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2日 · 第2版

“突击”和“结合”

邵星

河北省邢台县南石门乡有四个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搭好了架子，社员们正在积极进行评议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大农具）的工作。正在这种紧要时候，来到乡里的区干部，却下了这样的命令：“现在集中力量搞粮食工作，建社工作马上停止！”

平乡县马路集有许多农民报名要求入社，驻在那里的县委派出的工作组的干部却不许他们报名，说：“等到统购统销工作结束以后再说！”

这样做的同志们认为：粮食工作是有时间性的，不完成不行；建社工作和生产工作往后边推推不要紧。他们说：“不怕突击，只怕结合。”

他们用这种“突击”的方法去完成“突击任务”，只能造成这样的结果：有时候在表面上“完成”了可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任务；可是，不但没有通过自己的工作提高群众的觉悟，反而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政治影响。有时候就直接碰了钉子，要“完成”数字任务也很困难。像粮食统购统销，如果不结合互助合作，就会失去可以依靠的力量，如果不结合生产，就会使群众认不清统购统销和生产的关系，不能消除他们的疑虑。特别是正当群众的思想活动集中在同他们的个人利益有密切关系的评议入社的生产资料，问题还没有解决，思想斗争正在紧张的时候，把他们的活动一下子打断，孤立地进行“突击”工作，就会更增加他们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突击任务”是很难顺利完成的。

“结合”是不是像某些同志想像的那样“可怕”呢？看看南宫县东里家庄乡和柏乡县营儿村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东里家庄乡把工作做了全盘安排，由乡总支书记统一领导，全乡干部分工负责，把统购统销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发展、巩固新社的工作做为不可分离的一件事来做，同时通过合作网带动生产工作和统购工作。由于大部分群众对建社、统购的思想顾虑解除了，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原有的合作社又起了带头作用，结果，十个新建社和三个扩建社的生产资料评议工作顺利地进行完毕，全乡的秋耕工作也完成了，购粮任务还可能超额完成。

营儿村也由党的支部把各种工作做了统一的安排，以互助合作组织为中心，组织群众讨论统购统销政策和生产计划，全村四分之三的农户都入了社，互助合作的热情、生产的热情和卖粮的热情同时高涨了起来。通过订生产计划，很快就把全村的粮食生产情况澄清了，原来分配的购粮任务是三万四千多斤，现在计算起来可以有余粮五万三千多斤。耕地、积肥工作进行得很好。新社员牲口、农具的评议工作也顺利地完成了。社的生产队的组织、耕作区的划分、各队牲口农具的搭配也进行得很顺利。

由此可见，统筹兼顾，全盘安排，可以把许多工作“结合”起来，取得互相监督、互相推动的效果。“突击”一点，放弃其他，是一种懒人作法，必须加以克服和反对。

仲夏

中共热河省喀喇沁旗委在秋收分配工作中检查了两间房村“红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发现这个社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

“红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九五四年春季建立起来的，全社十二户，内有富裕中农两户、中农三户、贫农七户。建社时没有慎重选择领导干部，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两户富裕中农操纵了领导权，使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一年来，这个社有以下这些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的事实：

一、隐瞒土地，少报产量，企图少缴公粮，躲避购粮。社成立时，实际丈量土地为四百九十六点五六亩，上报时却只报了四百零八亩；粮食应产量总共是十一万一千斤，上报时只报了六万八千八百五十斤。秋收时全社能打粮食九万多斤，他们只报了五万斤。社的副主任王斌（富裕中农）从建社开始就和会计王臣（王斌的弟弟）造了两套账。一本是真账，他们自己暗地用；一本是假账，给工作人员看。如一场?豆实打一石三斗半，在假账上只记七斗半；实收荞麦五石二斗，假账上只记四石七斗。

