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24日 · 第3版

李兴华　景文灿　赵大勇

目前，从山西晋南专区的情况来看，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仍然落后于合作化高潮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宣传内容上，还没有系统地宣传社会主义，特别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有些地方党的宣传员在农业合作化的宣传中，不是按照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原则去教育农民，而是就事论事地迁就农民的落后思想。例如闻喜县凹底村的宣传员，为了动员土地多劳力少的农户入社，竟错误地强调，入社后土地可以多分红。大宁县连村乡支部书记冯福云动员农民入社的时候，有的农民说：“入了社怕不自由”，他只简单的回答说：“可以请假”。也有些党的宣传员不敢宣传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问题。如临猗县的泉林、杨杏、百里店等合作社，即将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社员们纷纷要求取消土地分红，并且自动挖掉界石，打破地界，迎接拖拉机的到来。可是，我们党的宣传员和干部还不敢公开宣传取消土地报酬和取消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的必要性，也不敢公开宣传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巨大优越性。他们害怕公开宣传以后，“社内农民要退社”“社外农民不入社”。这就大大妨碍着农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和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

其次，宣传网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同样赶不上合作化运动的需要。过去多数乡村的宣传网都是以村为单位，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由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这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了。比如万荣县的七庄村，已经建立了三个农业合作社，大部分群众已经入社了。但是，党的宣传网并没有以合作社或者合作社的生产组为单位，及时地改变组织形式，调整宣传力量，还是照样按巷按片分工包干，实际上却是“包而不干”，使党的宣传工作自流涣散起来。再如临猗县太范村的快板队，过去是全县最早最活跃的模范快板队之一，现在却反而不活跃了。这就是因为，合作化大发展以后，快板队的队员有的入了合作社，有的还在互助组，晚间不是农业社开会，就是互助组记工，常常凑不到一块，结果，像队员们所说：“真是牛走驴不拉，劲儿使不到一疙瘩”。快板队的宣传活动也就涣散起来了。这种不善于使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适应新的形势的情况，毫无疑问是在大大损害着宣传网的作用和效果的。

最后，宣传队伍的发展和壮大，同样落在合作化的高潮后面。一年多以来，农村党的宣传员的数量普遍发展得非常缓慢，少数乡、村的宣传员还在减少，有些县还有根本没有党的宣传员的空白村，乡宁县这种空白村多到40多个。至于没有宣传员的合作社、生产队、生产组就更多了。而实际情况却是，不但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可能，但由于保守思想的作怪，一直没有发展。例如洪赵县的西安乡已有90％的农户入社，可是有的生产队和生产组连一个宣传员也没有。是没有人能够作宣传员吗？当然不是。这个乡有初中和高小毕业生34人，他们大部分都愿意作宣传工作。有的订了“宣传员手册”，准备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有的主动去写黑板报。但支部却一直不发展他们为党的宣传员，以致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万荣县的七庄村，原有16个宣传员，由于教育差，觉悟低，长期不作宣传工作的就有11个，而这个村的支部既不去教育和提高已有的宣传员，又不去发展新的宣传员。对具备了宣传员条件的14个宣传工作的积极分子却置之不理，使得这些积极分子不满地说：“宣传员不作宣传工作，作宣传工作的却当不上宣传员。”

为了改变党的农村宣传工作落后于形势需要的状况，中共晋南地委曾于1955年12月16日至21日，召开了农村宣传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着重检查和批判了农村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确定，首先要立即改变党的宣传网组织和群众文艺宣传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把它们的活动迅速转到农业合作社里来，并且合理地分布到各个生产队和生产组等最基层的单位中去。其次，要迅速整顿、发展和壮大党的宣传队伍，提高已有的宣传员的业务水平，发展新的宣传员，要在农业合作社建立宣传组，在生产队和生产组发展宣传员。再其次，要尽快给每个乡支部配备一个半脱离生产的支部教员和给每个分支部配备党课辅导员。在没有建立分支部的农业合作社，要配备一个党员专作政治思想工作的副社长。最后，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县委必须加强对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的具体领导和全面规划。要使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确实成为党对农业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力助手。

报刊评介

刘凯

目前，全国各地正在掀起或者已经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扫除文盲运动。各地报纸都应当及时地把扫除文盲的宣传放在重要的地位，以推动这一运动顺利地前进。

