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5日 · 第3版

一场战胜风雪灾害的艰苦斗争，又在内蒙古草原上开始了。

最近一个月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牧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牧场积雪三寸到一尺，雪深的地方放牧困难。保护牧区一千多万头大小牲畜安全越冬度春，已成为当前自治区各族牧民的急迫任务。

牧民们正采用各种办法来战胜雪灾。察哈尔盟蒙古族牧民纷纷出动用新式破雪器破雪放牧。这种破雪器是最近从本盟的铁木工厂送到草原来的，每台的效能等于四十多个人用铁锹破雪。在锡林郭勒盟，牧民采取马群开路破雪，牛羊跟随放牧的办法，也使大群挨饿的牲畜吃上了草。牲畜评膘分等、按等建群、分类饲养的保畜经验，经过苏尼特右旗、翁牛特旗等牧区推行以后，瘦弱的牲畜得到了定居饲养，损失大大减少了。

目前，自治区各地上千名干部先后深入到冬季牧场上，具体领导各族牧民加强保畜工作。呼伦贝尔盟的十三个抗灾保畜指挥部已经帮助牧民解决了六十五万头牲畜因雪大草薄而发生放牧草场不足的问题。

进行着防灾抗灾保畜工作的牧民，得到各地商业、交通等部门的大力支援。粮食、饲料源源运到牧区，饲料后备量逐渐充实起来。去年因天旱草低、牲畜肥壮程度较差的巴彦淖尔盟阿拉善和额济纳两个旗，银行已经发放保畜贷款，帮助牧民从甘肃省购进饲料。（新华社讯）

据河北省农业厅了解，河北省灾区耕畜因草料不足和住所缺少而瘦弱死亡的现象最近有了好转。沧县专区河间、肃宁等县重灾区，耕畜死亡率已经大大下降；有些原来瘦弱得不能使用的耕畜，现在开始健壮起来能够干活了。

各地发动了农业社社员开展储备饲草工作，大力修盖耕畜棚，以保护耕畜过冬。赤城县农民用打、搂黄草和扩大秸秆利用范围的办法，贮备了四千七百多万斤饲草，足够耕畜吃到新草生长的时候。商都、沽源等县已经修好耕畜棚十万多间，可以容纳二十多万头耕畜过冬。邢台专区因为水灾倒塌的两万多间耕畜棚，目前已经修复90％以上。各地还对农业社社员加强了保畜、爱畜的教育，并且在保畜工作中制定了定期检查、评比、参观、评模等制度。

国家大力支持了灾区的保畜工作。各地交通运输部门都优先组织灾区耕畜搞起运输副业，全省投入运输的耕畜，曾达到十万头以上，做到了以畜养畜或以畜养人。另外，在去年12月，国家还拨发了五百七十多万元的耕畜救济款和草料调拨亏损补助费。同时，组织大批民间兽医巡回在各灾区实行免费医疗。

（新华社）

山东省聊城专署最近根据群众的评选和推荐，表扬了一百零七个爱护耕畜的农业社和一批出色的饲养员、防疫员、兽医员和配种员。

茌平县春晓农业社就是这次被表扬的一个社，这个社在去年春天转为高级社以后，就根据社员的意见，制定了一套包括饲养、使役、兽医等多方面相结合的耕畜管理制度，并且经常对社员进行爱社、爱畜的教育。因而全社四百七十多头耕畜个个体壮膘肥。

馆陶县八岔路乡农业社是个大社。去春成立高级社不久，由于耕畜集中喂养，曾一度出现管理使用混乱，使耕畜瘦弱死亡的严重现象。后来，这个社根据各生产队的要求和实际需要，把七百六十多头耕畜全部分配给生产队喂养。结果，不仅加强了各生产队对耕畜的管理和爱护，还克服了房屋少、设备差和草料不足的困难。这个社也受到了表扬。