二、富裕户大量投放合作社在生产上不需要的东西，变相剥削贫苦社员。按这个社的经营范围，有两辆车就够用；但他们却投入三辆，一辆经常闲着用不着，让合作社干打利息。他们还把一些社内生产不必需的零散东西（如旧犁杖、锄头等）投入社内，折价计息，并且投资的利息大大高过银行和信用社的利息。主任于龄（富裕中农）一人就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占全社投资总数百分之三十四以上。结果，合作社摊子大、底子空，使劳动收入显著减少，每个劳动日只分一千二百元。

三、在给供销社加工当中投机牟利。这个社有一座粉房，给供销合作社做粉条。它本来可以得到合理的加工费，但它的领导人却想法在粉条里掺杂使假，损公肥私。有一次给供销社送一千斤粉条，就掺了七十多斤小浆（掺上这种浆，粉质降低，重量增加）。做好粉条不按时送给供销社，却先拿到市场上出卖，还随便提高市价。他们还在各村私购豌豆二千七百多斤，破坏国家的统购政策。

四、轻视农业，经营商业。副主任王斌私自买树破板，打算运到赤峰去卖。区里发觉了，劝他卖给供销社。王斌嫌价低不卖，偷着卖给矿山。每丈木板实际成本只合八万元，卖价却高达十六万元。王斌经常不参加农业劳动，对社的农业生产也不负责领导。社里本来闲着一辆车，为了作投机活动方便，他们又买了一辆小胶轮车。

他们的这些行为，曾引起贫农社员的反对。可是，谁反对得厉害，谁就遭受社干部的打击。他们造假账时，贫农社员赵金玉曾提出反对，会计王臣却说：“这是为全社着想！”王斌又怕赵金玉揭发他的恶劣行为，就想出种种办法打击赵金玉，并威胁着说要打他，借以吓唬别的社员。贫苦社员都觉着别气，想退社。这个社里有六个党员团员，支部副书记也在这个社里；但是，他们并不能发挥党员、团员应有的作用，听任这些人胡作非为。

“红庄”社的问题暴露以后，引起当地干部的极大注意。中共热河省委已经教育各市旗农村工作干部，检查自己所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

这个社一年来的事实，向各地农村工作同志提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不要以为农民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一定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红庄”社的问题说明：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进度，农村新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更加尖锐和复杂了。斗争不只在社外的敌人和合作社之间进行着，也在社内进行着。在农民内部，还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在这些富裕中农当中，有一些人有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这些人原来是不喜欢合作化的，因为合作化要打破他们上升为富农的梦想。但当他们看到合作化在生产上的优越性，特别是看到合作化运动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参加到社里来。当然，许多富裕中农入社是真心赞成合作化的；可是，也有一些在入社时并没有受到充分的教育，没有放弃资本主义思想；他们往往会在社内争夺领导权，极力在社内发展资本主义倾向。如果不能及时纠正，某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变质的可能。

今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更大的发展，有些社建社基础不好，估计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结合生产工作和社的整顿工作，对现有的社特别是新建的社，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次检查。必须保证社的领导权确实掌握在社会主义觉悟较高的贫农和中农手里。当然，检查和整顿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用“钦差大臣”的态度和命令主义的手段，是不行的。

这里必须十分注意的是，对待这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农民，应当同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等剥削分子有原则的区别。因为这些人本身是劳动人民，是农民队伍中的人，只是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还企图走资本主义的路。只要不让他们站在领导岗位，并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他们是可以和贫苦农民一道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

陕西华阴县丁家窑村有一个六十四岁的苏春和老汉，往年常常唠叨着要回老家河南去，现在再有人问起回老家的事，他便说：“我这里背靠金山银山回家干啥？”

老苏家里没有一分地，没有一口人，过去为什么老是想回去呢？实在有他的难处。十六年前，老苏逃难到陕西，给人家扛过活、打过短，还给华山上的道士做过饭。一年一年人老了，做活不行了，眼看就要讨饭啦。查田定产的时候，虽然给他调剂了五亩地，可是老苏没牲口少粪土，又干不了重活，粮食收得很少，每在缺吃少喝的时候，他往往就想起老家。

