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4日 · 第4版

新华社昆明12日电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采用和平协商方式进行的土地改革，已经在最后一批地区完成。至此，云南边疆一百四十万少数民族地区（不包括彝族和藏族地区）采用和平协商方式进行的土地改革，全部完成。

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在十二世纪末期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解放以后，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根据各族广大人民的愿望，在1955年11月底召开扩大会议，按照宪法规定，结合西双版纳具体情况，决定采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在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傣族地区和一部分其它民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并且拟订了自治州土地改革单行条例。经过在版纳景洪八个乡典型试验取得经验后，又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通过了土地改革单行条例。在1956年的夏冬两季，土地改革分两批先后在澜沧江东西两岸展开。

西双版纳傣族人民信仰佛教，各地在土地改革中严格地保护了宗教信仰自由，对全州五百多座佛寺的土地和债权一律不动。此外，对少数过去被骗参加逃缅蒋军的人员，也同样分给一份土地，由他们的家属代管，欢迎他们返回家园。

在版纳勐海和勐遮等地，有些耕地多的村寨把没收的部分土地主动送给耕地少的村寨分配，消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村寨之间的隔阂。有些乡傣族农民把没收的土地送给哈尼族和拉祜族农民分配，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土地改革在自治州的一百一十七个乡共十五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以后，占这些地区人口90％以上过去无地的农民平均分得了六百到一千斤产量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锻炼出八千五百多个农村积极分子，有五百八十二个各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千九百三十八个各族优秀青年加入了青年团。现在，傣族地区绝大多数的乡都建立起了党、团支部和基层政权。几百年来第一次挣脱封建桎梏的各族农民，正以空前未有的热情投入生产。

土地改革后，领主、地主表现好的被农民选为乡人民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生活困难的得到国家照顾。各民族中同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在政治上都有了适当安排，一般不低于原有职务，生活水平没有比土地改革前降低。

在西双版纳，还有约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边远山区。这些民族还没有发展成完整的阶级社会，将不经过土地改革运动，而采取在国家扶持下，组织起来大力发展生产的途径，逐步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新华社广州12日电　香港消息：港九工会联合会10日写信给中华全国总工会，感谢祖国工人兄弟在去年10月九龙暴乱事件中给香港工人同胞的关怀和援助。信里说：正当我们港九工人和同胞处在暴乱的期间，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和广州市工会联合会、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和全国亲爱的工人兄弟们及全国同胞们对我们遭遇的苦难无限关怀，迅速的给予我们以巨大的援助和支持，使我们更有力的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恶毒阴谋，保护自己的和平生活，进行了恤死扶伤、善后救济的工作。我们港九工人亲身体验到祖国工人和同胞亲逾兄弟的关心支持，感到无比的温暖，并表示最大的感谢。

新华社上海12日电　这几天，从上海南航的远洋商船几乎每艘都载去年货。这些年货都是居住在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侨胞和香港、澳门的同胞欢度春节所需要的。

这些年货丰富多采，有宁波年糕、金华火腿、南京板鸭、四川腊肉，有各种蜜饯和干果，藕粉、金针菜等南北货，还有猪舌猪肚、糖果饼干。近些日子，运出的腊肉、香肠和腌肉就有三十多万斤。

居住在东南亚地区的侨胞和香港、澳门的同胞，许多人爱吃广东风味的食品，早在两三个月前，上海著名的新雅、杏花楼和大三元等广东酒菜馆的职工，就开始为他们赶制春节食用的腊味。浙江、江苏一带江河里出产的桂鱼、青鱼、鲢鱼现在正长得肥美，上海加工厂的工人也特地为海外同胞加工了两万多斤冻鱼。

本报讯　到1月10日，中共安徽省委员会在省级机关抽调出一千三百二十多名干部，下乡工作。10日下午，一千二百多名下乡干部听取了省委关于深入到基层工作的意义和工作方法的报告。

在下乡去的干部中，有省委书记处书记黄岩、李世农、张恺帆、桂林栖四人和省委委员及候补委员九人，还有省直属机关处长以上负责干部一百三十六人。这些负责干部，有的已经开始下乡。他们分别被派往各个专区和各县，和当地干部在一起领导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其中有二十多人已决定担任县委书记的职务。