聊城专署在表扬这批农业社和社员的时候，还把各社的具体经验编印成册，分发给全专区的农业社，号召它们学习这些先进经验，争取做到所有耕畜安全过冬。（新华社）

黑龙江省郭尔罗斯后旗为保护牲畜安全过冬，从去年12月10日至今年1月10日，开展了群众性的“爱畜保畜运动月”。运动一开始，有些乡召开了社主任、畜牧委员、饲养员、放牧员、运输员座谈会，订立了奖惩制度，并开展了以社为单位的队与队、饲养员之间的流动红旗竞赛。有的社调换了不称职的饲养员、放牧员。为了更好的管理，有的社将大群分成小群，划分草源，固定专人放牧、喂养，并建立了群众性的检查制度，有专人负责检查马圈和马膘。太阳升社实行了风、雪天为“爱马日”，蹓马、打扫圈，每十五天并召开一次比膘会。为了激发大家对老、弱、瘦、病的马匹的爱护，有的社采取了在马耳上挂“休假牌”的办法。幸福社并向全县各兄弟社提出爱护孕畜的竞赛条件：为保证孕畜不流产，幼畜不死亡，怀驹五至六月的马，不骑、不驾辕、不吃霜草、不饮冷水、不打冷鞭子惊马等。截至目前为止，全县75％的马匹已进了棚（过去东北极少有马棚）。原二千七百八十多匹爬不起来的瘦、弱的马，已有60％多恢复健康，马膘普遍提高一成。最近郭尔罗斯后旗委又指示各乡，将“爱畜保畜运动”再延续两周，做到全县马匹全部进棚。

（本报黑龙江记者站）

怎样在农村中集体养猪？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初步摸到了一些办法

新华社13日电　新华社记者朱继功报道：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初步提供了一些怎样在农村中集体养猪的办法。

负责这项研究工作的黄大器，刚从定县回来。两年多来，他们协助著名猪种产地——河北省定县的五星农业社建立集体养猪场，摸索了一套发展集体养猪的经验。他们并且根据实践的结果，制成了一种集体养猪作业表。这种作业表上面标有月份和农民所习惯的二十四个节令。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农业生产特点，在作业表上指明每个集体养猪的生产环节。

关于怎样开辟饲料来源，作业表上就有详细的安排，例如春分前，在饲料基地上要求全面地制定轮作、间作和茬作计划，充分利用地力。可以将五尺宽的小畦纵割成大小两片，春分时在大的一片上种春白菜和春菠菜，到谷雨时节在小的一片上种北瓜。待北瓜幼苗成长需要更大的地面时，春白菜和春菠菜就可收获了，当北瓜收获后，接着在这块地上茬作大白菜、胡萝卜等等。这些办法既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又使猪群能终年吃到青绿多汁的饲料。

日常管理工作也是个重要方面。表上指明：三伏天猪群容易中毒，必须经常寻水湿地，设凉棚，供给足够的饮水。芒种到处暑，雨量大，仔猪的痢疾和疥癣发病率高，应该排除场内积水，铺平污池坑，常常起圈垫土。冬季保暖，对将分娩的母猪和离乳前后的仔猪要格外注意，春秋季还要进行猪瘟、猪丹毒和猪肺疫的预防注射工作。

黄大器等农业科学工作者对于猪场设计也取得了一些经验。他们设计的猪场模型曾经在河北省农业展览会上展出过。

他们创制的五种养猪用具，也受农家的欢迎。用废铁桶做成的自动饮水器，只要猪的嘴一顶，水就能自动地从桶旁流出来，既清洁又方便。颈嘴联合套猪棍在猪的预防注射时使用，可以解除抓猪的困难。还有个圆盘形的分格食槽，饲料从中间倒下去，就分散在分格食槽里，进食时候，每个分槽只能容纳一头小猪，所以不会相互争食，浪费饲料。

黄大器说：他们提供的这些经验只是根据河北定县的具体情况摸索出来的，不很完整，但是作为在农业社内进行集体养猪的一种办法，一般还是有用的。

本报讯　浙江省最初向山上栽植桑树成功的于潜县七坑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有计划地发展桑蚕生产。从1952年到1956年，这个社已在开垦过的荒山上种植桑树四万七千七百五十株。1957年计划饲养蚕种一百二十二张，生产蚕茧七千零七十九斤。社员们说：“桑树上山，不仅能绿化荒山，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增加收入，还能为国家增产工业原料，真是一举三得。”

