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19日 · 第1版

东北长白山地区的青年农民，在雪晴之后，正带着猎狗打猎。啊！多美丽的祖国！多勤劳的人民！

【本报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三百万合作社社员定量配售，与大规模的赊购工作，以及各地区的物资交换办法，已在全国合作总社召开的贸易采购会议上作出决定。全国合作总社召开的贸易采购会议于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开幕，至二十八日结束。到各省市合作总社代表共计一百一十五人。会议首先根据程子华副主任的报告，讨论了合作社在经营消费业务方面，如何取消合作社进行自由市场交易及集中全力为社员服务的业务方针，同时讨论与布置了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定量配售及赊购工作，并请苏联专家作了合作社的采购业务与贸易业务的专题报告。

会议一致拥护实行定量配售，认为这是贯彻“基层合作社为社员服务，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将使社员经常地、平均地、有保证地得到一定数量的廉价必需品的供应，从而吸引广大劳动人民加入合作社，壮大与巩固合作社的群众基础，并可促使合作社走上正轨，加强合作社消费业务的计划性。因此会议一致同意于一九五一年在全国合作社范围内大力开展配售业务，但为吸取经验、准备条件，决定在第一季开始重点试办。第一季配售的物品，有三百一十万社员得以享受（四十个城市一百一十九万余，农村一百九十万）。为保证配售业务的顺利进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下列文件：（一）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关于实行配售的决定，（二）一九五一年第一季配售办法，（三）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关于合作社配售物资来源及优待率的联合决定，（四）一九五一年第一季配售计划。

由于城市、乡村，南方、北方、东北、西北等地群众的生活习惯和购买力的不同，因而配售品的种类及定量，亦应有所不同。如城市社员购买力较高，生活需要品类较多，享受配售优待的数量，超过农民一倍多。东北农民生产商品化的程度大，购买力较高，配售种类及定量，亦较高于关内社员。会议根据各地消费情况，在“大体够，稍有不足”的原则下，制订了各省各市主要消费品的配售量。

配售价格在目前具体情况下，尚不能统一规定，因此采取了下列办法：（一）配售商品由各地国家专业公司按当日批发牌价予以折扣后，作为合作社进货价格；（二）基层合作社的运费、损耗及零售开支标准，由县（市）总社根据当地情况研究规定，经省总社批准后作为零售成本价格，县（市）总社向下级社批发的运费、损耗及批发开支等标准，由省总社研究规定，经大行政区及全国总社批准作为批发成本价格；（三）基层社的零售纯益，由全国总社规定为百分之一，县、市以上总社批发纯益为千分之五，进货价格加开支纯益，就是向社员的配售价格，根据这一算法，有的商品可低于市价百分之三十以上，最少亦低百分之十左右。

关于保证配售商品的经常供应及优待，是各地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有的怕“雷声大，雨点小”。贸易部姚依林副部长在报告中，表示国营贸易机关决大力支持合作社的配售业务，并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与全国合作总社作了联合决定：（一）责成各专业公司掌握的商品，尽先满足合作社配售需要；（二）配售商品按当地当日公司批发牌价进行优待；（三）配售商品质量，以适宜于当地群众消费习惯及公司挂牌商品为准；（四）合作社领取配售品，一律现款交易。并责成各专业公司及合作社共同遵照决定坚决执行，否则将予批评、通报直到受行政处分。

在我国实行有系统有计划的配售制度，是一个艰巨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因此会议又责成各级合作社工作者，应把办好配售工作作为一九五一年主要任务之一。

这次会议为了贯彻全力为社员服务的业务方针，坚持取消合作社进行自由市场零售交易。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吸引非社员加入合作社，以便达到组织劳动人民的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劳动人民服务。会议并解决了下列问题：（一）新区在开始建社时，在有上级社无下级社，有基层社无社员的情况下，应首先调查群众买进与卖出的东西，然后带货下乡宣传，一面吸收社员，一面买卖货物，吸收几个社员，就为了几个社员服务，不能借口建社，而扩大对非社员交易。（二）目前各级总社门市部，实际就是普通的零售商店。各地提出如取消门市部，营业额因而减少，不能维持开支；其实，若将门市部改批发部，集中全力对下级社进行批发业务，营业额经过短时的减少必然会迅速地增加起来，开支的困难，经过一个时期也就会不成问题。

关于赊购工作，会议已按原计划进一步布置。各地区间的物资交换，以及全国总社与各地区的物资交换，订立了协议四件，合同九件，其中粮食类占六万五千吨，各种洋布五十万匹，土布一千五百万方尺，棉花一百零五万斤。其他尚有毛巾、袜子、红糖、铁锅等二十八种商品的交换合同。合计总值为一千五百九十余亿元。此外，东北总社与全国总社及华东总社订立了物资交换协议，总值为四千零十二亿元。

【新华社十八日讯】全国人民慰劳我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的运动，已获得巨大成绩。据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各地分会向总会报告的不完全统计，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十六日止，各地分会共已收到各界人民捐献的慰劳金六十三亿二千三百余万元，慰问信二十五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封，慰问袋十五万三千六百零六个，其他慰劳品三十万九千二百五十九件。此数尚不包括各地分会未向总会报告和一部分已经直接运寄的款物在内。

【新华社十八日讯】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及其所属工业和贸易委员会会议将于今年二月在拉合尔召开。我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此于一月十八日致电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奥温，并请其转达经济暨社会理事会与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各会员国。电中指斥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去年五月间召开第六届会议及其所属工业和贸易委员会会议时竟然拒绝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并允许了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席会议。电文认为这不但违背联合国宪章并且剥夺了我国在亚洲及远东问题上应有的权利。周外长再一次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仍以冀朝鼎为出席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及其所属工业和贸易委员会会议的代表，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完全没有参加上述各该委员会会议的资格，必须从各该委员会驱逐出去。没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任何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工业和贸易委员会会议的决议，都将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宋庆龄

中国人民的朋友们，我谨在此向你们致意。现在是把消息带给诸位的最好时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结束了它光荣的第一年。目前正是总结我们的成就，认清我们的伟大转变，和迎接更伟大的转变来临的时候。这正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

我认为：中国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以来，最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国号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人民”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是为了装饰点缀，而其重要意义在于同样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表明我们政府整个巨大力量之所在——人民。

这件事明显地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各方面。我愿意把整个景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诸位，但是时间不容许。因此，我这次的报告，只能局限于这一年来新形势怎样影响了紧急救济工作和我自己的团体——中国福利基金会，而不得不忽略了在这次伟大进展中的许多大事，例如土地改革，工商业的建设，国防的增强，中国少数民族基本自由的发展，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就。

救济和福利工作的整个观念，已经随着它的环境而改变了。它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纯粹人道主义的永远结束不了的事情。相反地，它被认为是人民政府整个经济建设计划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仍旧是人道主义的，但是它的办法是积极的，目的在于最后消灭对救济的需要。福利的享受被认为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专指紧急救济来说，它有确定的开始，确定的方法和确定的终点。

它的开始是现在，是因为水灾、饥荒和失业而使之成为必要。它的方法是自力更生和生产自救。它的终点是与争取全国经济好转的完成相配合的，那就是当我们达到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成功了的时候。我们已经确定以三年为期来达到这一目标。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些救济问题是如何处理的。首先谈谈水灾问题。

中国几百年来受着水灾的威胁，尤其是在去年由于匪军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大军进迫之下所犯的罪恶行为，水灾格外具有破坏性。这些反动军队在疯狂中破坏了几千个重要的堤防地区。结果，当去年夏天大雨下降的时候，河水流溢到田地上来，淹没了几千万亩土地，冲塌了几百万人民的房屋，损害了他们的生计。

以前国民党在美国“援助”计划下的救灾，只是说得好听而绝少行动。这一次可不然，实际行动却超出于公布的计划之上，因为人民政府是用了全力来对付这个情况的。水利部奉到号召，立刻当作完成一个全国性的军事任务似地起来作战。他们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包括三百三十四个工作站和观测站的庞大工作系统，它与北京的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之间，用电信交通直接联络。他们动员了男女老百姓和解放军战士共四百六十九万人。当紧急的时候，他们又动员了几百万人。他们特地将水灾最重地区的人民发动起来。同时进行短期的和长期的治水计划。一方面立刻遏止泛滥的河水，一方面永久地控制河水，使它将来造福人民，而不再危害人民。

