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14日 · 第6版

通讯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尤其是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展开，是一九五○年全国报纸工作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

半年多以来，我们在通讯工作上的主要经验是：虽然我国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工农通讯员还是可以发展，而且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工农通讯员运动展开了，就会使我们的报纸有很大的改进，带来很大的生气。

工人农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对担任报纸的通讯员是热情而引以为荣的。“旅大职工报”的工人通讯员中有一百多名积极分子，他们几乎天天下班后就轮流到报社去研究写稿和闲谈；像报社的特约记者似的，常驻在那一个工厂里写稿。报社每月把报道提纲发给他们，他们总是完成并超过计划的。几个月以前，报社提拔了一名工人任见习记者，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都很好。“长春新报”的统计说明，在他们的全部通讯员中，工人通讯员约占百分之五十，而工人通讯员中起作用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非工人通讯员起作用的却只有三分之一。尽管文化水平比较低，但是由于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感受，工农通讯员也能写出有重要意义的稿子来。“新湖南报”收到了一些工农通讯员的来稿，其中有些确提出了当时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例如新谷登场以后，农民来稿曾提出谷贱伤农问题；在整顿农民协会中，农民来稿中又曾提出中农占据农协的主要领导成份的偏向。这些来搞使“新湖南报”的干部对发展工农通讯员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有这些情形，都证明工农通讯员的作用确是极巨大的，展开工农通讯员运动确是改进报纸工作的最重要的方向和方法，而半年余以来，我们的报纸在吸引广大工农积极分子参加报纸工作上也确实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展开还是不平衡的。在已有的成就中也反映出许多问题还没有很好的加以解决。对于发展工农通讯员运动，我们在思想上有一些主要点还不很明确；在通讯网的组织和领导上，在通讯员的使用上，还有一些缺点和困难；解决这些问题，将成为进一步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的重要关键。

工农通讯员的政治意义主要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只有工农通讯员才能实现这个伟大的转变”，即“使得像报纸这样尖锐的阶级斗争武器能够从奴役人民的武器变为解放人民的武器”。这样高度的原则性的提法究竟根据什么呢？对于这一点有许多人的体会是不深刻的。我们的报纸工作人员在讨论发展工农通讯员的意义时，常把主要着眼点放在工农通讯员对新闻报道的作用上，争辩的主要锋芒常集中在批判那种认为工农通讯员不能作“全面的、有指导意义的”报道，因而不愿意或不能耐心地发展工农通讯员的错误的认识上。这一点原是很重要的，既然我们的报纸的主要缺点之一是缺少生动活泼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实际状况的新闻通讯，为了改进我们的新闻报道，使社会上的新的、先进的事物能迅速反映到报纸上来，工农通讯员就确能成为一剂对症的良药。但工农通讯员的主要政治意义却不只是这一点。

工农通讯员的最重要的政治意义首先在于它起着劳动人民舆论的代表者和传达者的作用，是报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队伍和主力军，是实行舆论上的群众监督的唯一可靠的依据。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的报纸基本上都是人民的报纸，是与一切旧的报纸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在现社会中不能容许和不可能有作为“奴役人民的武器”的报纸存在。但是这只是伟大的转变的发端。报纸要成为真正“解放人民的武器”，仅有报纸工作人员及其领导机关的意愿和努力是十分不够的，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使报纸具体地掌握在劳动人民自己的手里，使报纸能真正充满了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舆论。而工农通讯员就是实现这种要求的最基本的不可代替的方式。工农通讯员在人民群众与报纸之间建立起了具体的经常的联系，把人民的舆论传达到报纸上来，成为各种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不妥协的揭发者，使报纸能成为反对一切旧的、落后的、蜕化的、阻碍社会前进的思想、意识、行为的战斗的武器。没有广大的工农积极分子担任通讯员，就不啻切断了报纸与群众间的直接而具体的联系，就不能保证自己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就不能保证使自己的眼睛不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的迷雾所蒙蔽。

工农通讯员的主要的政治意义就是如此。如果工农通讯员不起劳动人民舆论的代表者和传达者的作用，就不能成为斯大林所说的那种“重大的政治力量”。

在各地报纸已经组织起来了的工农通讯员中，有一些积极分子已勇敢地担负起“社会缺点的揭发者”的任务。报纸上来自工农通讯员中的批评稿件，成了报纸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上的重要部分，在这一点上已有了一些生动的例子。但工农通讯员在这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大的，还不是多数通讯员都能认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许多报纸工作者对于工农通讯员的政治意义的认识有片面性。而工农通讯员之成为报纸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主要纽带，正在于他是群众舆论的代表者和传达者，生动活泼的新鲜事物的报道者，和群众思想情况的反映者。

从这里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应该是：在发展工农通讯员时应该首先加以重视的条件不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而是那种对人民事业所表现的由衷的关切，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真诚的爱护，尤其是对缺点及错误的不妥协精神。在培养和教育工农通讯员的工作中，首先应当注重的也不是新闻采写技术的训练（虽然这也是必要的），而是前述的那种政治品质的启发和锻炼。关于工农通讯员的稿件是否片面而琐碎的这一类争辩，当然也应该加以解决，但仅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能把工农通讯员运动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

通讯员发展起来了之后，对于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通讯员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只有形成遍布各地的通讯员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通讯员的力量，使报纸真正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但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担任报社的通讯员又应该是完全自觉的，通讯员网既不应依托于某种其他组织，通讯员也并不与报社有固定的组织关系，似乎既然担任了通讯员便必须受某种组织上的约束。因此，报纸在发展通讯员中就不可能依靠其他的力量，而只能依靠编辑部自己的组织完善的群众工作，首先是个别的面谈和通讯联系。每一个报纸工作人员，每一个派驻各地的记者，首要的责任就是做这种群众工作。

然而，我们有些报纸还不懂得在加强群众工作上作最大限度的努力，是报纸组织工农通讯员的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依靠某种组织发展通讯员常成为主要的方式，有的报纸在发展通讯员时甚至采取了行政命令的方式，根本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就确定他是通讯员，许多有名无实不起作用的通讯员常就是因此而产生的。须要用极大的毅力改变这种工作方式。其次，在通讯员网的领导上，随着编辑部实行编、采、通合一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造成了一种“分散经营”、领导涣散的现象，其结果是使编辑部不能好好进行群众工作。这种现象必须加以纠正。实行编、采、通合一的目的，原在于克服由于这三种工作互相割裂所造成的妨碍联系实际的现象，但是，除了一部分有专业分工的通讯员之外，大部分一般的通讯员并不常知道编辑部各组怎样分工，那一种稿件应交那一组处理，如果没有适当的部门来负责这一方面的工作，通讯员就将有无所适从之感。现在有些报纸已实行与编辑部各组平行，设立一个地方通讯组（或读者来信组），专事领导地方通讯员的办法，来克服前述的缺点。在各报的记者网未建立的情形下，这种办法是比较可行的。

范围广大的通讯员网的领导必须依靠编辑部工作人员全体的努力。在这一方面记者有特别重大的责任，采访某一部门的记者应该负责领导某一部门的通讯员，派驻某一地区的特派记者也就应该负责领导某一地区的通讯网。苏联的报纸在这一方面有极明确的规定。联共中央在决议中写道：“……在报纸周围组织广大的编辑部以外的作者积极分子，吸收党、苏维埃及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与农村通讯员参加报纸的工作是地方特派记者的首要任务。”必须如此，才能摆脱通讯员网对某些机关的依赖，使它成为代表人民舆论的独立的力量。