（陈大良）

新华社保定12日电　河北省安新县杨庄子乡先锋农渔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有二点二亩水沟平均每亩产鱼两千四百五十斤，比1955年增产五百多斤。新年以前，这二点二亩水沟里的鱼已经打捞完毕。

这个社1956年养鱼面积共十九点七亩。除二点二亩以外，其余十七点五亩还未打捞，社员们正在砸冰眼通空气，使鱼儿安全过冬。

这个社在1955年的时候，曾经以四点五亩水沟平均每亩产鱼一千九百零四斤的丰产成绩，获得了农业部的奖励。

春节前，祖国北方的大地已经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南方广东省的田野上，还是片片葱绿。广东菜农正忙着生产各种蔬菜供应北方各城市、工矿区人们过冬过节。广州市郊杨箕农业生产合作社种了三百五十多亩洋白菜，这一季每亩产量平均达到五十五担。社员们正准备把收摘的洋白菜卖给广州市东区蔬菜管理部运往北方。

新华社记者　蔡忠植摄

商业新事

武汉青山肖家湾，有一个独人经营的国营小商店。这个小商店设在当地农民的家里，门口只有一块“国营青山零售公司肖家湾站”的不醒目的招牌。但它却吸引着当地许多工人和农民。

陈列在这个小商店里的货物，经常有一百多种。凡是日常用品，只要市场上不缺货，在这里都可以买到。经营这个小商店的人，名叫张冬生。他很会根据消费者的不同要求，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比如：他每天早晨很早就把面包、饼子、糕点等摆在柜台里，卖给上班的工人和上学的小学生；上午或中午就把油、盐、酱、醋、肥皂、火柴等准备好，卖给职工家属或农民。他还常常把卤肉、咸菜切好，把酒打好，标上价格，让下班后的工人坐下就能吃，随到随买。因为这个小商店给了工人和农民许多方便，所以生意十分兴隆，每天来买东西的人总是接踵而来。

这个小商店，虽然没有成套的制度，但账目却很清楚。张冬生除了保存进货的拨货单外，只有一个小本子，记着每天卖出去的货物的钱数。每十天盘存一次，每个月总结一次，卖了的就有钱，没有卖的就有货，开业以来从未出过一次差错。每月的开支，也只有他一人的工资和六元钱的房租，非常合乎节约原则。

张冬生一个人经营小商店，自然是很忙的。但他常常利用买卖货物的时间去了解消费者的需要，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进货，因而也就能买得进卖得出，不仅没有积压，还能月月完成任务。　·长江·

商业新事

“比我亲妹妹还亲”

谁走到齐齐哈尔市联营商店五金电料组的柜台前边，都可以看到一位和霭可亲的营业员。她的名字叫张淑英。她一贯耐心诚恳的向顾客介绍商品，处处想办法帮顾客的忙，一天，一位顾客从二楼买了一块结婚用的镜子，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外边正下着大雨；他怕把镜子弄湿了，不敢走。张淑英看到这种情景，就借给他一块布和一张油纸，把镜子包上，又找个纸盒给装起来。这位顾客感动地说：“谢谢你，这可太好啦！”

有一次，一位女顾客来买东西。这时张淑英发现这位顾客脸色忽然苍白起来，走起路来也踉踉跄跄的，就急忙从柜台里走出来搀扶着她上楼，刚走到楼梯中间，顾客就晕过去了，她怕顾客摔下楼去，就紧紧地把她抱住，等顾客苏醒过来的时候，感激地说：“你这人心肠真好哇，比我亲妹妹还亲。张淑英让她坐到椅子上休息后，便主动替这位顾客买了所需的东西。并替顾客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家。她这种行为感动了周围的顾客。

事情过去好久，张淑英已经忘了这件事。没想到8月6日那天，那位曾经受过她照顾的女顾客和她的爱人并带着三个小孩和她的老母亲从老远的嫩江赶来了。她拉住张淑英的手激动地说着感谢的话，并先后向她爱人，母亲做了介绍，他们也连连向张淑英道谢，并准备送给张淑英一些礼物。由于张淑英一再婉言谢绝，这家人才难舍难离地和张淑英告别了。　·阎军·

