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29日 · 第2版

张长珍

一九五四年八月，在山西雁北地委召开了互助合作会议以后，广灵县委召开了一次县、区、乡扩大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县委传达了地委会议的精神：“今冬明春要迎接合作化高潮，必须首先巩固和提高现有老社，作为吸引和鼓舞农民入社的榜样，并对新入社的农民进行艰苦的工作，宣传互利和农业社具体政策，达到入社农民真正自愿。”县委又估计了本县办社的有利条件：不但有八十九个老社，还有占全县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九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其中还有一千三百多个常年互助组，老区人民群众的觉悟也比较高。这些都是正确的。广灵县确实有八十九个老社，有这么多互助组，而且是老解放区。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县委却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估计——这八十九个老社并没有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有很大一部分老社在农民当中影响很坏。但在盲目乐观的情绪支配下，广灵县委的同志们热衷于“今冬明春要迎接合作化高潮”，竟提出了“村村有社，普遍插旗”的口号；对于“必须首先巩固和提高现有老社……对新入社的农民进行艰苦的工作……”却讲得不够清楚。因此，参加会议的干部也就片面地领会了“迎接合作化高潮”，“村村有社，普遍插旗”，滋长了一种自满情绪，忘了要艰苦地进行工作。他们回到乡村以后，就简单生硬地进行工作，片面地宣传“迎接高潮”“普遍插旗”，还加上了“走合作化道路就是阳关大道，单干就是死路一条”。

八月至九月底，在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迎接合作化高潮”的宣传。在八月以前，县委计划一九五五年入社的农户要达到百分之二十八。从这以后，县委收到各村工作组的报告，这里是百分之几十，那里是全村入社，却没有下去检查一下，看究竟农民报名入社是不是真正自愿。九月中，县委统计，入社的农民是百分之三十八。到九月底，已经是百分之四十一。到十月初，已经是百分之五十一。广灵县委请求地委批准这个发展数目。地委考虑了广灵的工作基础和干部条件、群众觉悟程度以后，提出让广灵县委重新考虑。广灵县委这时也

“考虑了一番”，并且又向县委农村工作部询问群众入社的情况究竟怎样。县委农村工作部答复：

“现在要求入社的农户已经是百分之五十四了。”县委就又把这数字报告给地委，还是要求批准。地委提出：“这些农民是不是真正自愿？”县委不加考虑地答复：“拿棒子打也打不出去。”

这“百分之五十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只看这样一些事实就可以知道了：在屯堡，有个县干部叫高发其，在一个民兵会上要求百分之七十的农户入社；整整开了半夜会，谁报名放谁走。县粮食局有一位杜同志在一个村工作，百分之七十的农户入社还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在一个群众会上要求“百分之百的户入社”。当时五十户报名，其中就有二十户并不自愿。马寺儿村干部开群众会，不讲别的，只问农民：“你走那条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不要入社！”东常堡有一户中农，因为勉强入社，思想不通，把毛驴卖了；村干部就拉住他“整”了三天思想。北町东堡社扩大社时，干部甚至提出：“谁不入社，就得多卖余粮！”

广灵县群众的思想到底怎样？只看这样一些事实就可以知道了：七咀村共有七十多个牲口，有十户中农卖了七条驴、三头牛、一个骡子，还有一个好驴换了赖驴。中农宋乐义共有三个牲口，把一个大牛和一个大驴都卖了，现在只剩下个小牛犊子。因为他知道小牛犊子不能使用，即便入社，社里也不要，还能保持私有。有五户中农还准备卖牲口。水涧村有一户中农感到不入社不行，入社牲口就得归公，先把马卖了，然后才报名入社。有些农民怕入社，把一家人分成两家，一家带上赖地入社，一家带上好地自己经营。西寺村干部用开会软磨的办法发动报名入社，报了二百三十三户，就有六十多户是分家的。沙泉村中农王怀保，看到“不入社不行”，先把好地送了人，然后带上赖地入社。入社以后，大家也纷纷要求多留自留地，想靠自留地，不靠农业社。林井农业社有二十户，只七百亩土地，一九五四年作价归公驴十头、牛十五头，作价两千六百万元，每年利息二百多万元。去年扩社时，社外农民怕入社羊归公，全村共三百多只羊，出卖一百五十只，宰杀八十只，现在只剩下七十多只了。