但实现这样的领导方法需要把我们的采访和通讯工作的方法作一个极大的转变。我们在通讯工作上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在对于通讯员力量的使用，对于通讯工作在报纸编辑工作中所占的地位、与采访工作的关系上。存在着很大的缺点，许多报纸工作人员争论着“到底是记者第一，还是通讯员第一”，有的记者不仅不帮助和发展通讯员，而且把通讯员看成只是提供新闻线索的人，通讯员写来了新闻线索，记者抢着写，或者重要的新闻自己写了，只留下次要的给通讯员写。而报社的通联工作人员却因此产生了不应有的自卑感，说什么“一记者、二编辑、三通联”，似乎通联工作是一种很不重要的工作。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它大大地限制了通讯员的积极性，成为发展工农通讯员的严重的障碍，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通讯员与记者的工作是有所不同的。记者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很高的专业技能，同时又有很广的接触面，因此，在执行报道任务上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劫夺通讯员的新闻线索，或争写通讯员可以写的新闻通讯，是记者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的表现，是记者的失职，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记者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采访人员，而且应该主要是一个组织工作者，他的主要工作应该是组织通讯员进行报道。记者无论如何是数量很少的，他不可能代替通讯员进行一切较重要的报道，因此，组织良好和广泛的通讯员网应该成为报纸报道工作的主力军，而记者在报道上只是这支主力军中的精锐和突击力量。这要求报纸编辑部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思想上有一个大的转变，树立起依靠通讯员、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把使用通讯员的力量放在首要的地位，而品评记者的工作时首先是看他在执行组织任务上的成就，而不是看他写了多少篇新闻通讯。没有这种转变，就不能发扬通讯员的积极性，这在现在已成为开展通讯工作的主要的障碍之一了。

实行了这种转变之后，报纸通讯网的构成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使通讯员脱离对其他机关的依靠，变成集中领导于编辑部的独立的力量，经由报纸编辑部的组织完善的群众工作来巩固这种联系和领导。如此，逐步把原来由各地方机关领导的通讯站（组）移交给报纸的地方特派记者去组织和联系，报纸的记者网也就是通讯员网，这样不仅对加强通讯报道有很大的好处，对于发扬工农通讯员的战斗作用，展开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将会促成很大的进步。

总之，明确认识工农通讯员的主要政治意义，正确地使用通讯员的力量，改善通讯员网的组织和领导，这就是在已有的基础上，改善和进一步展开通讯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为迎接一九五一年报纸工作的更大的改进，特提出以上的意见，供各地报纸工作者参考。

北京“工人日报”改版以后，在通讯工作上实行了面向全国、逐步发展的办法，经过十个月的努力，现在全国已有通讯员三千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大行政区。除青海以外，其他各省市及工矿地区都已有了联系。“工人日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果是由于编委会强调加强通讯员工作，采访部以通联工作为经常重点，统一领导，实行内外发展的原故。采访部内部，分中央、北京市及各大行政区等小组，专门负责进行，在中央及北京并实行采通合一。在北京以外，如沈阳天津上海太原等市，则派出采访小组，常驻工作，各组均以通联为主，由专人负责进行。内外实行有机配合，收到了很大的实效。

“东北日报”去年十月份聘请了东北区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八十二名代表为工农通讯员，有的不久便写了稿子。这是一批质量最好的工农通讯员，东北日报对他们特别加以重视，与他们密切联系，依靠他们作为工农通讯员的骨干，从而加强工农通讯员工作。九月间许多地区举行了选举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的大会，许多报纸聘请这些英雄模范做通讯员，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新抚顺报”十一月份在东北地方党报会议之后，决定大力开展工人通讯员工作，编辑部抽出一半人力，由副总编辑领导进行工作，现全市通讯员中，工人通讯员占百分之六十一强。工作中发现了并正在克服中的主要缺点是放松对通讯员的政策思想的教育和领导，没有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工人通讯员是舆论的代表者和传达者，而是单纯的组织写稿，这个缺点曾使通讯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无锡“工人生活报”改进通讯工作，首先从打通记者做好通讯工作的思想着手，在各种会议上强调通讯工作是记者的主要任务；因此转变了这样一个趋势，即不熟悉生产的记者报道生产，而熟悉生产技术的广大通讯员却不报道生产的现象。结果，报道生产的稿件逐日增加，并使这方面稿件的质量有显著的提高，帮助贯彻了“报纸应该用首要篇幅来报道人民劳动生产状况”的方针，也巩固了记者做好通讯员工作的信心。

济南“大众日报”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底的整风运动中检查了通讯工作，收获之一是解决了所谓“发展容易巩固难”的问题。发现在发展通讯员中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如有的仅仅根据偶然来稿的写作技术而被聘为通讯员，有的仅通过组织确定一批名单，有仅为了想写写文章出出名的人也被聘为通讯员。在培养教育上又没有注意主要应该是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进步，使他们了解工人通讯员的政治任务，培养他们的“社会事业家”的感觉，其次才是写作技术上的提高。正是由于这种发展对象不明确，培养教育工作不得要领的缺点，才发生了“发展容易巩固难”的现象。

“南方日报”在一九五○年十月初提出第四季的中心工作之一是“为普遍建立城乡通讯网而奋斗”。至十一月底止，在企业部门中结果比较好，广州市各公私营工厂及工会都有了通讯员，其中百分之六十五已成立了通讯组，但在农村、城市的学校和机关中成绩不大。整顿农村通讯网的组织，由于人力不够，做起来很困难，解决这个困难的关键将在于配备地方记者，并以主要力量去进行通讯工作。

“察哈尔日报”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各通讯站和县通讯干事的工作有了新的转变，实行通讯与读报工作的结合，克服了过去单在机关中活动，钻进事务圈子的工作方法，转而用三分之二的力量深入农村组织读报工作，结果不仅给群众读了报，宣传了政策，而且还能给报社写信，写稿件、反映村里的工作。通讯员把主要力量用在读报工作上是不适当的，但察哈尔日报通讯站工作上的转变，确说明了依靠机关的通讯组织的缺点，只有在深入群众的转变中才能得到纠正。

（本刊编辑室）

史学进

中国的历史学者注意研究太平天国的问题已经有二十余年了。二十余年中，他们发现了不少的宝贵文献，写作了不少的大小册子与研究文字。在最近期间，除单篇文字外，我们已看到下面几种成本的著作：“太平天国史稿”（罗尔纲著、开明书店出版），“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谢兴尧著、三联书店出版），“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出版），“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罗尔纲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太平天国史料”（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编辑，开明书店出版）。前两种是比较有系统的著作，第三、四种是有关的论文及考证文字，第五种是史料的收辑。中国的历史学者，就以这样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贡献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发轫的百年纪念。

（一）“太平天国史稿”。抗战以前，罗尔纲先生写过一本“太平天国史纲”，虽然还算是一本比较有分量的著作，不过缺点也很多，不只材料不够充分，而且在某些观点上（如对于汉奸曾国藩、李鸿章的称赞，强调人口过剩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等）也需要修正。新出的这本“太平天国史稿”，大体补救了上一本书的缺点，特别在材料的搜集上是丰富得多了。这本书是按照过去正史的纪传体写的，全书共分二十七卷：计本纪二，表四，志九，列传十二。列传中对于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都有比较充实的介绍，表中对于捻军抗清与会党起义有相当详尽的记载，志中对于宗教、社会、天历、兵、百官、礼、刑法、科举也作了有系统的叙述。这是目前比较完整的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