山西日报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它注意了对保守思想的批判。山西同其他地区一样，许多干部对扫盲工作是有消极畏难情绪和轻视思想的。为了打破这种障碍，山西日报登出了昔阳县文教局长所写“算算扫除文盲的三笔账”的文章，生动地描述了昔阳县通过算三笔账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过程。这个县在1952年反对扫盲工作中的“盲目冒进”以后，嘴上喊着“稳步前进”，实际上是“稳步不进”，群众批评说：“合作化坐的是火车，扫盲工作坐的是牛车”。1955年，中央提出要在7年内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要求以后，这个县的文教局就给文化教育工作人员算了三笔账。这就是，算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扫盲工作要求的第一笔账，使他们看到不在扫盲工作中采取积极态度，就会犯严重的错误；算了全县青壮年文盲要多少时间才能扫完的第二笔账，使他们看到照原来计划要用三、四十年才能扫完，显然是过于保守；又算了全县到底有多少扫盲队伍，能不能加快扫盲速度的第三笔账，使他们看到全县农村中有将近8，000人的扫盲大军，可以使用的群众力量十分巨大。算了这三笔账后，他们心里亮堂了，重新规划了全县的扫盲工作，原来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的扫除青年壮年文盲的任务，预计到1957和1959年就可基本完成。

保守思想的产生也在于看不见工作中有利的条件，看不见已经取得胜利的事实。针对这个情况，山西日报又在“动员起来完成扫盲任务”的社论中，以及“29个乡的扫盲工作调查”、“文盲村变成文化村”等文章中，运用大量的材料，来打破扫盲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对扫盲工作的犹豫情绪。最近，在扫盲运动初步开展以后，少数县对开展扫盲工作没有做到全党重视、全党动手，山西日报就发表文章，批判这种保守思想和轻视扫盲工作的错误观点，反对“先摸经验后办学”、“工作消停以后搞扫盲”的作法，这就及时向这些县的领导干部敲起了警钟。

山西日报在扫盲宣传中还注意介绍了不少扫盲工作经验。报纸用很大篇幅集中地介绍了昔阳县人民委员会、青年团昔阳县委会、昔阳县思乐乡扫盲工作的全面规划，给各地扫盲工作的规划摆出了样子。报纸介绍了潞安县扫盲联合校长李育青，根据“学用一致”原则帮助工农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编制扫盲班第一本课本的经过和经验。报纸刊登的“全面发动普遍入学”的通讯，介绍了榆次县东长寿村在扫盲中通过层层发动和全面发动，达到80％以上的文盲半文盲普遍入学的经验。合作化高潮的新形势下开展扫盲运动，是个新的工作，大家还缺少经验。报纸及时发现各种良好经验并加以推广，是完全必要的。

另外，山西日报也大力支持了群众支援扫盲运动的倡议。

根据目前扫盲工作的要求，报纸应当进行一次规模和声势浩大的扫盲宣传，严肃地批判扫盲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介绍和推广扫盲工作中的先进经验，以便把扫盲运动推向高潮。但是还有不少报纸在发表了一、两篇有关扫盲工作的评论或报道以后，就没有了下文。也有不少地方在扫盲中创造了好的经验，但是报纸没有注意宣传和推广。各地扫盲工作中的问题很多，却很少被提到报纸上来。报纸应该加强扫盲的宣传，成为党和政府在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中的有力武器。

中共西北农学院委员会书记　陈吾愚

几年来的工作证明：善于引导教师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接近马克思主义，是既能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又能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一点，我们过去认识得很不明确。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后，西北农学院的教师的政治觉悟和工作积极性普遍提高，同时又学习了俄文和米丘林学说，很多人自发地进行科学研究。只要我们进一步改善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提高教学质量，给予科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以应有的鼓励和支持，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将得到充分的发挥。

经过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农业部和林业部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高等农林教育会议，我们认识了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的关系，认识到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是可以结合进行的，这才开始对科学研究工作重视起来。随即配备了专职干部，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制定了年度科学研究计划，加强了同业务部门的联系，并且在1955年元月召开了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几年来，科学研究项目不断增多，1950年到1953年整四年内合计是107项，1954年就有71项，1955年续有增加。大部分研究题目都是结合农业生产的。近来由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许多教师制定了新的科学研究题目和计划，表示对农业合作化的支援。

