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4日 · 第3版

教育部工农业余教育司

全国各地的冬学工作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不少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开始试办冬学；不少的冬学已能密切地结合中心工作进行教学，并推动了中心工作；乡村干部一般的都很重视冬学，并积极地参加学习；许多地方还进一步注意了改进冬学的教学。这说明一九五四年的冬学工作比往年有了不少的改进，对今后农民业余教育的开展将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前冬学工作中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影响了冬学工作的健康发展。

目前冬学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干部对开展农民业余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因而对开展冬学工作不够积极，放松了对冬学的领导。有些干部除了对农民业余教育认识不足之外，还存在着“单打一”思想，把冬学工作和中心工作对立起来看待；甚至中心工作还没有开始，就让冬学停课。因此，必须通过具体事例向干部反复地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相应地开展农民业余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认识到冬季是农民学习的重要季节，冬学是向农民进行政治、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以纠正某些干部对冬学工作的消极态度。同时也应该告诉他们如何使冬学工作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并为中心工作服务。学习和工作之间在时间上是存在着矛盾的。这主要表现在工作忙，会议多，没有时间学习。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办法，是统一合理地安排工作、会议和学习的时间。根据历年冬学的经验，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冬若干地区的经验，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尤其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冬学，由于社员的生产时间比较统一，解决学习时间问题就更有许多便利条件。经验告诉我们，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虽然工作较忙，但只要适当地安排时间，还是可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学习的。

农民业余学习，必须在不妨碍生产和中心工作的情况下进行，万一必须停课，就要因时制宜，暂时停课；但是在可停可不停的情况下，就要想办法争取不停课，不要随便停课。县区党、政领导方面应当教育乡村干部重视冬学工作，把冬学工作视为整个冬季工作的一部分，并帮助他们适当地安排会议和学习的时间。有条件举办冬学而尚未举办的乡村要迅速地把冬学开办起来。派到农村去的中心工作组也要积极帮助和指导冬学工作的开展。

在当前冬学工作中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有些地方的冬学偏重文化教育，忽视政治教育，不配备政治教员，不上政治课；有些地方又只注意政治教育而忽视了文化教育，冬学里面没有文化课。这两种偏向，都应当纠正。县、区党委要领导和督促各地冬学按照教育部和青年团中央所颁发一九五四年的冬学工作指示，在冬学中认真进行政治教育。同时也应当了解，冬学工作指示中所指出的以做好政治教育为重点，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或者放松文化教育，而冬学教育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群众进行文化教育，扫除群众中的文盲，并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

一九五四年冬学的业余教师很多是新参加工作的高小毕业生，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他们在工作上积极热情，但是缺乏教学经验和必要的社会知识，因而在教学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影响了教学效果，这也是当前冬学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加强对这些教师的培养和辅导，是提高教学、巩固冬学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各地应当参照以往经验并根据业余教师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办法进行辅导，以提高教学质量。

抓紧时间，积极地解决上述问题，是进一步开展冬学工作的关键。目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特别注意加强对于冬学工作的具体领导，不能只作一般号召，要组织一定力量，深入检查冬学工作的情况，及时纠正缺点，解决困难和总结、交流经验，使冬学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

孙德俊　凌泉方

北京市郊区的冬学工作，已在绝大部分地区开展起来。截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旬止，已有三万五千余人入学，超过了原计划数；其中乡村主要干部有六百六十余人，平均每乡两人。此外，市教育局还举办了乡村干部离职学习班，抽调五十二名乡村干部参加学习。

在过去几年中，往往由于农村冬季中心工作繁重，会议时间和学习时间不能得到妥善的安排，以致不少的冬学停课甚至垮台。一九五四年冬农村的中心工作仍然是繁重的，而北京市郊区的冬学工作开展得却比较正常，坚持学习的情况也较好，其主要原因是冬学工作和中心工作能够配合得好。

