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23日 · 第3版

方青 于文清 曹希贤

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紧靠松花江的北岸，有个腰堡村。这个村子有二百九十七户人家，共八百六十八垧地（每垧等于一万平方公尺）。早在一九四六年就发展了三名党员，建立了一个党小组。一九四八年公开建党时，又发展了十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二十三名党员，除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有四名党员外，其余全部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担任社的正副主任的八名，参加管理委员会的六名。

这个支部在土地改革以后一直遵循着党所指示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到目前全村一共有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一户新富农、一户地主和十三户非农业户外，所有农户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外，由附近三个村联合成立了一个供销合作社，五个村联合成立一个信用合作社。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同时改革了农业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平均每垧地产量达到四千四百斤，因而农民生活也不断得到改善，现在已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过着中农生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正在成长，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原因之一，是党支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

积极帮助贫农解决困难

土地改革以后，腰堡村就转入了生产运动。那时只是单纯号召大家生产，不扔地。因此，互助组的情况是春天插上组，夏、秋便有一部分散伙。这期间，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有了很大发展。而且这种思想很快侵入了党内，有的党员也在雇工和放债了。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支部的注意。

一九五一年秋收后，支部书记朱万有去县委训练班学习，明确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两条道路，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回来后就召开了支委会议，进行传达并结合检查党员的思想展开讨论。支部委员王兴在会上检讨了自己雇长工的错误，并统计了全村买卖土地雇工扛活的情况，有八户买地的，十六户卖地的，十六户雇工的，十八户扛活的。宋万祥一户就雇了三个长工，买了四垧地。穆斌雇了一个长工，一个月工。支委会专门研究了这种情况，一致认为如果让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大家还会回到过去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的道路上去。会后，马上召开了支部大会，由朱万有讲解农村经济发展的两条道路和党引导农民组织起来的方针政策，并展开了讨论。

党内思想统一以后，就研究如何解决困难户的生活问题，随后便召开了扛活的座谈会（党员参加），讨论大家为什么还扛活？刘发说：“不扛活不行，没吃没穿，自己种地没牛犋。”又讨论扛活能不能过好日子呢？给穆斌扛活的金连山含着眼泪说：“谁愿意扛活？早了晚了的，吃的多啦，干的少啦，没有办法嘛。”会议转到给贫困户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时，支部委员陈才、白万金提出给刘发解决牛犋问题，朱万有当时就表示借出一石高粱，朱万良借出五斗苞米、五斗小米，给刘发解决吃粮问题。接着党员吴和给金连山解决三垧地牛犋、并借出三口人的吃粮。每个人的困难都有了解决的办法，扛活的不再扛活了。

教育富裕中农安心农业生产

一九五二年，当安置了扛活的，限制了雇工后，有些富裕户在互助组换工，感到挨累，不自由，雇工还雇不着。于是，李向才、刘斌等七户先后买进了七台胶皮车，不想再务农业生产，企图倒腾买卖。李向才拉了两车高粱，往哈尔滨去卖，村上的公安委员陈才劝他们把粮食卖给供销合作社。李便到支部书记朱万有家，一进屋就掏出烟卷递给朱万有说：

“我们车明天上哈尔滨去，你不买点啥呀？你用什么，买吧，有钱没钱不要紧。”朱万有说：“没啥买的，你们有什么事吧？”李向才说：“我们打算装两车粮，上哈尔滨，陈才堵住不让去，你看怎么办……”朱万有也不着急，也不上火，慢慢跟他说：“你到哈尔滨把粮食卖给谁呢？”李向才说：“卖给粮食摊上。”朱万有说：“粮食摊往外卖，是不是得赚钱？”李向才说：“不赚钱他吃啥？”朱万有又说：“那么，城里的人买粮食就一定得多花钱。若是卖给咱们的供销合作社，由他们把粮运到城里，城里的人们买粮食就不吃亏了。你想：咱们能帮着粮食摊剥削人吗？”李向才一听，立刻感到：自己理屈，就把粮食卖给了供销合作社。他们倒贩粮食的活动行不通了，又想借拉脚为名，暗地里还是投机倒把。

