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23日 · 第3版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　李昌

全国解放六年来，党对知识分子的工作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不仅在团结教育和改造原有的高级知识分子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有成效的工作，而且已经并且正在培养着大批年轻的专家。

大量培养新的专家，对高等工业教育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几年来高等工业教育的飞跃发展，老教师越来越显得少了。而有很多重要的新兴的专业，过去国内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人学过。事实上，这几年在党的直接领导和苏联专家帮助下培养出来的年轻教师，在某些学校里已经成为主要的教学力量。

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例。这个学校是在1950年由中苏合办的中长铁路移交我国政府，在党的领导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以及各高等工业学校支持下扩建起来的。从前教师都是苏侨，接管后到现在，教理工课程的只聘到八位老教师，师资十分缺乏。因此，研究生便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边学边教，没有结业就担任了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这样，尽管学生已经从5年前的500人，发展到今天的近5，500人，而今年下半年又将增加到7，300人，困难是克服了。学校还是办下来了。到目前为止，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形成了以本校结业的研究生和五年制毕业生210人为骨干的500多人的教师队伍。依靠这支队伍，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按照新的教学计划培养出三届五年制毕业生。在科学研究方面，青年教师也有了初步的成就。例如解决了我国自制苏联Э——42型优质焊条的问题，设计了22万伏高压输电铁塔和创造了玉米铣刀等，是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的。

这些情况说明，我国青年有着充沛的精力和无尽的智慧，只要加强领导，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我们一定能够迅速地培养出大批新的专家和不断提高新老专家的业务和政治水平。

但是在培养和提拔新专家方面，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常常不是站在新事物面前，为他们的发展开辟道路，而是对他们表示怀疑和冷淡，客观上起了阻碍作用。直到现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除了极少数从英美留学回来或从其他学校聘请来的教授、副教授外，既没有教授、副教授，也没有讲师。没有这些称号，就没有完全解决教师的待遇问题。可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新兴的学校，我们过去没有评定过教师称号，教师又都是青年，要评就需要特别慎重，需要等待条例办法等等。我们自己也觉得这些新教师是我们亲眼看着成长的，年纪轻，慢一点评也不要紧。这个学期高等教育部的评定办法是发下来了，我们又因为进行肃反，开学晚了些，任务繁重，抓的不紧，把这件事情拖下来了。

远在两年以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苏联专家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你们为什么对自己培养出来的专家不相信？”“你们的工资政策是否实行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我当时只好这样答复：教授们的称号和工资是过去就确定了的，对新的教师如何授予学衔和确定相应的工资还没有规定，尚需等待。年轻教师成长很快，我们认为现在应该尽快地把学位、学衔等制度制定出来，并且要适当地修改工资规定，以利于培养和提拔青年专家。

当然仅仅采取这些措施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新老专家除了担负一定的教学工作外，还有一定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从他们中能够更多地抽出一些人到苏联留学。这是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的关键。目前教学骨干会议频繁，兼职过多，行政工作负担过重，确是一个问题，必须切实解决。但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情况看，问题还在于500多教师中，四年制学校毕业的助教有100人，读过3年大学和专修科毕业的助教有200人，他们没有学完五年制的课程，需要补课。因此，他们就不能担负全部的教学工作量，这一来，也就加重了教学骨干的负担。由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和工业化的加速，今年招生任务不仅不能减少，反而更要加大，师资补充更难满足要求，越发使问题严重了。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必须根本上改变高等工业教育的被动形势，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主管部门和各校的积极性，放手办学校，从发展中解决任务和师资力量的矛盾。就是说，除规定各校必须完成的国家的培养人材的任务和给予一定的师资补充名额，特别是本校不能培养的专业的助教外，还要允许各校招收学生，作为本校师资的后备力量，源源不断地补充教师队伍，以便逐步能够保证教师有必要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把教学工作放在研究工作的基础之上，并且不断地提高教师的科学水平。