北京市郊区各乡解决冬学学习时间问题的办法是有效的。例如：东郊区黄杉木店乡把学习安排在会议以前；因为乡村开会，总要在晚上八点以后群众才能到齐，会前尚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学习。丰台区小屯乡则规定星期一、三、五上文化课，星期日上政治课，其余的日子开会。又如中共南苑区果园乡支部为了使乡村干部既能完成中心工作，又能学习，决定加强工作的计划性，把各部门的每月例会作了统一安排，规定每月有十六天是开会时间。会议的安排办法是：能合并的合并，能同时开的同时开，能减少的减少。例如党员学习会和党小组会合并，如果会议的出席人员不重复（如文教、民政、调解委员会等部门的会议），就在同日召开，妇联的会议在白天开。这样就解决了学习和工作的矛盾，保证干部每月有十天的学习时间，每天学一小时半到两小时。最近又增加了每天早晨八点到十点的两小时学习时间。他们这个经验，已经推广到三十个乡了。

南苑区果园乡参加学习的十二名干部，在去年十一月三日到十五日的两周内，半文盲已学完两个单元的课程，文盲已学完四课基础字，原来一字不识的妇联主任认识了五十六个字，而且会写。南通顺乡干部组五人，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二日的十天中，学习了八次，约十三小时，认识了一百二十个基础字，听写能力达百分之七十。

北京市郊区冬学所以能够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工作和学习之间在时间上的矛盾，是和区、乡党政领导方面的重视分不开的。由于对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所确定的方针任务和实施办法有了较明确的认识，不少区、乡级党政领导干部对冬学工作不再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事了，而是把它当作冬季主要工作之一。中共南苑区委会书记曾在区乡干部冬季中心工作扩大会议上，号召乡干部在积极完成中心工作的同时，还要积极领导冬学和参加冬学学习。并指示下乡的区干部要动员、支持乡村干部学习文化。往年工作组一下乡，冬学工作常常会被打乱。一九五四年的冬季不同了，不少工作组的同志们对冬学很注意。小红门、左安门、时村等乡的工作组在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也帮助进行冬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果园乡工作组和乡干部研究工作的时候，总要设法把乡干部的学习时间让出来。东郊区马房寺工作组曾经主动地召开了冬学工作会议，解决开会时间和学习时间的矛盾。南苑区文教科长给各乡文教主任布置工作的时候，说明他们冬季的主要工作就是办好冬学；并且要他们每月开一次文教会议，及时向乡支书和乡长汇报工作。南苑区大红门乡人民代表大会，也把冬学工作列为议程之一。牌坊乡在收公粮的时候，需要抽调一些能写会算的冬学教师帮忙。若在往年，乡领导方面就只顾到抽派冬学教师，不注意到冬学了。这一次却事先同文教委员会和冬学校部研究了一下，教师抽调后，功课由辅导员代上（南苑区冬学差不多每一班都有一名教师和一名辅导员）。这样，既配合了中心工作，又不影响学习。

以上情况说明，冬学工作和农村冬季的中心工作在时间上的矛盾，并不是不能解决的。只要区、乡党政领导方面重视和支持，采取具体措施，合理地安排时间，冬学工作和中心工作是能够很好地结合进行的。

一个“文艺报”通讯员的意见

大连读者叶德浴来稿——“一个‘文艺报’通讯员的意见”中说：胡风先生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中，对“文艺报”的通讯员工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不满。胡风先生认为，“文艺报”印发给通讯员的“内部通报”是一个“地下刊物”。作为“文艺报”的读者和通讯员的我，不能不就这件事说几句话。

就我所知，组织通讯员网并印发内部刊物的报刊不只是“文艺报”一个，不少报刊采取着同样的措施来教育、培养通讯员的。为什么胡风先生独独对“文艺报”的这一措施表示了如此狂热的仇恨呢？胡风先生自己已经透露了原因了。他说：“在这个‘内部通报’里面向通讯员发号施令，要批评、打击什么人，就在那上面发出号召，要求通讯员写信，开座谈会，写文章，造成‘群众基础’。”

这里虽然没有直截地说出“有的通讯员”“由于不满”寄给他看的那期“内部通报”的内容，但意思是很明白的，“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曾经号召通讯员对胡风先生的文艺思想展开批判。照胡风先生的说法，这就是“文艺报”对他进行“打击”的号召。