这时支部动员他们参加互助组，搞好农业生产。郝会君又想出了花招——要将一匹弱马、十二垧地加入郝发互助组，留下一台胶皮车两匹好马拉脚，以钱还工，暗地剥削。结果夏锄时，这个互助组就叫郝会君搅的散伙了。

不光是郝会君，那六家有胶皮车的，也都已把地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去等着分粮食，自己却抢着给供销合作社拉脚。这几个互助组都因地多人少干不过来，眼看地要撂荒，支委会一研究，一方面发动小学生临时帮助锄了几天地，一面和供销合作社研究，最好在农闲时用他们的胶皮车拉脚，这样不误生产。碰巧这时供销合作社决定自己买胶皮车，自己送粮。胶皮车户再没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支部也想了很多办法教育他们，终于使这七户改变了认识，归上正道，专务农业生产。

反对高利贷的剥削

一九五二年春天，支部领导整顿互助组，在讨论谁参加哪个互助组时，门发说：“我一粒粮食也没有了怎么入组。”大家问他：“你打的粮呢？”他说：“没等整到仓子，就叫刘凤鸣扛去了。”赵德胜说：“我一大堆饥荒，牛犋还没着落呢？”原来他也借了刘凤鸣的粮食。隋国祥也说借了刘凤鸣的粮食。因此支部通过党员进行了调查，发现有二十多户借了刘凤鸣的粮食，总数达一百二十石，多数是大加一的利息。张胜师借八石，到秋还十六石，张凤江借四斗大黄米，到秋还八斗。同时，还有其他放粮放钱的二十余户，借粮借钱的贫困户二十七家。王福就以七分高利借李向才一百六十万元。

这种情况引起支部的严重警惕，他们立即开会研究，如何限制高利贷的猖狂活动。支部委员陈才提出：“最主要的问题是解决贫困户的困难，没有贫困户就没人借粮了。”支部委员朱万良提出：“最好的办法是动员党团员和政府干部，扶助贫困户。”支部书记朱万有当时就表示愿意借给顾万有三石豆子、三百斤小米，支部委员黄立志提出借给辛文生八百斤谷子，这样，七名支部委员解决了五户贫困户的生产和吃粮的困难。然后召开了支部大会，首先由支部书记朱万有讲解了在整顿互助组中发现高利贷活动情况和贫困户入组的困难，并传达了支部委员会如何讨论反对高利贷剥削，扶助贫困户的意见。之后大家讨论研究，使大家明确了反对高利贷剥削，必须解决贫困户的困难，谁也不借高利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都过富裕生活，这是党的责任。陈才说：“我们一定解决贫困户吃粮和牛犋的困难，坚决不让他们再受高利贷的剥削。”党员李青海说：“就得用这个办法，贫困户不借高利贷，他们就蹦不起来。”因此，党员都主动的帮助贫困户解决吃粮、牛犋和参加互助组的困难。党员远志德借给石秀峰二石高粱，负责一垧地牛犋，刘库给白凤州解决二垧半地牛犋和一石吃粮。在这个党员大会上又解决了七户的困难。还有十五户，由支部委员帮助分别在政府委员会、青年团支部会议上挨家解决。团员刘国荣解决白玉的牛犋，回家努力说服了他的父亲。武装委员田广凤借给赵德胜一百六十万元。就这样解决了全村二十七家贫困户的困难，并吸收他们参加了党员和干部领导的互助组。生活最贫困的独身汉张永海（原给刘凤鸣扛活的）也参加了于德才互助组。因此，贫困户就没有再借高利贷的了。

依靠放贷过活的刘凤鸣，收到仓子的百余石粮，还等着贫困户用高利向他借贷；可是直到开春种地还没人来借，由于自己管理不过来，粮食烂得“红了眼”。他急的说：“共产党真有办法。往年年前年后人们就抢着向我借粮借钱，今年到这个时候（三月）也没一个来借的了。”支部这时又决定朱万有动员刘凤鸣卖粮。刘凤鸣一想，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粮卖给供销合作社。

