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26日 · 第2版

中南区油脂公司经理 王治

中南区油脂系统最近在广西柳州召开了榨油工业先进经验交流会，确定要在今年内用提高出油率的办法，为国家增产六千万斤食用植物油。

达到这个目标，是不是可能呢？肯定地说，是完全可能的。目前中南区各地的出油率一般都没有达到平均先进指标，这次会议上各地代表分析了提高出油率的可能性，计算结果，全区平均可以提高出油率二点三。用这个指标，按一九五五年可供榨油的原料核算，全区可以增产植物油三万三千三百多吨。这说明榨油业中的潜在力量是非常大的。提高出油率之所以可能，还因为目前榨油过程中存在着很多浪费现象。如湖南、湖北榨花生都是带壳榨，使部分油脂被干壳吸去。广西榨花生先用土砻去壳，压力太大，使花生仁的破碎粒增加，平均每百斤带壳花生约有百分之二的原料遗留在尾糠里。有的单位曾把尾糠拿来试榨，发现每一百斤里还可以榨出十斤油来。此外，像场地上抛散麸粉，没有打扫干净；榨房里老鼠偷吃原料等情况，也是很普遍的。如果我们克服了这些浪费现象，就可以榨出更多的油来。潜在力量还表现在：中南区的榨油工业设备比较落后，全部榨油业中土榨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土榨作坊榨完油以后的生饼中残留的油还很多，最高的有百分之十九点三，最低的也有百分之四点七。只要稍加努力，降低残油率和提高出油率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有些土榨油坊进行了技术改革，吸收了先进经验，出油率已经有所提高。如广西省柳州的油坊在学习李川江的榨油原理后，利用原有土榨设备，改进榨油技术，创造了一套方法，使花生仁出油率比过去提高了百分之三点三；芝麻出油率提高了百分之三点八三。其他如河南的郑州、商邱，湖北的樊城、宜都和江西的进贤、星子等地在操作技术上都有改进，出油率也都提高了。如果我们很好地推广这些先进经验，一定还可以挖掘出不少潜力来。

从以上的情况看来，全区完成六千万斤食用油的增产计划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决心加强政治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在合作社部门的支持与协助下，积极改进榨油技术和推广先进经验，争取实现和超过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奋斗目标，以满足人民的生活要求和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

本报记者 李策

重庆国营一零一厂炼钢车间不重视成本的现象十分严重。去年一至十月，成本超支了六十三亿二千五百万元，少产六千多吨钢锭，去年四至九月一连六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单是这笔超支的费用，就能够买三千一百零八吨钢锭，把钢锭轧成钢轨，可以铺四十公里铁路。

多花了钱，炼不出钢来，其原因是很多的，但最惹人注意的是钢水浪费太大。去年八月间调查，装进平炉的原料跟出来的钢水比较，每炉少出一千到一千五百公斤钢水。钢水哪里去了呢？有两条去路：一条是在炉前扒渣时和炉渣一起扒掉了；一是炉后放钢水时，竟跑掉了钢水。吹炉也因为扒渣方法不好，丢掉了一些钢水。更严重的是，沉凝在盛钢桶底下的钢水，冷后跟桶内的炉渣分开了，变成了成块的净钢，也和炉渣一起倒掉了。

在车间外边的炉渣堆里，渣内夹杂着不少的钢。有成块的净钢，大多数都有五百公斤，还有六、七吨重的。除了碎钢、钢块外，在渣堆上面露出来的钢板就有二十多块。有整块的钢锭、镁砖，也有岚炭，焦炭，有人甚至把平炉的门闩、门杠都丢在渣堆里。究竟几年来在渣堆内埋藏了多少有用的物资，是无法计算的。

许多工人特别是倒渣的工人们，早就对这种浪费现象有意见，曾经向厂、车间的行政方面和工会谈了很多次。前年生产副厂长张如宾，厂工会主席阮中也到渣堆跟前看过，却没有从生产管理方面去检查浪费的原因。前年第四季度开展劳动竞赛时，车间行政采取了一种消极办法，动员三班倒渣工人到渣堆上去拣钢，说是按拣的多少评红旗。结果是一边往回拣，一边还是往外倒。车间干部并不关心这件事情，以后不给倒渣工人评红旗不必说了，有些钢块大，工人搬不动，建议用吊杆吊回来，干部也置之不理。这种浪费现象又继续下去。工人向西南钢铁公司和重庆市钢铁工会反映，车间干部也不加以重视，觉得“浪费点钢是难免的”。去年八月，车间主任张晋在车间干部会上，作了一次车间经济活动分析的报告，谈到车间成本太高，会上有些人批评了车间的浪费现象。不久张晋主任又在全厂经济活动分析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可是分析尽管分析，浪费还是照样的浪费，没有制订克服浪费的有效措施。