这样做当然也有困难，但比心中无数，每年担心任务增加、师资不能相应补充的情况要好得多。多招的学生两三年后就可以开始调出去边教边学。这样培养教师，速度也还不算慢。同时由于他们是本校子弟兵，及早进行思想动员工作，分配他们教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也比较容易安下心来。

劳动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不可缺少的亲密的联盟，过去我们对这一点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主动地热情地同教师接触是不够的，对他们的了解帮助也少，在他们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做得不够，有些生活问题没有及时解决。这都是不对的。我们保证：一定根据中央的指示深入检查和切实改进我们对教师的工作。

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司长 谢鹤筹

国务院于1955年12月29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指示”、“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和“国务院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这三个指示，明确地将宪法公布以前建立的相当于区、乡的民族自治区和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更改办法以及如何建立民族乡等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认真地贯彻执行这三个指示，将会进一步促进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增强民族团结，并且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地积极地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建立相当于县或县以上的民族自治区的同时，也建立了106个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和许多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在一些地方还建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在当时都是必要的。通过这些工作，加强了民族团结，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民族干部，发挥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在推动这些地区的生产建设等方面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几年来的工作证明：在只有一个相当于区或乡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地区很小、人口很少和受许多条件的限制，事实上不可能行使宪法中规定的管理本地方的财政、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各项自治权。因此，现在根据宪法的规定，将过去建立的相当于区和乡的民族自治区，依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合并、扩大建立为民族自治地方或者改设为区公所和改建为民族乡，是完全必要的。这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进一步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几年来，由于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执行，在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中，各民族都有了适当名额的代表和相当数量的干部参加工作。同时，宪法中又明确规定了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少数民族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的权利，已经得到了充分保障。因之，过去建立的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就不是必要的了，应予改变。

过去在城市内建立的民族自治区，也不能完全行使宪法中规定的各种自治权。城市的经济集中，城市内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事实上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单独的经济区域；同时，依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市政建设必须统筹安排，城市内的少数民族也将随着国家生产建设的发展而迁徙流动。因此，国务院的指示规定：过去在城市内建立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应该根据宪法一律结束，成立区人民委员会或设立街道办事处。

二

国务院在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指示中，对于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处理这样指出：凡是有条件能够合并或扩大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就合并或扩大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没有这种条件的就改设为区公所。宪法公布以后，以原来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为基础已建立了几个自治县，建立自治县后的效果和影响都很好。但这并不是说没有这种条件的地区也要勉强地去作。任何不顾实际条件不计后果的作法，就一定会犯错误。

在牧业区建立的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一般是：人口较少，面积很大，它的经济情况和农业地区不同，民族关系显著。因此，这类地区在有条件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建立自治县。

建立民族乡的工作，首先应该考虑当地民族关系及便利生产等条件，不能单纯从少数民族人口在当地所占的比例来考虑。目前，尤其应该考虑到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分散地聚居在汉族地区或其他较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中的各少数民族，一般人口少，聚居的地域小，如果只考虑适应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需要，不考虑这些地区的民族问题，不建立民族乡，也是不对的。

三

为了正确地执行国务院的这三个指示，我们应当按照慎重稳进的方针，保证这一工作能够在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使它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因此，有关地区的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必须亲自掌握这一工作。要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国务院的指示，使他们充分了解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防止和及时纠正某些干部可能发生的把这些重要措施误解为“不要区域自治”了，或“少数民族不能当家作主”了等错误认识。同时要广泛深入地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只有从干部到群众对于国家的这些重要措施有了正确的了解，才能保证它的正确实施。

在贯彻执行国务院的这三个指示的时候，必须事先作好调查研究工作，了解各种有关情况，特别是民族关系的情况，定出计划，并且做好人事安排。还要注意防止某些干部可能采取的错误作法。例如有些干部可能认为问题“很简单”，只要“换个牌子”“撤销机构”、“调离干部”就行了。这种想法和作法显然是错误的。这样做一定会引起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不满，影响民族团结和当地各项工作的开展。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应该召开必要的会议进行具体的传达和布置；应该同当地民族代表充分进行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着手去做，否则宁可暂缓处理。