这一支与洪水搏斗的大军，是由政府付给工资的。同时政府向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了解工作的意义。并召开各种会议，从乡村小组会到广大地区的群众大会，向他们解释每一细节——需要完成什么工作，为什么大家要动员起来，他们的工资是如何偿付的，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未来有什么意义，对国家的未来又有什么意义。结果把工人激发起来，在劳动中发挥了伟大的创造力量。

这些工人在一年之内，搬动了三亿六千五百立方公尺的泥土。这泥土一共有多少呢？我可以告诉诸位：这些泥土足够用来造成一座一公尺高一公尺宽的围墙，它的长度可以环绕赤道八周。实际讲起来，我们的人民，除了修筑永久控制长江、淮河、黄河、沂水、珠江、汉水、辽河等河流以及华东海岸的堤坝以外，还修复了二万五千公里的堤防。由于这样努力的奋斗，我现在可以报告诸位：去年被洪水淹没的田地中，今年已有十分之七恢复了耕种。此外，更完成了重要的巨大的灌溉工程。举例说，仅仅在干燥的西北，新受到灌溉的土地就有三十万公顷，已经开动的工程，将另外灌溉二百万公顷。而且这一工程，还可以附带产生三百万千瓦的电力。

根据以上所述，诸位大致可以了解到，我们如何对付水灾的威胁，我们如何开辟水利，我们的人民政府如何拥有群众的力量，如何运用群众的力量。

其次，谈谈饥荒问题。这是你们的报纸和某些政治慈善家最得意的题目。不错，我们中国有过饥荒。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我们已经很明白地说过，我们的人民曾经遭受过饥荒的灾难。我们也已经明白地说过，饥荒是水灾的后果，而水灾是国民党破坏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们也告诉了全世界，我们是有办法解决这些困难的。

中国有它自己的力量，而且由于运用得当，苦难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农民因为土地改革和政府其他切合人民利益的措施，对政府树立了坚强的信心，及时交纳公粮，目前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有余。由于我们人民政府的远见和能力，我们实现了大规模的粮食调剂计划，使得全国每一个缺乏粮食的区域都获得粮食。我们组织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运输方式——新建的铁道，内河船只，骡车，小车，以至我们勇敢的人民的背脊。我们的口号是“不让一个人饿死”。为了实现这个口号，这里有几个粮食运转的数字：

从东北运出一百万吨，必要时还可以更多一些。

从四川运出十一万吨。

从华中和华南运出七十四万吨。

这些救命粮运到灾区，用来建设公益事业，例如水利，开展生产运动；例如开荒和举办贷款，借以鼓励家庭工业和家庭副业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做紧急救济之用。同时还有剩余可以运到别处去。举例说，上海一向是依靠外国米的，现在它已经能够充裕地用本国出产的米了。

在政府方面这种史无前例的坚决行动，非但战胜了饥荒，而且对全国的经济，产生了最有利的影响：基本粮食价格稳定了，其他物价亦随之降落和平稳下来。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曾经能够做到这件事。但这并不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府，充分准备、迅速行动的结果。

物价平稳的最后效果，就是人民币的信用普遍地确立了。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是一切可能的“救济”计划中实际上最好的一个。多年来，人民的心中，第一次得到安宁了。他们可以集中精力来搞工作，努力增加生产。同时从这件事，使大家对毛主席说的话，也产生了新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是有困难的，但是又是有办法的。

我愿意告诉诸位：我们是如何把这种思想，应用到其他救济工作方面去的，就如某些城市中的失业问题吧。首先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只限于最近才解放的几个受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影响最深的城市。其次，我还得说明，这个问题是在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空军严重轰炸的几个城市中发生的。我要特别提出这两个因素，是因为下面两个理由：

一、就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的影响这个因素来说，失业是内在条件所产生的一个特殊问题。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调整工商业，使它为中国人民而生产，而过去的工商业主要为输出而生产，就是单纯的剥削。要把工业扭转过来，使它面向国内，不是一种容易的事，尤其是因为它是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需要时间，需要详细的计算和分析，需要把调整工商业对国家的意义，向工人和工业家们进行教育。这就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而在这个时期中，一些脱节现象是免不了的。失业问题也就是这样发生的。不过这个问题也和其他一切问题同样，可以用动员群众的办法来解决。

二、就轰炸这个因素来说，失业完全是外来的原因造成的结果——电力厂，面粉厂和工厂的毁坏，以及航运的中断，使原料不能输入。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动员群众来解决。

失业问题是由工会和政府协力来处理的。工会的工作，是动员所有在业的和失业的工人，带头发起募集捐款和物品的运动，同时政府和其他机构，也拨款交给他们处置。

这里必需指出，在“团结起来：有职业有办法的人，帮助没有职业没有办法的人”的号召下，援助从全国各地区源源而来。东北没有失业问题，所以东北的工人特别慷慨地献出了大批款物。

这些款项主要地用来安置失业工人，使他们从事生产事业。公共工程计划确立了，重要的建设也开始了，技术训练计划也举办了。工人们不论做工和学习，都能领到工资。

同时，政府又采取了一些别的积极的和有力的步骤：用各种方法，在公营或私营的工厂里，恢复生产；缺乏资金的时候，人民银行就进行贷款，使机器运转起来；政府采购机关大批订货，使工厂继续生产；同时以满足农村人民需要，来刺激城乡之间的贸易。此外政府以津贴输入和铁路运输，以及鼓励广泛种植工业用的农产品（例如棉花）等方式，取得必需的原料，分配给原料不足的工厂。由于工会教育的结果，在业工人发起了原料节约运动，并且不断地改进技术，以提高生产水平。总的结果是：在执行政府劳资两利和公私兼顾的政策后，工商业状况就不断地改善了。

在另一个部门里，也是运用群众的力量，得到了显著的成功。那就是医务工作。虽然严格地讲：医务工作并不属于紧急救济范围，可是它的某些方面，是具有紧急性质的。所以，我应该就这些方面向你们报告。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如何使中国人民接受现代的医疗方法，一直是我们的一个主要问题。传染病曾经不停地在中国横行着，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可以看到这种灾难绝迹的时候了。原因是人民政府已经采取了征服自然力的方法，并且动员了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一伟大的战争。许多拥有几百医务人员的工作队，已经组织起来抵抗目前最凶恶的敌人，如鼠疫、霍乱等。在东北，这种工作队，曾有两次在瘟疫发生的初期，就把它消灭了。顺便可以提及，这两次的瘟疫，是日本准备细菌战争的余毒所造成的。在其他地区，医疗工作者从各种的传染病中，挽救了几十万头牲畜免于死亡。今年夏天，上海在注射了几乎近四百万住民以后，只发现了十个患真性霍乱的病人。这真是一个新纪录。

医疗工作中的这些奇迹，是如何完成的呢？这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教育广大人民，和技术人员一道，参加对疾病的作战。工人、农民和士兵，都成了这一巨大医疗军队的一部分。在全国主要城市和各级行政区的中心城市里，举办了展览会、演讲会、表演和训练，以提高人民的医药和卫生知识的水平。这种广大的计划，过去设计和讨论了多少年，但是在去年一年之内，这种计划已在全国，甚至在新解放区内，大力推行起来了。

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办法。因为在这方面，中国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拥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因此在医务方面，必须继续以预防为重点。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在群众中，建立基础，深入和强化对群众的教育和训练。

目前政府正从事一件最伟大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在三年到五年之中，在各级政府机构里，设立一个具有合格医务人员的医务组织。要实现这计划，就需要各行政区、县和村的医疗工作单位，彼此互相联系合作。为实现这个计划，中国需要在未来五年里，训练二万医生，三万以上的医疗工作者和成千的技师和牙医。此外，作为中国工业化的一部分，我们要努力建立工厂和试验室。尽可能地生产我们自己所需要的药品和器械。只有在群众全力参加之下，这一计划才能完成。

上面的四个例子，告诉了诸位：新中国的人民群众，是如何战胜灾难的。这种办法，不论是执行救济工作，或是完成福利计划，在性质上、方向上和在基础上，都是群众性的。

督促和领导这种工作，领导所有救济和福利组织的机构，在今年（一九五○年）四月刚刚成立。这就是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或简称做ＰＲＡＣ。它是根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并在人民政府指导之下，成立起来的。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宗旨如下：

