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正确的主张和错误的主张的斗争中，有时甚至在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总经常有犯错误的同志，有时也会有犯严重错误以至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为了教育同志，为了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需要对党内的是非关系加以妥善的处理，需要对犯错误的同志有正确的方针。这是使党能保持正确领导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研究党内的是非问题，不仅对于党的建设是很有意义的；而且由于我们的党现在是执政的党，能不能正确处理党内的是非问题，对国家各方面的生活和建设都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目前我们党的党员许多都是解放后入党不久的，他们对党内的思想斗争是不大熟悉、不大习惯的，对我们党在这方面所获得的宝贵经验是体会不深的，因此研究这个问题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二）

在新党章的总纲中写道：“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著作中也没有说过我们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或者曾经说过某一个共产党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也不可能设想：初期有过某些错误，就将命定地永远不会再犯某些其他的错误，而且命定地不会或多或少地再犯原来有过的错误。事实的确如此，世界上是没有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的“神人”存在的，除了他像庙里的菩萨似的不做工作，只要做工作，特别是做改造世界这样新奇而艰难的工作，总有可能犯或大或小的错误。我们中国共产党虽然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并且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果，但是在历史上我们也曾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今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从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也都犯过严重的错误。不过共产党比起资产阶级的政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从不掩饰自己的错误，而能勇敢地毫不含糊地揭发和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坚决而诚恳地改正所犯的错误。这是我们所以胜利的原因之一。可是任何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政党和政治集团，都是不敢在群众面前认真承认错误的。这是它们灭亡的原因之一。

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呢？如果具体地说来，犯错误的原因是有多种多样的。在异常复杂曲折而变化多端的客观情况下面，有的人由于经验不够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可能犯错误；有的人由于在工作中得到了一些成绩，骄傲自满起来，也就可能犯错误；有的人由于思想意识、性格和品质上的毛病，例如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名位观念、自由主义、道德上的缺陷和性格上的粗暴等等，也就极容易犯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错误。但是一般地说起来，人们所以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大都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对周围的环境不作精细的调查研究，不了解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只根据主观的愿望、热情或感想去办事，有时把片面当成全面，把局部当成全体，或者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主观的认识和客观的情况不相一致，实践的结果达不到预想的目的，所以把事情做坏了。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道：“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正确的意见只能是对于实际事物的客观的全面的反映，而坚持要按自己的主观的片面的想法去办事，那末，即使他有一切善良的动机，也还是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不论一个政党、一个部门、一个领导人都是这样，只要它的主观与客观不一致，思想不合于外界的规律性，理论和实际脱节，领导和群众脱离，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那便必然要犯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错误。例如说，如果认识落后于客观的实际，在工作中对客观的条件估计不足，对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估计不足，领导落后于群众，看不见各种潜在力量，阻碍了新鲜事物的成长，便会发生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认识不符合客观的情况，不考虑可能的条件，主观的计划超过了群众的觉悟，便会发生“左”倾冒进的错误。我们党在过去曾发生几次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的主观主义。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也是由于他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所以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当然，错误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社会根源的。我们党和无产阶级过去经常处在各种非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等）的包围之中，其他各种阶级的思想情绪经常影响着党和无产阶级。这就是党内各种错误的社会根源。党内斗争往往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是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大多数，因此这个阶级的思想情绪就经常影响我们，不断地给我们以压力。我党过去所犯的几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实际上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反映。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写道：“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现在，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展，我国的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阶级斗争依然继续存在着。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各种非无产阶级都消灭了，但是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情绪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它们还会继续从各方面来影响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这种旧的传统思想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最可怕的势力，如不与这种传统思想和习惯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就容易使我们受到它的影响而犯错误。