“钱锁到柜里，怎么也烂不了，不借粮，看你们穷小子借钱不借。”刘凤鸣看着自己的钱说。没想到钱也没有人来借。一个月，两个月，谁也不来找他，他心里又有点发毛了。同时，他也发愁种不上地，以前都是雇牛犋，叫零工。这时他也看得很清楚，由于他自己不劳动，互助组不给他使用牛犋，叫零工又找不到人，眼看着地也种不上，使他认识到除去参加劳动，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就在这个时候，村上同时吸收农民余资七千余万元，在供销合作社内成立了信用部，这就大大限制了高利贷活动的地盘。

妥善处理农民余资

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逐渐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不断改善，腰堡村的农业生产获得连续丰收。一九五三年冬，县委书记来宣传党在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也计算他们有多少余粮可以卖给国家，这时发现他们作为商品卖给国家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总值近十亿元。这个数字引起县委书记的严重注意。他立刻领导工作组配合村支部调查了两个材料：一方面调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在生产上的一切投资，一方面挨家调查全年的生活消费。如果把两个数字加起来，也不过五亿左右，还有四亿二千万元找不到出路。县委书记问朱万有：

“这笔钱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还没有想算。”朱万有刚一说完这句话，脑子里马上就闪出了李向才、刘凤鸣等人的投机倒把和放高利贷的活动的影子。朱万有想到这里，立刻对县委书记讲了这些情况，最后又着重说：“应当把钱花到有用的地方，支部得好好研究研究。”

县委书记说：“先提提你的意见，准备怎么处理？”

“储蓄、买公债、扩大供销合作社股金……”

“这是好的。国家把余资集中起来，投到经济建设上去。但这仅仅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把余资投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长期建设上，买大农具，积累公共财产。这就是社会主义财产。”

接着，支部在广泛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把处理农民余资的问题，作为一个短时期的中心工作来安排。支部大会当时就作出决定：把领导上处理余资的意图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是每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群众一经了解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都感到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点力是最大的光荣，因此，当朱万有从区上领来一千万元建设公债券时，刚到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抢光了。以后又拿来三千万元的建设公债券，才满足了全村的要求。接着人们向银行储蓄了二千三百万元，供销合作社扩大股金六千万元，由原信用部扩大为信用合作社。转业军人韩连璧从部队上带来六百万元生产基金，他把一半存到国家银行，长期储蓄；另一半存到村里的信用合作社。

以后大家又讨论如何把余资投入当前的生产，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要全部还清新式农具的贷款，买一付大型鱼网，买两匹马，并准备开辟一部分水田。其他组、社也都作出了还贷款和购买生产资料的计划。全村还要集资购买修江坝的器材，还提出多集一些钱在村里设立一个文化站或者图书馆。

接着支部又研究如何把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活动互相配合起来，最后决定农民以社或组为单位事先提出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包括数量和品种，供销合作社根据农民的需要准备货物，作到计划消费和计划供应。供销合作社还要保证收购农民出售的一切农产品和副业生产品。同时，要发动农民把所有余资都存到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就要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生产上所需要的资金和解决农民其他方面的困难。经过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三方面的协商，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生产、供销、信用三方面的结合合同，他们叫作三联合同，把这三种合作形式密切结合起来。这样既能够满足农民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全部需要，解决全部困难，把农民逐渐引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化联络局局长 采林道尔吉

在革命前的蒙古，封建压迫、外国奴役和喇嘛教的反动势力沉重地压在我们人民的头上，摧残我们民族的文化和艺术。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蒙古人民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九二一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和苏联人民兄弟般的援助下，蒙古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中取得了胜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通过了第一个真正的人民宪法，宣布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多年来，在苏联兄弟般的援助下，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革命前的蒙古到处都是文盲，识字的人仅占全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在人民政权的年代里，蒙古人民在光荣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创办了国民教育事业，并且不断地发展着它。人民革命胜利后，蒙古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开始为人民的儿童建立了第一批学校。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已经没有文盲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有三百七十七所初等学校，三十一所七年制学校和二十一所完全中学。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初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点四，七年制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十年制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高等学校在国内的设立，是人民蒙古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在国内还成立了以苏赫·巴托尔的名字命名的高级党校，开办了师范专科学校。蒙古国立乔巴山大学的成立是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所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出数以百计的熟练专门人材，其中有医生、兽医、饲养师和教师。乔巴山大学在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密切联系中进行着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