十一月，县委举办了农业社骨干训练班。紧接着，又召开了县、区、乡扩大干部会议。在这训练班和会议上，乡村干部揭露了下面的问题，下乡干部也向县委报告了下面的强迫命令情形和老社的情况。这时，县委心里亮堂了，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在地委派来的工作组指导下，县委和县、区、乡干部又一次学习了党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方针政策，清醒了头脑。大家认识了：过去因为盲目自满走了弯路，以后还得折回来从头走，艰苦地、细致地进行工作。

改变了工作作风，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政策以后，一些原来勉强入社的人思想通了，变成了自愿入社；有些原来不愿入社的也报名入社了；经过说服教育，真正不自愿的人退出了社。邵家庄原来报名入社的有三十户，而且不很稳定；细致地宣传了党的政策以后，又有七户新报名入社的。一斗泉有个中农原来怕牲口作价归公而不愿入社；现在了解了农业社使用牲口可以采取好几种办法，不愿作价归社的还可以采用租用的办法，他就说：“这样好，那咱就入社吧！”

新华社记者　蔡蔚生

一月中旬，记者在沔阳县会见了四月前远道而来的广州市医疗队。两天前，这支医疗队才由汉水五支角堤防工地护送完最后一班民工。在到达沔阳的当晚，沔阳县的党政领导机关为他们庆功、送别，并把代表着全县七十三万人民敬意的四面锦旗赠给了医疗队。

去年八月间，这支医疗队由广州市来到了湖北省遭受水灾较重的沔阳县。全队十个人，除了队长、检验员是两个男同志，其余的都是刚出学校门不久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起初两个月，他们跟当地和其他外地来的医疗队一道，在汉水南岸的沔阳县仙桃镇护理还乡过路的农民。那时候，每天很多帆船和轮船不断地把成批的农民送到这里。船一靠岸，他们就像接待自己久别的亲人一样，搀扶着老弱农民下船上岸，帮助农民背东西，抱小孩，安置住宿；然后又为患病的农民诊病换药，端茶送饭。一天，轮船载来了一位患着重痢疾的老婆婆，严重的病情和长途的跋涉，已使她动弹不得。医疗队的护士麦坤伟看到这种情况，就立刻把她背到堤上，送她到离码头一、二里远的收容所。她把老婆婆安置好以后，又端来一盆水给老婆婆梳头、洗脸、洗澡，老婆婆流下感激的泪，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半天只说出一句话：你，真比我的亲人还亲啊！

农民还乡以后，政府实行了以工代赈，发动农民去修堤，医疗队又随沔阳县修堤堵口的民工上了汉水五支角大堤。工地上医疗器材和卫生设备比较差，他们就想办法，找窍门，因陋就简地动手工作。门诊部医师青年团员陈宝英和护士麦坤伟、卫敏勤、余琦云等几人，就在休息时间用竹子做成装药膏和药片的筒子和抹药的刀子，解决了磁瓶、金属刀不足的困难；盛药水的玻璃瓶不够，她们就把用过的针剂小玻璃瓶细心地保留起来，消毒后当代用品；病房里没有桌子，护士叶秀丽和洪玉屏就当起泥瓦匠来，用土砖在全房十五张床旁砌了十五个床头桌。

十一月下旬，寒潮接连袭到工地，风雪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困难，他们的脸、手和脚都冻肿了，不少人还患了感冒。但是他们用嘴呵一呵手，或搓一搓手，又接着干下去；患感冒的人也坚持工作。他们互相鼓励着：这比起红军过雪山、睡草地；比起志愿军和在前线的人民解放军来又算得了什么！在严寒中，由于他们和其他兄弟医疗队人员的共同努力，保护了堤上两万五千多民工的健康。堤防工程按期完成了。

在这次沔阳县防汛后的评功表模大会上，这个医疗队的护士麦坤伟被评为防汛模范，队长吴仲江和队员叶秀丽、潘邦敏、陈宝英等人被评为防汛功臣，其余队员也受到了表扬。

李廷选

山西省广灵县一九五四年办了八十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户两千三百七十六户，占全县总农户的百分之九点五。这八十九个社大部分办得不好。

有些社的生产管理搞得一团糟，割了的小麦放在地里没人管，收了的胡麻放在场里让雨淋，已经打完的豆秸里还有许多豆子。六咀村社修了一个猪圈就用了一百来个工，地里的山芋还没长大就刨出来三千五百斤喂猪。