另外，一千二百人已组成了五个大队，准备分赴五个专区下乡。他们在11日开始了学习，学习二天，14日以前全部由省出发。他们将深入农村，和基层干部在一起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即将到来的春耕生产，争取安徽的农业生产取得更大胜利。 （安徽日报经济组、本报记者站）

本报合肥12日电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和组织部大力精简机构。

这两个部门原有编制为四百四十九人，这次减去二百零三人，缩减的人员将近二分之一。办公厅机要处译电科原有十八人，最近由于各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收译电报的数量大大减少。这次撤销了译电科的编制，而在机要处内设十二名译电员。行政管理科原有二十五名公务员，现在紧缩到十七名。省委书记处书记黄岩、桂林栖、曾庆梅等自动提出要求减去了为他们服务的公务员。秘书处的人民来信科决定由办公厅主任直接领导。这样可以减省一道由处长审阅人民来信的手续，使来信的处理更能及时。省委组织部决定撤销部内科一级的编制，由各处处长直接领导处内工作人员进行工作。此外，还决定在各处设置“巡视员”，由一部分原先的科长和副科长来担任这个职务。巡视员的工作是定期深入下层，了解工作中的问题和干部思想情况，为各处领导上提供改进工作的依据。

（安徽日报经济组）

其中规定每星期四为市级机关无会议日　负责干部每月至少有四天到一周深入基层工作　市级机关三级制一律改为两级制

据新华社天津13日电　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在12日举行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克服官僚主义和厉行节约问题作出了二十条初步规定，并且宣布立即执行。

天津市副市长李耕涛在解释这项提案时，首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他宣布市长和副市长的联合办公会议由过去的每周一次精简为每两周一次。每星期四规定为“市级各机关无会议日”，各机关的领导干部要尽量利用这一天到基层单位去了解工作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同时规定全市局长、副局长以上的干部每月至少要有四天到一周的时间，深入到基层去工作。

在二十项措施中还确定把现在市级机关还是三级制或实际上是三级制的一律改为两级制，精简编制从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开始，先精简三分之一。

李耕涛说，必须反对公文旅行、乱发表报和写冗长的报告、指示等文牍主义恶习。他指责那些随便印发刊物和乱送不相干的文件给别的机关的行为。他说，在这二十条中所规定的各机关的指示和请示等文件，每一件不得超过一千五百个字，特别需要的材料可写成附件；在新的一年里各机关行政费中的纸张费减少三分之一到一半是反对文牍主义的有效措施之一。对制止乱发表报、节约办公用房和办公用具等，也作出了具体的控制办法。对加强协作、发扬民主等也作出了具体措施。这些措施都得到大家一致的拥护。

在这二十条初步规定被通过的时候，天津市市长黄火青号召市级各机关的领导干部下定决心，来保证这些措施的实现，并且用实际行动去影响基层干部，使各项工作出现新的气象。

新华社太原12日电　山西省城乡广大青年在11、12两日纷纷集会纪念革命女英雄刘胡兰遇难十周年。

太原、大同、榆次等五个市和许多县城、集镇的青年都举行了纪念大会。这些城镇的厂矿、学校、机关和农村青年还在座谈会、故事会、主题会和朗诵会上讲述了他们学习刘胡兰生平事迹以后的心得和感想。阳泉矿务局在召开的纪念大会上表扬了二十二个先进集体单位和五百七十名先进工作者。河津等六个县派往农村向青年农民介绍刘胡兰生平事迹的干部达八百多人。和顺、平顺两县除在各个集镇举行学生联合纪念会以外并且在县城举办了刘胡兰遇难十周年纪念馆，参观纪念馆的观众很多。

太原造纸厂有一百一十五个青年在11日晚上举行的入团宣誓会上表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学习刘胡兰热爱祖国的革命品质更多地节约原材料。太原钢铁厂炼钢部“青年炉”的工人们12日比原计划多生产了十多吨优质钢，他们并且提出1月份要用比原计划多生产五百吨钢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刘胡兰烈士。太原晋生纺织厂杜玉梅小组在12日还超额完成了日产定额，创造了这个小组今年以来的日产新纪录。