前年冬季村里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老苏自从加入合作社以后，啥事都不受熬煎了。往年五亩地只能收一石八、九斗麦子，去年社里上粪、锄草打了两石三；往年衣服又脏又烂，棉袄开花、单衣挂絮，去年给女社员们拆拆洗洗、缝缝补补，棉的单的件件新。最叫老苏感动的是：社里安排下适当活路，没有叫他闲着。社里为了方便，统一叫他种二亩菜，除过下种、锄草等轻便活外，担尿、翻地、浇水都由社员帮着做，就这样一年还做了七十一个劳动日，收入七十四万元。

现在，老苏感到社就是个大家，社员们都当老人敬奉他，因此，他不仅不想回老家，还跟社主任商量，打算今年种五亩菜，给社里增加一批收入哩！　（山川、王德兴）

本报记者　艾玲

广东省的冬季播种计划没有完成。不但扩大播种面积的计划没有完成，而且普遍发生了耕作粗放的现象；即使过去有冬种习惯的地区，种得也比往年坏。有的人没有犁地就播种；有的播种不盖土，晒死了种籽；有的盖的土太多，种苗长不起来；有的种下不灌溉，种苗不发芽；有许多地没有施肥。随着田间管理不善，虫害已在许多县份发现。

没有完成计划的原因，首先是：单纯地自上而下分派任务，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番禺、东莞等县有些农民不愿冬种，干部就把冬种任务分给地主、富农。他们认为对这些人可以强迫一下，对农民群众进行思想发动，却“太麻烦”。

没有完成计划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冬耕开始时喊缺种籽，后来却又积压了许多种籽。粤中区行署在去年三月间就向各县布置了收购冬季播种用的种籽的任务，但并没有引起各地重视，布置以后也缺乏检查督促，到要播种的时候，才手忙脚乱，到处收购。粤北区也是临时才派人去江西、沈阳等地购买种籽。把种籽买回来，已经迟了，种籽又被积压下来，没有及时发下去。单只粤中区番禺县，就积压了价值两亿元的小麦、马铃薯等种籽。

没有完成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干部对冬季生产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南海县有些办社干部说：“合作化计划完成不了要挨批评，生产计划完成不了不要紧。”许多地方在粮食工作当中和办社工作当中把冬种工作抛在一边了。他们在布置工作时也号召要“搞好生产”，可是只是空洞的“号召”而已，到实际行动起来时，就只管突击任务而不提生产了。有些地方，一开始购粮，冬种工作就停顿了。

季节是不等人的；事到如今，播种计划当然是不可能完成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垂头丧气不作积极的努力了呢？及时加强领导，把田间管理工作做好，还是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力争增产的；至少，还是能够补救一些因耕作粗放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但是，直到现在，广东省仍有一些地区还没有对加强冬季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引起重视。这样下去，就会造成更大的错误了。

农业部土地利用总局

从目前各地积肥的情况来看，全国大部地区都比往年同时期有所增加，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今年农业生产上的需要；缺肥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为什么农家积肥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呢？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些干部对需肥量的逐年增长认识不足，放松了对于积肥工作的领导。他们认为积肥的数量已经逐年增加，施肥的面积已经逐年扩大，满足于现有的积肥成绩，对这项有关农业增产的重要工作竟忽视了。他们应该了解，由于互助合作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新农具的推广，农业技术改革的推行，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需肥的数量已越来越大。还有些干部虽然已经认识到肥料不足的严重情况，但却认为无肥可积，或把希望寄托在商品肥料方面。他们不了解目前解决肥料不足的主要办法，就是要挖掘农村各种可能利用的肥源，发动农民多积存农家肥料，商品肥料对解决缺肥问题只能起一种辅助作用。