有的社虽然增产了，但是因为管理不善，摊子铺得太大，投资太多，社员的实际收入却减少了。王家堡社社员自己有牲口、农具不用，却贷款去买；四十九户的一个社，就贷款买了两辆大车、十条牛、一匹马，花了两千多万元，另外还买了七张耧、十一条口袋，买了一盘粉磨没用，“关了禁闭”。行政管理费开支了三百七十六万元。现在社内还有外债两千多万元。全社一九五四年总收入八千五百八十万元；支出（不算贷款买牲口、大车）就有两千二百三十四万元，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如果加上两辆大车、十条牛、一匹马的折旧费四百万元，再加上副业挣的钱投到农业上的四百八十五万元，和一九五三年的六十车粪作价二百一十万元，共计支出三千三百二十九万元，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七。这个社去年每亩平均产量是八十二斤，同村的郭连忠互助组每亩平均是七十八斤六两。如果除去成本，农业社每亩只合五十一斤，郭连忠互助组合五十四斤。这种情况，在广灵县并不是个别的。

许多社的分配工作做得也不好。中共广灵县委没有很好地领导各社在分配中做好政治工作，却硬性规定：“农业社打的粮食暂时不分配，由社集中保管，等缴完公粮、卖了余粮以后再分配。”社员们不了解这样做的好处和具体做法，担心缴完公粮、卖了余粮以后自己分不上，思想就动荡起来了。在分配当中，也没有真正贯彻“以劳分红为主，兼顾土地”的原则。有的社竟“按人数腿”平均分配了。狼虎坪社的山芋按每人一百五十斤平均分配。郭家圈南村社把粮食按人平均分了。许多社的土地报酬比劳动力报酬高。王家堡农业社一九五四年农业总收入是八千五百八十万元，减去投资，纯收入是五千二百六十一万元，地租占去纯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一个劳动日才分两千八百元（后来又经过两次调整，才把劳动报酬提高了）。

许多社在生产还没有显著提高的时候，又没有很好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没有发动社员群众民主讨论，就由少数干部做主，盲目地把牲口、大农具完全作价归社；这也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果。有的农民说：“牲口作价归社也可以，但归了社还不一定啥时候才能还钱，不如卖了拿现成，花钱自在。”白家坟村一九五四年办社时，把农民的三头牛、四头驴、一匹马完全作价归社；到七月份牲口正在跌价的时候，县委让纠正，又把牲口归还社员私有。有些中农社员不满意地说：“牲口跌价又给我们归回来，都是农业社有理。”把牲口归回去以后，社员白海玉、白南就把一匹马、一头牛卖了。社外农民看到这种情况，有一户富裕中农、三户老中农、一户新中农就卖了两匹马、两头驴、一头牛。有些人怕以后再入社归公吃亏，秋后就大量地卖牲口。社长李老雄首先把牛卖了，得了一百一十万元，大吃二喝花了。副社长李柱看到社长卖了牛，也把自己的牛卖了。随后，社外的新中农七户（其中有党员四个）、旧中农七户、富农一户，卖了七头驴、两匹马、两头骡子。还有人用大的换小的，好的换赖的；有两匹马换了一个骡驹、一个驴驹，两个大驴换了两个小驴。全村三百二十户，有十七户卖牲口的，其中怕入社吃亏的十三户，确实有困难的三户，另一户是富农。也有人买牲口，但为数很少。全村只有两户贫农伙买了一个驴驹，一户贫农单独买了一头驴。

许多农业社在牲口问题上还有另外一种偏向，就是雇用社员私有牲口时雇价过高。赵庄村社去年总支出是两千一百三十八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其中雇用牲口工资就占六百五十万元，占支出的百分之三十点四（社内还有两个公共牲口没算）。全社土地共九百九十七亩七分，如果采取租用牲口的办法，有七个牲口就够用了。七个牲口一年的租价和草料费，大约是三百八十五万元。这就是说，比起租用牲口来，社里雇用牲口要吃亏一倍（分配结果吃亏的主要是贫农）。而且，采取雇用牲口的办法，还会影响农业社的集体耕作；社员个人又要喂养牲口，又要做社里的活，也会两头忙乱，耽误生产。

广灵县去年没有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在社员和社外农民中起了很不好的影响。有的社员因为入社后收入减少，就退社了，还向社外农民不满意地说：“我今年入社入败兴了，你们可再不要跟上我们败兴啦！”王窊堡村去年秋天本来有七十多户农民报名入社，现在只剩下三十多户了，还在拿不定主意。六咀村社摊子大、底子空，也有一些社员想出社。这个村的农民坚决不入老社；新要求入社的三十户农民，另办了一个新社。凡是老社没有办好的村子里的农民，都是这样议论老社的：“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我们村的社没办好。”