当然，我们的敌人，世界上一切的反动势力，对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不论犯的什么错误都是幸灾乐祸的。他们不仅讥笑我们的错误，而且想尽办法利用我们的错误从事罪恶的活动。但是他们总是要失败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和剥削阶级的专政比起来不知优越多少倍。随着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进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自由的民主的生活日益扩展，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将有充分的发挥，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克服所犯的错误。对此，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说过：“他们（指我们的敌人——引者）看见我们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起来；……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久历战斗，饱受风霜，决不会为这区区针刺所惊吓，却能够不顾这些针刺而依然继续其自我批评的工作，无情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和必然会因工人运动发展而被克服的。” （三）

既然党内总有是非问题存在，并且总经常有犯错误的同志，那末，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是非问题，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呢？

对待党内的是非问题、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有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对党内的错误明知不对、也不争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或者因为犯错误的人是好朋友、老部下，所以只轻描淡写地说一下，不伤和气，采取姑息、纵容甚至包庇的态度；或者因为犯错误的人是“权威”人物、自己的上司，由于患得患失，采取明哲保身、少说为佳的态度，有的甚至个人崇拜、随声附和、曲意逢迎。这是一种缺乏原则性的庸俗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态度是对党内的缺点和错误实行过火的斗争，不讲求分寸，以为对犯错误的同志斗争得“愈凶愈好”，把问题提得“愈重愈好”，不论什么小缺点小错误都提到所谓“原则的高度”，扣上各种名称的“大帽子”，而且滥用组织手段，以惩办方法去解决问题，甚至不惜用党外斗争的手段去对待同志，简直弄得人家无地自容，就像“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一样，不准人家革命。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期，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就实行过这样过火的斗争，他们为了贯彻其错误的路线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对他们的错误路线采取怀疑、不满意、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什么“路线”什么“主义”等各种各样的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乃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表现。

对党内是非问题采取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态度的人，实际上是掩盖党内的矛盾，取消批评和自我批评，否定党内的斗争，使党内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使党的发展停滞起来。对党内错误采取过火斗争的人，是忽视党内矛盾的特殊性，对党内斗争作机械的了解，不是着重从思想上去解决问题，而是着重从组织上去解决问题，结果是否定了党内的民主，伤害了党内应有的和睦，摧残了党员的个性、主动性和积极性，造成了党内是非不明，死气沉沉的状况，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这两种态度我们都是要反对的。目前在我们党的某些组织中也还存在着这两种倾向，特别是不少党的组织还有对党员处分过多过重的惩办主义倾向，虽然这不是党内当前主要的倾向，但也值得我们注意加以纠正。

首先，我们一定要把党内的是非关系和敌我关系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加以严格的区别。敌我关系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对于革命的敌人，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用群众的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以至武装斗争等方式去解决；但是党内的是非关系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是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斗争在实质上是一种思想斗争。如果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以对敌斗争的手段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便必然造成严重的恶果。当然，党内的矛盾也可能变质，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面，只要对党内的是非问题有正确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作正确的处理，犯错误的人也不坚持错误，这种党内的矛盾不至于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我们绝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矛盾，绝不能将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混淆起来，也绝不能将这两种斗争扩大化。当然，对于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对于在党内进行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我们要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

其次，对党内的是非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当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时候，究竟我们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呢？这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彻底弄清是非。在弄清是非之后，我们就要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毫不犹疑地站在正确的方面去反对和批判错误的方面，并帮助错误的方面改正错误。就是对犯错误的同志的错误也要进行具体分析，一方面对他犯错误的环境、错误的性质、错误的大小、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初犯还是屡犯等等情况都要作正确的估计；另一方面也要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正确的部分以及他的成绩和优点等要作正确的估计。我们不能把问题看得绝对化，认为犯错误的同志什么都错了，不可能有正确的部分，因而否定一切。只有对犯错误的同志的正面和反面、功绩和错误作全面的观察，才能作出正确的估计。例如我们党在批判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并没有说他们一切都错了，仍然指出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还是一致的。再例如对于斯大林的错误的分析和功过的估计，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就说得十分明白和正确，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具体分析的榜样。