“文艺报”曾经对胡风先生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大家知道，胡风先生的文艺思想曾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发生过不小的不良影响。在抗战期间，以胡风先生为首的那个文艺小集团，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狂热地鼓吹着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他们歌颂“原始的生命力”和个人主义，片面夸大“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以个人的反抗代替阶级斗争。胡风先生并宣扬了“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的理论，引导了当时的一部分缺乏勇气投身到群众的斗争中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一条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根本相对立的路上去。胡风先生的文艺思想，正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反动的唯心论观点在文艺理论上的反映。这种文艺思想反映在创作上，突出地表现在当时路翎的一连串的作品中。路翎笔下的工人、农民大多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具有流氓无产阶级的作风。路翎的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被胡风先生誉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书中的人物就几乎都是些不可理解的、歇斯底里的人。胡风先生的文艺思想到今天还严重地影响着有些作家的理论批评和创作。

由于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相对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胡风先生和在他影响下的一些人们的笔锋主要不是针对敌人，他们肆意攻击、排斥、讥笑、诬蔑凡是他们看起来不顺眼、不跟着他们跑的进步文艺界的作家的作品，乃至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以胡风先生为首的这种错误的文艺思想，以及宗派主义的情绪，一直到解放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某些方面，倒反是发展得更其不能令人容忍了。为了坚持文艺领域中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为了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文艺界对胡风先生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以廓清这一思想给予部分读者的坏影响，是完全必要的。

没有隐瞒的必要，我曾经长期地作为胡风先生的盲目崇拜者的一个普通读者，是从那次斗争中认识到了胡风先生的文艺思想的错误以及它对自己进步的危害的。

在党的领导下，“文艺报”为了更彻底地清除胡风先生的文艺思想在部分读者中的影响，为了更有效地使胡风先生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在“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上要求通讯员积极参加这一思想斗争，这正是“文艺报”责无旁贷地应担负的严肃的思想斗争任务。这一思想批判的展开是符合广大读者的要求的。

“文艺报”在通讯员的工作上的确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错误，在“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中有时也刊载了一些有严重错误的文字。这是和“文艺报”编辑部的整个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相联系的。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文艺报”在一九五二年号召通讯员积极参加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行动也是错误的。

胡风先生如果真正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对党对

“文艺报”的批评应当表示欢迎。如果胡风先生对不少同志的意见能认真地加以思考，是应该认识自己的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的危害性的。然而，从胡风这次的发言看，他对自己的错误还是十分缺乏认识。不然，是不会把对于自己的错误思想的批判理解为“打击什么人”的。

胡风先生所以认为一九五二年对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打击什么人”，这是有历史根源的。舒芜在“致路翎的公开信”（“文艺报”一九五二年第十八号）中揭露他们当时的恶劣的宗派主义情绪和活动时曾经指出：“我们更以小资产阶级的腐臭庸俗的眼光，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念念不忘并津津有味于文艺运动历史上的某些‘掌故’，用了鲁迅所说的‘后街老虔婆’式的方法，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整个的伟大的人民文艺运动，都解释成某几位领导同志用以打击某一个人的花样。这样，在文艺工作上，就好像无所谓原则，无所谓党的领导，只有混乱一团的私人恩怨纠缠；而党的文艺工作里面，也好像无所谓原则，无所谓组织，无所谓组织领导，可以任由一两个人随便胡来，假公谊以报私仇，居然风动全国，而竟没有人过问。只有我们那个小集团，才是‘为坚持原则而斗争’，才是唯一的光明，中流的砥柱。”（着重号是引者加的）舒芜的话是针对十年前的情况说的，可惜的是，胡风先生在这次发言中表现的基本的情绪也还是同样的东西。十分明白，胡风先生的发言实质上已经不仅是对“文艺报”的攻击了。