全省许多青年在12日下午6时至8时收听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纪念刘胡兰遇难十周年特别节目。

据新华社广州12日电　蒋介石集团台湾“中央造币厂”专员徐乃光前几天回到广州，受到广州市人民委员会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

徐乃光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银行和铁道部门工作了四十多年，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他跟记者说：蒋介石集团对台湾的出入境控制很严，公务人员除非到满六十岁退休后不能离开台湾；而且能获准离开台湾的人，首先要本人的家眷确实是不在台湾的。

他告诉记者，春暖以后，他就要去北京和武汉探望儿女，并且亲自看看祖国的新面貌。

体育新闻

本报讯　波兰女子篮球队昨晚在北京体育馆对我国著名的“八一”队进行了来中国后的第二场友谊比赛，在四十分钟的比赛中，双方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人盯人和一有机会便快攻偷袭的打法，在比赛过程中两队曾十二次打成了平手，前三节（每十分钟一节）的比数是二十比十九、三十九比三十七和五十三比五十，最多仅差三分，只是在第四节时，“八一”队由于阵容较乱，防守不严，以七十一比六十三输于波兰队。

比赛一开始，“八一”队周正云立即投进一球，客队不甘示弱，队长奥列塞维茨马上还敬二分。此后“八一”队快攻、篮下切入屡屡建功，客队也利用专长——准确的中距离投篮紧随不舍，至十五分钟时，波兰队换上身高一公尺八十二公分的雅妮娜，“八一”队也马上换上身高一公尺八十公分的大个儿石文苑紧紧盯住雅妮娜，虽然在石文苑和其他队员严密看守下，雅妮娜还是在篮下来回摆动，接连投进了四个球，“八一”队幸赖陈常凤和葛利屡屡投中，至上半时结束，客队领先二分。

下半时一开始，双方都乘机快攻，并且紧紧逼住对手，其间曾打成了四十四平、四十八平，这时“八一”队钱幽屏、陈常凤十分活跃，每趁对方防守稍一疏忽，便立即窜入篮下得分，结果以领先三分结束了第三节。

在最后一节中，富于国际比赛经验的波兰队打得非常冷静机智，她们趁“八一”队改用紧逼人盯人战术、防守较混乱的时候，接连找到空隙，由卡帕钦斯卡、董布洛夫斯卡轻易地在篮下将球托入，最后以七十一比六十三结束了这场友谊比赛。

中共泰安县委书记　姚光 机构干部多得惊人

泰安县，是拥有八十二万五千多人口的大县，机构和干部相应地多一些，是合理的，但却多到了惊人的不合理的程度了。由于部门多、机构大、机关干部多，已严重影响到农村工作。只是党的县委直接领导的常设机构，即有四十二个（县级部委二十二个，另加二十个区、镇），再加上五个半永久性的单位共四十七个单位。其他临时性的机构尚不在内。党委既然有这样多的部门，对县府的工作简直可以包办下来，县府的机构可以大大缩小了。其实不然，县府的机构同样庞大得惊人。除了科、局、行、院、所、站、组、区、镇等直接领导的常设机构六十二个单位（二十个区镇、四十二个县直单位），还有半永久性的办事机构十二个。据初步统计，全县吃公粮的有九千多人。具体分类是：（一）党群系统三百六十九人；（二）财贸系统四千二百八十人；（三）政法系统二百五十九人；（四）文教系统三百四十四人；（五）工业系统一百五十三人；（六）农林系统一百九十七人；（七）乡干部七百八十六人（按调整乡后的新编制）；（八）教员二千六百八十人。根据这个数字，全县每九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吃公粮的。如按农村人口计算，每八十多个人中就有一个吃公粮的。就是说，平均二十户左右养活一个脱离生产的公务人员。 埋在会议和文件里

