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22日 · 第3版

张庆泰

一

去年下半年开始到来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打破了“农业的发展速度不能和工业的发展速度相适应”的悲观论调，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准备了空前有利的条件。

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不久，曾经发现农业的发展日益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二年，农业就没有完成生产计划。这不仅造成粮食问题的某些紧张，而且直接给工业带来一定的困难。譬如由于工业原料供应不足，许多工厂开工不足。1954年全国卷烟设备利用率约为30％，面粉约为54％，油脂约为40％。由于1954年遭到严重水灾，农业收成不好，1955年许多轻工业因农产品原料不足而减产：棉纱将比1954年约减产60万件以上，卷烟减产18万箱，麻袋减产1，800万条，榨油也比原计划减产18万吨。

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原因何在呢？这是由于我国小农经济占着很大的比重，而小农经济不仅难于扩大再生产，甚至有时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实现。有人说农业生产不能满足需要应归咎于自然灾害，其实正是小农经济才既无力克服很小的自然灾害，又无力进行较大的技术改革。不仅如此，由于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半消费性的经济，它所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既很有限度，又不容易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譬如许多技术作物不能完成任务，时常是由于不能按计划规定完成播种面积。去年虽是收成最好的一年，而若干地区烤烟播种面积仅达计划的50％至60％，不能完成生产任务。许多其他技术作物也有这种情况。由此可见，如果保持这种小农经济，不仅不能一般地有效地提高生产，而且也不能切实根据国家计划按比例地安排各种作物的播种。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势必严重影响国家工业化的发展。

二

为了克服这种矛盾，绝不能延缓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而只能加快对小农经济的改造过程，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把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引向合作经济，是保证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是苏联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的，也是我国实际运动的经验已经说明了的。

半年以来，由于农业合作化的蓬勃发展，全国已经有了将近200万个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60％以上。预计今年春季全国大部地区即将基本实现合作化。此外，各地已经出现了好几万个高级社（即集体农庄），而且还不断地有成批的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这种合作化运动的新形势将大大地促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历史进程雄辩地证明了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预见及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各地新社建立不久，就一面积极整顿组织，一面制定全面规划，紧张地投入各种生产建设，为提前完成国家五年计划而斗争。这就说明了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业生产的新高涨已经开始出现。

如所周知，农业合作社由于它的统一经营，把分散的小块土地逐步连成大片，就可以合理地使用劳力、土地和耕畜等。同时也可以提供改进技术的有利条件，如采用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方法、兴修小型水利以及扩大耕地面积等许多事情，个体小农无力举办，而农业合作社却能够依靠集体力量来举办。根据各地调查材料，我国原有的农业合作社，在它们初建的一两年，一般可增产20％左右，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而当它们发展为高级社（即集体农庄）的时候，就更可以显示它们不断提高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优越性。不仅如此，各地经验证明，农业合作社一般地更容易贯彻执行国家的计划。

这里可以举出一个没有机械化的山区高级社作为例证：浙江省缙云县胡村，是一个小山村。这村的田地绝大部分是面积很小的梯田，产量很低。但自1954年建立了高级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后，情况马上发生变化。建社的第一年，全社的总收入比办社前增加将近一倍。建社的第二年，即1955年，根据农业、林业、副业三项主要收入计算，又比1954年增加一万多元。由于粮食和其他作物增产，以及农民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当地农民向国家出售余粮的数量显著增加了。1954年，这个合作社28户人家就卖了6，260斤余粮给国家，卖了5万多斤油茶籽给附近的供销合作社。1955年，合作社扩大了，余粮卖得更多了。