把秘密公开了吧

西安西北人民歌舞剧团李晓白投来题为“把秘密公开了吧”一稿，内容摘要如下：

“文艺报”一九五四年二十二号发表了刘白羽等同志的发言，我们十分欢迎。这不但有助于“文艺报”检查工作，对广大读者也有教育意义。在这些发言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文艺报”立即改正错误，名符其实地成为文艺战线上的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刊物。这些发言是严厉的、尖锐的，然而却是诚恳的。他们是以加强党的文艺事业为出发点，以打垮资产阶级思想为目的。

但是，我对胡风先生的发言，十分不满，简直使人不能容忍！自然，胡风先生的发言，有它正确的地方，但是，这长近两万字的发言，实质是胡风先生假着批评“文艺报”来宣扬自己的错误的文艺理论，并竭力为阿垅先生的“在文艺创造中为其他阶级来与工农阶级争‘主角的资格’”（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错误论调做辩护士。胡风先生究竟是为维护党的文艺事业而批评和帮助“文艺报”改进工作呢，还是敌对党的文艺事业而在攻击“文艺报”呢？在我的理解，他的出发点是后者。

他的错误观点，周扬同志在“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中及袁水拍同志在他的发言中，已经替大家说话了，我们衷心拥护这两个发言。现在，我就胡风先生对“文艺报”通讯工作的批评，发表我的意见，以此说明胡风先生对党的文艺事业的态度及其发言的内幕。

“文艺报”是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它需要了解全国各地的文艺创作活动。这是无可非议的。既然如此，组织通讯员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并无不可。在运用这种方法的具体工作中，有了错误，那是另一个问题，绝不能说这种方法本身是错误的。而胡风先生在他的发言中，不是诚心诚意地批评通讯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从而改进工作，发挥通讯员的作用，而是诽谤、谩骂。他说“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是“地下刊物”，负有“严重”的“秘密”任务，说“如果通讯员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轻的是批评他的思想有问题，重的是取消他的通讯员资格，开除他的‘员’籍”。这不是批评，这是侮辱“文艺报”及其全体通讯员，把全体通讯员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说成“奴隶”了！

是的，“文艺报”的通讯工作，是存在问题的，错误不少。这些错误自然应该进行检查，应该受到指责。然而，全部通讯工作是不是像胡风先生说的那样恶劣呢？

我是一九五○年成为“文艺报”通讯员的。到现在为止，“文艺报”编辑部给我的信件即有七十九封之多。这里边不是编辑部给我“发号施令”，而是正常的联系，给我解答问题，如生活问题、歌剧创作问题、如何认识生活问题等等。有的信竟达三两千字之多。虽然这里边难免有些错误的理论，但我不能一笔勾销编辑部对我的帮助和教育，到现在我还要真诚地感谢他们。至于胡风先生说的“地下刊物”，也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秘密”。到现在为止，这刊物出了三十六期，这中间主要的内容是帮助通讯员学习（如刊出的有：波列沃伊的“五海通航”、习仲勋同志的“对于电影工作的意见”、加里宁同志的“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胡乔木同志的“关于文学艺术团体为争取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的组织任务”的演讲、李富春同志在北京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是问题讨论（如“怎样发现新问题”的讨论、“怎样做好一个通讯员”的讨论等等），是经验交流（如发表通讯来信，互相交流工作经验等等）。刊物里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更有通讯员对编辑部的意见（这里说明一下，“文艺报”在这个刊物上同样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难道这些给编辑部提意见的同志都被开除了“员”籍了吗？没有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胡风先生为什么在发言中特别不满和仇视通讯工作呢？秘密可能是在这里：

这个“地下刊物”十五号上，发表了两封反对胡风先生的文艺理论的来信，编辑部还加了按语，所以才引起了胡风先生的激动和愤怒吧！

我们知道，胡风先生的错误理论，对青年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安于原有的狭隘的生活，空洞地追求什么“生命力”，强调和夸大“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并以此代替了深入群众生活的实际斗争。这些唯心论观点，难道不许通讯员反对吗？难道通讯员和广大的青年群众可以放弃斗争吗？

是的，编辑部的按语曾说：“希望这两封信能引起所有通讯员同志的注意和研究……详细地把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以及阅读胡风文艺理论的过程告诉我们。”难道这个号召是错误的？原来胡风先生所指的“发号施令”、“打击什么人”就是这个！