一、统一全国救济和福利工作；

二、决定工作范围；

三、按照计划支配人员、款项和物资；

四、使宣传与行动一致。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原则，是从人民的经验中得来的，它包括下列各点：

一、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解放了自己。他们将要用同样的力量，从各种各样的痛苦灾难中解放自己。

二、帮助人民自助，使他们能够确保土地、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准。

三、与一切从事真正救济及福利工作之个人及团体合作，只要这些个人和团体，能够遵守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原则，并且愿意服从人民政府的领导。

四、欢迎而不拒绝善意的国际援助，并准备在任何可能的地点和时间，帮助国际友人。因为随着人民的胜利，现在我们的基本地位业已改变。

本着这些目的和原则，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正与我们政府和一切其他人民团体，共同努力来对付那些因胜利而来的考验，并且协助推进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的人民社会发展的过程。

我知道诸位一定要问：过去一年中，所有这些新的条件，对我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有何影响？事实是：我们的机构已经重新改组了，由会名改起，一直深入到我们工作的每个角落。由于大规模救济问题，已由政府恰当地处理着，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对我们的事业付与了新的任务。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历史上的新阶段，要在福利事业的各项技术的计划和发展上，担任起一个领导地位。

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福利基金会将集中力量来搞工、农、兵的妇女儿童的福利工作。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在医药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起示范性和实验性的作用。我们工作的结果，将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其他人民团体向全国发表和广播。

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妇女和儿童方面，是符合于她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新的和提高了的地位的。我们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妇女在生活各方面，处于和男人完全平等的地位。第四十八条规定要保护儿童。此外，妇女又受到新婚姻法的保护，这法律永久地消灭了丈夫对她们的封建特权。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因此我们在纺织工厂地区建立妇婴保健工作网，那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都是妇女。所以我们设立了一个模范托儿所和婴儿托儿所，收容了二百五十多个孩子。我热情地努力使我们的工作更为完善，使它成为全中国的模范，从而可以解放出千百万的妇女来参加到政府、工厂、田地和人民解放军中去工作。

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同样地处理着有关提高我们儿童生活的问题。举教育方面为例：政府已有了伟大成就：两千万孩子进了小学，另外一百五十万在中学中受着教育。此外，教育部还计划消除文盲。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但是它还不足应付全国教育方面的需要。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团体，能够插进手的，都应该出一分力。由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对民众教育和文化活动有着广泛和深刻的经验，并且知道怎样把这些活动与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结合起来，很自然地，我们在工人区中心建立了一个儿童文化站，举办民众识字班、课外文娱活动和其他工作。我们并且要通过这个事业为儿童文化工作开辟一条道路，在各地发展起来，一直到中国有了上千个儿童文化宫为止。

在戏剧和人民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自从解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歌唱、舞蹈和戏剧的国家。文化团体和剧团在各地纷纷涌现。例如，沈阳就有三百五十个业余剧团，拥有一万二千个团员，其中大多数是工厂工人。

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广泛的文化活动，而中国福利基金会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的儿童剧院，在中国还是第一个。它是为儿童而设的，由儿童自己管理着。在我们的剧院里，有一百个有天才的儿童。他们有自己的演员、编剧、布景设计和舞台管理，他们有自己的舞蹈班和管弦乐队。正如在我们一切工作中一样，这是一个首创的事业，除非在我们国内各地成立了成百的儿童剧院，否则我们是不会满足的。随着时间进展，中国福利基金会并将从事科学研究。例如：我们已经开始把几组儿童分开来，从事儿童发育的研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运用最新科学方法，大规模地进行这类工作。还有其他类似的计划正在考虑中。

总括说来，中国福利基金会所有一切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把我们经验所得结果，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出去，为人民服务。

通过这篇关于我们如何处理救济问题和中国福利基金会远景的报告，诸位可以对于新中国获得一个初步的概念：第一，一切事情，我们都和人民一起做；第二，我们敢于正视困难，并且能够努力克服困难；第三，我们愿意接受各方面诚恳的、兄弟般的帮助，但是同时，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我们自己的富源和智慧。

新中国还有另外一种特性：我们是一个拥护和平和建设的民族，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能体会和平的真义了。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百年以上的战争，我们珍贵和平，我们要争取和平，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和平。

我们看到贵国某些集团运用“高压手段”来危害和平，我们非常不安。当我们看到你们最优秀的儿女，为了主张把和平作为一种生活条件而被投入监狱的时候，我们非常愤怒。我们严斥那些在紧急关头，背叛了人民的各阶层的虚伪爱国分子。但是，我们对于美国人民大众，有着坚定和深厚的信念。我们知道他们有力量反抗和战胜那些企图以战争攫取利润的人们的威迫和恫吓。当中国人民处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时，诸位曾对我们表现了这种力量，对于当时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人们，诸位曾是一种经常鼓励的泉源。现在我们想要回敬诸位。请诸位接受中国人民——一个已经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的鼓舞。在我们看来，这是一条生活的规律，即世界上一般普通男女们的奋斗是一致的，无法分得开的。我们的困难，大家分担着，我们的胜利，也是如此。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的手，越过海洋，紧握着诸位的手。有了统一的阵线，我们才能保卫和平，这是中国人民要告诉美国人民的。

（按：这是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宋庆龄对美国中国福利协会的广播，该协会在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在纽约举行会议） （新华社）

短评

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根据广大人民的要求，于本月十七日已将罪大恶极的特务、反动的一贯道首刘燮元、刘翔亭、张鸿海、胡春霖、穆肇增、李懋五（九宫道首）等六犯判处极刑。这对巩固革命秩序，保护北京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刘燮元等五犯，都是以反动的一贯道道首出现的罪恶昭彰的日本特务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刘燮元曾充任日伪联保主任，杀害我抗日游击队员四名。日本投降后，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特务，以一贯道等形式进行反革命活动。很多善良的人民及爱国志士，惨遭这些特务分子的屠杀；无数人民被他们掠夺得倾家荡产，无衣无食；很多青年妇女遭到这些罪犯的奸污。九宫道道首李懋五，也是汉奸、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日寇统治时期，他曾参加李匪书田组织的所谓“和平总教会”，并聘日本人二宫博夫为顾问，一九四七年和军统特务刘培中（道徒）勾结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的所谓“生产促进会”，李逆任辅导委员。先后曾在山东、北京等地数次组织反动武装，对抗我军。该犯自称为“大皇帝”“真龙天子”以欺骗人民。北京解放后，这些满身沾染人民血迹的罪魁，不但没有醒悟，而且继续与人民为敌，无视人民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命令，诽谤人民政府，并配合美帝屠杀朝鲜人民的侵略战争，在群众中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破坏国家、人民的生产建设，并妄图等待时机，进行武装叛乱，妄图颠覆人民政权。

北京市军管会判处上述六犯以极刑，完全合乎广大人民的要求。从六犯被逮捕以后，北京各界人民及一般道徒，即纷纷向政府控诉他们的罪恶，一再请求人民政府为群众复仇。其他至今仍不悔悟的反动道首，应该懂得，人民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人民既然要求彻底肃清一贯道及其他反动会道门，那么，人民政府就一定要负责满足人民的正当要求。因此，他们应该猛醒过来，舍弃刘燮元等自取毁灭的道路，迅速向政府登记，交出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以取得人民的谅解，重新作人。

【京市新闻处讯】怙恶不悛的一贯道首恶分子刘翔亭、张鸿海、刘燮元、穆肇增、胡春霖，九宫道头子李懋五等六犯在北京解放后，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散布谣言，破坏法令，危害人民，甚至阴谋武装暴动，颠覆政府。他们在被公安局逮捕后，人民纷纷控诉检举，经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审查，认为罪恶昭彰，应处以极刑，特提起公诉。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乃于本月十七日将以上各犯判处死刑，并即绑赴犯罪地点，执行枪决。

刘翔亭，原名刘凤鳞，现年六十岁，河北景县人，为一贯道坛主兼点传师，兵痞出身，为天桥恶霸，外号“北霸天”。曾充当军阀部队的连长、副官，在日伪时期任天桥伪自治会长、伪京汉护路司令部名誉段长、伪北京军警稽查处稽查官等伪职。他曾勾结地痞李海亭等七人强占乐舞台，逼死吉祥戏院（天桥）原业主魏阉老公。修建吉祥戏院时，以压迫手段逼死李姓木匠一人。并利用伪自治会长势力，霸占邸玉海的房屋，将邸及其妻魏氏逼死。在充伪自治会长时，经常吊打摊贩，并为日寇抓劳工。在一九四七年，曾伪装“老母”附体治病骗财，治死道徒祝世学。十余年来该犯利用传道，强奸女道徒十一人。