保证农村学龄儿童的普遍义务初等教育和准备在乌兰巴托、乔巴山、宰宰列格、哲布哈兰图、阿尔丹布拉克和乌里基等城市实施七年制普遍义务教育，是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国民教育方面的首要任务。

根据这个任务，一九五七年所有普通学校的学生人数将达到八万五千人，其中中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将增加一点三倍。到五年计划结束时，我国将有二十八所新的初等学校，二十四所新的七年制学校和十二所新的十年制学校。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规定了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巨大任务。国家特别关心培养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材。规定从一九五六年起设立有三个系（兽医系、农业土壤改良系和农业机械化系）的国立农业专科学校，扩大在国立大学中培养干部的工作，到五年计划结束时使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大约增加百分之九十，每年的毕业人数至少要增加一倍，一年级招生人数应增加百分之四十。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报纸和杂志共有四十多种。中央报纸“真理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机关报）的发行数量很大。还出版有“劳动报”、“青年真理报”、“少先真理报”和其他报纸。此外出版的还有政治、艺术和通俗科学杂志：“曙光”、“火星”、“科学”、“畜牧”等等。译成蒙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也在大量出版。在所有十八个艾马克（省）都有报纸出版。新的社会制度给全力为人民服务的科学的发展创造了一切条件。早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成立的科学委员会，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科学中心。科学委员会在我国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畜牧业）中、尤其在改良蒙古的牲畜品种和提高羊毛、肉和乳的产量的事业中、在研究游牧畜牧业的经济、饲料和割草场—牧场的富源方面，都在进行着重大的工作。近年来，蒙古科学家们在进行着关于蒙古绵羊同朴列考斯绵羊的异种交配工作，结果培养出了蒙古绵羊的新品种，这种绵羊无论在体重和羊毛产量方面都超过了蒙古绵羊。关于蒙古牛同塞切夫种牛和哈萨克白头牛的异种交配工作已经开始了。科学委员会正在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地质学、艺术学、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仅在一九四七到一九五二年内，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干部就增加了四倍，得到学位的科学工作者增加了两倍。科学委员会三十多年来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科学图书馆——以约·维·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国立公共图书馆。第二个五年计划在科学方面提出了下列任务：研究发展畜牧业、农业、工业、建筑业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使科学和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为在最近几年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改组成为科学院创造条件。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建立了人民的保健事业。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苏联不断地给我国保健事业的发展以无可估量的帮助。医药机关网每年都在发展和扩大，国家医药干部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现在每个艾马克都有医院和医疗站，每个苏木（县）有助医站。在大工业企业和居民点也设立了医院、医疗站和药房。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要扩大医药机关网：医院应增加百分之三十四，医疗站应增加一倍，助医站应增加五十个，休养所和疗养院应增加一倍以上，国家保健事业的预算增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进一步开展体育和运动。我国正尽一切力量使人民得到福利和幸福，使他们的文化、愉快和健康的生活得到保证。

在人民政权的年代中，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现实主义艺术已经成长起来并不断地发展着。人民的创造力是我国现代艺术的基础。创造无愧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的艺术作品，是我国艺术的主要任务。目前我国有五个职业剧院、九个电影院、八十部电影放映机和二十个造型艺术工作室；还有艺术片和纪录片的电影制片厂、共和国杂技团、国立民间歌舞团、儿童剧院和木偶剧院。现代蒙古的艺术正在循着先进的现实主义艺术的道路向前发展。我们的艺术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当前的现实生活，表扬建设和巩固我们国家的先进人物，争取和平。我国的戏剧艺术已有了广泛的发展。我们的国立音乐剧院在上演现代蒙古剧作家的剧本和歌剧、世界文学古典作家的作品和苏联剧作家的剧本。近年来，剧院创造了许多卓越的剧目。其中最精彩的是洛多依丹布和辛格的剧本“走自己的道路”、万贡的剧本“医生”和作曲家达木丁苏伦的歌剧“走向幸福的道路”等。剧院的大交响乐队在演奏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贝多芬和萧邦的作品，以及蒙古和苏联作曲家的作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影事业在年复一年地成长着。蒙古电影工作者摄制了“苏赫·巴托尔”和“左格图·泰什”等艺术片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三十年”、“世界青年的力量”等文献纪录片。