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有的已经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推广，如赵洪璋教授培育的碧蚂一号小麦良种，现已在陕甘等几个省推广，仅陕西省种植面积即达1，138万亩，使小麦每亩产量提高23％左右。其他如六○二八小麦良种的育成和推广，和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成功的豌豆象防治方法以及旱地棉花丰产技术等，也都在农业生产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教师从实践中认识到党是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为广大农民所热烈欢迎的，这就更加鼓舞了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赵洪璋教授被选为陕西省的劳动模范，对其他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这样说：“大陆不解放，赵洪璋和他育成的碧蚂一号小麦良种，有谁理睬呢！”有一位教授，思想进步并不很快，他设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复式簿记，在陕西武功县阳陵区试验推广以后，得到学校的鼓励和表扬，他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最近又在设计一种简单易学的算盘计算机。这说明：关注教师的科学研究工作，帮助他们做出成绩来，是团结他们的有效方法之一。

组织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西北农学院教师把试验研究和调查来的材料，如棉花丰产技术措施、兰州的果树栽培技术和碧蚂一号小麦选育的方法等编入教材，使教学效果显著提高。

几年来的事实还说明，要深入学习苏联，领会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理论的精神实质并且使之同中国的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也必须通过教师的科学实践。在初步学习了米丘林学说以后，部分教师进行了一些试验研究，如鸡新城疫组织疗法试验，棉花的无性杂交试验，冬瓜南瓜的混合授粉试验等。从这些试验研究中，教师认识到苏联农业科学理论确实是先进的，因而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观点，推动了对苏联农业科学理论的深入学习。不少教师就是这样由怀疑苏联农业科学理论而变为衷心信服了。一位副教授曾对米丘林学说有怀疑，但是当他应用米丘林学说成功地做了一个试验以后，说：“过去我们不懂米丘林学说，说米丘林学说不正确；现在看起来，那是自己不懂，并不是米丘林学说不正确。”

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教师接触实际接触群众的机会增多了。实际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多同国营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农业企业单位取得密切联系，进行认真的系统的调查工作，才能正确地选定研究题目和取得丰富的实际资料。因此，一般教师都积极争取机会，出外参观或调查。参加过政府的水土保持、森林和荒地勘察、建社和生产规划等项工作的教师普遍反应：参加这些工作，对提高自己的水平，丰富教学内容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帮助很大。在参观、调查中，他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规模，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和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工作热忱以及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因此增强了。教师们在实践中还认识到要解决农业生产上的重大问题，必须有综合性的技术措施，必须要求有关教研组教师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克服个人在科学知识上的局限性，使科学研究工作顺利进行。

总之，组织教师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不仅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提高科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一项有效方法。

目前的缺点是：科学研究结合农业生产还不够紧密，质量一般也不高，对总结农民丰产经验重视不够；学术思想批判工作还没有系统地开展起来；对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条件，如助手、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交通工具等问题还没有妥善的解决，等等。这说明保守思想还在严重地阻碍着我们继续前进。今后我们一定要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进一步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充分地发挥教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们在全国各地的视察工作先后结束。

在北京视察工作的代表和委员，在40多天中共视察了158个工厂、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商店、公私合营企业、学校、医院、街道和政法部门等，提出了477件意见。其中有97件已经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作了处理或正在处理，其余的将陆续处理。

在上海视察的82位代表和委员，这次视察了工业、商业、农业、出版业以及肃清反革命、法院、里弄、学校和知识分子等方面的工作。他们深入到95个基层单位，同各方面的两千多人直接接触，听取他们对国家各项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的反映，普遍征询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他们中有62位代表和委员深入到40多个公私合营厂店视察。

在各省广大农村视察工作的代表和委员们都着重视察了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的情况。他们对各地出现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感到兴奋。在广西省视察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黎明（僮族）在桂西僮族自治区百色县视察以后，认为少数民族地区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视察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达夏甫等4人，还到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进行了视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鲍尔汉，也曾到新疆南部的阿克苏专区视察工作。

（据新华社讯）

新华书店今年要向农村发行81，800多万册图书，占书店全年发行图书总数的58％。这是新华书店总店最近召开的第二次分店经理会议提出的要求。这次会议确定把农村发行工作作为全年工作的首要任务；还确定要大力加强科学技术书籍、各种通俗读物和儿童读物的发行工作。

会议要求全年发行图书141，100万册，等于去年发行总册数的202％。会议决定各地新华书店要大力协助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供应图书，并且逐渐使供销合作社成为农村发行工作的主要力量。另外，还要依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中的组织以及组织农村图书室、农村邮递站等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广大农村的发行工作。　　　（据新华社讯）

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20日发出关于开展1956年春节工矿文艺宣传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各地可以根据当地情况，以工会组织为主，有计划地组织工农联欢活动和组织职工参加慰问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的工作；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应该在春节以前作好准备工作，选择好适用的影片、幻灯片、戏剧和杂技、曲艺、音乐等节目，供给文艺团体开展春节工矿文艺活动时采用。