在地方报纸上

内蒙古日报从去年12月19日开始，辟出了民主办社讨论会的专栏。半个多月来，已经有不少农业社主任、生产队长、农业社社员 以及农村工作人员在这个专栏里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究竟谁对？

12月19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一位记者的一篇文章——“到底该听谁的？”这篇文章报道了萨拉齐县东老丈营乡新胜农业社一年来发生的一些强迫命令现象。这种强迫命令的表现形式有扣工分、挤投资、扣“三类社员”（指落后社员）的帽子，等等。

这个高级社一年来在扩大耕地面积、改良土壤、增施肥料、合理灌溉方面作出很大的成绩，保证了生产的发展。因此，社员们对于合作社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他们对于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很不满意。有的社员说：我们的人、土地、牲畜、农具都进了社，谁不希望把社办好！可是头一年进社，许多规矩我们不懂，有些事情一时想不通；干部把道理讲清楚，什么都好办。可是，干部不相信我们，硬要把社员分成一、二、三类。人都爱“吃顺气饭”，干部这样哼着喝着，社员跟社干部不是越离越远了吗！

但是，干部也有自己的苦衷，有自己的看法。新胜社的一位副主任说：我们一年到头受累，还不是为了大家！结果还挨社员骂，你说这干部该怎么当！这个社的监察委员会主任说：我们跟谁也没冤没仇，扣工分也不过是想吓唬一下。对待群众好比对待娃娃，就得连哄带吓唬，不然他们更闹翻天了！民主办社倒是好事，就怕“民主不办社”，各人只管往自己家里捞！社的另一位副主任说：强迫命令不对，人家好社员用不着强迫，对付那些挑皮的社员，不强迫就不行！春天要不是硬挤投资，地也种不上，秋天喝西北风去吧！

社员是一种看法，社干部又是一种看法，究竟谁对呢？内蒙古日报编者要求大家来讨论讨论。

争论的主要之点

从半个多月的讨论情况看来，农村基层干部对于民主办社这个问题，的确是有种种不同看法的。有些基层干部实际上不赞成或者不完全赞成民主办社的原则，他们或多或少地表现了对新胜农业社的干部的同情。乌拉特前旗民主第一农业社和先锋农业社的两个干部都列举了社里某些落后社员的只抢干工分大的活，不肯干工分小的活，偷懒，糟蹋公共财产等等落后表现，主张，对那些“挑皮捣蛋”的人不能实行民主；甚至认为，发扬了民主，就没有了“主”，那还不如不民主。

不大赞成民主办社的人还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强迫命令在一定情况下，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完成一项紧急任务的情况下，讲民主行不通，只有强迫命令才有效果。乌拉特前旗先锋农业社第六生产队队长张老虎说：去年夏锄的时候，因为高产作物种的多，上级布置锄两遍，强调晚锄一天就要减产，催的特别急。这样紧急的任务，当队长的怎么能不完成，为了完成任务，难免发生强迫命令。乌拉特前旗民生第一农业社副主任杨二小等在讨论中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

这些人的观点在讨论过程中受到了批判。

社员不是娃娃

1月6日发表的一篇讨论文章，批判了有些人把群众看成不懂事的娃娃，认为对待群众就得“连哄带吓”的思想，因为这种不相信群众的思想妨碍社干部和社员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并指出：过去的革命斗争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和行动，今天在农村办合作社走社会主义的大路，仍然要靠农民的自觉，启发农民的自觉主要依靠说服教育，连哄带吓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关于处罚社员的问题和如何对待落后社员的问题，通辽县的一位参加讨论的人写道：喜欢滥用处罚的办法来吓唬社员的干部，多半是不下工夫去分析研究具体情况，一见到困难就手忙脚乱了。他认为：所谓落后社员，不过是在某些事情上一时搞不通罢了。人不是死的东西，落后社员不能永远落后，只要我们有耐心，热情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今天落后的社员，明天也许能变成先进的社员。这是干部的责任。如果把他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任意处罚他们、打击他们，那不是对待阶级弟兄的态度。萨拉齐县永乐农业社生产队长张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了应该如何对待所谓“挑皮”社员的问题。他的队里有一个挑皮的社员叫张罕后，经常跟社干部吵嘴，有时甚至无故不参加劳动。张公把他看成是个“非改造他不可的二流子”。后来副队长到张罕后家去帮助他，了解到他因为家里连买油盐的钱都没有了，因此对干部不满意。经过说服教育和帮助他克服困难，他很快就转变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好社员。