为什么这些老社没有办好呢？

还是得从领导说起。中共广灵县委对于“全党办社”这个方针并没有认真执行。七个县委委员，只有三个同志对于办社的政策、业务比较熟悉，另外四个是半通不通的。最近举行了一次测验，参加测验的县区干部共二百零四人，其中六十分以上的只有八十五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在经常下乡作农村工作的一百二十九个人当中，六十分以上的只有六十六个。经常下乡搞互助合作工作的工作组组长张善兴，只得了二十五分。有的把当前农村的基本任务答成“交公粮”，有人认为“死分死记”是“小包工”，“死分活评”是“大包工”。

为什么县区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这样低呢？主要的原因是县委没有“钻进去，变成内行”。干部下乡以后，县委对他们的学习很少指导，他们慢慢变成“不识时务”的事务主义者，甚至当了资本主义的俘虏。据下面一般干部反映，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他们一年当中只能回县四次：一次是春耕生产动员会，一次是夏季生产动员会，一次是秋季生产动员会，一次是冬季收购、互助合作、生产动员会。这样说也许有些过火。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县委是极少有计划地组织县区干部学习政策、业务的。

县委只听下面报告，很少下去实地检查工作。

这个县的王窊堡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就吸收了国民党员、伪大乡秘书宋善振和一贯道坛主的儿子曹兴入社，县委却一直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直到一九五四年春季发现宋善振利用会计职权捣鬼，才撤换了他的会计职务，但仍留在社内生产，王窊堡工作组的组长刘廷杰还表扬了他。会计的职务交给曹兴担任。曹兴（他父亲未入社，在社外租种着两个寡妇的二十亩地，并兼卖零食）当了会计以后，就和宋善振勾结，拉拢社务干部和中农，一直克扣贫农社员。社里收下山芋，多给社务干部和中农，少给贫农社员；分粮食给贫农社员分的秕籽多；白面、胡麻油是按投资分。贫农王聚武的妻子没吃的，向社里借了好几次粮不借给。在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找刘廷杰要吃的，不但问题没解决，反而被刘廷杰大骂了一顿。直到贫苦社员集会反对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向坏分子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刘廷杰仍然没有支持贫农的正义斗争，反而大叫大骂，压制贫农。这个社这样糟，王窊堡工作组组长刘廷杰却给县委作假报告，说王窊堡社“很好，没有问题”。县委只是根据假报告，就认为它是“一类社”，并且在七月份的扩大干部会上表扬了刘廷杰“工作积极”。

还有一个沙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十一户，社长、会计都是做买卖的出身。社内共有一百六十六亩三分土地，社长有三十多亩，会计有十八亩。社内数他们两人土地多，土地好；因此，土地分红的比重规定的特别大。县政府统计科的刘科长帮助这个社做分配工作；分配结果，土地分益占纯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六，劳力分红只占百分之二十四。今年共收获两万一千斤山芋，社里出卖了一万斤（为还外债），贫苦社员分不上山芋。社里贷款买了两匹马、一头骡子、一辆大车、一院房子，打算搞运销、开粉房，结果没挣了多少钱，赶车、耕地都雇人做，现在还有外债一千多万元。秋后，贫苦社员看到这种情形，就不肯积极做活了。结果，五个党员被扣上了“懒汉二流子”的帽子。生产队长任秀芳（党员）只有三亩八分地，分到很少一些粮食，一说起农业社就想哭。贫农任喜才只分到九斗黍子、九斗高粱、八斤胡麻，现在没吃的，向社里要地，准备典地。党员任佃林没吃的，准备到口外去。这个社就在广灵城附近，可是县委只听社长和这位刘科长的反映，一直没有去检查和解决这些问题，还在扩大干部会上大喊大叫：“沙河农业社的五户懒汉二流子，不爱劳动，向社长要酒要肉，要清洗出社！”