炼铁车间有位老工人叫周占元，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随着炼铁炉从汉口搬到重庆来。去年五月有一天，他看见车间地上有一些炉渣，顺手一摸，从渣里拣出一些碎铁。他想到矿石从深山里开采出来，打碎了，老远地运到工厂，装进炉子里，多少人辛辛苦苦，才炼成了铁，确实不容易，可惜以前把这些碎铁和炉渣一起倒掉了。以后，他有空就不声不响地到处拣废铁。工人们钦佩他这种举动，有次帮他秤了一下，他在一天内就拣了三百六十多公斤废铁。去年十月初，有一天他走到炼钢车间渣堆的跟前，看见渣堆里有许多钢块，估计每天倒掉的钢有四、五吨，他发火了：“我拣一个月，还不够他们一天倒的。”他和炼铁车间工人李第武、夏溉涛、李泽民商量以后，在渣堆里找了一块二百五十多公斤重的钢块，搬到厂门口，贴上字条，让全厂职工看看炼钢车间不爱惜国家财产的行为，又向当地报纸写信，揭发这种浪费现象。

中共一零一厂党委听到消息以后，派了检查组到车间检查，车间行政上算了五笔账，证明去年一至十月在各方面的浪费都是严重的：第一、生产废品太多，有九百七十八吨，损失三十六亿元；第二、设备事故多，计划外的检修时间是八百多小时，少炼几千吨钢；第三、平炉检修维护不好，常常修理，多花了十亿元的修理费；第四、原材料用的多，炼一炉钢用的原材料，一共比计划多用了一千二百五十吨料；第五、少数工人操作不细心，扒炉渣时带出来钢水，估计损失了一千三百九十九吨。

由于厂和车间的领导干部以及部分职工，缺乏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观念。在生产上，光顾抢产量，不重视质量和成本。为了抢产量，不遵守操作规程，不爱惜机器设备，结果是废品多，事故多；加上管理混乱，原材料和工具无专人负责，或者有人不负责。这就是十个月内花钱多，钢炼的少的重要原因。如果从远处看，也是有原因的：前年全厂生产上赔了五十五亿元，可是上前年厂内多存一批钢锭，前年涨价，加上产品变化等原因，工厂多赚了钱，前年上缴的利润还超额完成百分之一百。厂内有些干部说这真是“巧夺天功”。没想到厂内还有浪费现象。可是去年一个车间成本就超支了六十三亿多元。

炼钢车间党支部举办了“反浪费展览会”，用图表、漫画、大字报和实物揭发车间各种浪费现象，说明浪费的原因和克服的办法。钳工殷超把一些搞坏了的机器零件送到展览会上，他说：“这都是人民的财产，检修人员不负责任，成了废品，也让大家看看。”锻工们抱来因为设计错误报废的吊钩。工人们参观了展览会都很气愤，梁承梓在意见簿上写道：造成这样大的浪费，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平时看到却装成没看到一样，有句俗话“细雨落成大江、毫毛做成捆数”。平炉工人李凤祥说：“以前不知道浪费这么凶，每天成千公斤的钢被我们扒渣扒掉了，好痛心。今后一定要和大家消灭这种现象。”去年十一月底，厂长室、炼钢车间主任张晋都公开作了检讨，提出了克服浪费的措施。现在，厂内各车间干部正发动职工检查和消灭各种浪费现象。

湖北省收购毛猪的“先进经验”

波涛

去年秋后，中国食品公司湖北省公司召开了第一届全省储运课（股）长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贯彻总公司八月全国储运课长会议精神，结合我省当前实际情况，搞好‘三大支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更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使储运工作能够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见“中国食品公司湖北省公司第一届全省储运课（股）长会议总结”）“在这次会议中着重检查了工作，交流了经验，制订了必要的可行制度”。（同前）

在这次会议上，的确曾经“交流了经验”。其中有王世贤改进蛋品装车的经验；火车装猪法的先进经验等。但是也交流了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