这种情况带来了什么？

（一）将我们的力量埋在会议和文件堆里。县委除每月召开一次至数次的全面性的三级或四级干部大会外，每星期有定期的常委会、书记办公日。临时性的常委会是家常便饭。书记、常委平均有三分之二左右的时间参加大会或小会。再加准备会议和参加部门所召开的会议，解决部门的临时问题，及应付日常的送往迎来，时间真不够开支的。因此，会议开得潦草是经常事。每次会议除主持会议的人精神稍为集中外，多数人经常在会议上带着大批的“副业”，不是看电报、指示，就是批转审核文件。主观上兢兢业业，事实上两头无功（会议开的潦草，文件也看的潦草）。就文件讲，除中央和省的电报外，各级的多种指示、意见、通知、通报等文件也是多得惊人，实在无法统计。三天不在家就是一大捆。如果出发到下边住上五、六天，回机关后，只将文件分门别类整理一下，看看题目，就需半天的时间。就拿发给书记个人的各种刊物讲，实是增加了莫大的“保存负担”。只算党内定期刊物，据不完全的统计就有二十二种。再加定期的一般刊物十多种，共有三十多种。不用说全看内容，就是只看题目和有关的文件，也只有在开会时当做“副业”去办了。

常委的力量大部分用到研究干部工作的会议里，而干部工作却积压得很多。

根据上级规定的管理干部的职权范围，我县属于县委管理的干部约四千名左右。这样多的干部的调动、提拔、教育、处罚、增薪、福利以及一些特殊问题，县委会就是整天研究也办不过来。后来一再压缩常委管理干部的范围，常委的例会至今仍有约二分之一的时间是研究干部问题。这应该是将干部工作做的好些了，其实不然。不仅有的部门呈批的干部问题数月之久得不到研究，而且对干部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政治思想工作，县委也从未系统全面地拿出足够时间进行一次检查及研究。只是经常钻在事务圈里。 业务纠纷大大增加

（二）新机构不断增添，各占一枝，部门之间常闹业务纠纷，互相扯皮，县委成了调处人，工作上造成人为的不协调，劳民伤财。

泰安县过去对大麻的订购和收购，完全由供销社负责，那时对麻农的肥料供应、贷款、预支、预售、验收等，并没出现多大偏差，一般是完成任务，群众满意。自去年1月成立县采购局以后，订购和收购大麻的任务由供销社移交给采购局。当麻田急需饼肥时，供销社本来主动及时的将饼肥运到了产麻地区，以应麻田需要。但采购局本身没有款，贷款的指标银行又没批下来，供销社不赊销，农业社没有款，在此情况下，肥嫩茂盛的麻苗快要枯黄，麻农看着现成的饼肥得不到用，急的要命，产麻区的区委会一天数次电话向县委告急。县常委为此连续召开数次紧急会议，吸收供销社、采购局、银行部门参加讨论，并经供销社等业务部门几次向专、省告急请示，才算得到了“先支饼肥后收款”的指示，使大麻生长没有受到太严重的损失，但是距适宜施肥的时间已推迟了十天左右，麻的产量受到了影响。收购时更糟。虽有采购局的九十七个干部、四十五个工人，日夜忙碌，但是由于新成立的单位技术低、业务生，验级评价中毛病百出，收麻旺季中人员又不敷用，影响到收购任务的完成。不得已，采购局又委托供销社在满庄区的收购站代收大麻。兄弟部门互相支援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正当满庄供销社、采购站大量收麻，附近数十里路的麻农争先恐后去满庄出售大麻时，采购局忽然提出抗议，说不够标准的占60％以上。惊动了专区和省府，进行了彻查，将已收购的二十万斤大麻中的五万斤组织了技术人员进行公议、评级，结论是90％符合标准。像这样劳民伤财的事，仅是千万件中的一件。据县供销社负责同志讲，半年以来，交出去接进来的大小业务项目数十种，几个科长和一个副主任，半年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交接手续上，成了一个严重负担，正主任有时也得参加。交接以后业务上到底有那些好处呢？只是分项更细了，业务生疏了，群众想购买、销售更麻烦了。所以采购局确有合并和精简的必要。 给合作社增加了很大负担