（二）“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谢兴尧先生从前写过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论文，这些论文，他自己很诚恳地说是“十之七八都不正确”。他并且说：“现在对于洪杨所倡导的革命运动，已有了新的观点，也可以说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这本书，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成的。这本书用具体材料介绍了太平天国起义时广西的社会情况与阶级关系，使我们比较明确的认识了起义的原因。书中用主要的篇幅叙述革命群众从金田起义到离桂入湘二年中间的行动，这一段历史的叙述，给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这本书包含九篇论文与考证，对于太平天国的武装组织、外交政策、商业政策以及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捻军、杜文秀军，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与分析。这些文章，大都是有价值的，但其中也有个别的错误。如在“太平天国的商业政策”一文中，过分强调太平天国对外贸易的自由，称颂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人的“外国商人，一如兄弟”的态度，称颂他们允许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人“均可随意出入我境内”的态度，这是不对的。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只是破坏太平天国的保护贸易的政策。

（四）“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二十年来，罗先生写了不少关于太平天国的史事与史料辨伪的考证文章。罗先生从事这件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太平天国建国很短，革命的人们不只没有可能为他们自己写下一部完整的文字的历史，而且也没有可能有计划的保存下他们的宝贵史料。天国的敌人满清政府及汉奸曾国藩曾对天国的历史进行了许多曲解，其后又有些人从不同的角度上伪造了许多史料。这就给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一个难题。为了解答这个难题，罗先生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这本书分两辑：第一辑是史事辨伪，第二辑是史料辨伪，两辑中所收的文章都很充实。

（五）“太平天国史料”。这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太平天国官书，第二部分是太平天国文书（内分诏旨、一般文书、天地会文书等），第三部分是清方文书，第四部分是中外纪载。这些材料，都是很宝贵的，给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很大的方便。我们希望将来更有史料第二辑、三辑继续出现。

从以上的著作、考证及史料的收集中看出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新旧史学家都在努力用历史唯物论这个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尽管在大家的研究中还不免有缺点和错误，但是这种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现象是值得称颂的。在历史唯物论的先进理论指导之下，经过大家的奋勉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一本正确而丰富的叙述这一段光辉历史的著作出现在新中国的史学界中。

“新观察”二卷一期“新观察”正在从事创办一个“图文并茂”的综合性刊物的尝试。这个尝试已在该刊二卷一期开始。这一期的作品有胡绳的“爱我们的祖国”、胡风的“祝福祖国，祝福人民”、林淡秋的“岁尾年头话“战线””、郭亚林的“人民天山的欢笑”、刘白羽的“坚强而幸福的苏联儿童”、叶圣陶的“写话”、邵宇的“千山万水”（画），图文配合的“爱国诗人杜甫传”（冯至作、光宇绘）叶浅予的速写，丁聪的漫画等。

“新建设”三卷三期、四期 该志自从去年十月起改为学术理论性的期刊。为了“培养学术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见该志第三期的编后记），该志特设“学术讨论”栏。第三期（一九五○年十二月号）中发表了季陶达与樊弘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原因的讨论，林欣与梅汝璈关于国际法的主体问题的讨论。第四期（一月号）中发表了庄本先与贺麟关于党性、阶级性问题的讨论，及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日期的讨论。这种学术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在今天是需要倡导的。

“进步青年”（原名“中学生”）一月号 这个刊物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初期在帮助中学青年语文学习及科学通俗化的工作上做得相当成功。据该刊编者在上期该志中宣布，今后为与其他青年期刊明确分工，该志决定恢复初期帮助中学程度青年文化学习的方针，这是很正确的。本期中语文和历史学习的材料相当多，对发扬爱国主义及抗美援朝运动宣传配合得很好：“在反美斗争中前进”一文，总结学生抗美援朝宣传运动的成绩，指出青年自身在这次运动中的进步；“爱祖国”一文，对如何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作了详尽的阐述。“中学语文学习问题座谈”，有北京市教师及中学同学参加，由中学校及学生撰写的文字有好多篇，足见群众基础相当广。但长文还是太多，有些文字还未能密切配合总方针，希望以后能逐渐改进。

“文化学习”月刊创刊号 这是一种新近创刊、帮助工农兵大众学习文化为任务的刊物，由华东新华书店总分店发行。

创刊号内容：关于学习经验的，有“我是怎样学文化的？”，“做新中国的主人必须努力学习”；关于语文的，有“可以省掉不少字”，“光识字不能看书”等；关于历史、地理的，有“地大的中国”，“长毛造反”等；关于时事政治的，有“地狱还是天堂？”，“抗美援朝四字诀”等；关于科学的，有“那些食物最有营养”，“冬天的积肥办法”等。此外还有“读者习作”、“书刊介绍”、“小知识”、“俱乐部”、“读者服务”等栏。

该刊编排相当活泼，文字精简，内容丰富。文体包含故事、诗歌、春联、插图等，适合于高小文化程度的成年人阅读。各地文化馆和工厂机关学校的业余学校都可以用来作为补充读物。

目前通俗的文化学习期刊还不多，“文化学习”的刊行意义很大。但从创刊号看，内容还要更通俗、浅显些，更结合工农兵大众的实际生活才好。

“历史教学”月刊创刊号 该刊今年元旦创刊，天津历史教学月刊社出版，知识书店发行。本期中重要文章如“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周一良）从阶级矛盾的观点，说明朝鲜东学党与当时农民暴动结合的情形。“美帝侵华政策的演变”（杨生茂）美国经济的发展说明美帝自一八七五年以来对华侵略政策的演变。“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西藏政府”（李有义）详述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阴谋。“汉代的铁官徒”（张政烺）从社会发展的阶段上，考证、解释铁与奴隶的关系，判定汉代的“铁官徒”是奴隶，“铁官徒”的暴动是奴隶革命，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上一个有待商榷的意见。从本期内容看来，多为史学方面的论文，研讨教学方法的较少。

“皖北文艺”月刊创刊号 该刊去年十二月中旬创刊，是地方性的文艺刊物。卷首提出“为完成生产救灾治淮，土地改革两大历史任务，开展文艺工作”的方针，这个方针是适应当地情况而提出的。创刊号内的作品大都针对这两方面的主题，关于土地改革的有“长工与地主”，“不在地主家煮饭”等；关于生产自救的有“俩口子”，“扫途粮”等；关于治淮的有“做圩花鼓”，“大禹治水”，“劝夫上堤”，“淮河水”等。这些作品的形式，包括花鼓灯、小歌剧、京剧、小说、鼓词、诗、活报、新歌谣、故事、木刻和图片等，是很丰富而有特点的一本地方文艺杂志。

“新电影”创刊号 “新电影”本年一月一日创刊，新电影杂志社发行，新华书店经售。它以“为观众服务”为宗旨，希望能够“征集观众的反映，并使观众有所选择地，更好地欣赏新电影”，成为人民电影和观众之间直接联系的刊物。本期内容有两个特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特辑和“解放了的中国”特辑。这个刊物还需要更加活泼些，在这一点上，上海出版的“大众电影”有很多可供参考的地方。