通知中还说，各级文化部门和工会组织在开展春节工矿文艺活动中，要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同农业合作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宣传在新的基础上的工农联盟；宣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重要时事。（新华社）

教育部在20日发出关于寒假学生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本年度寒假的学生活动，应当以宣传和支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中心任务，使学生从参加这种实际活动中受到社会主义教育。对于教师，特别是农村学校的教师，也应当动员他们参加这些活动；学生们在寒假里还应积极参加扫盲、除四害等工作和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通知中指出，各地中小学、师范和工农速成中学，在放寒假前先要向学生报告党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当前运动发展的情况，同时还要指导学生如何围绕这些任务开展寒假活动。

（新华社）

王揖　汪溪

一

南斯拉夫国家领导人员之一，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乔拉柯维奇同志在他的会客室里接见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他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来了，很好。这不只是一句礼节话。从二十年前起，南斯拉夫人民就注视着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而感到十分高兴……。”这个简短的欢迎词所蕴蓄着的亲热、理解和友情，我们在南斯拉夫访问时到处都可以领会和接受到。

在卢布尔雅那，尽管日程已经很拥挤了，但殷勤的主人还是在黄昏时刻带领我们出发到相隔数十公里外的不莱得湖滨湖旅馆去过一夜，以便我们能在次晨游览一下这个有名的风景区。他们说：你们来到了斯洛文尼亚而没有游览不莱得湖，我们会感到很抱歉的。在马其顿，人们领我们参观过正在修建而只局部开工生产的玻璃工厂；当我们路过共和国最大的马夫罗沃水电站工地的时候，天色已晚，积雪的公路上道路很滑。但正在修建水电站的人们，热心地陪我们行驶了一段被来往运输卡车拥挤着的路程，一个半小时才前进了10公里。水电站的厂长和伴我们同行的人，无数次下车来推动陷在泥泞里的车子……只为了可以让我们参观一下地下水管和隧道工程。厂长同志十分真诚地说：那怕你们只看几十分钟，我们也会感到高兴的。

在萨格勒布同“五一”机器制造厂的职工们的相见是很难忘怀的。在参观完了走出厂房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同志走在后面。车间里的工人发现了我们是中国的代表团。一刹那间有几十个工人都离开了正在转动的机器，把这两个同志团团地包围起来。人们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七嘴八舌地插起话来。在这个工厂的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分组的座谈。每一个屋子都拥挤得再也添不了一张椅子。同工厂工人委员会的同志们的谈话，有点继续不下去了。被访问的人好像没有心思回答我们的问题似的，在短促的时间里，他们一会儿在纸上画两个心，用一条线穿连着，一会儿又在纸上写：“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他们的心里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

在里冶卡城我们访问了区人民议会执委会主席后，正在下楼梯的当儿，迎面走上来一个仿佛是普通工作人员模样的中年人。他抬起头来惊诧地望望我们，忽然，若有所悟地问道：“中国？”他见我们点了头，高兴极了，连连地大声说了好几遍：“中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面张开两臂像是在拥抱什么。我们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又抢着说下去：“蒋介石，台湾……”同时，两只手合拢来比划成个小圆圈。这位素未晤过面的陌生朋友，借着他的手势和感情，巧妙地向中国人概括地传达了他的友情。

二

中国和南斯拉夫虽然相隔这么遥远，但是，从太平洋的西岸到相隔岂止万里的亚得里亚海边，两国人民为争取祖国独立自由的斗争却有同样光荣的经历。

当中国人民的工农红军正在翻雪山、过草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正喘息在和法西斯势力勾结着的摄政王恐怖的独裁统治之下。南斯拉夫人民优秀的儿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挣脱沉重的锁链进行着地下斗争。中国红军胜利地到达了抗日前线的消息，曾经使被关在铁窗里的南斯拉夫革命者得到怎样的鼓舞！直到今天，我们还无数次地从年轻的工人嘴里，听到他们用尊敬的声音谈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萨拉热窝的一次晚宴上，主人致词说：“中国人民是非常健康的人。我们在作地下工作的时候，党就经常拿你们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刻苦精神教育我们：中国人民既然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我们为什么不能。直到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才充分体会了在中国发生的事变的全部意义。”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年斗争，更是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德、意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脉脉相通的。许多人都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著作，特别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曾经是南斯拉夫人民游击队的指战员必读的文献。我们也告诉他们说：南斯拉夫人民游击队的斗争消息，也经常在中国解放区的报纸上同我国人民的胜利消息并排出现。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下，在敌人后方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为了使读者能看到一张南斯拉夫地图，常要花费一两天时间，寻找一个英勇的城镇的方位，而在没有条件制锌版时，就用木刻地图代替。有一件我们送给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的礼品，使他们感到了极大的欢喜。这是一张剪报的复制照片。照片拍摄了当时在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刊载过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军队胜利进军的消息，当我们把这张照片亲手交给南斯拉夫记者协会主席斯托依利科维奇同志的时候，在场的人们用着怎样兴奋的眼光对它久久注视着！这是人们感到了被人理解、被人关切的快慰时的表情。