现代蒙古的绘画和雕塑在我国艺术中占有显著的位置。民间造型艺术的悠久传统表现在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家具、器皿、衣服、马具和武器等等上面。

现代蒙古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是我国人民革命年代中文化繁荣的显著证明。现代蒙古文学的任务是表现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劳动群众的无穷的创造力、阐明满怀信心地在自己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蒙古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诗人、作家那左克·托尔日和丹姆丁·索龙等在民间受到广泛的赞扬。广大的读者群众特别喜爱那左克·托尔日的作品“我的祖国”，丹姆丁·索龙的小说“被抛弃的姑娘”和他的诗“给斯大林的信”。

世界古典文学、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不朽名著都译成了蒙文，并出版了各兄弟人民民主国家作家的以及其他各国进步作家的某些作品。

蒙古读者熟悉莎士比亚、薄伽丘、雨果、裘里·味纶、歌德、屈原、鲁迅等人的作品。

蒙古人民共和国优秀的文化和艺术工作者荣获了乔巴山奖金并得到了荣誉称号。

艺术发展方面的任务是不断提高文学作品、音乐、绘画、戏剧艺术和电影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在乌兰巴托建立国立歌剧院，并在巴音努里基艾马克建立剧院。

我国同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文化和艺术成就的广泛交流，对我国艺术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化和艺术工作者曾多次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和艺术工作者也曾访问过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他国家。

蒙古青年艺术工作者参加了布拉格、布达佩斯、柏林、布加勒斯特的国际联欢节。青年演出者屡次在联欢节上得奖。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在苏联兄弟般的帮助下，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每年取得新的成就。

蒙古人民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开始以巨大的劳动热情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平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宏伟纲领，是我国人民在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道路上前进的一大步。

柏生

今天是苏联国立“洛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建校二百周年纪念日；五月七日是她开学满二百周年的日子。

为了表示我国人民对莫斯科大学的祝贺，北京大学特赠送莫斯科大学两件珍贵的礼物，一件是一对我国著名江西景德镇瓷制礼瓶，上面画有洛蒙诺索夫半身像和彩色珊瑚描金图案，另一件是一幅彩色中国绒绣制的莫斯科大学校景。这两件礼物将在今年三、四月间送往莫斯科大学。

莫斯科大学建校和开学二百周年，是苏维埃科学和文化的节日，也是苏联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最古老的一所大学。创立这所大学的是俄罗斯伟大的学者、诗人洛蒙诺索夫。

洛蒙诺索夫生于一七一一年。他是一个俄国农民的儿子。二十四岁的时候，在彼得堡科学院附属大学学习。后来他又被派到德国去深造。可是，回到彼得堡以后，他并没有受到科学院的重视。那时领导俄国科学院的主要是德国人，他们蔑视俄国学者，并且不愿意有天才的俄国学者参与学术活动。一七四五年，洛蒙诺索夫成为教授和科学院底正式院士以后，他就开始反对德国人在科学院的统治。

洛蒙诺索夫是一位广博的天才的科学家，俄国科学的奠基者。他在化学、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有着高深的成就。他是第一个创立物质不灭定律和燃烧规律的理论的学者。他又是一位非凡的诗人，创作了俄罗斯语文第一部科学的文法书。为了发扬科学，为了造福和教育俄罗斯人民，洛蒙诺索夫在一七五五年创立了莫斯科大学。