——本刊编辑室

“上饶集中营”

（增补本 新华书店版）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国民党蒋匪帮制造的皖南事变，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当年蒋匪帮在统治地区内设立了无数集中营，囚禁数十万革命志士。上饶集中营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被囚数千人，最大部分是皖南事变时被蒋匪帮用无耻阴谋俘去的新四军干部与战士，其余是东南各省的爱国志士。“上饶集中营”是暴露集中营内生活与斗争的一本书，书中所有文章（“上饶的集中营”一篇除外）都是集中营中逃出来的同志们写的，每篇文章都充满了血与恨。

这个集中营分为七峰岩，周冈村和茅家岭等几个部分：有的是苦工营，有的是政治软化所，有的是活地狱。集中营里施用的刑罚是残酷到极点的：有“金（针刺腹部）、木（拷打）、水（灌辣水）、火（烧、烫）、土（活埋）、风（冬夜赤身挂在树上）、饿（不给吃饱）、病（不给药、不准医）、疲（使终日无休息）等刑罚。”茅家岭还设了“铁笼”，这个“笼”四周是满布着有刺的铁针，当把人吊在里边的时候，不要半个钟头，人就要晕过去。有不少的忠贞同志，都惨死在这类刑具下边。反动派满以为用这些残酷的办法，可以使革命志士屈服，可以消灭革命的火焰；但相反的，我们的革命战士们，虽然受着烈火的熬煎，却愈锻炼愈坚硬。

被俘的同志们，在集中营里仍然很快的建立了党支部，照样的过着组织生活。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暴动便接连地发生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晚上，在茅家岭开始了暴动。在暴动委员会提出的“第一秒钟，武器在谁手里，谁就胜利”的口号下，志士们便夺得了武器，冲出了集中营。

又一次的暴动是在日寇进攻、反动派准备逃跑、将集中营迁到福建去的时候。就在迁移途中，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的晚上，在闽北崇安赤石，英勇的“六队”胜利地冲出了牢笼，到达了武夷山上的自由天地，重过着革命斗争的生活。

从以上两次暴动中，可以看出革命志士不屈服的毅力和意志，党的领导的正确和暴动计划的周密。

本书记述了一个伟大的女共产党员施奇同志受非人迫害的情形，她的遭遇和她那种坚强的党性，是极端令人感动的。她坚决地拒绝了投降与自首，丝毫也不怕各种刑罚和死的来袭。她和同志谈话，还是乐观得很。她知道她个人虽然被俘，但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仍然在朝着发展和胜利之途迈进。她不止一次地表示这受难是为了“多数人们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这正是革命乐观主义者的典型。

为着纪念皖南事变的十周年，为着纪念叶挺同志所说的“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的先烈，并向他们学习艰苦斗争的英雄气概，我们应该读一读这一本血的纪录。 （李克俊）

编者按：另有一本“上饶集中营”画册（邵宇绘、新华书店版）可以和上面介绍的一本书联系起来阅读。华东新华书店还有一本“皖南事变前后”（陈从一著）也是纪述皖南事变前后史实的一本好书。

“血的记录”——被枪杀的法国共产党人的书简

（罗焚辑译 新群出版社一九五○年七月版）

法国共产党在战争和沦陷的岁月，有七万五千名党员为祖国的独立自由牺牲了生命。在瓦莱里安山的刑场，在里尔要塞，英雄们带着手铐脚镣，给自己的党、同志、父母和妻儿，写下了遗书。他们坚信美丽的祖国一定解放，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他们把参加这一斗争和为它而牺牲当作最大的荣耀。他们告诉同志们要勇敢，要细心，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并且严惩叛国的敌人。然后他们昂着头高唱国际歌，骄傲地为人民而死。

从这些信里，我们看到：这些特殊材料制成的烈士们所以能这样坚定，是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理想，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都感到自豪，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一条把祖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引向幸福的路。在这条路上，他们为祖国，为劳动人类，为孩子们的将来而正直地工作着。他们都充满了信心，像艾·尔·商比翁的信里所说：“穿过流血的斗争，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都正透现出曙光。”

在活着的时候，共产党人鞠躬尽瘁。而当祖国和共产主义事业需要他们牺牲的时候，他们又是视死如归。敌人宣判他们的死刑，是在他们意料中的。他们连眉毛都不动，甚至微笑着轻蔑地迎接了判决。年青的安德列·久兰在信里说：“我会像战斗时一样英勇地死去。我是一个革命的士兵。我的心将同党一起活着。我们高声地唱着自己的歌，为我们的党去死。”他们是无愧于祖国和人民了。

是的，只有共产党人最懂得生命的意义。他们决不虚度一分光阴。他们热爱生命和自由，渴望光明的将来。因此，临死时他们是不能不感到遗憾的。莫列士·卡拉热特说：“唉，要能活到光明的日子，亲眼看见一切可多好啊！但是，可安慰的是，我们不会被遗忘的，因为我们参加了这一美好的未来的创造。”罗伯尔·阿美里也是说：“我想活着：为了向我们的刽子手们报仇。不过也没有什么，别的人会为我们报仇的。”他们明白自己是为人类的幸福而牺牲，若望·罗伯尔说：“我们的许多同志牺牲了，还有许多同志会牺牲，但是报偿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我们相信，会有成千成万的爱国者起来代替被敌人处死的我们，来继续那将给全世界人民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斗争。”他们对于活着的同志们的希望，就是：“祝你们更勇敢！”这是他们的口号。当莫列士·卡拉热特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接替了他的工作时，他感到幸福和骄傲，他说：“但是，你要细心………”

当我们读着“血的记录”的时候，我们好像听到了战士们的坚强的声音。让我们听听安德列·戴耳蒙在被绞死前几分钟写的话吧。他写道：“我的全部思想此时向往着我们的亲爱的党，向往着各国人民的英勇的解放斗争，向往着我们的亲爱的斯大林，向往着我们今天就要为它交出生命的斗争，我们正视着刽子手的眼睛，泰然地交出我们的生命，我们自豪我们是为我们苦难的祖国而死，同时知道，明天我们的祖国就会复活的。”

“血的记录”这本书强烈地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度，真理只是一个：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每一个关心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斗争的人，都应看一看这本血写的纪录和预言。（彦祥）

“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

（伏契克著刘辽逸译大连光华书店版）

这一本著作最近荣获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的特别荣誉奖金。作者是捷克著名作家和烈士——尤利斯·伏契克同志。当希特勒法西斯占领时期，作者忘我地为党为人民进行了艰苦复杂的地下斗争；不幸于一九四二年四月被捕，经过不可想像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而坚贞不屈的伏契克于一九四三年九月被杀害于柏林。“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就是作者在卓越的地下工作者——Ａ·克灵斯基（任监狱看守）供给纸和铅笔的帮助下写成的。

“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记下了他的狱中生活、人物和思想，是政治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典范。应当指出：杰出的战斗风格是这篇著作最凸出的特点；对敌人不可调和的尖刻讽刺和对自己事业的无限信心贯彻着全书的每一个字。

用作者自己的话可以说明：什么力量驱使作者在那样恐怖的法西斯监狱里写出这个不朽的著作：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善人和恶人。耐心地搜集那些为着自己和为着你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的证据。现在将成为过去，人们谈论伟大的时代和谈论创造历史的无名英雄的一天一定到来。……让那些在战斗中的牺牲者使你们觉得像朋友，像祖国，像你们自己那样亲近吧！”