亲爱的读者，不要以为胡风先生的发言只是“激动”而已，对通讯工作的诽谤、谩骂，实则是为他自己抱不平，借以掩护自己错误的文艺理论，企图进一步宣扬它，使它重新抬头，继续毒害青年。他给阿垅做辩护士实质上是为自己做辩护士，虽然在发言中没有提到一句关于“文艺报”批评他的问题。但这却是很明显的。

这种粗暴而阴险的态度，和马克思主义及党的文艺事业是对立的。这发言不是善意帮助“文艺报”改进工作，而是恶意攻击，企图以他的谬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他最后说“我是很难过的”，而实质上是幸灾乐祸。

请胡风先生不要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任何人约我写的，也绝不是为“文艺报”及其通讯工作做辩护（它们的错误是会有人批评的），实因我就是

“文艺报”的“亲信”之一。我如不写，这“严重”的“秘密”读者是不会了解的。

读者们，我们向资产阶级思想已举起了武器，正在激烈地战斗着。但是，你要小心，有人在我们的腿上戳一刀！

我们必须警惕

张家口市文联孙曦、江音来稿，题为“我们必须警惕”，内容摘要如下：我们两个在过去曾自觉和不自觉地受过胡风先生文艺观点的影响。这次我们看了胡风先生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我们觉得有必要提出我们对他发言的意见。

胡风先生的发言，给我们一个突出的感觉，他不是在割盲肠，而是向整个文艺战线乱箭四射地发起了进攻。

胡风先生说：“‘文艺报’的问题发生以后，我个人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战线上的失败。失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所以心情很沉重。有的同志说我上次发言很激动，是的，我是很激动的，这是从失败感来的，我没有能够控制自己。”这些话是多么巧妙地对我们的事业给予无情的中伤！要是我们都像胡风先生那样陷入这种

“失败感”的泥坑里去，有谁还能向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进行斗争呢！

谁都认为，这次思想斗争是继“武训传”以后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同时，也是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的投降主义的斗争。党领导着这场思想斗争。因此，我们相信，这场斗争的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战线上的一大胜利。我们决不会失败。诚然，在前进中有时会遇到挫折和产生错误，但是我们不会掉进“失败感”里去的。

“武训传”的批判和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都是党领导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斗争。斗争的目标只有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线在不断扩大，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胡风先生却不愿老实地承认这个，无凭无据地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战线上的失败”，他的心情很“沉重”等等。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人，当我们有一点儿胜利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一切都胜利了，万事大吉了；当我们有了缺点和错误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们全部都失败了，我们不行了。我们不愿意把这种在历史上存在的人和在现实中生活的胡风先生拉在一起，但，我们认为胡风先生的发言是怀着他个人的目的的。他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削弱我们战线的战斗力，贩卖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让每个人都被失败情绪所笼罩着，在这当儿他便悄悄地树起他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旗帜。

从胡风先生的发言中，我们看到胡风先生的两面态度。他是在打击一些同志和拉拢一些人。我们决不天真地认为胡风先生的发言仅仅是由于激动而造成了语句上的毛病。相反，我们认为他是一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而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人。因此，他的话很容易迷惑一些人，也有些人真的就上了当。他在发言中说：“上次雪峰同志发言以后，我是很难过的。为什么？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在工作上失败了，至少至少是，在这个工作上是失败了。我们老同志不多，看到老同志失败，我是很难过的。”既然这样同情老同志，为老同志的“失败”难过，那么为什么要借批评“文艺报”的机会，而对整个文艺事业作恶毒的进攻呢？原来胡风先生认为在人民的事业面前可以多做些打击和诽谤的事，在个人面前可以采取虚伪的同情态度。