本报记者　商恺

1953年山西解虞县的水田扩大到65，600多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6％。1956年，全县水田将扩大到287，20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8％。这种变化，是全县逐步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和县委不断克服本身的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保守思想的成果。

1954年，县委为了改变粮棉产量因受旱灾的影响经常不能稳定的状况，一致认为必须继续扩大水田。可是在讨论扩大水田的具体办法的时候，意见发生了分歧。多数人的意见是：要扩大水田除了发挥现有水井水车的潜力外，主要是打更多的水井。少数人却认为水井已经发展到饱和程度，扩大水田的主要办法只能是发挥水井水车的潜力。两种意见，坚持不下，为了解决这种分歧，县委书记董登瀛亲自到县境北部作了调查，从那里某些老井水源很旺的情况来看，发展新水井还有很大可能。事实说服了那些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县委的意见统一了，打井运动开展起来，全县打井300多眼、扩大水田12，000多亩。

1955年春季，解虞县照例是干旱的风天。县委领导群众全力进行抗旱斗争。群众虽然普遍有扩大水田的要求，但却存在着严重的保守思想，妨碍着打井运动的展开。苦水地区的群众认为水质不好，不能浇地；深水地区的群众耽心打不出水来，白投资。县委就在苦水地区的许贾村，帮助该村的星火农业合作社试打了一眼自流井，把自流井的甜水引到苦水井中，使苦水变成了甜水，解决了苦水地区能不能打井的问题。县委又在深水地区，帮助从来没有打过水井的小张坞试打了一眼井，证明深水地区同样能够打井。县委就组织农民参观，用事实打破了苦水地区和深水地区群众对打井的顾虑，于是，打井运动展开了。这时，全县旱象日益严重，县委又发现在不少群众中正在滋长着靠天吃饭的消极情绪，他们认为现打井也救不了庄稼，大大影响着群众的打井积极性。县委就在曾家营的增收农业合作社中，重点培养了一个“青年抗旱打井突击队”。这个突击队在很短的时间里，打了12眼新井，掏挖了18眼旧井，修了3条水渠，提出了“男女一齐干，水车日夜转”的口号，突击车水，扩大水田490多亩，初步战胜了旱灾。县委立即把这一典型经验，向全县作了通报。很快，全县300多个合作社，社社都组织了“青年抗旱打井突击队”。在青年突击队的影响和带动下，打井抗旱运动才全面开展起来。

由于旱象继续发展，水车日夜不停，还赶不上土地的狂喝暴饮。县委立即提出技术改革，发挥现有水车潜力的口号。接着王村燎原合作社社员景乐娃等由于把解放式水车分别改装为手摇水车，双管水车，五轮水车，使出水量增加一倍到四倍。县委抓住这一典型，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宣传，组织全县合作社的干部参观学习。结果，使全县很快改装了880多辆水车，迅速扩大灌溉面积1万亩，对抗旱保苗起了很大作用。

这一年，共打水井1，258眼，全县扩大灌溉面积27，000多亩。

1955年冬天，县委根据全县已经实现了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新情况，根据广大群众要求大大增产，生产上将出现新的高潮，进一步克服了保守思想，制定了1956年扩大水田的新任务。1956年要打大型砖井500眼，小型砖井6，000眼，自流井300眼，修筑大型水库和小型蓄水池50座，装锅驼机202部，柴油机518部，新式水车也将由现在的6，000部扩大到8，200部。如果没有一大批熟练的打井技术工人，要在春天以前打成6，800眼新井是不可能的。县委在制定扩大水田的全面规划时，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决定结合打井运动同时解决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这就是把打井和训练技术人员结合起来进行。受训的学员，一边听讲，一边实习打井。到12月底全县已经办了三期训练班，训练了920多人。让他们回去之后，组织打井突击队和打井突击小组，按乡按社分工包干。

现在，全县已经组成24个打井突击队，100多个打井突击小组，他们保证在春天以前完成6，800眼新井的任务。此外，县委还决定着手训练操作动力机器的技术工人600名，以适应今年大量增加机器灌溉的需要。