当法西斯野兽们对伏契克施以惨不忍睹的拷打时，他从心底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可是我仍然还是不能死去。妈妈，妈妈，为什么我生得这样强健呢？”这是大无畏的共产主义者的充满人性的呼声。“我爱生活，并且为着它的美而去战斗。……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这是对生命的歌颂，对革命事业的欢呼！

同时，作者也歌颂了那些自己所目睹的英雄们的形象。他们之中，有的穿着敌人的制服，冒着非常的危险，“为的是不让在系着锁链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之间的联系中断”。有的在平时谦逊而不为人注意地工作着，而当不幸被捕时，他们在严刑之前紧闭着嘴唇；临死时，他们纯朴地说：“不要怜悯我，……我做了工人的义务所责成我的一切，我没有叛变这个义务而死去。”有的在临赴刑场时向同志们告别后，对特务刽子手们说：“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我们的人牺牲了不少，但最后被粉碎的仍然是你们。”总之，他们都是真正的人；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集体；他们为今日的战斗和明日的欢乐而生活着；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千千万万的英雄——不朽的人们。

作者的“狱中日记”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以后，就不能继续写下去了，法西斯匪徒们夺去了他那充满热情和勇气的生命。作者最后警告我们：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当帝国主义者还存在的时候，一切特务匪徒们是不会甘心死去的。伏契克教导我们认识敌人，仇恨敌人，同时更要警惕敌人。这一点也是我们不能轻轻放过的。（赵履宽）

编者按：这本书三联书店已有再版，改名“绞刑架上”。

通讯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尤其是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展开，是一九五○年全国报纸工作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

半年多以来，我们在通讯工作上的主要经验是：虽然我国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工农通讯员还是可以发展，而且可以做出成绩来的。工农通讯员运动展开了，就会使我们的报纸有很大的改进，带来很大的生气。

工人农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对担任报纸的通讯员是热情而引以为荣的。“旅大职工报”的工人通讯员中有一百多名积极分子，他们几乎天天下班后就轮流到报社去研究写稿和闲谈；像报社的特约记者似的，常驻在那一个工厂里写稿。报社每月把报道提纲发给他们，他们总是完成并超过计划的。几个月以前，报社提拔了一名工人任见习记者，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都很好。“长春新报”的统计说明，在他们的全部通讯员中，工人通讯员约占百分之五十，而工人通讯员中起作用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非工人通讯员起作用的却只有三分之一。尽管文化水平比较低，但是由于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感受，工农通讯员也能写出有重要意义的稿子来。“新湖南报”收到了一些工农通讯员的来稿，其中有些确提出了当时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例如新谷登场以后，农民来稿曾提出谷贱伤农问题；在整顿农民协会中，农民来稿中又曾提出中农占据农协的主要领导成份的偏向。这些来搞使“新湖南报”的干部对发展工农通讯员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有这些情形，都证明工农通讯员的作用确是极巨大的，展开工农通讯员运动确是改进报纸工作的最重要的方向和方法，而半年余以来，我们的报纸在吸引广大工农积极分子参加报纸工作上也确实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展开还是不平衡的。在已有的成就中也反映出许多问题还没有很好的加以解决。对于发展工农通讯员运动，我们在思想上有一些主要点还不很明确；在通讯网的组织和领导上，在通讯员的使用上，还有一些缺点和困难；解决这些问题，将成为进一步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的重要关键。

工农通讯员的政治意义主要的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只有工农通讯员才能实现这个伟大的转变”，即“使得像报纸这样尖锐的阶级斗争武器能够从奴役人民的武器变为解放人民的武器”。这样高度的原则性的提法究竟根据什么呢？对于这一点有许多人的体会是不深刻的。我们的报纸工作人员在讨论发展工农通讯员的意义时，常把主要着眼点放在工农通讯员对新闻报道的作用上，争辩的主要锋芒常集中在批判那种认为工农通讯员不能作“全面的、有指导意义的”报道，因而不愿意或不能耐心地发展工农通讯员的错误的认识上。这一点原是很重要的，既然我们的报纸的主要缺点之一是缺少生动活泼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实际状况的新闻通讯，为了改进我们的新闻报道，使社会上的新的、先进的事物能迅速反映到报纸上来，工农通讯员就确能成为一剂对症的良药。但工农通讯员的主要政治意义却不只是这一点。

工农通讯员的最重要的政治意义首先在于它起着劳动人民舆论的代表者和传达者的作用，是报纸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队伍和主力军，是实行舆论上的群众监督的唯一可靠的依据。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的报纸基本上都是人民的报纸，是与一切旧的报纸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在现社会中不能容许和不可能有作为“奴役人民的武器”的报纸存在。但是这只是伟大的转变的发端。报纸要成为真正“解放人民的武器”，仅有报纸工作人员及其领导机关的意愿和努力是十分不够的，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使报纸具体地掌握在劳动人民自己的手里，使报纸能真正充满了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舆论。而工农通讯员就是实现这种要求的最基本的不可代替的方式。工农通讯员在人民群众与报纸之间建立起了具体的经常的联系，把人民的舆论传达到报纸上来，成为各种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不妥协的揭发者，使报纸能成为反对一切旧的、落后的、蜕化的、阻碍社会前进的思想、意识、行为的战斗的武器。没有广大的工农积极分子担任通讯员，就不啻切断了报纸与群众间的直接而具体的联系，就不能保证自己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报纸，就不能保证使自己的眼睛不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的迷雾所蒙蔽。

工农通讯员的主要的政治意义就是如此。如果工农通讯员不起劳动人民舆论的代表者和传达者的作用，就不能成为斯大林所说的那种“重大的政治力量”。

在各地报纸已经组织起来了的工农通讯员中，有一些积极分子已勇敢地担负起“社会缺点的揭发者”的任务。报纸上来自工农通讯员中的批评稿件，成了报纸在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上的重要部分，在这一点上已有了一些生动的例子。但工农通讯员在这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大的，还不是多数通讯员都能认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许多报纸工作者对于工农通讯员的政治意义的认识有片面性。而工农通讯员之成为报纸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主要纽带，正在于他是群众舆论的代表者和传达者，生动活泼的新鲜事物的报道者，和群众思想情况的反映者。

从这里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应该是：在发展工农通讯员时应该首先加以重视的条件不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而是那种对人民事业所表现的由衷的关切，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真诚的爱护，尤其是对缺点及错误的不妥协精神。在培养和教育工农通讯员的工作中，首先应当注重的也不是新闻采写技术的训练（虽然这也是必要的），而是前述的那种政治品质的启发和锻炼。关于工农通讯员的稿件是否片面而琐碎的这一类争辩，当然也应该加以解决，但仅解决这些问题并不能把工农通讯员运动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

通讯员发展起来了之后，对于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通讯员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只有形成遍布各地的通讯员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通讯员的力量，使报纸真正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但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担任报社的通讯员又应该是完全自觉的，通讯员网既不应依托于某种其他组织，通讯员也并不与报社有固定的组织关系，似乎既然担任了通讯员便必须受某种组织上的约束。因此，报纸在发展通讯员中就不可能依靠其他的力量，而只能依靠编辑部自己的组织完善的群众工作，首先是个别的面谈和通讯联系。每一个报纸工作人员，每一个派驻各地的记者，首要的责任就是做这种群众工作。