再看看胡风对阿垅先生的态度吧！

胡风先生说：“阿垅和我是熟识的朋友，但既然这问题在材料范围之内，又是一个凸出的例子，我不能因为这就回避开不提。否则，那不但是庸俗的想法，而且是不相信今天的思想斗争任务的。同样，也就不能不提到关系人袁水拍同志。”胡风先生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发出了虚伪的呼声，他呼吁党和人民给阿垅先生“缓口气儿”。同时，要求我们把阿垅先生头上戴的“特务”帽子摘下来。（是谁给阿垅先生戴的“特务”帽子呢？）很显然，这就是胡风先生的“高尚的情感”。事情很明白，这是胡风先生想乘机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向人民的文艺领域中灌输，想让他的“主观战斗精神”的论调复活。我们告诉胡风先生，如果胡风先生带着“主观战斗精神”的灵魂向人民冲锋陷阵，他是一定要失败的。

为什么正在对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时，胡风先生却挺身而出，为曾经歪曲过马克思主义的阿垅先生辩护呢？问题很明显，这是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观点在作怪，敌视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将我们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夸大成战线的失败，借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我们是主张自由讨论的，但是，我们绝不允许那些假借“自由讨论”来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反动观点。列宁说过：“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及其对于党的监督之服从。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和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没有丝毫的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结社（党也包括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的观点的成员。”（列宁著：“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胡风先生在提到“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时，是更激昂更气愤了。他说：“内部通报”是“地下刊物”，并且说这个“内部通报”的使命是有着“严重的秘密任务”的。这不是对“文艺报”改进工作的善意帮助，而是恶毒的污蔑。为什么一个刊物不能号召它的通讯员参加批判错误思想的斗争呢？“文艺报”的错误恰恰是没有很好地组织它的通讯员和读者来进行这种斗争。为什么这就是“秘密”的任务呢？难道这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吗？我看胡风先生所以对这件事这样恼恨，正是由于他自己有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害怕别人批评他。

当然，“文艺报”在通讯员工作上是有错误和缺点的，但决不是像胡风先生所说的那些。我们希望“文艺报”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由“内部通报”的问题引起了对青年人的态度问题。胡风先生使用摔“回马枪”的方法企图拉拢青年，想打中我们。他说：“编辑部（指‘文艺报’编辑部）的青年同志们一开始都热情很高，要求为革命工作，他们是要求在工作中得到教育，受到锻炼的，但由于领导上的思想和作风，这些同志逐渐落到了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作风里面去了。难道可以怪这些青年同志们吗？他们相信领导，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用去了宝贵的青春，但工作底结果却是这么一种他们没有能力想像到的结果，难道不要我们领导上负责吗？”要是我们青年同志都是那样容易被迷惑的话，就会站到胡风的一边，向我们的领导和我们的党进攻了。但是，新生力量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的，而不是在胡风先生虚伪的“同情”中成长的。难道我们认不清谁是伪善者吗？胡风先生是达不到他个人的目的的。

在斗争中我们一方面要严正地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警惕着那些想趁机打劫的人！

陈文章

优抚事业费主要是用来解决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的生产、生活困难，扶助他们参加生产的一种重要的物质保证。一年来，广大地区由于集中地、有重点地使用了优抚事业费，有效地解决了许多贫苦烈属、军属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仅据河北省天津等三个专区二十一个县的不完全统计，烈属、军属用领到的补助款共买了牛、驴一千五百多头，羊三千二百多只，猪二千三百多口，新式农具四千八百多件，种籽四十多万斤。湖北省浠水县十六个乡的三百九十二户烈属、军属中，由于政府用优抚事业费帮助他们解决了生产资料的困难，有三百六十五户已经参加了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

但是，也有一些地区在优抚事业费的使用上还有许多缺点。据最近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调查，就发现有下列一些严重问题。

首先，是优抚事业费的大量积压。积压的现象主要是发生在县或区里。优抚事业费中，积压最多的是烈属、军属实物补助费。一方面大量积压优抚事业费，另一方面烈属、军属生产和生活上的许多困难得不到解决，使他们不能很好地参加生产。如安徽省寿县因为优抚事业费没能及时发放，在滨湖、王集、庙塘、兴隆四个乡中，就有四十多户烈属、军属生活一度十分困难。这些严重情况，说明了这些地区的干部对烈属、军属缺乏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革命事业缺乏高度负责的精神。