由此可见，只有积极发展农业合作化，才能迅速地提高生产，提高粮食商品率，从而更加有力地支援国家工业化。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已不断提高起来：根据黑龙江的调查，全省22，000 个农业合作社，如果办的好，将有15万个劳动力和十万多匹耕畜和巨量资金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各个地区都会看到这种趋势。因此，必须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发展多部门经济。如果不能预见到这种新的情况，领导上就会在农业生产战线上落在群众后面。有人怀疑，是否可能发生某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其实这是无须顾虑的。我们知道，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村建设的突飞猛进，除了农业生产以外，发展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其他副业的生产，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在兴修小型水利、增积肥料、建设大小道路、实行绿化、消灭作物病虫害和蚊蝇鼠雀等方面，也是可以容纳许多劳动力的。因此，在全面规划工作的日益精密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将得到更大发挥。另一方面，新的工业基地不断地建立，新的农业基地也正在开辟（我国拥有大致相当于现有耕地面积的可垦荒地），加以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都是需要农村有计划地输送劳动力的。

三

如所周知，我国旧时农业生产力的分布是不平衡的。这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状况必须根本加以改变。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一乡、一区、一县、一省直到整个国家，都有可能逐步制定长期的全面的生产规划。这就是说，我们已有可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做到农业生产力新的合理的均匀分布，以便不断促进农业的全面发展，从而满足工业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既然新的工业基地不断建立，我们就必须相应地开辟新的农业基地，必须逐步做到使若干轻工业更接近农产品原料出产地，并逐步建立新的棉花基地，各种技术作物基地以及畜牧业基地等。要做到这些，如果说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是不可能的，那么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它就会日益成为完全可能的了。

应当看到，不仅一个农业合作社由于土地连片经营，可以进行合理轮作及其他改进技术的措施等，就是在一个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也日益产生了便利条件，来逐步进行若干农作物分布状况的调整。目前我国同一作物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在各个地区之间时常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如果加以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并切实采取有效的措施，则会是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这里可以举出一个明显的例证：浙江省去年把某些分散的棉田比较集中地在慈谿县播种52万亩，以便集中地进行技术指导，结果在这样大面积上获得平均每亩80斤皮棉的产量。无须证明，这只有在一定的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全国现有棉花播种面积8，000多万亩，平均每亩产皮棉31斤多。新疆军垦农场经营棉田比较集中，并采取了若干新的技术措施，去年在8万亩大面积上获得平均每亩140斤皮棉的产量。而全国各地约有1，200万亩极为分散的棉田，由于耕作技术的落后，平均每亩仅产皮棉15斤左右。由此可见，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地对现有作物的分布加以适当调整，有组织有计划地建立若干技术作物的基地，集中地加强技术指导，以便保证获得高额而稳定的产量，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此外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山区生产的规划，热带和亚热带生产的规划，都已日益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能够切实采取具体措施，就会不断地在各个方面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在力量。四

我国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造现有的生产关系，把小农引向合作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是改造现有的农业技术装备，把落后的生产工具代之以农业机器。我们发展农业合作化，也是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准备条件。

目前我国正在着手兴建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并积极筹建第二个和第三个拖拉机制造厂。一旦这些工厂建成并投入生产，就会年产数万台以至十数万台拖拉机。为了坚定不移地实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机械化农业，就必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逐步克服小农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改造他们的自私心理和散漫习惯，耐心地帮助他们培养集体劳动精神，不断积累经营管理的经验，并训练各种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同时还要把农业合作社逐步由小型发展到大型，由低级发展到高级。只有进行这一系列思想上组织上的艰苦工作，才能为实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机械化农业准备必要的条件。

无须证明，农业合作化加上农业机械化，将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为此目的，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部门——工业和农业必须互相适应、互相支援。一方面农业要向工业供应丰富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另一方面工业要向农业供应充足的日用品和生产资料（特别是新的技术装备）。这就是巩固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实现，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完全胜利，就会使社会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获得不断提高，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的文化的需要。

半年来，在克服了农业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之后，我国农村就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高潮，几千万户农民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随着农业合作化的迅速进展，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突破原来计划的指标向前猛进。而这些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胜利，又给我们提供了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的有利条件。我们早先所需要解决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问题，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工业的市场问题，工业更有计划地发展问题等等，都将得到更好的解决。在这种形势下，我国自然不应该再拘守原来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而是要适当地把它扩大和加速了。必须适当扩大和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才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两大部门——工业和农业向着社会主义道路迅速推进，才能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早完成。