然而，我们有些报纸还不懂得在加强群众工作上作最大限度的努力，是报纸组织工农通讯员的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依靠某种组织发展通讯员常成为主要的方式，有的报纸在发展通讯员时甚至采取了行政命令的方式，根本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就确定他是通讯员，许多有名无实不起作用的通讯员常就是因此而产生的。须要用极大的毅力改变这种工作方式。其次，在通讯员网的领导上，随着编辑部实行编、采、通合一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造成了一种“分散经营”、领导涣散的现象，其结果是使编辑部不能好好进行群众工作。这种现象必须加以纠正。实行编、采、通合一的目的，原在于克服由于这三种工作互相割裂所造成的妨碍联系实际的现象，但是，除了一部分有专业分工的通讯员之外，大部分一般的通讯员并不常知道编辑部各组怎样分工，那一种稿件应交那一组处理，如果没有适当的部门来负责这一方面的工作，通讯员就将有无所适从之感。现在有些报纸已实行与编辑部各组平行，设立一个地方通讯组（或读者来信组），专事领导地方通讯员的办法，来克服前述的缺点。在各报的记者网未建立的情形下，这种办法是比较可行的。

范围广大的通讯员网的领导必须依靠编辑部工作人员全体的努力。在这一方面记者有特别重大的责任，采访某一部门的记者应该负责领导某一部门的通讯员，派驻某一地区的特派记者也就应该负责领导某一地区的通讯网。苏联的报纸在这一方面有极明确的规定。联共中央在决议中写道：“……在报纸周围组织广大的编辑部以外的作者积极分子，吸收党、苏维埃及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与农村通讯员参加报纸的工作是地方特派记者的首要任务。”必须如此，才能摆脱通讯员网对某些机关的依赖，使它成为代表人民舆论的独立的力量。

但实现这样的领导方法需要把我们的采访和通讯工作的方法作一个极大的转变。我们在通讯工作上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在对于通讯员力量的使用，对于通讯工作在报纸编辑工作中所占的地位、与采访工作的关系上。存在着很大的缺点，许多报纸工作人员争论着“到底是记者第一，还是通讯员第一”，有的记者不仅不帮助和发展通讯员，而且把通讯员看成只是提供新闻线索的人，通讯员写来了新闻线索，记者抢着写，或者重要的新闻自己写了，只留下次要的给通讯员写。而报社的通联工作人员却因此产生了不应有的自卑感，说什么“一记者、二编辑、三通联”，似乎通联工作是一种很不重要的工作。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它大大地限制了通讯员的积极性，成为发展工农通讯员的严重的障碍，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通讯员与记者的工作是有所不同的。记者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很高的专业技能，同时又有很广的接触面，因此，在执行报道任务上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劫夺通讯员的新闻线索，或争写通讯员可以写的新闻通讯，是记者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的表现，是记者的失职，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记者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采访人员，而且应该主要是一个组织工作者，他的主要工作应该是组织通讯员进行报道。记者无论如何是数量很少的，他不可能代替通讯员进行一切较重要的报道，因此，组织良好和广泛的通讯员网应该成为报纸报道工作的主力军，而记者在报道上只是这支主力军中的精锐和突击力量。这要求报纸编辑部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思想上有一个大的转变，树立起依靠通讯员、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把使用通讯员的力量放在首要的地位，而品评记者的工作时首先是看他在执行组织任务上的成就，而不是看他写了多少篇新闻通讯。没有这种转变，就不能发扬通讯员的积极性，这在现在已成为开展通讯工作的主要的障碍之一了。

实行了这种转变之后，报纸通讯网的构成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使通讯员脱离对其他机关的依靠，变成集中领导于编辑部的独立的力量，经由报纸编辑部的组织完善的群众工作来巩固这种联系和领导。如此，逐步把原来由各地方机关领导的通讯站（组）移交给报纸的地方特派记者去组织和联系，报纸的记者网也就是通讯员网，这样不仅对加强通讯报道有很大的好处，对于发扬工农通讯员的战斗作用，展开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将会促成很大的进步。

总之，明确认识工农通讯员的主要政治意义，正确地使用通讯员的力量，改善通讯员网的组织和领导，这就是在已有的基础上，改善和进一步展开通讯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为迎接一九五一年报纸工作的更大的改进，特提出以上的意见，供各地报纸工作者参考。

北京“工人日报”改版以后，在通讯工作上实行了面向全国、逐步发展的办法，经过十个月的努力，现在全国已有通讯员三千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大行政区。除青海以外，其他各省市及工矿地区都已有了联系。“工人日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果是由于编委会强调加强通讯员工作，采访部以通联工作为经常重点，统一领导，实行内外发展的原故。采访部内部，分中央、北京市及各大行政区等小组，专门负责进行，在中央及北京并实行采通合一。在北京以外，如沈阳天津上海太原等市，则派出采访小组，常驻工作，各组均以通联为主，由专人负责进行。内外实行有机配合，收到了很大的实效。

“东北日报”去年十月份聘请了东北区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八十二名代表为工农通讯员，有的不久便写了稿子。这是一批质量最好的工农通讯员，东北日报对他们特别加以重视，与他们密切联系，依靠他们作为工农通讯员的骨干，从而加强工农通讯员工作。九月间许多地区举行了选举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的大会，许多报纸聘请这些英雄模范做通讯员，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新抚顺报”十一月份在东北地方党报会议之后，决定大力开展工人通讯员工作，编辑部抽出一半人力，由副总编辑领导进行工作，现全市通讯员中，工人通讯员占百分之六十一强。工作中发现了并正在克服中的主要缺点是放松对通讯员的政策思想的教育和领导，没有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工人通讯员是舆论的代表者和传达者，而是单纯的组织写稿，这个缺点曾使通讯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无锡“工人生活报”改进通讯工作，首先从打通记者做好通讯工作的思想着手，在各种会议上强调通讯工作是记者的主要任务；因此转变了这样一个趋势，即不熟悉生产的记者报道生产，而熟悉生产技术的广大通讯员却不报道生产的现象。结果，报道生产的稿件逐日增加，并使这方面稿件的质量有显著的提高，帮助贯彻了“报纸应该用首要篇幅来报道人民劳动生产状况”的方针，也巩固了记者做好通讯员工作的信心。

济南“大众日报”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底的整风运动中检查了通讯工作，收获之一是解决了所谓“发展容易巩固难”的问题。发现在发展通讯员中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如有的仅仅根据偶然来稿的写作技术而被聘为通讯员，有的仅通过组织确定一批名单，有仅为了想写写文章出出名的人也被聘为通讯员。在培养教育上又没有注意主要应该是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进步，使他们了解工人通讯员的政治任务，培养他们的“社会事业家”的感觉，其次才是写作技术上的提高。正是由于这种发展对象不明确，培养教育工作不得要领的缺点，才发生了“发展容易巩固难”的现象。

“南方日报”在一九五○年十月初提出第四季的中心工作之一是“为普遍建立城乡通讯网而奋斗”。至十一月底止，在企业部门中结果比较好，广州市各公私营工厂及工会都有了通讯员，其中百分之六十五已成立了通讯组，但在农村、城市的学校和机关中成绩不大。整顿农村通讯网的组织，由于人力不够，做起来很困难，解决这个困难的关键将在于配备地方记者，并以主要力量去进行通讯工作。