全县去年有八十九个农业社，有二十四个驻社干部。很显然，“分兵把口”或“满天飞”的领导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县委在春季也曾确定：山上以恩庄社为重点，川下以曹川、涧西两社为重点，由县委直接领导，进行典型示范。七月份在地委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以后，也吸取别的地方的经验，开始建立了互助合作网。但是，“开始”只不过是“开始”，并没有坚持下去，实际上采用的仍然是“分兵把口”或“满天飞”的领导方法。县委心中没底，工作处于被动状态，“风来了挡风，雨来了挡雨”。遇到财务管理混乱的问题时，就临时把东崖头社如何扭转财务混乱现象进行了总结；遇到劳动管理混乱的问题时，又仓促地介绍了涧西社如何克服劳动管理的混乱现象。一年来，县委没有全面地完整地总结过一个农业社的工作。农民群众感到老社“平平淡淡”，看不出老社到底有什么好。各社的驻社干部和社内骨干也没有一个可以经常学习的好榜样。

这样，怎么能把社办好呢？

本报记者　力文 雨舟

一月十六日的晚间。

一群年轻的拖拉机手、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们匆匆忙忙地走出了会议厅，正在进行着的舞会顿时静下来了。人们互相传告着：在下半夜两点钟，又将有一批满载着“康拜因”的火车来到这里。

多少天了，人们不分白天和夜晚，卸下了一列又一列火车的苏联机器。年轻的小伙子们是多么希望在这个夜晚，来纵情地玩上一番，消除连日来繁忙劳动所带给的困倦。现在他们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又戴上帽子，披上大衣，愉快地走出这回荡着悠扬乐声的会议厅，走回宿舍去早点休息，准备迎接这批苏联送来的新机器。

但是，刚睡下，已是下半夜一点多了。人们跳出了温暖的被窝，从国营友谊农场筹备处的各个宿舍奔向车站。这时，寒暑表上的温度计，正指着摄氏零下二十八度。

拖拉机手们、苏联专家、总支书记、农学家们都到了车站上，年轻的小护士也背着救急包跑来了。

人们挤在站台上。一会儿望一望火车开来的方向，一会儿看看农场的夜景。远方，在西北角农场筹备处办公室的方向，一片白光覆盖在低矮的茅屋的上空。在那里，几只路灯疲倦地向人们眨着眼。在东北边，一排排低矮的茅屋稀疏、幽静地躺在那里。只有从南边停放着机器的围场内开来的汽车和拖拉机的轧轧声，打破了这个沉睡在草原近旁的小镇——福利屯的恬静……。

车站上，从吊车中发出的声音震动着人们的耳鼓。吊车工们正在烤车。年轻的助手李树林把一壶一壶的热水提到车上倒到水箱里去。坐在车上的单承先，发动一会机器，又把头伸出来向外望一望，看一看他的助手。对于这位吊车工，人们并不生疏。当搬箱机的水箱冻住的时候，他用热水来浇车，并脱下自己的棉衣搭在水箱上，使搬箱机开动起来，继续进行工作。在十三日夜晚，他一连工作了六个小时，卸完了六个车皮的“康拜因”以后，又和两个助手自动要求多卸了一车五铧犁。人们说：“该他上班的时候他来车站工作，不该他上班的时候他也来这里工作。”多少次，他都是在车棚里抽空吃着助手们给他带来的午饭。他记得他从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来支援友谊农场的时候领导上对他的嘱托：光荣的去了，可要光荣的回来呀！是的，他没有辜负了人们对他的希望。

火车终于来了。月光下，长长的一列黑影蠕动着走进车站。人们拥到了月台的边沿。两个苏联专家拿着手电，沿着月台，察看着一台又一台高大的

“康拜因”的牌号。人们走到车上，亲热地抚摸着它们。显然，人们对这些机器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已是第十七次送来机器了。

十几天以前，第一批拖拉机运到福利屯。那天晚上十一点，住在福利屯南郊的机务组的同志们照例学完了一课俄文，刚钻进了被窝里，电话铃响起来了。接电话的技术员老李，像遇见大喜事一样，连声喊叫着：“办公室来电话，拖拉机到了！拖拉机到了！”人们急忙地掀开被窝，穿好衣服，一气跑到了车站。火车来到了。“一台、二台、三台……”，人们愉快地数点着列车上的拖拉机和汽车，连声称赞着：“好新的机器！”汽车司机忙着去看汽车。号称大力士的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是一九五四年的最新出品。吉士牌自动装卸载重汽车是斯大林汽车工厂去年十二月份的新产品。它的灯比过去更漂亮，开关比过去更灵便了。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是最新式的，空气清净器增长了延长管，减少了发动机内部的磨损，这一新的改善，会使拖拉机寿命延长。午夜三时，小伙子们带着兴奋和愉快回到宿舍，领导方面决定让他们睡上三个钟头，天明再去卸车，可是，大家都不愿去睡，睡也睡不着。汽车小组的同志们躺在被窝里，听老司机刘襄讲述苏联造吉士车的优点、特性，开这种车应该注意的问题。拖拉机手们衣服也不脱，围着炉火，你一言，他一语，兴奋地谈论起来。他们谈最新的机器，谈自己从心眼里感激苏联老大哥，谈自己工作过的那个农场，谈正在建设中的新农场……。