易槐

北京市有一个有名的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1955年夏天，张百发出国后，这个青年突击队并没有因为队长的离开而使生产受到影响。副队长杨福林领导着全队青年，像张百发在的时候一样，大胆地接受任务，并且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完成任务的数字一天高过一天。同时他们还保持着谦逊朴实的作风，自愿住最坏的地方，有些人还带病坚持工作。

国营上海第二棉纺织厂裔式娟生产小组却不是这样。在1955年中，这个小组有五个月没有完成计划。这个小组原是推行“郝建秀工作法”的全国模范组。可是，当厂里推行落纱清洁工作进度表的时候，裔式娟生产小组却落在别的生产小组的后面。原因是去年裔式娟先后出去开了六个月的会。裔式娟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有名的劳动模范，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她在厂里的时候，就能很好地掌握小组工作，当她一出去后，就没有人能掌握这个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两个团员（其中一个还是工会小组长）自高自大，脱离群众，只听裔式娟一个人的话。落纱清洁工作进度表的推行就因为这两个人不同意而落在别的组的后面。

生产小组，在厂矿中是直接组织群众进行劳动的单位。培养先进生产小组，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各种指标有很大的作用。许多先进生产小组中，都有个别比较突出的先进生产者或劳动模范，有许多先进生产小组就是在这些先进人物的带动和影响下生长起来的。党组织和工会都应该十分关心培养这些先进人物，培养好先进人物不但对巩固和推动先进生产小组的工作有很大好处，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先进人物来带动广大职工更好地完成生产计划。但是，党组织和工会决不能因此只培养先进人物，而放弃了对生产小组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先进生产小组都能像张百发青年突击队一样，不因个别先进分子的去留而使工作遭受损失，不致于重复裔式娟小组的教训。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　茅以升

我是个年老的知识分子，我时常和同辈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信任党，拥护党。他们天天学习，都在逐步地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他们都感到比以前年青了，而且，很奇怪，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有几位退休的工程师都说他们虽然年更富但是力也更强，很愿意从新参加工作。这一切都说明了，年老的知识分子都在进步，都想成为劳动知识分子，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出一切力量。

然而，在过去六年中，我们年老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比起年轻人，究竟是贡献得太少了。今天看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满街庆祝公私合营的欢乐景象，我们都不由地感到惭愧。我们的行动是慢了一些。我们年老的人的“有效寿命”究竟是越来越短的，我们应当比他们有效寿命更长的人更加努力！

当然，我们年老的人是比较倒霉的。解放的时候，我们已经年过半百了，虽说是累积了50年以上的知识和经验，但那里面的糟粕是非常之多的。清除这些糟粕就很费力，然而最费力的还是清除从旧社会带来的思想包袱。比起年轻人来，我们在这方面的非生产性工作就做得多得多，因而影响到我们前进的速度。只有在思想上解放了的人们才能自觉地发挥出他们的积极性。我们年老的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有很多人在思想上或先或后地解放了，但离彻底解放还远，因而迫切要求加强政治学习，来更好地进行思想改造，更大地发挥潜力。

一位比我老得多的工程师对我说，他觉得解放以后，样样事都好，就只一件事不惯，就是党员干部不论老少，对他都是客气有余，亲近不足，弄得他有些话都不便说了。他特别指出，在某些机关的正副职之间，其中如有一位是党员，也有这种彼此尊而不亲的情况。他认为这对于提高政治和业务的水平都是有妨碍的。

谈到业务，很多老工程师对我谈起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感想。他们一致认为苏联的科学技术的水平是非常高的，是应该学习的。但是我们的学习方法有时候却不一定正确。他们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由于脱离实际，生搬硬套的形式主义作风，在学习苏联的名义下，反而造成了对国家人民的损失。有时候对苏联专家反映情况不全面，但却把苏联专家由此得出的结论当做金科玉律，这也是很有害的。在这里，有些老工程师认为他们过去袖手旁观的态度也是太不负责了，今后应该痛改前非，积极参加学习。