“察哈尔日报”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各通讯站和县通讯干事的工作有了新的转变，实行通讯与读报工作的结合，克服了过去单在机关中活动，钻进事务圈子的工作方法，转而用三分之二的力量深入农村组织读报工作，结果不仅给群众读了报，宣传了政策，而且还能给报社写信，写稿件、反映村里的工作。通讯员把主要力量用在读报工作上是不适当的，但察哈尔日报通讯站工作上的转变，确说明了依靠机关的通讯组织的缺点，只有在深入群众的转变中才能得到纠正。

（本刊编辑室）

史学进

中国的历史学者注意研究太平天国的问题已经有二十余年了。二十余年中，他们发现了不少的宝贵文献，写作了不少的大小册子与研究文字。在最近期间，除单篇文字外，我们已看到下面几种成本的著作：“太平天国史稿”（罗尔纲著、开明书店出版），“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谢兴尧著、三联书店出版），“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出版），“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罗尔纲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太平天国史料”（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编辑，开明书店出版）。前两种是比较有系统的著作，第三、四种是有关的论文及考证文字，第五种是史料的收辑。中国的历史学者，就以这样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贡献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发轫的百年纪念。

（一）“太平天国史稿”。抗战以前，罗尔纲先生写过一本“太平天国史纲”，虽然还算是一本比较有分量的著作，不过缺点也很多，不只材料不够充分，而且在某些观点上（如对于汉奸曾国藩、李鸿章的称赞，强调人口过剩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等）也需要修正。新出的这本“太平天国史稿”，大体补救了上一本书的缺点，特别在材料的搜集上是丰富得多了。这本书是按照过去正史的纪传体写的，全书共分二十七卷：计本纪二，表四，志九，列传十二。列传中对于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都有比较充实的介绍，表中对于捻军抗清与会党起义有相当详尽的记载，志中对于宗教、社会、天历、兵、百官、礼、刑法、科举也作了有系统的叙述。这是目前比较完整的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

（二）“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谢兴尧先生从前写过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论文，这些论文，他自己很诚恳地说是“十之七八都不正确”。他并且说：“现在对于洪杨所倡导的革命运动，已有了新的观点，也可以说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这本书，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成的。这本书用具体材料介绍了太平天国起义时广西的社会情况与阶级关系，使我们比较明确的认识了起义的原因。书中用主要的篇幅叙述革命群众从金田起义到离桂入湘二年中间的行动，这一段历史的叙述，给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这本书包含九篇论文与考证，对于太平天国的武装组织、外交政策、商业政策以及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捻军、杜文秀军，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与分析。这些文章，大都是有价值的，但其中也有个别的错误。如在“太平天国的商业政策”一文中，过分强调太平天国对外贸易的自由，称颂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人的“外国商人，一如兄弟”的态度，称颂他们允许外国资本主义的商人“均可随意出入我境内”的态度，这是不对的。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只是破坏太平天国的保护贸易的政策。

（四）“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二十年来，罗先生写了不少关于太平天国的史事与史料辨伪的考证文章。罗先生从事这件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太平天国建国很短，革命的人们不只没有可能为他们自己写下一部完整的文字的历史，而且也没有可能有计划的保存下他们的宝贵史料。天国的敌人满清政府及汉奸曾国藩曾对天国的历史进行了许多曲解，其后又有些人从不同的角度上伪造了许多史料。这就给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一个难题。为了解答这个难题，罗先生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这本书分两辑：第一辑是史事辨伪，第二辑是史料辨伪，两辑中所收的文章都很充实。

（五）“太平天国史料”。这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太平天国官书，第二部分是太平天国文书（内分诏旨、一般文书、天地会文书等），第三部分是清方文书，第四部分是中外纪载。这些材料，都是很宝贵的，给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很大的方便。我们希望将来更有史料第二辑、三辑继续出现。

从以上的著作、考证及史料的收集中看出一个可喜的现象，那就是新旧史学家都在努力用历史唯物论这个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尽管在大家的研究中还不免有缺点和错误，但是这种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现象是值得称颂的。在历史唯物论的先进理论指导之下，经过大家的奋勉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一本正确而丰富的叙述这一段光辉历史的著作出现在新中国的史学界中。

“新观察”二卷一期“新观察”正在从事创办一个“图文并茂”的综合性刊物的尝试。这个尝试已在该刊二卷一期开始。这一期的作品有胡绳的“爱我们的祖国”、胡风的“祝福祖国，祝福人民”、林淡秋的“岁尾年头话“战线””、郭亚林的“人民天山的欢笑”、刘白羽的“坚强而幸福的苏联儿童”、叶圣陶的“写话”、邵宇的“千山万水”（画），图文配合的“爱国诗人杜甫传”（冯至作、光宇绘）叶浅予的速写，丁聪的漫画等。

“新建设”三卷三期、四期 该志自从去年十月起改为学术理论性的期刊。为了“培养学术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见该志第三期的编后记），该志特设“学术讨论”栏。第三期（一九五○年十二月号）中发表了季陶达与樊弘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原因的讨论，林欣与梅汝璈关于国际法的主体问题的讨论。第四期（一月号）中发表了庄本先与贺麟关于党性、阶级性问题的讨论，及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日期的讨论。这种学术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在今天是需要倡导的。

“进步青年”（原名“中学生”）一月号 这个刊物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初期在帮助中学青年语文学习及科学通俗化的工作上做得相当成功。据该刊编者在上期该志中宣布，今后为与其他青年期刊明确分工，该志决定恢复初期帮助中学程度青年文化学习的方针，这是很正确的。本期中语文和历史学习的材料相当多，对发扬爱国主义及抗美援朝运动宣传配合得很好：“在反美斗争中前进”一文，总结学生抗美援朝宣传运动的成绩，指出青年自身在这次运动中的进步；“爱祖国”一文，对如何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作了详尽的阐述。“中学语文学习问题座谈”，有北京市教师及中学同学参加，由中学校及学生撰写的文字有好多篇，足见群众基础相当广。但长文还是太多，有些文字还未能密切配合总方针，希望以后能逐渐改进。

“文化学习”月刊创刊号 这是一种新近创刊、帮助工农兵大众学习文化为任务的刊物，由华东新华书店总分店发行。

创刊号内容：关于学习经验的，有“我是怎样学文化的？”，“做新中国的主人必须努力学习”；关于语文的，有“可以省掉不少字”，“光识字不能看书”等；关于历史、地理的，有“地大的中国”，“长毛造反”等；关于时事政治的，有“地狱还是天堂？”，“抗美援朝四字诀”等；关于科学的，有“那些食物最有营养”，“冬天的积肥办法”等。此外还有“读者习作”、“书刊介绍”、“小知识”、“俱乐部”、“读者服务”等栏。

该刊编排相当活泼，文字精简，内容丰富。文体包含故事、诗歌、春联、插图等，适合于高小文化程度的成年人阅读。各地文化馆和工厂机关学校的业余学校都可以用来作为补充读物。