从这天起，他们投入紧张卸运机器的劳动中。

今晚，当二十六台油亮放光的“钢铁巨人”——康拜因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又掀起了人们新的兴奋和欢乐。

机务组组长王荫坡兴致勃勃地来回走动着。他抑止不住心头的喜悦，一面不时地和苏联机务专家商量着什么，一面指挥着大家卸运机器。

人们忙着卸机器，忘记了深夜的寒冷。当载重汽车的灯光照亮人群的时候，看得见，不少人的大衣抹上了一层冰霜，有些人的眉毛上挂上霜花了。

人们在紧张劳动中送走了黑夜。白天，机务组的另一批同志来到车站，镇上的镇利、新利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四十名社员、粮食公司的工人、福利车站的搬运工人也赶来帮助友谊农场卸运机器。

吊车摇动着巨臂，从火车上吊起“康拜因”，把它轻轻地放到月台旁。从镇北头跑来参观的两位老农民看得出神了，他们看见过拖拉机站的机器给农民耕地，却没有见过这样大和这样新的“康拜因”。两个人指着身旁几个看热闹的十一、二岁的小孩，感慨地谈论着：“这些小孩真生在好年月了，到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机器便‘普遍’了，他们再也不像咱们那样，弯腰曲背地受苦了。”

朝襄

在大雪纷飞中，大兴安岭林区开始了冬季生产——木材运搬作业。这里通常的温度是零下三十至四十五度；有时候还要刮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

严寒的冬季是林业生产的“黄金时代”，一年里，大兴安岭林区有百分之七十的木材要在这时从林中运出来。从去年冬季开始，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大兴安岭森林里，冒着严寒，为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辛勤的劳动着。

在人工浇灌的冰道上，威力强大的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牵引着长长一列满载木材的爬犁，由山中楞场驶往木材集散地——贮木场。参加这次冬运的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一共有五十多台。新买的许多台捷克式“塔吐拉”十吨载重汽车，满装着木材，和别的汽车一起，在公路上、雪道上疾驶着。驾驶员们在半路上相遇，头句话都是：“干了几趟？还干几趟呀？”

在拖拉机驾驶员当中，有三个女驾驶员。在大兴安岭严寒的气候里，她们和男同志们一样执行着任务。她们的脸冻得通红，手冻得都裂了口子。有时拖拉机出了小故障，她们就爬到拖拉机底下，躺在冰道上，或钻到马达里，进行小修。她们从来没有叫过苦，她们说：只能坚决完成任务，不能中途罢休！捷克式“塔吐拉”十吨载重汽车的驾驶员和助手，大部分是新从学校里出来的高小毕业生，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参加了林业生产。

一辆一辆的马套子，繁忙地从结束作业的伐木场往山中楞场上拉木材。这些马套子的主人，多半是附近的农民和牧民。他们赶着自己的马匹来到林区，并且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不帮助国家完成任务不回家！”

各个贮木场上充满着一片忙碌的景象。运木材的拖拉机、汽车、马套子，陆陆续续的到来。贮木场上的新木材一天比一天增多。检尺员和记账员忙得不可开交，不断吆喝着：“四公尺，八公尺！”“矿柱，电柱！”贮木场上，从早到晚，机器响声不断，马匹嘶声不断，人喊声不断。

所有的贮木场内都有一条铁路，这条铁路通往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十来辆空车皮甩进来，大型起重机用它的大爪抓起木材，装上车皮。日日夜夜，长长的装满木材的列车，从大兴安岭林区开往全国各地，到矿山、建筑工地和新铁路线上去支援国家的建设。

掌灯时分，最后一台拖拉机的响声也停止了。劳累的，冻了一天的人们，走进房舍和工棚，脱掉棉帽棉衣，该有多么暖和！饭后，在灯光下，人们玩扑克牌，看书，唱歌，闲谈，有时候开会，研究工作。有的坐下来写信，向他的家人、朋友，报告大兴安岭森林冬天紧张的战斗和愉快的生活。