其次，是优抚事业费的使用不当，没有贯彻“集中使用、重点发放”的原则。安徽省寿县去年上半年共发了补助款三亿元，计补助了一万五千七百多户。据该县双桥、曹庵两区的调查，补助面都在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左右，个别乡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样平均发放的结果，有许多户都分得很少一点，但却不能解决真正困难的烈属、军属的实际问题。在发放方法上，由于有些干部主观臆断或包办代替，结果造成应发的不发，不应发的发了。例如，安徽省宿县蒿沟乡不用补助款去救济生活十分困难的二十多户烈属、军属，却对十几户不需要政府补助的烈属、军属进行了补助。至于县里不分情况、不择重点、不问效果而盲目拨发优抚事业费的，许多地方也都发生过。这种严重浪费国家财产的现象，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坏的政治影响。

有一些地区也发生了贪污和挪用优抚事业费的现象。例如河南省林县十四区的干部把积压的优抚事业费造了假名册送县报销后贪污了。安徽省六安县竟把优抚事业费修了公共厕所，宿县有一个区把优抚事业费修了礼堂。

以上这些问题是很严重的，它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除了内务部和各省的民政部门平时缺乏督促检查，在管理和使用优抚事业费方面没有订出统一的办法，使下面工作无所遵循以外，有些县、市民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对这项工作也缺乏应有的重视，有的干部甚至把管理优抚事业费当作额外的负担，而不加过问。再加上区、乡干部人少，任务多，工作办法少，县的领导又很少具体地交代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因此，上述缺点和偏向就不断发生。

为了使优抚事业费真正起到帮助烈属、军属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的作用，各地必须注意纠正上述缺点和偏向。要知道，国家进行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能够拿出大批钱来用于烈属、军属的生产和生活补助上，是很不容易的，这说明了国家对烈属、军属的无限关怀；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没有一定的经费作为物质保障，要想彻底解决烈属、军属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要想真正作好优抚工作，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各地民政部门干部必须重视优抚事业费的管理和使用，使之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很好地使用优抚事业费，才能把广大的烈属、军属组织到生产战线上去，才能通过增加生产来逐渐提高他们的生活，使他们逐渐达到生产自给，逐步减轻国家的开支和人民群众在人力和物力上的负担。这不仅符合烈属、军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对鼓舞部队士气，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都有着重大的关系。为了有效地使用优抚事业费，根据各地经验，民政部门对于烈属、军属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必须作到心中有数。过去有的地区在烈属、军属中进行了调查研究，把需要补助的分别登记起来，然后根据每年优抚事业费的多少，有计划地分批逐步加以解决。事实证明，这种作法是很必要的。其次，要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县、区对优抚事业费的领发掌管，要履行严格的手续。烈属、军属较多的县的民政科，应该设专人负责，设立专用账簿，按季向上级编送优抚事业费的预决算报表和详细的文字说明，以避免挪用、贪污等现象发生。至于区、乡具体发放优抚事业费时，更需要作深入调查，采取民主评议和张榜公布的办法，以防止少数干部的包办舞弊，保证作到公平合理。此外，县以上各级民政部门要经常督促检查优抚事业费的使用情况，交流经验，以及时纠正偏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在迅速改变。地区和地区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人和人之间相互关怀、相互支持的崭新关系正在不断成长。选择这方面的生动事实来进行宣传鼓动，就能提高人们的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觉悟。

福建日报近半年来在地方报道中，曾经注意发掘省内外人民互相支援的题材，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例如，一九五四年七月四日，福建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封来自广东南澳县的信”的消息。这条消息告诉人们，广东南澳县隆西乡渔民五月九日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八十多只竹筏、一百二十多个渔民全被风浪漂走。正在危急时分，他们碰到了福建东山县的一批渔船。尽管东山县的渔民原想将船驶进汕头港避风，可是当他们看到南澳县的渔民遇险，便立刻掉转风帆，不顾自己的危险来进行营救。东山县渔民在营救了遇难的南澳县渔民以后，不仅谢绝了他们的酬谢，而且帮助他们卖鱼，打长途电话给南澳县，叫他们的家属放心。