“经验”，并把它制成了“必要的可行制度”了。其中有一件是收购毛猪实行“考槽制”。就是把农民赶来出售的猪，饿上几个钟头，以免肚子里有食物，占了重量。“原则上以四小时至六小时为标准。各地根据猪的实际情况，可以适当缩短和延长。在考槽时间内，应经常赶猪走动，使猪泄出屎尿，减轻体重。（同前）”另一点是收购毛猪实行“体格检查法”。就是打猪一棍子，看猪的反射性能怎么样。这点虽然没有写在文件上，但并没有受到批判。会议还指出：各地“不得将大小猪混合装运。凡在一百二十斤以上的肥猪，膘厚二公分以上，交丹水池牲猪接交处；一百二十斤以下，一百斤以上的猪，交桥口牲猪接交组”。

因为收购毛猪这件事并非只由食品公司去做，还有其他国营商店和供销合作社收购或代购，上述的“先进经验”只在食品公司系统内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所以这个“总结”就送交湖北省商业厅去批转。商业厅就批上“省食品公司储运课（股）长会议总结，经本厅审查，同意印发，希予研究执行”字样。作为正式公文下达了。

这个公文下达后，各地都把长达七千四百字的总结，缩成几百字的收购毛猪的“考槽制”和“体格检查法”，切实认真地加以推广了；并且很多地方还有所“发挥”。这里先以黄冈专区为例吧！中国食品公司黄冈分公司的通知中说：“一百二十斤以下的牲猪，一律停止收购。”虽然“总结”中并没有这个规定。黄冈分公司宋埠商店在通知中更强调指出：“收购时，坚决不收饱槽猪。而且在过秤之前要用棍子在猪的颈部一戳，看其反射性强弱。”反射性弱的猪“就不收购”。这一规定执行的结果，那些远路赶来的猪，再饿上四个钟头，精神已经疲劳，一棍之下，很多也就“不合规格”了。

荆州专区也没有例外。去年九月二十日沔阳商店转发食品公司荆州分公司的通知中指出：“一百二十斤以下的小猪立即停止收购。毛猪必须以一百二十一斤为起点。”至于灾区人民生活困难，饲料缺乏，需要出售毛猪，扩大生产投资，他们是不加理会的。中国食品公司襄樊分公司除了指示“指定地点收购一百斤至一百三十斤，其余单位概不收购”外，并规定：“坚决不收饱槽大肚猪，公猪……改敲猪，摺皮猪，克郎猪（即架子大，重量够，没有肉的瘦猪）”；还规定了除秤办法，一头猪要扣除十斤左右的“饱槽”。

现在，毛猪的货源已经基本上为国营商业部门掌握了。农民出售毛猪，大部分都是同国营商业部门打交道。这当然是一件对农民有利的好事情。但这个“经验”的推广，文件的下达，并且大家都认真执行的结果，就给毛猪生产者增加了很多的不便以至损失，降低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影响了党和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这里且举孝感专区的咸宁县为例。咸宁乡下有个老妈妈，去年十一月间赶了一头毛猪到咸宁四区双喜桥合作社去卖，猪重一百二十多斤。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要实行“考槽制”，让老妈妈等八个钟头以后再过秤，八个钟头过去了，工作人员下了班，老妈妈只得花几千元找了个店住下。第二天又去卖，猪已不足一百二十斤了，工作人员说是“体重不合”，拒绝收购。猪子冻饿得走不动了，老妈妈只得雇了两个人把猪抬回家去。这猪冻饿了一天一夜，又给抬了大远的路，回家后怕活不长，老妈妈就把它杀了。杀完以后老妈妈大哭一场，发誓不再养猪。四邻对老妈妈深表同情，纷纷埋怨。至于农民卖猪因考槽而耽误的生产时间，那就无法计算了。去年十一月份按中国食品公司湖北省公司计划，全省要收购八万五千头毛猪。不以“考槽六小时”（有的地方规定八小时），而按最少四小时，有半数的猪实行考槽计算，在这一个月中，农民只在收购处耽误的时间就是十七万个小时。这给农民造成生产上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难怪农民批评他们：“你们应该检查检查‘为生产和人民消费需要服务’的态度”；“反一反官僚主义吧！”