事实证明，农村可能用的肥源是很多的。据估计，目前全国农业地区的人畜粪尿的利用还不到排泄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其余部分，如能设法利用一半，仅所含氮素即相当几百万吨硫酸铵。牲畜无圈的现象，在某些地区仍然相当普遍。河南有四百万头猪，约有一半没有圈。如果能把这些猪设法圈起来，所积粪尿的肥效，就抵得上四亿多斤豆饼。他如沿海地区的烂鱼臭虾，滨湖河川地区的水草、河塘泥，山区的杂草落叶，城镇附近的垃圾杂肥等，都是极好的堆肥材料。去年夏天，河北省召集会议，布置各县的夏季积肥工作，要求全省积一千亿斤“草多土少沤得烂”的草肥，结果很多地区都超额完成计划。张家口专区以往积肥较差，这次加强对积肥工作的领导，积肥数量超过前年同时期百分之六十以上。这就证明只要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群众性的积肥运动是可以迅速开展起来的，积肥数量是可以大大增加的。

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带动互助组和广大农民群众增积农家肥料，是开展积肥运动的一个主要环节。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增积农家肥料，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增加社员实际收入，是巩固和提高农业生产社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山东莒县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接受了过去不顾成本，大量使用商品肥料，社员实际收入不多的教训，在去年组织社员挖塘泥、换旧坑和养猪积肥等，共积肥六千三百多车，降低了生产成本，结果去年社员的收入比前年增加九万多斤粮食，促进了社的巩固和发展。

要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积肥工作，应认真解决社员在积肥方面所进行的劳动的合理评工记分问题；对社员自积肥料，应按数量、质量合理作价，以鼓励社员积肥的积极性。热河省朝阳县“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对粪价定得不合理，社员王守智送粪时说：“今后由社统一攒吧，社员自己攒不够本。”经工作组纠正粪肥评价不合理的现象后，社员们积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目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很大的发展，这是开展冬春积肥的有利条件，各地应广泛发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有条件的互助组，制订有数量、质量的切实可行的积肥计划，做好社内积肥工作。

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积肥工作的过程中，应同时注意发动、帮助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积到足够肥料。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积肥互利问题时，应吸收互助组组长或代表参加，帮助互助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单干农民在农村仍占相当大数量，也应注意帮助他们克服积肥工作中的各种困难。

各地国营农场必须做好积肥工作，给群众树立榜样；农业技术推广站应利用冬学认真传授积肥施肥技术，深入总结推广群众积肥保肥经验。

加强绿肥栽培管理工作，也是增加肥料的一个可靠办法。去年南方各地冬播绿肥面积，不仅没有完成计划，而且比一九五三年的实播面积减少。但如果注意绿肥田的排水灌溉，适量施肥，防冻，防治病虫害等工作，提高绿肥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可以增加一部分肥料。有经验和有条件的地区，应该指导农民尽可能增加春播绿肥数量，在冬麦、油菜、萝卜等冬季作物行间，进行早春套种、间种。今年春耕期间，凡栽培绿肥的地区，都应注意组织调配劳畜力，做到适时翻耕，发挥绿肥的最大效用。

农民应该怎样支配手里的钱

编者按：最近有许多农村干部和农民来信说，不少农民出售农产品或土产、特产品以后，不知道应该怎样正确处理手中的现款，以致有人浪费掉了，有人拿了做投机生意去了。这是一个有关农民生产和消费的大问题，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现在我们选择几封来信发表出来，希望各地农村的干部和读者踊跃参加讨论，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农民恰当地安排经济生活。

农民应该怎样支配手里的钱

为什么有的人日子过不好

富阳县新福乡人民代表　姚文积

我是浙江省富阳县青云区新福乡泗洲村的一个农民。我们村有稻田五百三十亩、茶田一百一十亩。

解放前，我们种田人是很贫困的。那时，村里村外的人都说泗洲村是个“倒灶村”，全村有四分之三的田为本村和外村的地主霸占了；全村九十多户农民中，几乎有一半以上常常断炊了；有的没法生活下去了，逼得出外逃荒、讨饭。直到解放，我们才有了自己的稻田和茶地。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富裕了。

一九五四年，全村七十三户有余粮卖给国家，平均每户能卖出六百二十斤左右。现在村里人人都有了一到两套花哔叽、人民蓝或蓝卡叽的衣服，手头都有些现款，多的五六百万元，少的也有百多万元。