解放后，该犯继续以“舍药”为掩护，经常制造谣言，污蔑政府，破坏政策，进行种种阴谋活动。

张鸿海，现年六十四岁，北京人，地主成份，流氓兵痞出身。曾在伪军当兵多年，后充伪保长。一九四二年加入“一贯道”，在家设坛，自充坛主。一九三六年该犯勾结特务祁文波逼走张鸿和，将正怀孕的张鸿和之妻严刑拷打，用辣椒水灌死，带领武装特务十二人，拘捕稻地村人民，将张洪川、卢玉川带至伪警局打晕四、五次，用枪逼死卢妻。同年又勾结伪警将王小六、卢来顺逮捕入狱，致王小六死于狱中；并趁卢入狱时至卢家强奸卢妻。将张长河之妹二雕子拐卖妓院，致二雕子双目失明的母亲被活活饿死。一九四二年该犯勾结日特王德金枪杀我工作人员赵玉品、孙福增二人。一九四六年勾结伪还乡队长刘玉宝害死村副张范海及彭士田之父。一九四三年，霸占张艾氏土地，将张长吉、马学义枪杀于狱中。一九四七年该犯在门头沟骗来一妇女，在家奸污后，又送往东北出卖。解放后，该犯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破坏土地改革。

刘燮元，又名刘建勋，现年四十二岁，北京人。曾充北郊伪第四联保长兼伪新民会第四支会会长、伪第三坊坊长、伪北平市农会理事兼伪十九区合作社理事等伪职。一九四五年加入“一贯道”充坛主。一九四七年参加蒋匪中统特务组织。一九四八年该犯与伪自卫队王队附集合特务五六十人，用暴力阻止清华大学学生运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匪军拘捕我游击队四人，除刑讯死一人外，其余三人均因该犯唆使而被枪杀。该犯充伪联保长时经常为日寇搜刮铜铁，强征民夫等。

穆肇增，又名穆瑞田，现年五十五岁，北京人，为地主恶霸，曾充东坝“青苗会”主任。一九三九年入一贯道。一九四五年该犯唆使伪警察大队，包围我游击队，将小队长打死，将队员韩世荣等四人逮捕。一九四六年通县区干部李松山被匪军拘捕后，该犯伙同伪联保长联名呈递“检举状”，告发李松山是八路军，李松山即被匪军枪杀。该犯在一九四八年，组织“清共委员会”，领取枪枝实行武装反革命。解放后，该犯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到处散布谣言，破坏土地改革，并暗中操纵村政权，破坏人民政府政策。

胡春霖，又名胡茂堂，四十二岁，北京人。一九四一年加入“一贯道”，任坛主，点传师。十年来该犯不断以“行功德”、“超拔结缘”、“开荒”、“渡大仙”、“了冤欠”、“立佛堂”、“送师尊师母”、“献供”、“开班”等多种花样，向无知道徒勒索财物不计其数，该犯将骗来的大量财物，除交给张承忠、张五福作为反革命的活动经费以外，下余的即用以囤积倒把，赚取暴利。胡被检举后，群众在控诉大会上说：“我们修道都修穷了，胡春霖修道修富了。”他并对受骗道徒，百般虐待，稍不高兴就令其子胡玉祥随意殴打，道徒何文志被打后气愤难伸，过几日就死了；周瑞良的母亲得病，胡春霖阻止医生诊治，叫她多行“功德”，“了冤欠”，结果因耽误而丧命。解放后，他遵照匪徒张五福的指示，继续潜伏活动，匪徒张承忠组织外西组领导核心，胡春霖是其中之一。该犯经常利用在化一坛、京一坛等处开会，或用三五人串门方式，宣传反动谣言。

李懋五，又名李福昌，三十七岁，山东郯城人，流氓出身，一九三七年参加“九宫道”，接受该道匪首李书田指示，专门从事制造谣言，勒索钱财，仅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六月被捕时止，李懋五勒索群众的财物计有黄金一百零四两，金戒指一百一十五个，银元一千八百八十五枚，珠宝玉器一百四十件，其他金钱财物甚伙。一九四○年，他们在山东济南借名“和平总教会”，在日寇“二宫博夫”指使下，积极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一九四四年四月又在山东郯城组织“大刀会”，煽动道徒，公开武装抵抗八路军。一九四五年李书田死后，李懋五即继承了“活佛”地位，一九四七年由国民党军统特务刘培中（八卦道徒）介绍与特务孙桐萱相识，并参加特务组织“生产促进会”，任辅导委员等职。后即自称“真龙天子”，制造谣言，煽惑落后群众，并诱奸妇女赵必敬、刘素玉、岳悦修、邹高氏等人。解放后，李懋五及其匪徒王以铎等在本市谢家胡同二号开办“克伦家庭工业社”，十月间又命张永臣、王子衡等在本市和外前孙公园十五号，开设“明记粮栈”作为各地匪徒往来联络据点与进行反共反人民宣传的大本营。一九五○年，李犯召集上层匪徒会议，宣布是年五月五日“明道”，号召匪徒加紧活动，积极扩充组织，准备武装暴乱。

【新华社十七日讯】保定市天主教人士于十四日举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和游行，并在会上通过了革新宣言。参加大会和游行的有：保定天主教总堂代理主教骆伯宾、司铎任司直、陈良、马雅伯、韩度等，若瑟修女院院长李凤斋、南关公教医院院长吕渭公、西关公教育婴院院长师耀灵以及教徒、修女、教会学校学生共六百多人。会上，天主教总堂代理主教骆伯宾报告了中国天主教实行自立革新的意义。他说：“美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朝鲜，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轰炸东北。我们为了保家卫国，必须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使中国的天主教完全不受制于帝国主义。”接着，司铎任司直等先后讲话，一致号召天主教徒要坚决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同时要提高警惕、严防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的挑拨破坏阴谋。最后，全体一致通过了天主教爱国革新宣言。

会后即开始游行。保定市天主教堂代理主教骆伯宾及二十二位神父、三十六位修女及教徒、学生等六百多人排成了长长的行列，在游行时，大家一致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毛主席万岁！”“坚决实行革新运动！”等口号。游行队伍经过市人民政府时，向市人民政府呈递了保定天主教革新宣言。

保定天主教徒爱国革新宣言各地教友、各界人士：

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千方百计侵略中国，我中华民族所受凌辱及灾难极为深重。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打垮了美帝国主义主使的蒋介石匪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美帝国主义却不甘心它的失败，竟发动侵略朝鲜的暴行，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我全国人民激于义愤，兴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我国天主教爱国人士亦开始了自立革新的爱国主义运动。首先，川北广元县中国神父王良佐领导五百余天主教徒发表了自立革新宣言，接着有绥远、重庆、南昌、武汉、川西的夹江、川北的岳池等处的天主教人士纷纷响应。我们代表保定天主教徒热烈拥护与响应这种爱国主义革新运动，坚决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天主教会。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进行破坏活动，玷污了教会的圣洁。我们保定的天主教徒，一心站在人民这一边，反对奥斯汀的无耻谰言。我们愿与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参加爱国运动，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平与幸福而奋斗。为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保定天主教会而努力。

我们热烈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坚决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自己的力量，完成保定天主教爱国革新的神圣任务。

保定天主教总堂代理主教骆伯宾，司铎任司直、陈良、马雅伯、韩度，修女会若瑟院院长李凤斋，南关公教医院院长吕渭公，南关天主堂司铎赵之璧，西关公教育婴院院长师耀灵，西关修道院院长姬永贤，城内真道学校校长侯清如、南关淑慎学校校长安凤璞，西关志仁学校校长蔺明智，教民代表张鑫元、范茂盛、张瑞恒、侯景芝、李维九、张穰民、侯鸿波、潘德世、萧貌愚、苏润生、刘若翰、李追远、贾融、侯景雨、侯鸿文、王其威、师玛弟、蔡醒吾、李道宁。一九五一年元月十四日