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等省二百多万民工正积极整修长江中、下游两岸的堤防。其中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已完成的土方共有三千一百多万公方。湖北省荆江大堤抽槽翻筑工程已基本结束，现正进行堤内填塘和大堤的加高培厚。捍卫着安徽省无为、庐江、巢县、肥东、肥西、舒城、含山、和县的四百八十多万亩肥沃田地、长达一百零八公里的无为大堤，也已开工整修。江西省有些堤段的整修已将完工。

新年前后沿江气候奇寒，但各地农民上堤情绪仍然很高。他们纷纷从几十里以至百多里的地方，挑着修堤工具和行李赶往工地，随即冒着严寒开始了紧张的劳动。春节期间，湖南省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和武汉市江堤整修工程的民工，大部分都没有回家，在堤上过节。担任修筑汉口汉正街外集家咀到利济路沿江护坡和防水墙的人们，春节中一天也没休息。他们在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天中，共打了四百多根护（堤）脚桩。

根据去年防汛的经验，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等省这次都将根据需要加高培厚，加强江堤。湖北省荆江大堤，安徽省无为大堤，武汉、黄石、南京等市的江堤，都是按超过一九五四年最高洪水位一公尺左右进行加固培修的。一般堤防也要恢复到去年汛前岁修的标准。整个工程土方共有二亿五千多万公方。国家拨出的工程费有一万六千亿元。整修中，全体民工对工程质量都很重视。湖北省郝穴一带荆江大堤上的硪工，在打硪时坚持了“土不干净不打、太湿不打、块大不打”的原则，新加的土都打得很结实。（新华社）

物产富饶的四川西部都江堰灌溉区域内，正在进行渠堰的修建和整修工程。工程完成后，今年将扩大灌溉面积八十万余亩。

都江堰水利工程，包括二百六十多个渠堰，灌溉着成都、温江、灌县等十数县约五百万亩农田。解放后经过几次整修，已陆续增加灌溉面积约五十万亩。去年冬天，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将解放后兴修的官渠堰延长三十一点四公里；同时新修一道长三十七公里的西河引水渠，利用都江堰的水，使灌区北部和西南部边缘上过去缺水的八十万余亩田地，改变成自流灌溉的两季田。十二月一日，两处工程同时全面施工，至三月初可全部完工。

都江堰外江的大小干渠，十二月中旬，已动员有关七县民工一万五千人，分别开工整修。一月二十日可以完成。都江堰内江流域九县的大小工程，现已开始勘查，至二月下旬即将开工整修，以便在清明节前，放水供应农田灌溉。

一九五四年都江堰灌区的粮食产量，已在一九五三年丰收的基础上增产一亿八千余万市斤，超额完成了增产计划。现正修建的增灌工程完成后，估计受益农田每亩可平均增产大米四十五斤。从今年起，这些田又可每年为国家增产大米三千六百多万斤。（刘彦邦）

武汉市今年城市建设的投资估计可超过解放后五年来城市建设投资的总和。

今年的工程任务中包括：新建九条长几公里到十几公里的新式街道，改建若干旧的街道。新建街道的面积比武汉市解放前原有街道面积的一半还多。这些新建和改建的街道将进一步使原有市区和新工业区、郊区连贯起来。今年全市将有三个自来水厂进行扩建或改建。到今年年底，这些工程完工以后，武汉市的自来水厂供水能力至少将增大一倍以上。今年新建的下水道的总长度，将接近于解放前全市原有下水道长度的一半，同时将新建几个规模较大的抽污站和一个集水渠。此外，确保全市安全的堤防建设工程，工人宿舍和居住区的建筑工程，变电站、输电线和通讯线路的敷设工程，以及各地娱乐场所的增建和城市美化工作等，也将继续进行。将要在今年汛期以前完成的堤防任务有：填挖五百多万公方的土方，整修几十个涵闸和护坡四千多公尺，筑防水墙三千公尺。

为了争取胜利完成今年的城市建设计划，从去年第四季度起，有关城市建设的新的机构就陆续开始建立，原有机构也在不断扩充，并开始了今年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月中旬以后，一部分街道工程和输电线工程已着手施工，参加堤防建设的队伍已有近四万人。（新华社）