再其次，处理党内的错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大家都知道，在1927年我们党曾进行了反对叛徒陈独秀分子的斗争，并清除了这些分子。在1935年红军长征中，党又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从而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在不久以前，我们又粉碎了进行广泛阴谋活动、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高饶反党联盟，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对维护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有很大意义的。大家也知道，我们党对于那些违法乱纪、贪污腐化、道德败坏的不可救药的分子也没有放松，一经发现，就作严肃的处理，以至把他们清除出党。这类的例子我想是不必多举的，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面，我们对待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在工作中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教育，而不轻易作纪律处分。根据上面所谈，许多同志在工作中的错误大都是由于认识上的主观主义而发生的，所以纠正的办法主要地是加强思想教育，提高这些同志的觉悟水平，使他们今后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继续团结他们为党工作；同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其他同志取得教训，引以为戒，做好今后的工作。因此，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所应当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一方面是看，一方面是帮；一方面要保护，一方面又要批评。这就是说，我们要看看他是否承认错误，是否愿意在行动中真正地改正错误；同时又要积极地帮助他，多方面地关怀他，促使他改正错误。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首先要加以保护，不应作过火的斗争和打击，也不应当对他加以轻视和歧视；但同时对他的错误又一定要揭发和批判，说明错误的内容、性质、原因和危害，并指出纠正的办法，这才是具体的帮助。这种批评的方式，尽可能是和风细雨的；这种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同志和保护同志。当然，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例如违反国家的法律，违反党的决议、违反党的纪律等等，也要给予应有的纪律处分，绝不能采取包庇姑息的态度；但就是给了处分，也仍然要耐心地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使他们继续为党工作。对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具体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

（四）

我们对待党内错误采取这样的方针和态度是否正确呢？首先，我们这个方针是根据列宁的遗教而制定的。列宁曾说过：“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多执行这种方针的范例，例如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表现作了批判，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解决了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中的许多基本问题。这是一个对待党内错误进行具体分析的范例。再例如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个文件中，对于我们党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几次错误路线，特别是从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分析，它不仅指出了各次错误路线（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产生的环境、错误的性质和主要内容，以及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的历史的根源，并且也指出了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办法和对待党内错误的态度，真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既能帮助人们弄清思想，以便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又能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慎重态度和宽大的方针，以达到团结同志共同工作的目的。这又是一个对待党内错误进行具体分析的范例。我们对待党内错误所采取的这种方针，更鲜明的表现在历次的整风运动中，特别是1942年的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整风运动是我们党所采取的党内斗争的运动形式，即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一方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的文献和党的文件，一方面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检查党内的错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把干部和党员引到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的道路，以达到“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目的。结果，这种整风运动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党的面貌，不仅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挽救了许多的同志，而且大大地增强了党的团结。我们对于党内错误所采取的这种方针和方法，应当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

其次，根据我们党从1935年以来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一直采取这种方针和方法的经验看来，实践已经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许多犯了错误的同志，在这种方针下面，经过党的耐心地说服教育之后，弄通了思想，改正了错误，为党作了有益的工作，使党更加团结和兴旺起来了。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突出的例子。为什么大家都对李立三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感到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他的发言生动地证明了我们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性。大家都知道，李立三同志曾经犯过严重的路线的错误，他是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李立三路线错误的负责人，并且是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参加者，可是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之下，他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知道了错误的根源是主观主义，继续为党工作，并从自己所犯错误的教训中深深体会到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性。在他的发言中说道：当中央发现了他1950年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时候，就作了及时的揭发和尖锐的批评，并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来说明错误的实质，批判错误的危害性，这才帮助他较快地觉悟过来。“在我检查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及检讨了错误以后，中央和许多负责同志，又像医生护理病人一样地关怀我，并给我以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我所接触的许多同志，不但不对我歧视，而且给我以不少的同志的帮助、安慰和鼓励。我是深深感到了这种同志的温暖的。这样的关怀和温暖，正好像病后补药一样，使我能够较快一些恢复健康和工作能力。”这些话确实是令人感动的，深富教育意义的，也是具体地体现了党的这个方针的成功和伟大的。