在过去，老工程师们对于英美的技术是十分崇拜的，因此在学习苏联的初期不由地流露出抗拒的情绪。后来对苏联的科学技术有了充分的认识，就对英美的技术提也不敢提了，把所有英美书籍束之高阁，生怕人说他政治上落后。其实，在科学技术上，我们政府曾一再号召要学习所有国家的对我们有益的经验，他们这些顾虑实是多余的。

有些老科学家、老工程师对我反映了一些意见，值得提出考虑。一是关于保密问题。科学技术是要靠交流经验来提高的，但在交流中总不免要触及保密问题，究竟在科学技术上，保密的范围如何，似应早日规定。二是关于技术政策问题。工程设计要有规范，规范里标准的高低要决定于国家的技术政策。但是我们还没有公布过这种政策，因而设计的时候就不免要参考苏联的标准，但偏高就是浪费，偏低又不免保守，弄得无所适从。三是关于开会问题。不但工作时间内的会太多，影响到工作；而且夜晚和星期日的会也多，更影响到健康。其实，问题往往不在会而在如何开。有人建议，凡是开会应当把开始的钟点和结束的钟点，连同开会内容，预先通知参加的人，以便早作准备，安排自己的时间。如果做主席的能很好地掌握会场，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苏联就有30分钟，乃至10分钟的会。其次，凡是一般传达性质的报告会都不必开，只要把传达内容写成书面，发给大家自阅好了，因为看稿要比听讲快得多。再其次，大报告可以利用电话线收听或录音转播，以便扩大听众范围，并且可以更好地安排收听时间，这对年老的人是较为方便的。同时，这也节省了交通的时间和费用。四是关于工作条件问题。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所希望的只是回家后能安静读书和有书可读，因为有些研究工作是要夜以继日，在书堆中进行的。然而这两件事就不简单，因此有人建议，对于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并不需要如何特别，只要能在这两件事上相当满足，就够好了。此外，关于写书，有些科学家不得不用“四自”办法，除自写外，还要自己查书、自画、自抄。他们希望能有助手帮忙，这对助手来说，也是一种培养。五是关于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培养问题。所有我所接触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对于年青一代的成长都表示万分喜悦，都愿意毫无保留地把我们有用的虽然是有限的知识全部传授给他们。他们也非常尊重我们这些年老的人。不过，由于大家工作忙，彼此之间的接触是不免太少了一些。希望年青的人也能和年老的人一样，都能有更充分的时间，来多做些研究工作。我们更感觉到对于女科学家们，由于多一重家庭担负，时间问题实是严重，特别是她们要在工作和学习上和男同志们竞赛，这就更妨碍了正常的生活和健康。希望在这些方面能对她们多多照顾。六是一些个别问题。有的人工作特别清闲，只好终日学习，特别是在某些学校里，有的教师无课可开，竟可闲散一两年之久，仍在等待。有的人看到刘仙洲副校长入党，非常兴奋，也有些跃跃欲试的心情；但终恐“贻笑大方”，虽有此心，不敢出口。有的人在解放前写的科学技术书籍，其实还有用，但现在各书店都不肯出售了。

当然，以上的意见不一定都成熟，但有些意见是很值得慎重考虑的。

回过头来，我们自己还应该想一想，国家会向我们提出些什么意见来呢？我想恐怕不少。我们年老的科学家们应当把有生之年的所有的力量全部贡献出来，在党的领导下，同全国科学工作者一道，努力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为在三个五年计划期内赶上世界科学水平而奋斗！

上海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抽调一批有教学经验的化学、物理等系科的教师支援兰州大学的教学工作。这是现在在兰州大学化学系教学的原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朱子清（立者）和讲师陈耀祖（坐者）正在为新开设的有机半微量分析课程作教学准备。　新华社记者胡越摄