越是遇到紧急难办的事

越要发扬民主

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能讲民主，而只能采取强迫手段呢？察哈尔右翼后旗建设乡和建农业社社员郭素琴写稿批驳了这种看法。这个社员举出了自己合作社里的一件事：去年这个社种了一万四千多亩小麦和莜麦，因为天旱都挤在中秋节前成熟了，中秋节的前一天，还有七千多亩麦子没有割倒，社员们要求休息一天过节。社主任何成害怕遇到风灾遭受损失，可是各队社员没有一个愿意下地。在这样紧急情况下，这位主任并没有采取强迫的办法，他和其他干部分头召集社员开会，叫大家算算细账，讨论就要到口的粮食应不应该让它丢掉，同时叫大家出主意。结果社员们都赞成抓紧割麦子，第二天一早就下地。等大风袭来的时候，麦子已经割完。作者写道：民主办社应该贯彻实现到一切工作中去，越是紧急的事情和难办的事情，越要依靠大家想办法。

内蒙古日报关于“民主办社”的讨论，正在继续进行。过去半个多月中发表的文章中所讨论的，还只是关于民主办社的一部分问题，该报编者在讨论开始的时候，所提出的部分问题，例如干部怎样才能既能倾听群众的意见，又能坚持原则；社员应该怎样对待干部的领导等等，现在还没有接触到，如果以后能对这些问题加以深入的讨论，将会帮助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全面地认识民主办社问题。

本报记者　贺笠

在河北日报编辑部，我看到一份读者来稿，说文安县西营农业社干部办社一年的体会是：“合作社不如单干强。”这个社的支部书记还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8月间各河涨水，支部和社管委会动员抢秋，社员不动，后来社管委会发布了一道命令：“谁抢谁要。”结果，男女老少一齐下地，形成一个“抢秋高潮”。在抢秋以后，这社干部又认为“高级社在渡荒中不能发挥优越性”，竟至号召社员各奔前程，使合作社陷于瓦解状态。

今天，真正怀疑合作社制度优越性的人并不很多；但是在河北农村中，由于天灾和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所引起的某些混乱思想，就增加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种混乱思想，急需加以澄清。

1956年，河北由于遭受了历年来少有的一次特大洪水，比起1955年是减产了。1955年全省粮食产量共计一百八十二亿斤，1956年全省共收粮食约为一百六十五亿斤，减少了十七亿斤。但是，1955年受灾面积很小，被淹土地一千四百多万亩，不足总耕地面积一亿三千万亩的11％；而1956年所淹土地是四千五百多万亩，几乎占总耕地面积的35％。这就是说，1956年受灾面积比1955年多了24％，而粮食只比1955年减少9.3％。受灾的面积增加了很多，而粮食减产的比例却很小，这就相对地说明，不受灾的地区粮食是有所增加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的材料，据张家口、通县、天津、唐山、邢台、邯郸、承德、保定八个专区一百零六个县和六个市一万六千零十四个社的统计，1956年增产社五千七百二十三个，占总数的35.8％；保产社九百四十五个，占5.9％；因受天灾而减产的社八千七百五十个，占54.6％；因经营不善而减产的五百九十六个社，占3.7％。这说明了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凡不受天灾的，绝大部分社都增产了，只有很少的社才是因为经营不善而减产。