莫斯科大学在历史上是俄罗斯科学和教育的中心。在这里曾经孕育了许多杰出的学者、社会事业家、作家和教育家。著名的俄国古典文学作家冈察洛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社会活动家赫尔岑；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以及著名的科学家如“俄罗斯航空之父”茹科夫斯基、物理学家列别杰夫、斯托列托夫、生理学家季米里亚捷夫等都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和研究。

在洛蒙诺索夫的影响下，莫斯科大学成为俄国第一所向工农大众开门的大学，并成为十八世纪俄国先进的科学和民主思潮的中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纪念洛蒙诺索夫这位伟大的学者，一九四○年正式命名莫斯科大学为国立“洛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

莫斯科大学，这座俄罗斯文化科学的摇篮，她的光辉的历史已在苏联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荣誉。由于苏联科学和教育的迅速发展，和莫斯科大学在苏联科学和文化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一九四八年，在斯大林的建议下，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在莫斯科的列宁山建立莫斯科大学的新校舍。一九五三年，在莫斯科河畔、列宁山上的这座雄伟巍峨的社会主义科学之宫落成了。

去年十月，莫斯科大学校长彼得罗夫斯基访问了我国最古老的大学——北京大学，并亲自带来了莫斯科大学赠送给北京大学的许多珍贵的礼物。彼得罗夫斯基和北京大学马寅初校长作了亲切的会晤，确定了北京大学同莫斯科大学建立直接联系的办法。通过这种直接联系，北京大学将能充分地向这座世界科学之宫学习，并在学术上获得帮助。在访问期间，彼得罗夫斯基向北京大学详细地介绍了莫斯科大学各系的教学设施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他对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特别关切，他说，教师们应该很好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和培养青年一代。他认为，在大学中，最幸福的就是能够接近青年们，他自己是一位研究数学的学者，因此他特别访问了北京大学的数学系，亲自和系内的教师们举行了一次座谈，答复了教师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彼得罗夫斯基在北京大学的访问，给北京大学的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去年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七周年的时候，北京大学还特别举办了一个展览会，展出了莫斯科大学赠送的礼品，如莫斯科大学教师们的各种卓越的著作和许多珍贵的标本，以及莫斯科大学教授们赠给北京大学教授们的精致的礼物。

在这以前，北京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也已有了一些联系。一九五二年，莫斯科大学派来了政治经济学专家古马青珂教授，帮助北京大学建立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帮助进行教学改革。虽然他在北京大学只工作了两年，但他给北京大学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年，北京大学派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师徐淑娟到莫斯科大学去学习，正好古马青珂教授又作了她的导师。

去年十一月苏联文化部把洛蒙诺索夫大理石像赠给北京大学，这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和中苏两个古老的大学的密切合作。

今天，北京大学的一切设施，都已开始以莫斯科大学为榜样，正朝着莫斯科大学的方向前进。

北京大学代表我国人民赠送礼物给莫斯科大学，祝贺莫斯科大学建校和开学二百周年，这再一次表达了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友谊，和两个古老大学的亲密友谊和合作。

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历时五天，已在一月十八日闭幕。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民代表共六百三十人。

会议选举了四川省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李大章当选为四川省省长，邓锡侯、阎红彦、任白戈、钟体乾、余际唐当选为副省长，当选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有王叙五、王廷弼、甘木沙沙、李井泉、李宗林、李林枝、李满盈、李培根、李紫翔、李心源、沈兰之、吴子瑜、沙汀、何鲁、余存永、邵石痴、马识途、索观瀛、张曙时、张韶方、张呼晨、张秀熟、张雪岩、陈刚、郭林祥、梁华、梁岐山、许剑霜、黄隐、彭迪先、彭劭农、程复新、贺炳炎、税西恒、华尔功臣烈、杨吉甫、赵林、赵孟明、廖苏华、刘中、刘云波、潘清洲、阎秀峰、卢子鹤、鲜英、萧松立、萧则可、罗忠信、苏永和等四十九人。赵方当选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并选举了江津、万县、涪陵、泸州、乐山、宜宾、内江、温江、绵阳、南充、遂宁、达县等十二个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在这次会议上，还补选了陈书舫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会议讨论和审查了前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李井泉所作的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近五个月的主要工作情况及一九五五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表明：一九五四年，省属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工业的总产值超额完成原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八。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方面，已在原有六百二十五个老社的基础上，发展了八千零四十一个新社，还新发展了二十七万个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动下，全省农民超额完成了一九五四年农业增产计划，粮食比一九五三年增产百分之六点六六，棉花增产百分之十八。从去年九月开始的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和棉花计划收购工作，也已在十二月十日胜利完成。会议确定了四川省一九五五年的工业农业生产任务。今年全省粮食要求增产百分之三，棉花增产百分之十五，油料作物增产百分之十九。地方工业要贯彻为农业服务并同农业经济相结合的方针。