纪希晨

在不少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的乡村里，至今仍有一小部分农民没有加入合作社。他们之中，有的是由于觉悟不高，暂时还不愿加入；有的则由于居住分散，或其他原因还没有加入。因此在领导合作社的同时，对这些社外农民的生产加以妥善的安排，是乡村党支部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四川省新都县外西乡党支部曾采用不少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加强党员、社员和社外农民的联系，支部首先对党员和干部中的歧视和排斥社外农民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使大家了解了“今天的个体农民就是明天的合作社社员”。在组织合作社进行生产的同时，支部帮助社外农民安排生产。合作社召开生产会议的时候，吸收社外农民自愿参加。合作社并帮助联组、互助组制定生产计划。在发放贷款中，支部和合作社都注意对社外农民加以照顾。

对于因居住过于分散组织不起互助组的个体农民，支部则采用合作社和他们“挂钩”、或者“包干”的办法。例如“五四”农业合作社对于三户缺乏劳力、农具和畜力的社外贫苦农民，在取得适当报酬的条件下，采用包耕、包种、包收的方法，帮助这些农民克服生产中的各种困难。对暂时不愿入社，生产又有困难的富裕农民，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挂钩”办法，同合作社签订了耕作合同，也有的同合作社进行换工生产。由于合作社解决了社外农民生产上的困难，就可以防止地主富农利用他们的困难，进行剥削和挑拨农民之间的关系。这样，不但巩固了合作社和社外农民的团结，稳定了社外农民的生产情绪；而且不断地提高着社外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现在，他们之中，已有不少的人在争取入社。

我们党对全体农民的政策，就是逐步地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于少数还未入社的农民，就要从各方面关心帮助他们，绝对不应该歧视甚至排斥他们。

中国访问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团长　柳湜

中国访问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从1955年11月24日起到12月20日止在阿尔巴尼亚作了为时26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我们参加了在地拉那举行的阿尔巴尼亚解放11周年庆祝大会，还访问了8个城市，参观了工厂、水电站、农场、海港、学校、科学研究所、博物馆、画廊和古迹名胜等。我们和阿尔巴尼亚的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进行了极有益的交谈，也和工人、农民、妇女和儿童作了很广泛的、令人难忘的接触。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对中国文化代表团给予了十分亲切和热情的接待，并尽力设法协助我们的工作。因此，访问时间虽甚短促，我们却能得到很多机会去了解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历史和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阿尔巴尼亚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个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民族是一个英勇的民族，阿尔巴尼亚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的传统。1944年11月29日，在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影响下，阿尔巴尼亚人民从法西斯奴役下完全解放了自己的国土，并从此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生活。11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克服了种种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55年底，已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量比1938年增加了11倍多。在农业方面，播种面积比解放前扩大了70％。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阿尔巴尼亚人民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生活。现在全国已经消灭了文盲，城乡都在实施七年制教育。科学、文学和艺术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十分热烈的友好感情。他们说：“我们热爱中国人民”，“我们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从历史上，从战斗中产生的”。阿尔巴尼亚的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和他们接触，就好像在家里一样，他们是那样地自然、亲切、恳挚和平易近人。阿尔巴尼亚人民，连儿童在内，一看到我们，眼睛就放出了一种出自心坎中的喜悦和友谊的光芒。记得我们在爱尔巴桑时，曾在一个罗马时代的堡垒前和几个阿尔巴尼亚的孩子一起拍照。当时有一个约摸四、五岁的孩子的母亲走到我们面前，要求照片洗出后送她一张，并说：“我的孩子能和中国人一起拍照，是阿尔巴尼亚家庭的光荣。”

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恩维尔·霍查”金属加工工厂的工人和“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们对我们的热情的接待。工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关怀和对国际事务的熟悉是令人惊奇的。他们很关心我们解放台湾的斗争。当他们热情地说，他们全体工人都支持这一神圣的斗争的时候，我们紧紧拥抱起来了。