村里人有了现款，有些人就说：“现在钱多了，不吃点，花点，难道日后还带到棺材里去？”于是有的人大吃大喝起来。我们村上的张凤妹解放前没有房子、田地，抗日战争的时候，背着儿子、女儿到处去讨饭。解放后五年光景，她有了一间瓦房，还新盖了三间房子。一九五三年她卖了一千斤余粮、一百八十多斤茶叶，还卖了一些蚕丝，总共收入二百五十多万元。一九五四年三月间她家娶儿媳妇的时候，她说：“嗨！不用点钱，算得个啥样？”因此，她就买梳?镜箱、做帐子、棉被、衣服，还杀猪宰羊，办了六桌酒席。邀请了远近的亲邻来吃喝。三月过后，她家的钱全部光了，还拖了一身债，本来打算买铁耙、化学肥料的，结果也没有钱去买了。到五月间，连口粮都没有了。后来，还是国家贷了款，她才买到了口粮。秋后她把余粮和茶叶卖掉又收入二百万元，可是还了债和银行的贷款，钱又光啦！一九五五年春耕时需要的肥料——六百斤石灰、四十斤肥田粉和三十斤矾，现在已经没钱买了。

我们村里还有这样一个茶农，他叫洪光根，全家三口人。他一九五三年茶叶的收入有三百多万元，给人家宰猪工钱收入的有一百多万元，除了吃饭，他有四百万元的现款。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差，不吃点，钱也用不了。”于是他天天上酒店，平时总要吃半斤、一斤酒，有时一天要吃二、三斤高粱酒。他每天单花在酒烟上的钱就是两万五千元。到头来五百万元的收入还是不够花。一九五四年春耕生产时，他连饭都吃不上了，幸亏国家银行贷给了十万元才买了口粮。

以上只是乱花钱的两个例子，这种现象在我们村里还有不少。现在我们村里农民刚卖完余粮，大家手里又有许多钱了。我认为农村里的干部、人民代表、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都应当领导农民很好地讨论这个重要问题，根据本地和家庭的具体情况，提出正确地使用手里的现钱的意见，这对国家对农民才都有好处。

中农王万的心事

王治平

河南省洛阳县三区辛庄乡有个中农叫王万，今年六十三岁，一生好劳动，家里有六口人。他家种二十二亩地，喂着一头牛、一匹骡子，有三间大房、八孔窑洞，内有四孔闲着住不了。现在每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比解放前强好多倍。按说日子应该过的很舒坦，心里也该高兴啦。可是现在有一件事却使王万心里发愁。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在解放前，他虽也种这么多地，可是日子过得很艰难。自从解放以后，他的日子就一年比一年强了。他记得解放前每亩麦老是只打一装（一百四十斤），一年最多打十二装；一九五○年还是这些地，就打麦十五装；以后年年增加，一九五三年虽然遭到霜灾，还打麦十六装；一九五四年打麦二十四装。棉花、谷子等也是年年增产。

由于收入多，负担轻，物价又稳定，他家的日子比解放前强的太多啦，生产投资也不作难啦！解放以前他家每年的花费折算起来不超过一百万元。一九五三年一年全家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共花费二百八十多万元，一九五四年不到年底已经花了三百一十七万元，吃的、穿的都很富裕。

过去几年，他家年年卖余粮和棉花，因此手里经常有现款。一九五四年又卖余粮一千一百五十斤，现在他手里有二百一十万元余款，一时感到没处用，他便发愁了。有时他想着再买十来亩地，可是又怕人家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想：要恁多地做啥哩！只要多上点粪，耕种的好，一亩也顶好几亩。有一天他同本村一个叫东亮的富裕中农在地里说话，东亮说：“不久咱们也得入社啦，反正不用往地里多扔钱，上粪多，还不是个人吃亏！”他一想：“就是呀！”于是肥料也不想买了。他又想着：“管他三七二十一，俺老俩口也六十多岁啦，去买两付棺木板还算是正事。”为买棺木板他亲自到孟津县城跑了三趟，嫌木板价钱太贵没舍得买。他又想着：再盖些房子吧，可是明明有四孔闲窑洞没人住。他现在天天为了手里的这些钱发愁，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化。这个问题不光是王万这一户，村里边像他这种情况的还有不少哩。