这里再举两个例子：

蓟县太河洼是一个十年九涝的地区，解放前全洼一百二十一个村子常被洪水淹没，群众无衣无食，每到秋后，男人多出外谋生，甚至全家流亡，到处乞讨。解放以后，由于政府的领导和救济，人民生活虽已比较稳定，但因个体经济力量微弱，收成仍然很少。1954年水大，全洼二十一万亩土地，秋粮只收了五百一十六万斤。1956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全洼组成几十个联村联乡社，有了共同治水的条件，顺利地解决了生产改革问题，有力地抗御了水害。过去群众习惯在较低洼的地方种苇子、高粱，较高的地方种麦子和豆类，种稻子的很少。成立高级社以后，一方面在山区实行水土保持，另外在洼内修筑二十三道蛛网格堤，使侵入洼内的水节节存蓄，不致积水成灾，然后在格堤内大量种稻子，这样把水患变成了水利。1956年洪水比1954年大，而收成却大大超过1954年。总计全洼共收秋粮一千五百六十三万斤，为1954年的三倍，光四万五千亩粳稻就收了八百一十万斤。

在邢台的深山区，有一个石槽村农业社，这一带土地辽阔而耕地很少，每人不过一亩来地；山也是一片秃山。全村一百六十来户人家，解放前只有十来户地主、富农和上中农有吃的。多数农民生活困难，每年总有三、四十人出外讨饭。当时每亩土地的产量，水旱地平均不过一百多斤。1938年八路军来了以后，实行减租减息，以后又进行土地改革，组织互助，土地产量提高到二百来斤；1954年组织初级社，开始实行因地种植，粮食产量平均每亩三百七十五斤，总产量十七万九千斤；1955年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培植果树，全村用集体力量垒堾（即用石垒的地边），修梯田，加以精耕细作，使全村粮食产量达到二十八万多斤，每亩平均五百五十斤；去年转入高级社，所有土地完全统一经营，推广高产作物，实行技术改革，全村平均亩产七百斤，总产量达三十五万斤。三年之中粮食增产一倍。此外，全社还大量培植林木果树，三年中已培植三千来亩，连过去的已达到四千亩。十年以后，林木的收入将会远远超过农业。

从无数这样事例中，可以看出合作制度的优越性：第一，由于土地界限消灭，统一经营，就能集中力量改造土地，实行生产改革。很显然，如果没有高级合作化，太河洼改造洼地的办法就不可能实行。不说别的，光修格堤所损耗的许多土地，在个体经济时代谁会承担呢？第二，由于实行集体劳动和按劳取酬，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一方面大家都愿多出工多得报酬，因而高级社在土地加工上一般都比初级社多（如石槽村社去年每亩土地平均比前年增加三个多工，这样就更能精耕细作）；另一方面，由于集体劳动，就产生了一种为个人力所不及的“合力”，如石槽村社修梯田垒堾，需要搬运很多巨石，小的数十斤，大的上千斤，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合力协作是很难办到的。第三，正由于合作统一经营，就可以充分发挥各人的长处，来专门经营某些业务，如种植、畜养、副业、培植林木等。特别某些专门技术组织的成立，对发展生产作用更大。第四，是财力（主要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很显然，太河洼如果没有高级社把大家的生产资料都集中起来，并利用群众的投资，是不可能举办这样巨大的生产建设事业的。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曾指出个体农民及其小块土地的弱点说：那些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小块地制度下，土地对于农民全然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出产率随着土地被割碎程度的增长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愈来愈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冗费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割碎的比例而递增……”我们中国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而合作制度则克服了上面所说的缺点。