现在我们根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任务，加强党的领导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为了对党内的是非问题作正确的处理，我们应当贯彻执行这个正确的方针，使党更加团结和坚强，这是使党能保持正确领导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实，不仅在共产党内有这种是非关系，就是在民主党派内、国家政权和人民团体内，也有是非问题，也有思想斗争，也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有人常常犯错误，为了变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也要对是非问题、对犯错误的同志作正确的处理。当然，具体处理的情况是和党内不尽相同的。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由此可见，研究是非问题，不仅对于党的建设，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新华社上海15日电　从昨天起，上海市一百多万中、小学生开始过寒假。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和教育局等，已经为他们安排了丰富多采的假期活动项目。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和各区工人俱乐部增加了很多少年儿童喜爱的节目；电影院将为孩子们减价放映苏联新影片“银翼上的红星”、匈牙利影片“我和爷爷”，以及“赵一曼”、“渡江侦察记”等。

一个有趣的少年科学家俱乐部，将在21日开幕，招待少年儿童。这里有科学技术影片放映场、解答孩子们各种问题的“揭开科学之谜信箱”、少年电话局和各种科学技术小组。

各校还组织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陕北中学学生将组织冬季长跑；长宁区有十二个初中的青年团员将访问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军人符成珍；时代中学等校学生准备到曹杨乡帮助农民消灭钉螺。还有些学生将利用寒假为工厂收集旧废材料，到公园义务劳动，访问革命烈士、军人的家属和学校的老师。

本报讯　中央民族学院预科第一次教学经验交流会经过三天的讨论，已于11日结束。经验交流会上提出的十篇专题报告，总结了三年多来各科教师如何结合民族特点进行教学的经验。

预科包括四十一个民族共一千四百多学生，其中藏族学生就有八百多人。藏语教员江巴丹达提出的关于藏语文教学工作的经验和问题受到重视。江巴丹达在报告中，分析了藏文的特点后，系统地总结了如何在三年内（以每周上课四小时计算），培养藏族学生从不认识藏文到能够胜任一般业务：可以看懂一般藏文报章杂志，会写信、写报道，略通文言文。这个具体经验就是先学习掌握藏语拼音和单字，进而运用课文生字描述日常生活事物，写出短句以便学生积累词汇，再以记事、故事等为课文学习文法。

汉语文教员潘振宇和赵康的论文，介绍了分别就维、藏语学生的特点进行汉语文教学的经验。他们分析了学生们文化程度不齐和语言困难特点后，提出了如何分散难点，先教拼音和声调，学习汉语发音，再重点学习认写汉字，然后达到说读写并进的阶段；并且注意采取比较教学法，对照汉语同藏、维语在语序、词性和语法等方面的不同，来加深学生对汉语文规律特点的认识。教员张茵陈的报告还从作文批改和评讲中，总结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文的规律和特点。

报告者所分析的民族学生特点的具体内容，引起了到会者们很大兴趣。但是，有人认为，有的报告对民族特点研究不充分，估计不恰当。有人认为，所谓民族特点还应该从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共同心理等方面来观察。

出席这次讨论会的有全国各地民族学院的代表。

（丁宝芳）

据新华社16日讯　现在保留着的我国最早的一座古代档案库——皇史宬已经修缮完工，恢复了古书上所载的“石室金匮”的原貌。最近，在这里陈列了苏联移交我国的黑龙江、吉林两省三百年前的地方庶政档案和我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藏的明、清两代珍贵的档案。

来参观的北京学术界人士和中央机关档案工作者，对四百二十三年前建造的这座档案库和新陈列的历史档案很感兴趣。皇史宬全部是砖石结构，连火柴大小的木材都没有，所以称为“石室”，室内有一百五十三个“金匮”，原来藏封建帝王的圣训、实录。