一样翻身，两样生活

顺德县外村乡农民　黄洪福

我们广东省顺德县外村乡是经济作物区，甘蔗和鱼塘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八十。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后，全乡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分到了土地，并且组织互助合作，日子逐渐过得富裕起来。可是有一些农民分到的果实不用来发展生产，却想去做投机买卖，大吃大喝，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我乡农民黄厚胜，解放前做过十四年雇工，土地改革时，他和老婆孩子六口人分到九亩稻田、鱼塘、蔗田，还分到三百多万元退租钱和一座好房子，家具也不少。这一年他在原有自种的稻田中收获了一千五百斤谷子。如果把现有的余粮余钱投入生产，一九五三年的收益将是很可观的；可是黄厚胜并不这样做。他拿着几百万元放在口袋里，随便花钱，就这样几百万元浪费得剩下不多了。这时候，有一个小贩名叫朱胜来找他去做生意。他们合股到番禺去贩运杨桃。连贩了五次，共总赔了六十万元。他俩互相埋怨了一会儿，散了伙。黄厚胜回家和老婆吵了一顿，心里还不服气，总觉得做生意比农业生产合算，于是又和他的老相识——二流子罗华珠合资五十万元，到中山县小杭镇贩运鸡鸭，三次又赔了三十万元。眼看“走鸡”生意做不成，又计划做贩运狗的生意，一次就赔了三十万元。这样一来，把生产搞糟了：鱼塘的鱼跑光了，稻田收成也坏了，没到过年就吃光了。

一九五四年春耕时，黄厚胜家没有口粮，靠贷款和预购定金，才勉强敷衍过去。他总想占便宜，春耕时自己不播种，想到插秧时去买人家剩下的秧苗；谁料大家精打细算，谁家也没有秧苗剩下。春耕过了，人家的稻田长出了茁壮的禾苗，他的稻田却长着青草；直到立夏，他才把晚稻秧苗插下去。人家一年收两造，他只收一造；人家一亩田打五百斤谷，他只收三百斤，连甘蔗收成加起来，收入不过二百多万元，除了还贷款，还不够生活。——这正是黄厚胜走错路的结果。

我们乡里的翻身农民薛骚九，他走的路却和黄厚胜不一样。薛骚九和黄厚胜一样分到斗争果实，但薛骚九把果实投入了扩大生产，又参加互助组，解决了劳动力的困难。因此，他的生产不断提高，生活不断上升。

薛骚九一家九口人，劳动力不比黄厚胜强；他有六个小孩子，一个老父亲，只有他和老婆两个人劳动。薛骚九还在乡担任工作，全家实有一个半劳动力。土地改革时，他分到十三亩稻田、鱼塘、蔗田。四百万元退租钱加上原耕的收入，一共六百多万元，都投到一九五三年的农业生产上去了。这一年，他的蔗田和稻田的收入，就有一千三百多万元。他留下一九五四年的生产投资还给大人、小孩做了十三套衣服、两条棉被，喂了五头猪；剩下的钱存入银行七十万元，买公债三十万元，还剩下三十多万元借给他带头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的组员了。

一九五四年的收成不如上一年，但细算起来，总收入还是和上一年差不多，也有一千万元左右。一九五四年他收入的钱是这样支配的：除去农业税、水利费、口粮共二百八十余万元外，他又在生产合作社里投资三百六十万元，偿还预购款四十二万元，剩下就留做家里杂用。他的收入大部用来投到生产上去，这正是他的生活越来越富裕的重要原因之一。

河北省各级人民政府发放优抚事业费帮助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并鼓励他们参加互助合作组织。