东北长白山地区的青年农民，在雪晴之后，正带着猎狗打猎。啊！多美丽的祖国！多勤劳的人民！

【本报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三百万合作社社员定量配售，与大规模的赊购工作，以及各地区的物资交换办法，已在全国合作总社召开的贸易采购会议上作出决定。全国合作总社召开的贸易采购会议于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开幕，至二十八日结束。到各省市合作总社代表共计一百一十五人。会议首先根据程子华副主任的报告，讨论了合作社在经营消费业务方面，如何取消合作社进行自由市场交易及集中全力为社员服务的业务方针，同时讨论与布置了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定量配售及赊购工作，并请苏联专家作了合作社的采购业务与贸易业务的专题报告。

会议一致拥护实行定量配售，认为这是贯彻“基层合作社为社员服务，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的重要措施之一。它将使社员经常地、平均地、有保证地得到一定数量的廉价必需品的供应，从而吸引广大劳动人民加入合作社，壮大与巩固合作社的群众基础，并可促使合作社走上正轨，加强合作社消费业务的计划性。因此会议一致同意于一九五一年在全国合作社范围内大力开展配售业务，但为吸取经验、准备条件，决定在第一季开始重点试办。第一季配售的物品，有三百一十万社员得以享受（四十个城市一百一十九万余，农村一百九十万）。为保证配售业务的顺利进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下列文件：（一）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关于实行配售的决定，（二）一九五一年第一季配售办法，（三）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关于合作社配售物资来源及优待率的联合决定，（四）一九五一年第一季配售计划。

由于城市、乡村，南方、北方、东北、西北等地群众的生活习惯和购买力的不同，因而配售品的种类及定量，亦应有所不同。如城市社员购买力较高，生活需要品类较多，享受配售优待的数量，超过农民一倍多。东北农民生产商品化的程度大，购买力较高，配售种类及定量，亦较高于关内社员。会议根据各地消费情况，在“大体够，稍有不足”的原则下，制订了各省各市主要消费品的配售量。

配售价格在目前具体情况下，尚不能统一规定，因此采取了下列办法：（一）配售商品由各地国家专业公司按当日批发牌价予以折扣后，作为合作社进货价格；（二）基层合作社的运费、损耗及零售开支标准，由县（市）总社根据当地情况研究规定，经省总社批准后作为零售成本价格，县（市）总社向下级社批发的运费、损耗及批发开支等标准，由省总社研究规定，经大行政区及全国总社批准作为批发成本价格；（三）基层社的零售纯益，由全国总社规定为百分之一，县、市以上总社批发纯益为千分之五，进货价格加开支纯益，就是向社员的配售价格，根据这一算法，有的商品可低于市价百分之三十以上，最少亦低百分之十左右。

关于保证配售商品的经常供应及优待，是各地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有的怕“雷声大，雨点小”。贸易部姚依林副部长在报告中，表示国营贸易机关决大力支持合作社的配售业务，并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与全国合作总社作了联合决定：（一）责成各专业公司掌握的商品，尽先满足合作社配售需要；（二）配售商品按当地当日公司批发牌价进行优待；（三）配售商品质量，以适宜于当地群众消费习惯及公司挂牌商品为准；（四）合作社领取配售品，一律现款交易。并责成各专业公司及合作社共同遵照决定坚决执行，否则将予批评、通报直到受行政处分。

在我国实行有系统有计划的配售制度，是一个艰巨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因此会议又责成各级合作社工作者，应把办好配售工作作为一九五一年主要任务之一。

这次会议为了贯彻全力为社员服务的业务方针，坚持取消合作社进行自由市场零售交易。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吸引非社员加入合作社，以便达到组织劳动人民的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劳动人民服务。会议并解决了下列问题：（一）新区在开始建社时，在有上级社无下级社，有基层社无社员的情况下，应首先调查群众买进与卖出的东西，然后带货下乡宣传，一面吸收社员，一面买卖货物，吸收几个社员，就为了几个社员服务，不能借口建社，而扩大对非社员交易。（二）目前各级总社门市部，实际就是普通的零售商店。各地提出如取消门市部，营业额因而减少，不能维持开支；其实，若将门市部改批发部，集中全力对下级社进行批发业务，营业额经过短时的减少必然会迅速地增加起来，开支的困难，经过一个时期也就会不成问题。

关于赊购工作，会议已按原计划进一步布置。各地区间的物资交换，以及全国总社与各地区的物资交换，订立了协议四件，合同九件，其中粮食类占六万五千吨，各种洋布五十万匹，土布一千五百万方尺，棉花一百零五万斤。其他尚有毛巾、袜子、红糖、铁锅等二十八种商品的交换合同。合计总值为一千五百九十余亿元。此外，东北总社与全国总社及华东总社订立了物资交换协议，总值为四千零十二亿元。

【新华社十八日讯】全国人民慰劳我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的运动，已获得巨大成绩。据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各地分会向总会报告的不完全统计，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十六日止，各地分会共已收到各界人民捐献的慰劳金六十三亿二千三百余万元，慰问信二十五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封，慰问袋十五万三千六百零六个，其他慰劳品三十万九千二百五十九件。此数尚不包括各地分会未向总会报告和一部分已经直接运寄的款物在内。

【新华社十八日讯】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及其所属工业和贸易委员会会议将于今年二月在拉合尔召开。我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此于一月十八日致电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奥温，并请其转达经济暨社会理事会与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各会员国。电中指斥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去年五月间召开第六届会议及其所属工业和贸易委员会会议时竟然拒绝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并允许了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席会议。电文认为这不但违背联合国宪章并且剥夺了我国在亚洲及远东问题上应有的权利。周外长再一次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仍以冀朝鼎为出席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及其所属工业和贸易委员会会议的代表，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完全没有参加上述各该委员会会议的资格，必须从各该委员会驱逐出去。没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任何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工业和贸易委员会会议的决议，都将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宋庆龄

中国人民的朋友们，我谨在此向你们致意。现在是把消息带给诸位的最好时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结束了它光荣的第一年。目前正是总结我们的成就，认清我们的伟大转变，和迎接更伟大的转变来临的时候。这正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

我认为：中国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以来，最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国号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人民”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是为了装饰点缀，而其重要意义在于同样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表明我们政府整个巨大力量之所在——人民。

这件事明显地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各方面。我愿意把整个景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诸位，但是时间不容许。因此，我这次的报告，只能局限于这一年来新形势怎样影响了紧急救济工作和我自己的团体——中国福利基金会，而不得不忽略了在这次伟大进展中的许多大事，例如土地改革，工商业的建设，国防的增强，中国少数民族基本自由的发展，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就。

救济和福利工作的整个观念，已经随着它的环境而改变了。它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纯粹人道主义的永远结束不了的事情。相反地，它被认为是人民政府整个经济建设计划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仍旧是人道主义的，但是它的办法是积极的，目的在于最后消灭对救济的需要。福利的享受被认为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专指紧急救济来说，它有确定的开始，确定的方法和确定的终点。

它的开始是现在，是因为水灾、饥荒和失业而使之成为必要。它的方法是自力更生和生产自救。它的终点是与争取全国经济好转的完成相配合的，那就是当我们达到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成功了的时候。我们已经确定以三年为期来达到这一目标。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些救济问题是如何处理的。首先谈谈水灾问题。

中国几百年来受着水灾的威胁，尤其是在去年由于匪军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大军进迫之下所犯的罪恶行为，水灾格外具有破坏性。这些反动军队在疯狂中破坏了几千个重要的堤防地区。结果，当去年夏天大雨下降的时候，河水流溢到田地上来，淹没了几千万亩土地，冲塌了几百万人民的房屋，损害了他们的生计。

以前国民党在美国“援助”计划下的救灾，只是说得好听而绝少行动。这一次可不然，实际行动却超出于公布的计划之上，因为人民政府是用了全力来对付这个情况的。水利部奉到号召，立刻当作完成一个全国性的军事任务似地起来作战。他们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包括三百三十四个工作站和观测站的庞大工作系统，它与北京的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之间，用电信交通直接联络。他们动员了男女老百姓和解放军战士共四百六十九万人。当紧急的时候，他们又动员了几百万人。他们特地将水灾最重地区的人民发动起来。同时进行短期的和长期的治水计划。一方面立刻遏止泛滥的河水，一方面永久地控制河水，使它将来造福人民，而不再危害人民。