到底怎样回答来自群众中间的批评呢？这个问题只有请中国食品公司湖北省公司的负责人和批转这个“经验总结”的湖北省商业厅去解答了。

贵州省人民政府交通厅办公室

贵州省是山区，过去交通极不方便。主要运输网——公路，不仅路基、路面、桥梁、涵洞非常简陋，而且坡陡弯急，常常翻车肇事。加上国民党匪军溃退时大肆破坏，全省到解放时竟没有一条完整的通车的公路。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很快地修复了原有的两千七百多公里公路，又改建了一千一百多公里。一九五三年，又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新修了四条公路和六条宽阔的驿道，总长一千零三十多公里。这些新修的公路和驿道，大都是盘旋在崇山峻岭的高寒山区和山峦起伏的群山地带，工程十分艰巨。但是，由于广大筑路民工的积极努力和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援，终于克服了这些自然障碍。在修筑最难修的威水公路时，民工刘昭全曾在结冰的严冬带头下水去抢修涵洞。在修筑惠罗公路的时候，布依、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民工展开了劳动竞赛，创造和推广了木板推车、木棍滑板运石、铁犁铲土等先进工作方法，克服了自然障碍和缺乏工具的困难。有些少数民族农民还自动组织筑路队参加筑路，或抽空打草鞋、编土箕送到工地来。

一九五四年，黔桂公路的改建工程完工，现在黔滇公路又开始兴工改建了。

由于公路交通的发展，增加了运输力，降低了运价，大大改变了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交通阻塞的面貌，繁荣了山区经济。现在全省七十九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散居的县份中，已有百分之八十修通了公路。贵州省西部高寒山区所产的铁、锰、锌、桐油、羊毛、木棉，和凯里、罗甸等地盛产的烤烟、药材、木材，已随着公路的修通而源源运出。盐巴、布匹、日用百货则源源运进。一九五三年，政府在威宁发放的四十五万五千七百多斤救济粮和农贷粮，以及两万斤铁（这是用来制造发给少数民族的无偿农具的），也都是通过新修的公路运去的。罗甸布依、苗族农民种植的香蕉，在公路修通后，也都能及时运往贵阳各地。威宁水城间的野窝平、山王庙等地少数民族最缺少的食盐，因为有了汽车代替人背马驮，每斤运价降低了百分之六十，因此家家户户都已能买到足够的食盐。

为了保障人畜安全，便利农业生产，贵州省还修了不少县乡村大道，仅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七月这一期间，修好的大道就共有二百六十六条，长达一千六百一十九公里，桥梁三百零七座。

在内河航运方面，全省较大的可以通航的河流有十四条，但因为河床浅窄，水流过急，滩险踵接，暗礁交错，岩石耸叠，横堵江面，所以运输价值很小。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即大力整治河道。几年来，经过有重点地炸礁，淘漕险滩，开辟和整修纤道，使航道加宽加深，扫除了航道中的障碍，保证了航行安全，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如?阳河的诸葛洞滩险，在没有整治以前，枯水期的最浅航深只有两公寸，航宽最窄处还不到两公尺，载重三吨的船只经过，必须把货物卸下来把船搬过去，每吨需要搬滩费一万六千元。整治后，最枯水位时期最浅航深能保持六公寸，航宽增至八公尺，而且航道平直，船只来往自如，减去了搬滩费用和麻烦的搬滩手续，加速了船只运转率。以旧州到镇远九十九公里的航程为例，运转成本就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五。为了更好地疏浚河道，赤水河马桑坪至二郎滩间的巨大炸礁工程又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开工了。按施工计划，将在今年春末竣工。竣工后，不仅原来以搬滩为生的四百多搬滩工人可以投入其他生产，而且经济价值很大，仅就上水物资食盐一项计算，每年就可节省搬滩转驳费四亿余元。

现在，经过整治的七条主要河流，在全省境内已有木船航运里程一千九百多公里，通筏航程长二千二百多公里。几年来，在运输战线上，特别是在去年支援湖南灾区的运粮工作中，贵州的水路运输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大力整治河道以外，从一九五二年开始，人民政府又先后在各个航道地区设立了航运管理机构，把分散的船民组织起来；通过民主改革等运动，斗倒了封建把头，取缔了苛捐杂税，使船民摆脱了层层枷锁。国家银行又发放贷款加以扶持。这样就使贵州的水运，完全改变了萧条没落的现象。现在船民们正在进行木帆船的编组编队工作，沿着互助合作的道路前进。

今后的三年内，贵州省的水陆交通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公路建设方面，将加强勘测设计，改进现有各条公路干线及省县公路和驿道，提高公路和驿道的标准和载重量，并在省东南、西北、东北部等少数民族地区修筑新的公路。在航道建设方面，除继续整治河道，逐步扩大管理航线外，还要试办用机动船来拖带驳船。到那时，贵州省山区人民的生活将比现在更好。“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也将被粉碎。