在讨论中，代表们提出了许多保证完成任务的具体意见，并对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进行了批评。省人民政府各部门一些负责干部也在会上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检查。（新华社）

西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一月十五日到十九日在雅安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汉、藏、彝、回、傈僳等七个民族的代表一百零一人。

会议选举了西康省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廖志高（汉族）当选为西康省省长，白认（汉族）、桑吉悦希（藏族）、康乃尔（汉族）、张为炯（汉族）、果基木古（彝族）、夏克刀登（藏族）当选为副省长，日库（藏族）、王海民（彝族）、瓦渣木基（彝族）、萨纳（藏族）、李守先、李青如、李亚群、所仁克增（藏族）、阿侯尼日哈根（彝族）、涂则生、苗逢澍、高德西、郭锡兰、傅正松、项扎巴松典（藏族）、张铁民、黄觉庵、杨立之、杨万选、董弼忱、郑英、刘元瑄（以上不注明民族成份的都是汉族）等二十二人当选为西康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会议还选出刘长健为西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会议听了张为炯关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传达报告。会议还听取和讨论了关于西康省一九五五年发展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这个报告说明去年西康省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三年增加百分之四点七；汉族地区已经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四点七四；在少数民族地区投资八十五亿元，制造二十九万多件农具无偿地发放给少数民族人民。今年计划全省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再增加百分之五点七；汉族地区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要求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在少数民族地区再投资六十亿元，继续无偿地发放农具。代表们在讨论中对这个报告表示满意，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首都各区广泛展开春节拥军优属活动。前门、西四、西单、东四、宣武、海淀、石景山等区许多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以及郊区的许多乡，都先后召开了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建设军人代表会议或座谈会，总结了一年来的优抚工作，指出了一九五五年工作中必须努力改进的缺点。东单区于十九日召集四百多人的大会，为四十八名立功军人的家属贺功。各区群众和儿童分别帮助烈属、军属打扫庭院。许多派出所还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各区并给贫苦的烈属和军属发了实物补助金，使他们能和群众一样欢度春节。这些事实使烈属、军属和军人深受感动。前门区驻军朱德清同志谈到他的父亲和弟弟受到政府的关怀时说：我一定叫同志们好好保卫首都，保卫人民过幸福生活。军属代表徐淑琴在前门区召集的代表会上说，她一定要努力在后方生产，支援解放台湾的伟大斗争。

新华社记者 台旭

春节前夕，记者在沂蒙山区的沂水县吕家庄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里，访问了军属张熙会的家庭。

张熙会的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堂屋正中悬挂着“光荣人家”的横匾和毛主席像。左侧墙上的镜框里，放着在前方的儿子张长吉的照片。过春节用的面粉、猪肉、鱼、干虾、海带、红糖等物品，也已准备齐全。张老大爷指着这些东西高兴地对我说：“自从入了合作社，今年的春节同往年不一样了，买的东西要比过去齐全得多。”

张熙会已是年过六十岁的老人。第四个儿子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第二个儿子张长吉正在前方服务，现在家中只有他和妻子、女儿三个人。在前几年，虽然村里代耕也照顾得很周到，可是张熙会家里的生活总不很宽裕，还常常要靠政府补助。一九五三年冬天，张熙会加入了本村的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张熙会夫妇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也积极要求参加集体劳动，社里根据他们的体力适当分配一些轻活让他们做。女儿张玉兰是一个青年团员，由于她劳动好、工作积极，入社后便被选为第五生产队的队长。在去年秋后全社的生产评比中，她又当选为社里的劳动模范。