这一支与洪水搏斗的大军，是由政府付给工资的。同时政府向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了解工作的意义。并召开各种会议，从乡村小组会到广大地区的群众大会，向他们解释每一细节——需要完成什么工作，为什么大家要动员起来，他们的工资是如何偿付的，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未来有什么意义，对国家的未来又有什么意义。结果把工人激发起来，在劳动中发挥了伟大的创造力量。

这些工人在一年之内，搬动了三亿六千五百立方公尺的泥土。这泥土一共有多少呢？我可以告诉诸位：这些泥土足够用来造成一座一公尺高一公尺宽的围墙，它的长度可以环绕赤道八周。实际讲起来，我们的人民，除了修筑永久控制长江、淮河、黄河、沂水、珠江、汉水、辽河等河流以及华东海岸的堤坝以外，还修复了二万五千公里的堤防。由于这样努力的奋斗，我现在可以报告诸位：去年被洪水淹没的田地中，今年已有十分之七恢复了耕种。此外，更完成了重要的巨大的灌溉工程。举例说，仅仅在干燥的西北，新受到灌溉的土地就有三十万公顷，已经开动的工程，将另外灌溉二百万公顷。而且这一工程，还可以附带产生三百万千瓦的电力。

根据以上所述，诸位大致可以了解到，我们如何对付水灾的威胁，我们如何开辟水利，我们的人民政府如何拥有群众的力量，如何运用群众的力量。

其次，谈谈饥荒问题。这是你们的报纸和某些政治慈善家最得意的题目。不错，我们中国有过饥荒。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我们已经很明白地说过，我们的人民曾经遭受过饥荒的灾难。我们也已经明白地说过，饥荒是水灾的后果，而水灾是国民党破坏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们也告诉了全世界，我们是有办法解决这些困难的。

中国有它自己的力量，而且由于运用得当，苦难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农民因为土地改革和政府其他切合人民利益的措施，对政府树立了坚强的信心，及时交纳公粮，目前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有余。由于我们人民政府的远见和能力，我们实现了大规模的粮食调剂计划，使得全国每一个缺乏粮食的区域都获得粮食。我们组织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运输方式——新建的铁道，内河船只，骡车，小车，以至我们勇敢的人民的背脊。我们的口号是“不让一个人饿死”。为了实现这个口号，这里有几个粮食运转的数字：

从东北运出一百万吨，必要时还可以更多一些。

从四川运出十一万吨。

从华中和华南运出七十四万吨。

这些救命粮运到灾区，用来建设公益事业，例如水利，开展生产运动；例如开荒和举办贷款，借以鼓励家庭工业和家庭副业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做紧急救济之用。同时还有剩余可以运到别处去。举例说，上海一向是依靠外国米的，现在它已经能够充裕地用本国出产的米了。

在政府方面这种史无前例的坚决行动，非但战胜了饥荒，而且对全国的经济，产生了最有利的影响：基本粮食价格稳定了，其他物价亦随之降落和平稳下来。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曾经能够做到这件事。但这并不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府，充分准备、迅速行动的结果。

物价平稳的最后效果，就是人民币的信用普遍地确立了。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是一切可能的“救济”计划中实际上最好的一个。多年来，人民的心中，第一次得到安宁了。他们可以集中精力来搞工作，努力增加生产。同时从这件事，使大家对毛主席说的话，也产生了新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是有困难的，但是又是有办法的。

我愿意告诉诸位：我们是如何把这种思想，应用到其他救济工作方面去的，就如某些城市中的失业问题吧。首先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只限于最近才解放的几个受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影响最深的城市。其次，我还得说明，这个问题是在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空军严重轰炸的几个城市中发生的。我要特别提出这两个因素，是因为下面两个理由：

一、就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的影响这个因素来说，失业是内在条件所产生的一个特殊问题。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调整工商业，使它为中国人民而生产，而过去的工商业主要为输出而生产，就是单纯的剥削。要把工业扭转过来，使它面向国内，不是一种容易的事，尤其是因为它是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需要时间，需要详细的计算和分析，需要把调整工商业对国家的意义，向工人和工业家们进行教育。这就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而在这个时期中，一些脱节现象是免不了的。失业问题也就是这样发生的。不过这个问题也和其他一切问题同样，可以用动员群众的办法来解决。

二、就轰炸这个因素来说，失业完全是外来的原因造成的结果——电力厂，面粉厂和工厂的毁坏，以及航运的中断，使原料不能输入。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动员群众来解决。

失业问题是由工会和政府协力来处理的。工会的工作，是动员所有在业的和失业的工人，带头发起募集捐款和物品的运动，同时政府和其他机构，也拨款交给他们处置。

这里必需指出，在“团结起来：有职业有办法的人，帮助没有职业没有办法的人”的号召下，援助从全国各地区源源而来。东北没有失业问题，所以东北的工人特别慷慨地献出了大批款物。

这些款项主要地用来安置失业工人，使他们从事生产事业。公共工程计划确立了，重要的建设也开始了，技术训练计划也举办了。工人们不论做工和学习，都能领到工资。

同时，政府又采取了一些别的积极的和有力的步骤：用各种方法，在公营或私营的工厂里，恢复生产；缺乏资金的时候，人民银行就进行贷款，使机器运转起来；政府采购机关大批订货，使工厂继续生产；同时以满足农村人民需要，来刺激城乡之间的贸易。此外政府以津贴输入和铁路运输，以及鼓励广泛种植工业用的农产品（例如棉花）等方式，取得必需的原料，分配给原料不足的工厂。由于工会教育的结果，在业工人发起了原料节约运动，并且不断地改进技术，以提高生产水平。总的结果是：在执行政府劳资两利和公私兼顾的政策后，工商业状况就不断地改善了。

在另一个部门里，也是运用群众的力量，得到了显著的成功。那就是医务工作。虽然严格地讲：医务工作并不属于紧急救济范围，可是它的某些方面，是具有紧急性质的。所以，我应该就这些方面向你们报告。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如何使中国人民接受现代的医疗方法，一直是我们的一个主要问题。传染病曾经不停地在中国横行着，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可以看到这种灾难绝迹的时候了。原因是人民政府已经采取了征服自然力的方法，并且动员了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一伟大的战争。许多拥有几百医务人员的工作队，已经组织起来抵抗目前最凶恶的敌人，如鼠疫、霍乱等。在东北，这种工作队，曾有两次在瘟疫发生的初期，就把它消灭了。顺便可以提及，这两次的瘟疫，是日本准备细菌战争的余毒所造成的。在其他地区，医疗工作者从各种的传染病中，挽救了几十万头牲畜免于死亡。今年夏天，上海在注射了几乎近四百万住民以后，只发现了十个患真性霍乱的病人。这真是一个新纪录。

医疗工作中的这些奇迹，是如何完成的呢？这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教育广大人民，和技术人员一道，参加对疾病的作战。工人、农民和士兵，都成了这一巨大医疗军队的一部分。在全国主要城市和各级行政区的中心城市里，举办了展览会、演讲会、表演和训练，以提高人民的医药和卫生知识的水平。这种广大的计划，过去设计和讨论了多少年，但是在去年一年之内，这种计划已在全国，甚至在新解放区内，大力推行起来了。

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办法。因为在这方面，中国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拥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因此在医务方面，必须继续以预防为重点。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在群众中，建立基础，深入和强化对群众的教育和训练。

目前政府正从事一件最伟大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在三年到五年之中，在各级政府机构里，设立一个具有合格医务人员的医务组织。要实现这计划，就需要各行政区、县和村的医疗工作单位，彼此互相联系合作。为实现这个计划，中国需要在未来五年里，训练二万医生，三万以上的医疗工作者和成千的技师和牙医。此外，作为中国工业化的一部分，我们要努力建立工厂和试验室。尽可能地生产我们自己所需要的药品和器械。只有在群众全力参加之下，这一计划才能完成。

上面的四个例子，告诉了诸位：新中国的人民群众，是如何战胜灾难的。这种办法，不论是执行救济工作，或是完成福利计划，在性质上、方向上和在基础上，都是群众性的。

督促和领导这种工作，领导所有救济和福利组织的机构，在今年（一九五○年）四月刚刚成立。这就是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或简称做ＰＲＡＣ。它是根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并在人民政府指导之下，成立起来的。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宗旨如下：