在南斯拉夫，中国的一小撮卖国贼蒋介石集团，是和米哈依洛维奇——南斯拉夫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卖国贼的臭名一样，人人唾弃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斗争经验，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权位。在萨拉热窝出版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报纸“解放报”，曾发表过50几篇文章，支持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统治的进军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以“契卡克”——意思是“刺”——命名的幽默讽刺半月刊上经常出现讽刺蒋介石的漫画：人们把蒋介石画作一条乞怜的小狗，趴在肥胖的主子的脚边。

也许南斯拉夫朋友们对中国人民的理解和友情，可以用联邦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弗拉霍维奇同志的话概括的。他在接见我们时说：“中国革命是继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有世界意义的胜利，我们一直密切关怀着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各国。我们两国建交以后，访问过中国的人，都被你们国家人民朴素的革命热情所感动。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中国人民这样的素质，是件了不起的事。”

三

中南两国正式建立邦交以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关系的发展超越了时间的推进。我们停留在南斯拉夫期间，前后共有四个代表团在那里访问旅行。各地的报纸，都增加了对中国的报道。南斯拉夫的朋友告诉我们：现在在贝尔格莱德，好像是过着“中国月”。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南斯拉夫读者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作，中国人民各方面的生活，都感到莫大的兴趣。

在我们离开祖国的时候，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作才发表几天。而当我们踏上了南斯拉夫国土以后，这个著作已在南斯拉夫的朋友们间谈论着了。在农业区伏伊伏丁那州的中心城市诺维萨得城，我们访问了州的农村管理局长、合作社联合会副主席，以及农学系主任、农学研究所所长等专家们。在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之后，人们以一连串的问题包围了我们。在座的地方报纸的记者，马上也从会议桌的那一端挤向前来仔细地做起笔记来。关于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兴趣集中在：怎样兴修水利；合作社土地怎样入股，怎样分红；政府如何帮助农村的发展……。

我们在工厂时，人们向中国企业职工提出了各种要求：互派访问代表，交换专家，交流经验，互通产品……。工人同志们总是叮嘱我们：把最好的敬意带给中国工人兄弟。

中国艺术团在南斯拉夫受到的欢迎是很感人的。我们住过的城市旅馆，都张贴着预告他们演出的海报。可是，被广告吸引着的观众，却不得不叹抢购戏票的困难。在萨拉热窝一个只能容600个观众的戏院里，在一次演出中，竟挤了1，200个观众，走廊和道路口已是水泄不通，以致戏院的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离斯科比数十公里的工地上，正在紧张地修建马夫罗沃水电站的人们，在积雪泥泞的公路上行驶几小时，专诚到斯科比去看演出。人们告诉我们，如果他放弃了这样的机会，他将终生感到遗憾的。

南斯拉夫人民是那样热望着了解我们。贝尔格莱德的广播电台曾把在南斯拉夫上演过的唯一影片“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改编成塞尔维亚语的话剧，在广播节目里放送过许多次。许多人打听怎样可以买到中国文学作品的外文译本，以便他们能转译给南斯拉夫的读者；一位南斯拉夫的汉学家告诉我们，他曾把李白、杜甫的诗从法文译本译成了塞尔维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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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我们是乘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国际列车，行驶了近10小时，在接近边境时换过两次车厢，才到达贝尔格莱德的。而在25天以后，我们向贝尔格莱德告别的时候，苏联和南斯拉夫已签订了直接通航的民航协定。在像北京的10月小阳春一样宜人的早晨，我们搭上了从贝尔格莱德直通莫斯科的飞机，当天晚上莫斯科时间10点钟，我们又在天空上俯瞰着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了。贝尔格莱德—莫斯科—北京的距离在缩短着，不断地缩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