“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男女社员，穿着节日的衣裳，一面歌舞一面欢迎我们。还用自己生产的水果、印度鸡、牛羊肉、牛奶和阿尔巴尼亚酒款待我们。我们拥挤地坐着，相互抱着，吻着，交着手臂，一杯一杯地饮着葡萄酒，并互相热烈祝贺。

我们也忘不了从佛罗那到萨兰达的一段旅程。当我们驱车进入萨兰达境内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下了。我们最后50公里的行程是用了三、四个钟头才走完的。这倒不是路变长了，而是沿途每一个村子的农民都扶老携幼地出来欢迎我们。许多农民、妇女、儿童的手里拿着一枝枝的柑橘、柠檬，一串串的无花果干，好像献花一样，向我们送礼。有的村子还特地在广场上点起了明灯，备了酒和果子来招待我们。我们每到一个村子，“恩维尔，毛泽东”的欢呼声总是响彻云霄。当我们最后到达萨兰达的时候，车子上已加重了约100公斤的柑橘，我们旅途的劳顿也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热情一扫而光了。

我们也受到了阿尔巴尼亚国防前哨的战士们的欢迎。他们排着不大的仪仗队，在一个滨海的丘陵上迎接我们。那里有一个古老的碉堡，它从前曾被反动政府用来幽禁阿尔巴尼亚的革命者。我们站在堡垒之上，面对亚得里亚海，纵谈起世界大事来了。他们也具有所有阿尔巴尼亚人所有的那种民族自豪感。他们是维护和平的战士，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们不但把自己的岗哨看作是阿尔巴尼亚自己的，同时也把它看做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立在这一个海边。我们在这里也关心着台湾海峡的斗争”。他们反复地叮嘱我们要“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最后，我们还和战士们一起拍了照，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我们还访问了96岁高龄的语言学家康达，68岁双目失明的语言学家和口头文学家吉斐·赞齐。他们仍在顽强地工作着，并在学术上作出卓越的贡献。吉斐·赞齐并选出他自己的几本重要著作托我们带回来献给毛主席。我们也会见了其他的学者和科学家。阿尔巴尼亚文化界对中国悠久的文化都表示十分向往。康达和我握手的时候就说：“你是具有几千年文化的中国的代表”。我们从孔夫子谈到鲁迅，从科学谈到文学。对于中国的文化、科学、艺术，无论古代的和现代的，他们都很感兴趣。他们很希望中国方面能供给他们介绍中国文化的译成俄、英、法等国文字的资料。

我们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所看到，听到和接触到的这些令人感动的事情和亚得里亚海畔的平静无波的风光，万里无云的冬日，巴尔干群山头上的白雪，山麓郁郁的松林，千年长青的橄榄树一起，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远方的阿尔巴尼亚兄弟们，我们怀念着你们。当我们回到祖国以后，我们的耳际还萦回着你们常常说的那些亲切而动人的话：“北京——地拉那虽然相距遥远，但我们的心是没有距离的。我们不是130万人民，我们是九亿！”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解放军总直属队机关联合举办的冰上运动大会，1月22日在北京什刹海冰场举行。

大会的第一个项目是男子500公尺普通刀速滑，参加的运动员有200多名。他们中有许多是初学滑冰不久的人。此外还举行男子500公尺球刀速滑、男子500公尺赛刀速滑、男子1，500公尺赛刀速滑和女子300公尺普通刀速滑等项目。

大会还进行了“35岁以上男子500公尺普通刀速滑”一项，共有10名运动员参加。观众对他们的比赛特别感到兴趣。他们爱好运动、勇于进取的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会共进行了7个项目，计有450名运动员参加，其中59名取得了优胜。大会当场给优胜运动员发了奖品。

大会最后，观众和大会工作人员也穿起冰鞋走上冰场，和运动员一起进行了联欢。

为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开展春节农村文娱活动，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群众艺术馆筹备处举办了短期的农民歌舞训练班，组织京郊各农村中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进行学习。这是学员们在学习筷子舞的情形。　本报　王志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