一、统一全国救济和福利工作；

二、决定工作范围；

三、按照计划支配人员、款项和物资；

四、使宣传与行动一致。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原则，是从人民的经验中得来的，它包括下列各点：

一、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解放了自己。他们将要用同样的力量，从各种各样的痛苦灾难中解放自己。

二、帮助人民自助，使他们能够确保土地、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准。

三、与一切从事真正救济及福利工作之个人及团体合作，只要这些个人和团体，能够遵守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原则，并且愿意服从人民政府的领导。

四、欢迎而不拒绝善意的国际援助，并准备在任何可能的地点和时间，帮助国际友人。因为随着人民的胜利，现在我们的基本地位业已改变。

本着这些目的和原则，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正与我们政府和一切其他人民团体，共同努力来对付那些因胜利而来的考验，并且协助推进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的人民社会发展的过程。

我知道诸位一定要问：过去一年中，所有这些新的条件，对我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有何影响？事实是：我们的机构已经重新改组了，由会名改起，一直深入到我们工作的每个角落。由于大规模救济问题，已由政府恰当地处理着，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对我们的事业付与了新的任务。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历史上的新阶段，要在福利事业的各项技术的计划和发展上，担任起一个领导地位。

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福利基金会将集中力量来搞工、农、兵的妇女儿童的福利工作。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在医药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起示范性和实验性的作用。我们工作的结果，将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其他人民团体向全国发表和广播。

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妇女和儿童方面，是符合于她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新的和提高了的地位的。我们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妇女在生活各方面，处于和男人完全平等的地位。第四十八条规定要保护儿童。此外，妇女又受到新婚姻法的保护，这法律永久地消灭了丈夫对她们的封建特权。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因此我们在纺织工厂地区建立妇婴保健工作网，那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都是妇女。所以我们设立了一个模范托儿所和婴儿托儿所，收容了二百五十多个孩子。我热情地努力使我们的工作更为完善，使它成为全中国的模范，从而可以解放出千百万的妇女来参加到政府、工厂、田地和人民解放军中去工作。

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同样地处理着有关提高我们儿童生活的问题。举教育方面为例：政府已有了伟大成就：两千万孩子进了小学，另外一百五十万在中学中受着教育。此外，教育部还计划消除文盲。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但是它还不足应付全国教育方面的需要。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团体，能够插进手的，都应该出一分力。由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对民众教育和文化活动有着广泛和深刻的经验，并且知道怎样把这些活动与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结合起来，很自然地，我们在工人区中心建立了一个儿童文化站，举办民众识字班、课外文娱活动和其他工作。我们并且要通过这个事业为儿童文化工作开辟一条道路，在各地发展起来，一直到中国有了上千个儿童文化宫为止。

在戏剧和人民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自从解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歌唱、舞蹈和戏剧的国家。文化团体和剧团在各地纷纷涌现。例如，沈阳就有三百五十个业余剧团，拥有一万二千个团员，其中大多数是工厂工人。

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广泛的文化活动，而中国福利基金会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的儿童剧院，在中国还是第一个。它是为儿童而设的，由儿童自己管理着。在我们的剧院里，有一百个有天才的儿童。他们有自己的演员、编剧、布景设计和舞台管理，他们有自己的舞蹈班和管弦乐队。正如在我们一切工作中一样，这是一个首创的事业，除非在我们国内各地成立了成百的儿童剧院，否则我们是不会满足的。随着时间进展，中国福利基金会并将从事科学研究。例如：我们已经开始把几组儿童分开来，从事儿童发育的研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运用最新科学方法，大规模地进行这类工作。还有其他类似的计划正在考虑中。

总括说来，中国福利基金会所有一切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把我们经验所得结果，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出去，为人民服务。

通过这篇关于我们如何处理救济问题和中国福利基金会远景的报告，诸位可以对于新中国获得一个初步的概念：第一，一切事情，我们都和人民一起做；第二，我们敢于正视困难，并且能够努力克服困难；第三，我们愿意接受各方面诚恳的、兄弟般的帮助，但是同时，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我们自己的富源和智慧。

新中国还有另外一种特性：我们是一个拥护和平和建设的民族，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能体会和平的真义了。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百年以上的战争，我们珍贵和平，我们要争取和平，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和平。

我们看到贵国某些集团运用“高压手段”来危害和平，我们非常不安。当我们看到你们最优秀的儿女，为了主张把和平作为一种生活条件而被投入监狱的时候，我们非常愤怒。我们严斥那些在紧急关头，背叛了人民的各阶层的虚伪爱国分子。但是，我们对于美国人民大众，有着坚定和深厚的信念。我们知道他们有力量反抗和战胜那些企图以战争攫取利润的人们的威迫和恫吓。当中国人民处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时，诸位曾对我们表现了这种力量，对于当时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人们，诸位曾是一种经常鼓励的泉源。现在我们想要回敬诸位。请诸位接受中国人民——一个已经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的鼓舞。在我们看来，这是一条生活的规律，即世界上一般普通男女们的奋斗是一致的，无法分得开的。我们的困难，大家分担着，我们的胜利，也是如此。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的手，越过海洋，紧握着诸位的手。有了统一的阵线，我们才能保卫和平，这是中国人民要告诉美国人民的。

（按：这是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宋庆龄对美国中国福利协会的广播，该协会在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在纽约举行会议） （新华社）

短评

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根据广大人民的要求，于本月十七日已将罪大恶极的特务、反动的一贯道首刘燮元、刘翔亭、张鸿海、胡春霖、穆肇增、李懋五（九宫道首）等六犯判处极刑。这对巩固革命秩序，保护北京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刘燮元等五犯，都是以反动的一贯道道首出现的罪恶昭彰的日本特务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刘燮元曾充任日伪联保主任，杀害我抗日游击队员四名。日本投降后，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的特务，以一贯道等形式进行反革命活动。很多善良的人民及爱国志士，惨遭这些特务分子的屠杀；无数人民被他们掠夺得倾家荡产，无衣无食；很多青年妇女遭到这些罪犯的奸污。九宫道道首李懋五，也是汉奸、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日寇统治时期，他曾参加李匪书田组织的所谓“和平总教会”，并聘日本人二宫博夫为顾问，一九四七年和军统特务刘培中（道徒）勾结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的所谓“生产促进会”，李逆任辅导委员。先后曾在山东、北京等地数次组织反动武装，对抗我军。该犯自称为“大皇帝”“真龙天子”以欺骗人民。北京解放后，这些满身沾染人民血迹的罪魁，不但没有醒悟，而且继续与人民为敌，无视人民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命令，诽谤人民政府，并配合美帝屠杀朝鲜人民的侵略战争，在群众中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破坏国家、人民的生产建设，并妄图等待时机，进行武装叛乱，妄图颠覆人民政权。

北京市军管会判处上述六犯以极刑，完全合乎广大人民的要求。从六犯被逮捕以后，北京各界人民及一般道徒，即纷纷向政府控诉他们的罪恶，一再请求人民政府为群众复仇。其他至今仍不悔悟的反动道首，应该懂得，人民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人民既然要求彻底肃清一贯道及其他反动会道门，那么，人民政府就一定要负责满足人民的正当要求。因此，他们应该猛醒过来，舍弃刘燮元等自取毁灭的道路，迅速向政府登记，交出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以取得人民的谅解，重新作人。

【京市新闻处讯】怙恶不悛的一贯道首恶分子刘翔亭、张鸿海、刘燮元、穆肇增、胡春霖，九宫道头子李懋五等六犯在北京解放后，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散布谣言，破坏法令，危害人民，甚至阴谋武装暴动，颠覆政府。他们在被公安局逮捕后，人民纷纷控诉检举，经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审查，认为罪恶昭彰，应处以极刑，特提起公诉。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乃于本月十七日将以上各犯判处死刑，并即绑赴犯罪地点，执行枪决。

刘翔亭，原名刘凤鳞，现年六十岁，河北景县人，为一贯道坛主兼点传师，兵痞出身，为天桥恶霸，外号“北霸天”。曾充当军阀部队的连长、副官，在日伪时期任天桥伪自治会长、伪京汉护路司令部名誉段长、伪北京军警稽查处稽查官等伪职。他曾勾结地痞李海亭等七人强占乐舞台，逼死吉祥戏院（天桥）原业主魏阉老公。修建吉祥戏院时，以压迫手段逼死李姓木匠一人。并利用伪自治会长势力，霸占邸玉海的房屋，将邸及其妻魏氏逼死。在充伪自治会长时，经常吊打摊贩，并为日寇抓劳工。在一九四七年，曾伪装“老母”附体治病骗财，治死道徒祝世学。十余年来该犯利用传道，强奸女道徒十一人。