报刊评介

朱树兰

只要翻阅一下1955年全年的“剧本”月刊，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显著的特点是每期都有不少新作者名字。他们大部分是不知名的作者。其中有工人（如“挡不住的洪流”的作者吴光华），有农民（如小型戏曲“扔界石”的作者侯喜旺），有教师（如“夏天来了”的作者刘厚明），也有农村业余剧团的集体创作（如六安新安集业余剧团创作的“一家人”）。根据“剧本”月刊编辑部的统计，在1955年发表的剧本中，青年作者的作品占95％以上；90％以上的作者是第一次发表剧作。在1952年创刊初期，“剧本”月刊却常常脱期，有一期甚至拖延了1个月，现在则除了每月发表16万字的稿件以外，还可以有不少备用稿。1955年还出了6个专刊。

“剧本”月刊的组织创作的经验对许多报刊来说都是有参考的价值的。

在创办初期，“剧本”月刊编辑部设立了两个组：专业作家组和一般来稿组。当时，编辑部只注意专业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对于青年作者、特别是群众中的业余作者就不注意。他们曾经把“一般来稿组”叫做“退稿组”。有的人觉得读者来稿能用的很少，花很多时间在退稿上是“生命的浪费”，甚至想在稿约中说明“暂时不收来稿”。这种忽视群众创作力量的做法的结果是稿源枯竭，刊物质量降低，引起读者的不满。

刊物必须办下去，要办得好，要满足广大业余剧团和专业剧团的要求，编辑部就不能不重新考虑打开只依靠少数专业作家的狭窄的路子，向青年作家和广大的业余作者找寻出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派人到各地去，通过各地文艺团体和许多业余作者建立联系。规定每个编辑人员必须在每百件来稿中，提供出一定数目的可以考虑采用或者修改、加工的稿件。他们对作者的稿件和创作提纲慎重地提出意见，有时候委托当地的有关部门或者老作家指导作者。为了更好地对某些有修改基础的稿件的作者进行具体的帮助，编辑部曾经邀请外地作者来北京，指定专人，或者举行小型讨论会，给以帮助。有时候，通过剧院组织导演、演员和作者一同下去体验生活，用集体的力量来充实剧本。新歌剧“草原之歌”就是经过这样细致的、具体的组织工作之后才完成的。

“剧本”月刊编辑部对于广大爱好戏剧的业余作者的关心和帮助是比较细致的。只要稿件有一点可取的基础，总是尽量地帮助作者反复修改。北京合作印刷厂18岁的工人吴光华写的“挡不住的洪流”的原稿比较粗糙。由于作者在生活中对于资本家丑恶的一面有着深切的感受，又热爱写作，经过了四个多月、六、七次反复修改，终于写成了像现在这样一个获得好评的独幕话剧。

“剧本”月刊编辑部学习了苏联举办讲习会的先进经验。1955年3月间约请了30多位戏曲作者，来参加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戏曲讲习会”。通过集体讨论和研究，整理出20多个戏曲，其中的10多个已经发表在“剧本”的两期戏曲专号上。“剧本”月刊在1953年和1954年两度举办的独幕话剧征稿评奖，也起了广泛地组织和推动剧作的作用。

对于作者积极分子的联系，“剧本”月刊编辑部除指定了专人负责外，还建立了登记表、卡片，以及保存作品和信件的档案袋。他们经常写信去了解作者执行计划的情况，给他们介绍参考书，解答疑难。这样，编辑部逐渐对作者有了比较全面的深刻的了解；同作者也建立了比较深的联系。现在，和他们取得这种联系的作者积极分子，已经有450多人。

充分地依靠和利用社会力量，推动和扩大剧本创作的影响，也是“剧本”月刊编辑部获得成绩的工作经验之一。编辑部同许多实际工作部门已经建立了联系，并且得到这些部门的关怀和支持，解决了编辑部不可能对各种业务都熟习的困难。编辑部也积极主动地向剧院和剧团推荐一些优秀的剧目。曾经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钢铁运输兵”，就是由编辑部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推荐以后才决定排演的。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多幕剧“春风吹到诺敏河”，就由39个专业话剧团演出了1，693场。独幕话剧“妇女代表”被改编成了十多种戏曲，在全国各地普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