一九五四年河北省共发放优抚事业费二千八百多亿元。灵寿、庆云、易县、涞源、涞水等七县发放了优抚事业费以后，曾帮助三千七百多户烈属和军属等买了耕畜一千五百多头，羊三千四百多只，还有很多步犁、耘锄、土车等农具。

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在解决了生产中的困难后，热情地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据冀县、平山、正定等六县和安平、深泽、涞水的二百五十六个乡统计，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有三万五千九百十二户，占当地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点六。蠡县孟尝村革命残废军人吕金畅，领导十户烈属、军属组织了一个编柳条用具的生产合作社，二十天时间便收入五十万元；他还组织社里的男女社员积极参加农业劳动。

（新华社）

“文艺报”的新的编辑委员会已经组成，自一九五五年一月起开始工作。

新的编辑委员会由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黄药眠、刘白羽、王瑶等七人组成。康濯、侯金镜、秦兆阳三人为常务编辑委员，根据编辑委员会决议，处理编辑委员会日常工作。

现在编辑委员会正拟订“文艺报”新的编辑方针和改进工作的具体方案。

这次“文艺报”编辑部的改组，是根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的。　（新华社）

中国京剧院在十日举行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宣布：中国京剧院今后将作为京剧改革的示范性的剧院，其任务是组织京剧剧本的创作和整理，经常上演优秀的剧目；极其慎重地、有步骤地、有重点地进行京剧舞台艺术改革的实践；改造旧型剧团为新型剧院，建立正规化的剧院制度；继续提高演员的政治、文化和艺术水平，并重视培养青年演员的工作。

梅兰芳说：中国京剧院的成立，又一次说明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视，和对京剧艺术进一步发展所给予的关怀。他表示一定尽自己的力量，和大家一起为京剧艺术的改革和发展进行最大的努力。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京剧院要成为全国京剧界的榜样，首先要确定为工农兵演出的方针，并要团结全院人员和全国京剧界人士共同努力，配合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京剧艺术获得应有的成功。

接着，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罗合如、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张季纯相继讲话，热烈祝贺剧院的成立。著名的京剧演员叶盛兰、张云溪也讲了话。他们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京剧艺术的重视，并表示今后要虚心学习，努力艺术实践。

远在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便给予京剧改革工作以极大的关怀，成立了延安平剧院。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该剧院由梅兰芳、马少波任正副院长，阿甲任总导演。并设有三个剧团，由演员李少春、叶盛兰、张云溪分别任团长。　（新华社）

针灸疗法现在已逐渐开始推广到新疆省农村和牧区。据不完全统计：最近两年来共治疗了五千多个病人，五万九千多人次。

经针灸疗法治愈的病人，有的给针灸医师写信，称赞针灸疗法的好处，有的送纪念品给针灸医师。病人们常常由数十里甚至数百里以外来到乌鲁木齐和有针灸治疗机构的地方求诊。没有针灸治疗机构的地区，各族人民纷纷要求人民政府设立针灸医疗机构。

新疆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决定根据条件，大力推广针灸疗法，以满足各族人民的要求。

（新华社）

国营中国集邮公司一月十日在北京开始营业。这个公司的任务是出售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发行的各种邮票和各兄弟国家的邮票；出售集邮用品；办理同各兄弟国家交换邮票以及向其他国家进出口邮票的业务；对外埠，还办理函购和存款预购业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去年年底，全国共发行各种邮票五十一套，二百七十种。这些邮票大部分都反映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辉煌成就，思想性和艺术性不断提高。这些邮票不但日益受到国内广大人民的喜爱，在国外也受到了各国人民的欢迎。我国邮票曾先后在十二个国家，参加了十七次展览。中国集邮公司的成立，对于满足我国集邮爱好者的需要，以及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都将有积极作用。

另外，人民邮电出版社不久将出版“集邮”月刊。这个刊物的任务是介绍我国、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邮票，介绍集邮常识，指导更好地开展集邮活动。　（马然）