十二月十四日，福建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深切的关怀，衷心的感激”的报道。通过这个报道，人们知道正在舟山渔场捕鱼的福建渔民，受到了浙江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亲切关怀和多方照顾。浙江普陀县渔盐局的同志们为了解决福建渔民听不懂宁波话的困难，专门派人向福建渔民介绍供应渔盐的手续，了解他们使用渔盐的习惯，并经常延长工作时间，满足他们对渔盐的需要。定海县渔民联合运销站为缩短福建渔民销售鱼货泊港时间，每当福建渔船入港，预先准备好的几十艘收购船就立刻靠上渔船收购。普陀县卫生院还派专人配合福建省随船前往的医师深入各船船舱为渔民进行铺位和饮水消毒，给渔民诊治各种临时性疾病。

报纸所报道的这些事实是富有鼓舞力量的。半年以前正是东南沿海的台风季节，人们读到广东南澳县渔民的来信，怎能不为东山县渔民遇灾互救、见义勇为的行动所振奋呢？同样地，当美帝国主义庇护下的蒋贼军今天还霸占着福建沿海的许多渔场，人们看到浙江党政机关和渔民对福建渔民的亲切关怀，又怎能不深深感动呢？

半年多以来，福建日报还发表了“沈阳—福建”、“船工们英勇抢救粮食”、“上海工人来信”等一些有关省内外人民相互支援的报道。这些报道用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实揭示了这样的真理：我们伟大祖国的各个地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已经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国各地人民在共产党的教育下社会主义觉悟日益提高。报纸注意组织这方面的报道，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树立人民群众的集体主义观念，清除人们意识中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显然是有帮助的。（黄岑）

入冬以来，陕西省有些地区农民出卖耕畜的现象相当普遍。如泾阳县史王村一带，卖耕畜的人比往年多了三、四倍，买耕畜的人却特别少。市上耕畜的价钱也跌落了很多。前些时候能卖一千多万元的骡、马，跌到顶多能卖八、九百万元；一头牛的价钱大约比前些时候要跌落五、六十万元。咸阳县有些地方的耕畜价钱也跌落了三分之一。陕西日报敏锐地注意到这种不正常现象，并指出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农民对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不正确的认识，存在着怕吃亏、“现抓一把”的思想。他们顾虑以后入社时，耕畜折价小，或一时拿不到钱。有些农民则抱着依赖别人的思想。他们想入了社遇事靠大家，自己的牲口卖了也不要紧。陕西日报在分析农民这些思想顾虑时，还着重指出：这是由于农民对于入社的章程了解不够，对于社的利益和自己利益的一致性缺乏正确的理解。

陕西日报针对上述情况及时向农民进行了深入的宣传解释。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陕西日报用问答形式，请泾阳县史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刘德茂和合作社的技术研究组组长阎玉兴用他们自己的体验和当地的一些生动事例，来消除农民怕耕畜入社吃亏和“现抓一把”的思想。例如他们在回答中说，现在卖掉耕畜，不论自己能够入社或不能入社，都会使自己受到经济上的损失；特别是将要入社的人，要是卖掉耕畜，不仅会使自己而且会使全社都受到损失。史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春上就是因为地多耕畜少，耽误了玉米的播种，后来虽然借别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畜下了种，但因迟种了几天，就使六十四亩多玉米少打粮食少收入二百多万元，差不多等于白白丢掉了一条耕牛。史王村其他几户要参加社的互助组员接受了这个教训，到冬季不仅不再出卖耕畜了，有些人还把老弱的变换成强壮的。

在向农民讲清耕畜入社绝不会使个人吃亏的道理后，报纸建议农村工作干部，要注意向农民讲清社里的章程，特别是关于耕畜、农具入社的问题，以消除农民的顾虑。

陕西日报对于农民出卖耕畜问题的宣传，说明报纸应该从当时当地建社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出发，锐敏地注意农民的思想动向和经济生活上的变化，以深入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的宣传。

（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