解放后，该犯继续以“舍药”为掩护，经常制造谣言，污蔑政府，破坏政策，进行种种阴谋活动。

张鸿海，现年六十四岁，北京人，地主成份，流氓兵痞出身。曾在伪军当兵多年，后充伪保长。一九四二年加入“一贯道”，在家设坛，自充坛主。一九三六年该犯勾结特务祁文波逼走张鸿和，将正怀孕的张鸿和之妻严刑拷打，用辣椒水灌死，带领武装特务十二人，拘捕稻地村人民，将张洪川、卢玉川带至伪警局打晕四、五次，用枪逼死卢妻。同年又勾结伪警将王小六、卢来顺逮捕入狱，致王小六死于狱中；并趁卢入狱时至卢家强奸卢妻。将张长河之妹二雕子拐卖妓院，致二雕子双目失明的母亲被活活饿死。一九四二年该犯勾结日特王德金枪杀我工作人员赵玉品、孙福增二人。一九四六年勾结伪还乡队长刘玉宝害死村副张范海及彭士田之父。一九四三年，霸占张艾氏土地，将张长吉、马学义枪杀于狱中。一九四七年该犯在门头沟骗来一妇女，在家奸污后，又送往东北出卖。解放后，该犯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破坏土地改革。

刘燮元，又名刘建勋，现年四十二岁，北京人。曾充北郊伪第四联保长兼伪新民会第四支会会长、伪第三坊坊长、伪北平市农会理事兼伪十九区合作社理事等伪职。一九四五年加入“一贯道”充坛主。一九四七年参加蒋匪中统特务组织。一九四八年该犯与伪自卫队王队附集合特务五六十人，用暴力阻止清华大学学生运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匪军拘捕我游击队四人，除刑讯死一人外，其余三人均因该犯唆使而被枪杀。该犯充伪联保长时经常为日寇搜刮铜铁，强征民夫等。

穆肇增，又名穆瑞田，现年五十五岁，北京人，为地主恶霸，曾充东坝“青苗会”主任。一九三九年入一贯道。一九四五年该犯唆使伪警察大队，包围我游击队，将小队长打死，将队员韩世荣等四人逮捕。一九四六年通县区干部李松山被匪军拘捕后，该犯伙同伪联保长联名呈递“检举状”，告发李松山是八路军，李松山即被匪军枪杀。该犯在一九四八年，组织“清共委员会”，领取枪枝实行武装反革命。解放后，该犯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到处散布谣言，破坏土地改革，并暗中操纵村政权，破坏人民政府政策。

胡春霖，又名胡茂堂，四十二岁，北京人。一九四一年加入“一贯道”，任坛主，点传师。十年来该犯不断以“行功德”、“超拔结缘”、“开荒”、“渡大仙”、“了冤欠”、“立佛堂”、“送师尊师母”、“献供”、“开班”等多种花样，向无知道徒勒索财物不计其数，该犯将骗来的大量财物，除交给张承忠、张五福作为反革命的活动经费以外，下余的即用以囤积倒把，赚取暴利。胡被检举后，群众在控诉大会上说：“我们修道都修穷了，胡春霖修道修富了。”他并对受骗道徒，百般虐待，稍不高兴就令其子胡玉祥随意殴打，道徒何文志被打后气愤难伸，过几日就死了；周瑞良的母亲得病，胡春霖阻止医生诊治，叫她多行“功德”，“了冤欠”，结果因耽误而丧命。解放后，他遵照匪徒张五福的指示，继续潜伏活动，匪徒张承忠组织外西组领导核心，胡春霖是其中之一。该犯经常利用在化一坛、京一坛等处开会，或用三五人串门方式，宣传反动谣言。

李懋五，又名李福昌，三十七岁，山东郯城人，流氓出身，一九三七年参加“九宫道”，接受该道匪首李书田指示，专门从事制造谣言，勒索钱财，仅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六月被捕时止，李懋五勒索群众的财物计有黄金一百零四两，金戒指一百一十五个，银元一千八百八十五枚，珠宝玉器一百四十件，其他金钱财物甚伙。一九四○年，他们在山东济南借名“和平总教会”，在日寇“二宫博夫”指使下，积极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一九四四年四月又在山东郯城组织“大刀会”，煽动道徒，公开武装抵抗八路军。一九四五年李书田死后，李懋五即继承了“活佛”地位，一九四七年由国民党军统特务刘培中（八卦道徒）介绍与特务孙桐萱相识，并参加特务组织“生产促进会”，任辅导委员等职。后即自称“真龙天子”，制造谣言，煽惑落后群众，并诱奸妇女赵必敬、刘素玉、岳悦修、邹高氏等人。解放后，李懋五及其匪徒王以铎等在本市谢家胡同二号开办“克伦家庭工业社”，十月间又命张永臣、王子衡等在本市和外前孙公园十五号，开设“明记粮栈”作为各地匪徒往来联络据点与进行反共反人民宣传的大本营。一九五○年，李犯召集上层匪徒会议，宣布是年五月五日“明道”，号召匪徒加紧活动，积极扩充组织，准备武装暴乱。

【新华社十七日讯】保定市天主教人士于十四日举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和游行，并在会上通过了革新宣言。参加大会和游行的有：保定天主教总堂代理主教骆伯宾、司铎任司直、陈良、马雅伯、韩度等，若瑟修女院院长李凤斋、南关公教医院院长吕渭公、西关公教育婴院院长师耀灵以及教徒、修女、教会学校学生共六百多人。会上，天主教总堂代理主教骆伯宾报告了中国天主教实行自立革新的意义。他说：“美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朝鲜，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轰炸东北。我们为了保家卫国，必须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使中国的天主教完全不受制于帝国主义。”接着，司铎任司直等先后讲话，一致号召天主教徒要坚决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同时要提高警惕、严防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的挑拨破坏阴谋。最后，全体一致通过了天主教爱国革新宣言。

会后即开始游行。保定市天主教堂代理主教骆伯宾及二十二位神父、三十六位修女及教徒、学生等六百多人排成了长长的行列，在游行时，大家一致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毛主席万岁！”“坚决实行革新运动！”等口号。游行队伍经过市人民政府时，向市人民政府呈递了保定天主教革新宣言。

保定天主教徒爱国革新宣言各地教友、各界人士：

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千方百计侵略中国，我中华民族所受凌辱及灾难极为深重。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打垮了美帝国主义主使的蒋介石匪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美帝国主义却不甘心它的失败，竟发动侵略朝鲜的暴行，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我全国人民激于义愤，兴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我国天主教爱国人士亦开始了自立革新的爱国主义运动。首先，川北广元县中国神父王良佐领导五百余天主教徒发表了自立革新宣言，接着有绥远、重庆、南昌、武汉、川西的夹江、川北的岳池等处的天主教人士纷纷响应。我们代表保定天主教徒热烈拥护与响应这种爱国主义革新运动，坚决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天主教会。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进行破坏活动，玷污了教会的圣洁。我们保定的天主教徒，一心站在人民这一边，反对奥斯汀的无耻谰言。我们愿与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参加爱国运动，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平与幸福而奋斗。为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保定天主教会而努力。

我们热烈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坚决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自己的力量，完成保定天主教爱国革新的神圣任务。

保定天主教总堂代理主教骆伯宾，司铎任司直、陈良、马雅伯、韩度，修女会若瑟院院长李凤斋，南关公教医院院长吕渭公，南关天主堂司铎赵之璧，西关公教育婴院院长师耀灵，西关修道院院长姬永贤，城内真道学校校长侯清如、南关淑慎学校校长安凤璞，西关志仁学校校长蔺明智，教民代表张鑫元、范茂盛、张瑞恒、侯景芝、李维九、张穰民、侯鸿波、潘德世、萧貌愚、苏润生、刘若翰、李追远、贾融、侯景雨、侯鸿文、王其威、师玛弟、蔡醒吾、李道宁。一九五一年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