盗卖珍贵文物的奸商岳彬，现已受到法律惩办。岳彬是“五反”运动中被人民检举的古玩奸商。以后，许多雕刻工作者、文物工作者、考古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进一步揭发岳彬盗窃祖国珍贵历史文物的严重罪行，并要求人民政府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根据北京市人民法院经长期调查的材料证实：岳彬在三十余年来，曾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十数人，大量搜罗我国重要文物，在洛阳、许昌、安阳、太原、大同、济南、青岛、石家庄等地盗窃历史文物时，更收买流氓分子，不惜将文物打碎。比如爱伦·普利斯在一九三四年发现我国举世闻名的龙门石雕中的“王后礼佛图”造像后，便和岳彬订立共同盗窃的契约，岳彬就收买当地盗窃分子马龙图等多人，将全部文物用铁钻凿碎成石片，运到北京，再进行粘修，然后偷运到美国。龙门石窟中的雕刻是我国伟大的艺术杰作，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之一，而北魏时所建的各高六尺、宽十二尺的两幅“王后礼佛图”造像又是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竟被岳彬这样的盗卖了。

北京市人民法院对岳彬的罪行进行调查时，检查出盗卖剩余的文物即达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九件，其中有重要艺术价值的历史文物四千九百七十九件，有一般艺术价值的历史文物二千四百三十一件。

岳彬的罪行，使我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遗产，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北京市人民法院认为该犯犯罪情节恶劣，后果十分严重，已在去年十一月八日依法判处该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唐占蕴）

新华社记者　黄昌禄

云南省内红河南岸，是一块富饶美丽的地区。哀牢山从北而南遍布全区，在峰峦层叠的山坡上，排列着千万丘梯田。虽然冬天早已来临，但山峦间仍是绿树青草，在河谷地带，茂密的香蕉、菠萝和高大的槟榔树中间，散布着一个个村寨；高山顶上，终日不散的云雾，缭绕着绵延不绝的森林。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哈尼、彝、瑶、苗、傣等十多种兄弟民族是勤劳的。他们在高山深谷之间，开垦出几十万亩肥田沃土，把山上的溪流和泉水汇入一条条水沟里，把山区变成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山高水长，鱼米之乡。”

最近，我访问了红河哈尼族自治区的元阳县大宗巧寨，这是一个普通的哈尼族村寨。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这里要派上几十种苛捐杂税，加以土匪不断抢劫骚扰，使寨子里的二百多户人家，有的流浪到外乡，有的在山林中吃野菜树叶生活。现在，哈尼族人民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已重建了自己的家园。秋收才结束，家家门前晒着稻谷和棉花，妇女们在初冬的阳光下纺线、缝制新衣，男子们正忙着添盖新房。早上，孩子们赶着成群的鸡鸭往寨子外边放，傍晚，在一堆堆的篝火旁边，悠扬的竹笛和四弦琴声伴着一群小伙子和姑娘们在尽情地歌唱。

在红河县的麦子田寨，我会见了一个叫马乃白的彝族姑娘，她今年才二十岁。但不幸在解放前患了眼病。解放后县里成立了卫生院，给她免费治疗。去年初，一个医疗队又到了她们的寨子，继续给她医治，瞎了三年的眼睛终于又重见光明了。她现在不但是生产能手，而且还上了识字班，学会了绣花。当我称赞她写的字和美丽的刺绣时，我看见她的年老的妈妈和她自己的脸上，都泛起了幸福的微笑。

当我翻越过红河南岸的重重山岭，走过每一个村寨，访问每一种民族的时候，我都看见一片欢乐的情景。人们用歌声来吐诉过去的哀怨，用歌声来表达今日的欢欣。在自治区成立一周年前夕，我听到一群来参加庆祝的傣族姑娘唱了这样一支动人的歌：“我们的衣服一片新，我们的田坝一片金，我们的天空一片蓝，我们的心里一片乐。毛主席的太阳照着红河南岸，兄弟民族笑盈盈！”

我在红河区的时候，不管在日暖风和的日子，或在月明星稀的夜晚，都听见过村寨里传出这种欢乐的歌声。那歌声，就像流不尽的红河水，永远震荡在边疆的山谷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