苏联在去年9月移交我国的黑龙江、吉林两省档案一万七千零八十一卷，是1900年到1902年间沙俄军队从齐齐哈尔运走的。现在，这批档案保管得完整无损。

新华社16日讯　优良的杀虫杀菌药五氯酚的制造方法早已研究出来，但是有关生产部门至今还没有生产。

这种药可以防止白蚁和腐烂菌为害木材，有效期长达十多年到二十年。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和铁道科学研究院、热带林研究所共同在华南用五氯酚（即五氯化酚）处理了一千根木材，两年来全部没有腐烂。据铁道科学研究院有关人员说，南方铁道枕木很容易被白蚁和菌类损害，只能使用一、二年，如用五氯酚处理后，寿命可能延长十年以上。

据前中央卫生研究院和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实验证明、五氯酚可以杀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五氯酚对鱼类的毒性有待实验研究）。

五氯酚还可以杀灭蜗牛、船蛆等软体动物；可以防止衣服、船绳、纸浆等纤维品和皮革、橡胶等发霉和腐烂。

五氯酚在许多国家已经大量生产，但是它的具体制造方法没有公布。1953年，昆虫研究所副研究员熊尧从我国现有条件出发，研究出了三种制造方法，其中两种方法所用原料是工业副产品，国内可以大量供应。他们在实验室制造的产品成本每斤三元，估计建厂生产时，每斤成本不到一元五角。建厂投资也不大。在1953年到1955年间，昆虫研究所曾经生产了一百斤样品，经过两年的实验，已经可以肯定它的功效。铁道、邮电、交通和高等学校等二十八个单位曾经向昆虫研究所索取样品。

中国科学院曾经在1955年建议有关生产部门建厂生产，或先建立中间工厂。但至今没有实现。据熊尧说，生产部门不生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使用药品的单位没有提出具体需求量，而使用单位不提出具体需求量，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对一种新的药剂信心不足，另一方面，使用五氯酚保护木材时，需要做成5％的油溶液（任何油都可以），而油的供应量常常不够。

据新华社上海16日电　上海电影制片厂一反过去电影剧本缺乏的情况，今年计划摄制的二十部新片的剧本目前已全部完成。另外尚有十部备用的剧本。

今年将拍摄的影片，题材广泛，故事新颖，有描写科学家工作和生活的“情长谊深”和反映沿海对敌斗争的“椰林曲”，沪剧舞台纪录片“罗汉钱”已经开拍，今年就可以和观众见面。今年还将拍摄描写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夜城”和喜剧片“幸福”。

学术动态

现阶段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上海新闻日报就这问题组织了讨论。自去年11月14日到12月26日，一共发表了二十多篇讨论的文章。现在，讨论已经结束。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现阶段的资产阶级仍有两面性。

主张没有两面性的人认为，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它已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了。虽然由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存在而获得一定的定息收入，但是这种所有权，只是名义上的存在。实际上，资本家已和生产资料脱离了关系。他们已经失去了发挥消极作用的基础。同时，他们在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长期以来受着社会主义的教育，在思想方面也大有转变。在企业里，他们也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许多人还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或奖励。虽然目前还有少数私方人员有贪污舞弊和私设地下工厂等行为发生，但这只能说是先进和落后之间矛盾的一部分。不能把这种旧意识的残余，说成是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

主张有两面性的人则认为，两面性是中国历史条件和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也是这个阶级的阶级性。虽然它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各阶段的发展会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但是，在这个阶级消灭以前，它就必然继续存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由于原来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内容也就有了重大的变化，积极的一面，已成了主要的一面。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没有最后消灭，所以，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也还是存在的。现阶段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消极一面，具体表现在：不关心国家和企业的积累，有些人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搞资本主义，私设地下工厂、私销产品、偷税漏税、贪污公款、盗用原材料、买空卖空、钻自由市场的空子。不重视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有的以次货冒充好货；在公私关系上不积极支持公方，有些人甚至利用落后工人，挑拨工人和公方的关系，等等。这些事实，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不劳而获、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思想意识在新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从这些事实看来，现阶段资产阶级的消极性并不仅仅是思想意识问题，而是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为和活动。所以，把目前民族资产阶级消极面的反映，说成是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是错误的。后者是资产阶级消灭以后的思想残余，而现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