郑州市的青年工人掀起春节前后的全勤竞赛。郑州市的工业建设在迅速展开，今年的建设规模比去年更大。这种情景激励着广大工人的劳动热情。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郑州十九个先进的青年班、组的工人，为迎接新任务联合向全市职工发起挑战，保证春节前后全部出勤。这份挑战书在郑州日报上发表后，得到各工厂职工的热烈响应，许多小组工人纷纷应战。

全勤竞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年开工第一天，许多小组工人全部出勤，并提早上班。郑州纺织机械厂青年组，已按实际工作日提前五天完成了一月份的生产计划。国营郑州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的青年男女工人们，把春节前后不缺勤订进小组保证条件，只要春节一过，他（她）们就收拾好车子开工生产。（本报集体通讯员郑州日报编辑部）

新疆石油公司独山子矿区，一批少数民族工人和干部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

独山子矿区有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塔塔尔、回、蒙等十二个民族的职工。这些兄弟民族职工占全矿职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四年来，矿区党、政领导干部和苏联专家们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职工的培养。各族职工通过有组织的政治、技术学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已有六人被提拔为领导干部，担任着副经理或副处长等职务；有二十余人被提拔为科长和车间主任。仅在钻井处一个单位，就已培养出三百多名少数民族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四人担任着钻井技师，有一百八十三人担任着钻井员、柴油机工等重要技术工作。这些兄弟民族领导干部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是从工人中培养提拔起来的。他们工作热情负责，能密切联系群众。去年一年，有八名少数民族钻井员在创造钻井日进尺的新纪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去年矿区选举的七名人民代表中，就有五名代表是少数民族职工。去年国庆节时，有四十二名少数民族职工被评选为劳动模范。

在工作中，苏联专家们特别关心培养了少数民族技术工人。许多汉族技术人员也把帮助少数民族工人掌握技术，当为自己一项极光荣的任务。

轻工业部所属各酿酒厂去年使用代用品制造酒精、白酒，据不完全统计约节省粮食一亿四千五百多万斤。各酿酒厂使用的代用品有鲜白薯、白薯干、鲜土豆、木薯干、土豆干以及谷糠、麸皮等。去年各酿酒厂使用的代用品占总用料量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约节省成本费一百四十五亿元。各厂使用代用品后，基本上保证了产品质量，白酒少许带有白薯味道，但酒的质量并没有降低。（白衡）

湖南省各地国家粮食初级市场交易很活跃。从去年十二月初到目前止，全省一千六百多个国家初级市场已成交主粮和杂粮四百多万斤。衡阳、湘潭、邵阳等专区很多国家粮食初级市场现在每场上市的粮食都有三、四千斤，粮价也很平稳。

湖南省各地在粮食统购工作结束后，都加强了对国家粮食初级市场的领导。宁乡、湘阴、邵阳等县都组织了初级市场管理委员会。现在各地的国家粮食初级市场一般都配备了专职的交易管理人员，保证市场业务的正确开展。（新华社）

黑龙江省的葵花籽一九五四年的总产量约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三倍半。国家在这个地区收购葵花籽的数量很大，到一月十五日，年度收购计划已完成百分之一百一十三点七。

葵花籽是工业上的重要原料。它可以制造润滑油、硬化油和人造奶油。它的含油率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左右。同时，葵花籽也是我国出口商品之一。（新华社）

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去年在新建区和工矿区发展了饮食业和各项服务性业务。到去年年底止，这些地区的合作社共发展饮食业和服务性业务单位一百零七处。其中包括面食摊、合作食堂、理发室、缝纫部、洗染部、照像部、洗澡堂、修车处、修理钟表部、修鞋部、修理金笔部等。合作食堂一般都能同时容纳一百人到二百人，最大的能容纳三百多人；东郊关东店的理发部有四十个座位，是目前北京市规模最大的理发馆。这些新型服务性业务单位的建立，使新建区和工矿区广大职工和学生等得到很大便利。

元旦前夕，由四辆汽车装载着的九十九只新疆羊群，到达了黑龙江东部的虎林县。这里，有“阿尔泰美利奴”、“新疆毛肉兼用细毛种羊”以及新疆特产的各种细毛羊。这些羊每只体重约在一百公斤以上，每年能剪毛二十多斤。

穆棱河下游虎林一带是一片连绵数百里的肥沃草原，是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好地方，农业部已决定这里为黑龙江省开垦区之一。为了发展优良羊群，特远道从新疆运来这批种羊。（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