罗克

柞蚕是一种野生的蚕。柞蚕丝、绸、丝绵，是辽宁省的主要特产之一。柞蚕丝织品是电和热的不良导体，适合于电器工业制造绝缘器材；柞蚕纤维在强酸和强碱浸蚀下，抵抗性甚大，可做耐酸、耐碱器材和耐酸的工作服，对冶炼和化学工业极有用处；柞蚕丝织品着水后，其强度不仅不减少，而且会增强，虽经常洗濯亦不能减低其牢度。

辽宁省的柞蚕事业已有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养育柞蚕的地区非常广阔。在辽宁省的东部，东起鸭绿江，南到黄海渤海，西到辽河流域，北到吉林省境，是柞蚕事业的集中区。一九一七年前后，柞蚕丝曾一度占东北出口物资的第二位（第一位为大豆）。一九三七年以后，由于连年遭受战争破坏，加上日本侵略者掠夺式的经营，使柞蚕事业逐渐地萎缩了。而后又遭受蒋介石匪帮的严重摧残，使辽宁的柞蚕事业几乎断绝。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立即以巨款贷给蚕农，扶持柞蚕业的生产，并积极地组织人力物力，恢复和创建缫丝、织绸工厂。几年来，辽宁省的柞蚕事业大大的发展了。一九四八年生产三亿粒茧，一九四九年生产十五亿粒（包括春、秋茧），一九五○年生产十九亿粒左右，一九五一年生产二十七亿粒，一九五二年生产七十五亿粒，较一九四八年增产了二十四倍。这些柞蚕茧除了一小部分供给山东、河南外，绝大部分供应了缫丝工业生产。国家用合理的价格收购了这些茧。仅缫丝工业收购柞蚕茧所付出的金额折合粮食计算，一九四九年即有一万五千吨，一九五○年为四万零五百五十吨，一九五一年为七万吨，一九五二年为十一万二千六百吨。一九四九年所收购茧的价值所换取的粮食可供四万人全年食用，到一九五二年可供给三十多万人全年食用。这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善蚕农的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在柞蚕茧放养事业发展的同时，柞蚕工业也在迅速的前进，工业生产总值直线上升。以一九四九年为一○○，一九五三年为一、九二四，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十八倍多。设备亦逐年增加，一九四九年织绸机开动一六六台，到一九五四年即开动了三八○台。职工人数也逐年增加，以一九四九年为一○○，到一九五四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八七·四五，较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五倍多。缫丝、织绸工厂从一九四九年的九处增加到十五处，其中除恢复旧的外，还增加了一些近代化的绢纺工厂、试验工厂、漂练工厂和织绸工厂。

随着柞蚕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并增加了品种。一九四九年，丝绸仅有四种同类型的规格，现在已投入生产的即有十三种，正在试验的有一百五十多种。因此，丝绸的用途和销路日益扩大，根据一九五四年的统计，供应有色金属制品厂，电机厂、冶炼厂、鞍钢等国营工业的柞蚕丝绸，占辽宁柞蚕丝绸公司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九点七。一九五○年，外销绸才二万多匹，到一九五四年外销量竟达九万匹，其中主要是供给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人民的需要。由于外销数量的增加，换回了许多工业设备，直接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工作。

柞蚕工业，在我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如果能继续改善各种手工业操作方法，解决处理原料、纺织、印染方面等技术问题，提高质量，便可扩大供应工业的需要，给人民生产出更漂亮的布料，和增加出口数量。

北京郊区工人、农民和部队战士在石景山区举行了春节联欢。这是石景山钢铁厂工人表演旱船的场面。　新华社记者　牛畏予摄

春节期间首都各公共场所显得特别热闹。这是劳动人民文化宫游园的群众正在跳集体舞。　　本报　王志渊摄

军属洪存厚老先生和洪老太太接受拥军优属慰问队送来的立功喜报和礼物。

本报记者　袁毅平摄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小学的少年先锋队员正写信给解放军战士祝贺春节。

本报记者　高粮摄

首都人民在春节期间热烈展开拥军优属的活动。这是广安门外关厢各机关团体和居民组成的拥军优属慰问队，正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进行慰问。本报记者　袁毅平摄

考猪　　苗地作

初　试

口　试

体格检查

名落孙山

苗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