（三）部门多了，各部门都有业务要贯彻。区、乡干部少，不得已即“一杆子插到底”，就是直接召开社干、社员积极分子会议来贯彻，这就增加了社里非生产性的工分开支。县里规定非生产性工分开支不得超过2％，实际作不到。粗略统计一下，我县1956年自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一个月的时间，各种县级会议需要社里来人参加的，每社即有十三人。平均来回每人以七天计，即九十一个工，每年每社平均一千零九十二个工，全县农业社平均每社二百五十户，每户每年需负担到县开会的劳动日是四点四个弱。如区、乡两级召开社的会议和县召开的会议相等的话，每户每年只担负会议劳动日的开支即是八点八个工日。这个推算虽欠精确，但不会是过高的。因为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农业合作社到县开会的人数、时间，是将原计划大大压缩了的。 县委委员没有时间下乡

（四）县委委员及部委负责同志到上级部门开会很多，上级部门交代了向县委传达那些内容，什么时候召开会议贯彻，开到那一级、多少人数、多少时间等。不论那一方面执行上有了出入，即没法交代。纵然县委来者不拒，但部门都如此，就难免挂不上号、排不上队。部门负责人怕上级批评，又难只顾个人分工的部门。横竖不是。县委也正由于终天忙于会议，对各部门应当研究的问题也往往潦草从事，不能在方针政策上加强对各部门的领导，部门的工作同样出现脱离实际的偏向。县委全体委员乱作一团，工作制度流于形式。泰安一年来虽然三次正式研究了集体领导制度，并正式印发了文件，但执行很困难。形式上有些会议制度是坚持了，实质上形式主义很严重。

县委书记是“任劳任怨”，向东检讨一下“官僚主义不深入下层，不能坚持学习制度”，向西检讨一下“只管中心，照顾业务部门不够”。到底怎么做对呢？确难有好法子。泰安在一年前合作化高潮阶段，县委书记、委员都深入乡、社，深入群众，帮助各社做建社和春季大生产的准备工作。直到四、五月份，书记委员平均约有二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在基层工作，收到实效。但正当轰轰烈烈开展春季生产运动时，省、地各部门均以贯彻四十条为理由，召开了无数次的业务部门会议，几个部门同时挂号向县委作传达。县委为了布置生产运动，没有按期实现上级部门的要求，几个业务部门都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以后为了使部门负责同志少受批评，只得“少做中心，多做业务”，“少下去，多开会”，因而下半年县委委员和书记平均下乡的时间就不到五分之一了。但区、乡、社来县开会的却是络绎不绝，有一个宣传委员连续在县参加了三、四十天的会。

农村工作的主要力量，用到“会议”“文件”和往来跑路方面去，广大社员群众的最迫切的要求就很少有人脚踏实地去帮助解决。县级机关人多不下去，区、乡、社干部上县跑。虽然全县有九千多名吃公粮的人，实际上帮助农业合作社解决实际问题的县、区、乡干部不到三、五百人。每区党、政、群干部十几名，平均约有三分之一，经常轮流在县开会。1956年12月初区干部同一时期在县机关五个部门开会。划乡前每乡四、五个干部，平均经常约有二分之一在县、区开会。农业合作社的干部到县开会的人数更多。前面已有统计。尽管开这样多的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各种政策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许多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却堆积如山。两点具体意见

我们除完全拥护紧缩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的方针外，同时认为精简文件和会议也应放在重要位置。另外有二点具体意见：

第一、只要不是有意闹“独立王国”和“只要中心不要部门”，下级党委在安排工作中可以不受上级个别部门具体规定的约束，尤其是对上级部门规定下级部门或党委“开什么样的会、多少人、多少时间，什么时间开等等规定”，可以不当做正式指示和组织决定去看待。下级党委统一安排工作的权限应当放大一点。否则，虽然省委拟定了措施，如下级党委不根据省委指示精神，适当的“关闸”，则省委指示精神的贯彻执行，将不会是短时间能办到的。