这一年，张老大爷全家总共得了一百五十五个劳动日；连同土地报酬在内，全年总共收入了三千一百八十二斤粮食。除去交纳农业税和留出口粮外，还向国家出卖了九百四十四斤余粮。春节前，全家用卖余粮的钱买了四十多尺布，两个老人每人做了一件新棉袄，女儿玉兰也做了一套新棉衣。另外还买了一只小猪，并有二十多万元储蓄到银行里。

当我们谈起参加合作社前后的各种变化时，老人越谈越有劲。他说：“现在地里的活不用我再操心了，社里样样都计划得很周到，粮食打下来后，社员就把我应分的粮食给送来；社里的干部还经常来我家征求意见。”

一月十四日的晚上，张熙会老大爷全家举行了一次迎接春节的家庭会议。在这个会上，全家讨论了今年社里的生产计划。会后还给在前方的长吉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家中生活的变化，并鼓励他要坚决解放台湾。

湖南省城乡人民准备欢度春节。湖南省各界代表组成的洞庭湖工地春节慰问团所属七十个剧团、电影放映队已经出发，他们将为修复洞庭湖堤垸的民工演出各种精彩节目。长沙市的很多学校、工厂在春节时还将举行各种球类比赛和田径赛。许多干部、工人、学生和解放军战士计划在春节时去参观毛主席故乡——湘潭县韶山乡。长沙、衡阳、湘潭、株洲等市的许多工厂工人计划在春节时下乡参观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兄弟举行联欢会。地方国营建湘机械厂工人决定在春节邀请长沙县的五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到工厂参观。这个工厂今年将试制新式农具。各城市工厂、机关、学校的业余剧团正在排演各种文艺节目，准备在春节演出。国营湘中电业局职工还创作了“反对美蒋条约”、“坚决解放台湾”等快板。长沙、湘潭、岳阳等县的农村剧团在春节除了自己演出外，还将组织农民进行玩龙灯、狮子、彩龙船等民间形式的游艺活动。湘西苗族自治区在春节将举行全区民间艺人会演。

（新华社）

上海市六十多万小学生在十八日开始了欢乐的寒假生活。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各区少年之家、儿童文娱室、儿童图书馆和许多学校除了在寒假中进行定期性的活动外，并为孩子们准备了各种有趣的新节目。少年宫和有关方面正在筹备“一定要解放台湾展览会”、“刺绣作品展览会”、“上海少年儿童航空模型表演会”。长宁区少年之家将为孩子们举办一日冬令营、自行车旅行、小皮球比赛。

上海少年儿童们在春节前后，将广泛进行参观旅行，和解放军联欢，访问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家属，举行诗歌朗诵会和故事会等活动。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少年先锋队员们，准备利用假期制作一批航空模型，送给学校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新华社）

青海省西宁市冬季体育活动比往年更活跃。目前西宁市各工厂、学校、机关中普遍坚持早操和工间操，并经常举行篮、排球和乒乓、羽毛球等比赛。在人民冰场上，每天有很多人滑冰。青海省民族公学的蒙、藏、回、土、哈萨克等民族的学生，星期日也常从七、八里路外赶来人民冰场滑冰。青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去年十二月下旬举办了西宁市首届滑冰运动会。参加比赛的蒙古族青年更登、他日新在一九五三年参观西北区首届冰上运动大会时，还是第一次见到滑冰，可是在这次运动会上，他们都因成绩优良得到了奖章。

目前，青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在整修人民冰场和灯光篮球场，并组织各工厂、机关、学校在春节期间举行滑冰和球类比赛。（新华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给安徽省去年曾遭受水灾地区婴儿所需的三万多磅奶粉，已全部发到各县。这些物品受到婴儿母亲们的喜爱。（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