河北省也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增产不增收的，有些社只有一部分人增收，还有一部分人不增收甚至减收。据通县专区一千一百六十二个社分类统计，增产社中只有77.88％的户数增加了收入，这就是说还有22.12％的户数没有增加收入。这能不能说是合作社的制度不好呢？不能。据分析，这部分社员减少收入的原因很多；这些原因都与工作上的缺点有关，而与农业社制度无关。第一，去年春天刚组织农业社的时候，许多地方只集中注意农业生产，忽视了副业和其他林牧业等生产。河北农民历史上依靠副业的收入是不少的。1955年，副业收入即占农副业总收入的21％，其他林牧业的比重也不小。丢掉和忽视副业、林牧业的结果，虽然在粮棉上增了产，而总收入则不能不减少。另外，有很多合作社，重视农业而又发展多种经济，就大大地增加了收入。如霸县胜芳镇有二十一个农业社，由于农副业兼顾，去年从2月到4月两个月时间，光织席捞鱼就收入了七十多万元，除了满足农民日用需要，还有力地支持了农业。如买农药、肥料和动力机器等。这些都说明减少收入是经营上的问题而不是制度上的问题。第二，财务开支太大。这同去春所定生产指标过高、经营方针不明确有关系。有些社由于开支过多，成本过大，造成增产不增收，这显然也是经营方面的问题。第三是联村社中的村与村的经济不平衡。过去有些村由于地多地肥，用工少而收入高，有些村地少又瘦，用工多而收入少，并社以后，由于增产不多，平均分配的结果，原来收入少的穷村，突然增加很多收入，而富村不得不因而减收。因此，在许多地方都造成合作社内村与村的矛盾。这主要是社的规模问题，而不是合作制度问题。适当划小或在分配的时候合理加以解决，问题就不存在了。

有些人说，“农业社只在平时优越，一遇灾荒就不优越了。”这种说法更是错误的。去年河北发了很大的洪水，连同其他风、雹、虫等灾害，全省遭灾县份达一百多个，由于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一般的抗灾能力是大大地加强了。如邢台东汪农业社，面临七里河，每年洪水暴发都要冲地，去年6、7月阴雨连绵，社里就积极作防水准备，将壮年社员分为六队集中睡觉，8月初洪水到来，全社人一齐出动，壮年人在前面筑堤打埝，妇女、老年在后运输泥土草料，水涨一尺，埝高一尺，昼夜不停，终于战胜了过路的洪水。附近许多村庄因未早作准备，多遭水刷，而这个社大部分的庄稼都保卫住了，结果每亩还平均收秋粮一百八十斤。许多人都说，要是没有高级社，是不能战胜洪水的。

在生产自救中，高级社更显示了特殊的作用。洪水暴发以后，我曾到过涿县、高阳去访问。这些地方的庄稼虽然一洗精光，但群众情绪都很稳定。原因是一方面群众都知道共产党不让饿死人，另一方面合作社积极组织大家渡荒，拟定了修房、抢秋和副业生产的计划，群众感到有靠头，所以他们信心很高。据最近河北受灾的七个专区统计，截至12月中旬止，光由政府和合作社组织副业生产的收入已达一亿一千三百万元。1954年河北也遭大水，淹地四千万亩，灾民也是一千多万，当时由于很多社都是初级社，单干户还很多，副业生产就不如去年。据统计自1954年8月遭灾后到1955年5月底共十个月，灾区副业收入共一亿四千六百多万元，每月平均一千四百六十万元；而去年只四个来月就收入一亿多元，每月平均二千八百万元，这里充分说明了在抗灾斗争中高级社的优越性。

据我所知，凡是灾后工作好的社，一般都没有多大问题；只有那些不积极想办法、不去组织社员和灾荒斗争的社，社员思想才比较混乱。西营农业社在灾害面前呈现瓦解状态，正是说明这个社的干部消极失望、没有积极地采取有效的办法领导群众。放着优越条件不利用，反倒说高级社渡荒没有优越性。这不是怪论么？

怀疑合作社的优越性，甚至公然提出单干比合作社强，追其根源是有它的阶级因素的。当去年合作化的时候，有些比较富裕的农民，是随着风暴卷进来的。刚办起的社生产水平又不容易很快提高，因而他们的收入一般很难有大的增加，有的还要减少，不少社减少收入的，主要是这些富裕户，因此，他们不满合作社，怀疑合作社的优越性，说合作社这样那样的坏话，有些没有辨明情况的人，就也跟着说。一任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就会瓦解合作社，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们必须驳斥“高级社不优越”、“合作社不如单干”等谬论。现在河北已大规模开展政治宣传运动，教育干部和农民，使他们坚决走合作化的道路，巩固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