第二、立说立行，坚决果断，不能光做官面文章。二中全会以后，山东省委及时采取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整编机构”的措施。但不少部门仍是一五一十照常规办事。不少部门并借12月份快要冻结经费之机，突击开会。青年、妇女、武装助理员、农业科、检察院、文化科、水利科、林业科、区长、技术指导站长等十个业务会议，都在12月份召开。只就开到乡、社的全县性的大会和训练讲，12月份即有八千九百四十九人，正式会议时间是七万零六百六十个工日。再加上这些人来县开会的往、返时间，每人以两天计，需一万七千八百多个工日，两项合计全县农业社只12月份到县开会耽误工日就有八万八千五百多个。以每个工日一元钱计算，需八万八千五百多元，合粗粮将近一百二十万斤，数目之大，实在惊人。这样开下去，县、区、乡干部根本拿不出时间来考虑和帮助生产整社。这些会议，绝大部分是省、专各部门直接具体布置到县的。其中许多会可以不开或合并召开，或缩短时间，但这是需要下决心才能精简的。这些看法谨供参考。

台湾近况

新华社讯　台湾一家刊物最近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其中透露了台湾职工遭受国民党特务迫害的恐怖情况。

这封读者来信的作者说，他是台湾基隆附近一个公营矿区的职工，在这个矿区里，主管人员“在各处分布了许多特务。此后就专听密告员的报告，更不让人有辩白的机会，而独断独行，弄得怨声载道，员工们敢怒而不敢言。”那些被主管人员认为对国民党有过微“功”的人，都“位居要津，以利控制”，对于一般职工则“认为思想有问题，排斥、监视、压迫，极尽其能事。”

那封读者来信说：“后来在无意中才发现这个秘密：原来密告员是有津贴的，有的是论件，有的是论月，每则密告二十元、三十元（台币）不等，也有的月支二百、三百不等。”

那封读者来信说：“我没有说出真姓名，敬请编者先生予以原谅。因为恶势力太大了，而我的主管人员又太刻毒阴险了。为了妻子儿女的生活，无日不在惊恐之中。以上所言，全是事实，绝无泯灭天理之言，郁在心中，总求一吐为快。最后我还有一个过份的请求，就是这封投书的笔迹虽经我‘造作’过，然而仍易被识者认出，所以这封信不管能否登出，敬求原稿密存或最好烧掉。”信上又说：许多职工“被认为有问题的写在黑名单上。为了饭碗，只好忍气吞声。我们真是要发疯了。”

台湾近况

新华社讯　台湾报纸报道，台北市冬令救济委员会最近发表救济劝募书，说明现在台北市“贫困的市民比往年要多”。劝募书说：“在冬天里，社会上正有着不少贫苦的人，等待着善心的人们给予同情的救助……他们没有冬衣，也没有足够一饱的食粮，只能抖缩在凛冽的寒风中，真所谓饥寒交迫，惨厉之情，谁都可以想像得到。”据统计，在七十万人口的台北市，目前需要赈济的赤贫人口已经超过五万人，比1955年初增加了约二万人，即两年内贫民人数增加了60％。蒋介石集团台北市政府负责人说，1956年台湾物价继续飞涨，也是“增加了不少新的贫户”的原因之一。

在数以万计的台北贫民中，经常发生一些惨不忍闻的事件。上月16日，住在台北草山的青年贫民王昌美等十人，往竹子湖搬运木材，都因缺乏寒衣，五人被冻死了，另外五人冻僵后被送往医院。

台湾近况

新华社讯　台湾报纸消息，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下士马丁尼兹，在上月二十五日晚上驾驶吉普车在嘉义市横冲直撞，在中山路、新荣街、民族路一连撞死蒋军空军机械士姜儒滨和另外三名市民。马丁尼兹飞车杀人后，美国第十三航空队驻台湾机构认为美军在台湾享有治外法权，拒绝把他交给台湾当局的法庭审理。

在嘉义惨剧发生前不久，已经有台湾居民多人被美国军车辗死。如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的一名二级摄影士驾车在台北县士林镇撞毙蔡玉等两名妇女。台北县汐止乡七岁的小学女生陈秀琴被由基隆开往台北市的美军大卡车辗死。台湾桃园县杨梅镇小学生向崇文被一名美侨驾车折断左腿，成为残废。这些驾车伤害台湾居民的美国军人和美侨，都不受台湾当局法律的制裁。

上图：广东省南海县夏西乡的选民榜刚贴好，就吸引了很多观众。

右图：南海县夏西乡三联农业社的社员叶金水（左）和叶瑞丽今年都刚好是十八岁。她们第一次领到了选民证，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孙福北摄（南方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