目前通俗的文化学习期刊还不多，“文化学习”的刊行意义很大。但从创刊号看，内容还要更通俗、浅显些，更结合工农兵大众的实际生活才好。

“历史教学”月刊创刊号 该刊今年元旦创刊，天津历史教学月刊社出版，知识书店发行。本期中重要文章如“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周一良）从阶级矛盾的观点，说明朝鲜东学党与当时农民暴动结合的情形。“美帝侵华政策的演变”（杨生茂）美国经济的发展说明美帝自一八七五年以来对华侵略政策的演变。“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西藏政府”（李有义）详述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阴谋。“汉代的铁官徒”（张政烺）从社会发展的阶段上，考证、解释铁与奴隶的关系，判定汉代的“铁官徒”是奴隶，“铁官徒”的暴动是奴隶革命，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上一个有待商榷的意见。从本期内容看来，多为史学方面的论文，研讨教学方法的较少。

“皖北文艺”月刊创刊号 该刊去年十二月中旬创刊，是地方性的文艺刊物。卷首提出“为完成生产救灾治淮，土地改革两大历史任务，开展文艺工作”的方针，这个方针是适应当地情况而提出的。创刊号内的作品大都针对这两方面的主题，关于土地改革的有“长工与地主”，“不在地主家煮饭”等；关于生产自救的有“俩口子”，“扫途粮”等；关于治淮的有“做圩花鼓”，“大禹治水”，“劝夫上堤”，“淮河水”等。这些作品的形式，包括花鼓灯、小歌剧、京剧、小说、鼓词、诗、活报、新歌谣、故事、木刻和图片等，是很丰富而有特点的一本地方文艺杂志。

“新电影”创刊号 “新电影”本年一月一日创刊，新电影杂志社发行，新华书店经售。它以“为观众服务”为宗旨，希望能够“征集观众的反映，并使观众有所选择地，更好地欣赏新电影”，成为人民电影和观众之间直接联系的刊物。本期内容有两个特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特辑和“解放了的中国”特辑。这个刊物还需要更加活泼些，在这一点上，上海出版的“大众电影”有很多可供参考的地方。

——本刊编辑室

“上饶集中营”

（增补本 新华书店版）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国民党蒋匪帮制造的皖南事变，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当年蒋匪帮在统治地区内设立了无数集中营，囚禁数十万革命志士。上饶集中营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被囚数千人，最大部分是皖南事变时被蒋匪帮用无耻阴谋俘去的新四军干部与战士，其余是东南各省的爱国志士。“上饶集中营”是暴露集中营内生活与斗争的一本书，书中所有文章（“上饶的集中营”一篇除外）都是集中营中逃出来的同志们写的，每篇文章都充满了血与恨。

这个集中营分为七峰岩，周冈村和茅家岭等几个部分：有的是苦工营，有的是政治软化所，有的是活地狱。集中营里施用的刑罚是残酷到极点的：有“金（针刺腹部）、木（拷打）、水（灌辣水）、火（烧、烫）、土（活埋）、风（冬夜赤身挂在树上）、饿（不给吃饱）、病（不给药、不准医）、疲（使终日无休息）等刑罚。”茅家岭还设了“铁笼”，这个“笼”四周是满布着有刺的铁针，当把人吊在里边的时候，不要半个钟头，人就要晕过去。有不少的忠贞同志，都惨死在这类刑具下边。反动派满以为用这些残酷的办法，可以使革命志士屈服，可以消灭革命的火焰；但相反的，我们的革命战士们，虽然受着烈火的熬煎，却愈锻炼愈坚硬。

被俘的同志们，在集中营里仍然很快的建立了党支部，照样的过着组织生活。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暴动便接连地发生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晚上，在茅家岭开始了暴动。在暴动委员会提出的“第一秒钟，武器在谁手里，谁就胜利”的口号下，志士们便夺得了武器，冲出了集中营。

又一次的暴动是在日寇进攻、反动派准备逃跑、将集中营迁到福建去的时候。就在迁移途中，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的晚上，在闽北崇安赤石，英勇的“六队”胜利地冲出了牢笼，到达了武夷山上的自由天地，重过着革命斗争的生活。

从以上两次暴动中，可以看出革命志士不屈服的毅力和意志，党的领导的正确和暴动计划的周密。

本书记述了一个伟大的女共产党员施奇同志受非人迫害的情形，她的遭遇和她那种坚强的党性，是极端令人感动的。她坚决地拒绝了投降与自首，丝毫也不怕各种刑罚和死的来袭。她和同志谈话，还是乐观得很。她知道她个人虽然被俘，但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仍然在朝着发展和胜利之途迈进。她不止一次地表示这受难是为了“多数人们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这正是革命乐观主义者的典型。

为着纪念皖南事变的十周年，为着纪念叶挺同志所说的“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的先烈，并向他们学习艰苦斗争的英雄气概，我们应该读一读这一本血的纪录。 （李克俊）

编者按：另有一本“上饶集中营”画册（邵宇绘、新华书店版）可以和上面介绍的一本书联系起来阅读。华东新华书店还有一本“皖南事变前后”（陈从一著）也是纪述皖南事变前后史实的一本好书。

“血的记录”——被枪杀的法国共产党人的书简

（罗焚辑译 新群出版社一九五○年七月版）

法国共产党在战争和沦陷的岁月，有七万五千名党员为祖国的独立自由牺牲了生命。在瓦莱里安山的刑场，在里尔要塞，英雄们带着手铐脚镣，给自己的党、同志、父母和妻儿，写下了遗书。他们坚信美丽的祖国一定解放，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他们把参加这一斗争和为它而牺牲当作最大的荣耀。他们告诉同志们要勇敢，要细心，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并且严惩叛国的敌人。然后他们昂着头高唱国际歌，骄傲地为人民而死。

从这些信里，我们看到：这些特殊材料制成的烈士们所以能这样坚定，是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理想，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都感到自豪，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一条把祖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引向幸福的路。在这条路上，他们为祖国，为劳动人类，为孩子们的将来而正直地工作着。他们都充满了信心，像艾·尔·商比翁的信里所说：“穿过流血的斗争，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都正透现出曙光。”

在活着的时候，共产党人鞠躬尽瘁。而当祖国和共产主义事业需要他们牺牲的时候，他们又是视死如归。敌人宣判他们的死刑，是在他们意料中的。他们连眉毛都不动，甚至微笑着轻蔑地迎接了判决。年青的安德列·久兰在信里说：“我会像战斗时一样英勇地死去。我是一个革命的士兵。我的心将同党一起活着。我们高声地唱着自己的歌，为我们的党去死。”他们是无愧于祖国和人民了。

是的，只有共产党人最懂得生命的意义。他们决不虚度一分光阴。他们热爱生命和自由，渴望光明的将来。因此，临死时他们是不能不感到遗憾的。莫列士·卡拉热特说：“唉，要能活到光明的日子，亲眼看见一切可多好啊！但是，可安慰的是，我们不会被遗忘的，因为我们参加了这一美好的未来的创造。”罗伯尔·阿美里也是说：“我想活着：为了向我们的刽子手们报仇。不过也没有什么，别的人会为我们报仇的。”他们明白自己是为人类的幸福而牺牲，若望·罗伯尔说：“我们的许多同志牺牲了，还有许多同志会牺牲，但是报偿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我们相信，会有成千成万的爱国者起来代替被敌人处死的我们，来继续那将给全世界人民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斗争。”他们对于活着的同志们的希望，就是：“祝你们更勇敢！”这是他们的口号。当莫列士·卡拉热特知道他的妻子已经接替了他的工作时，他感到幸福和骄傲，他说：“但是，你要细心………”

当我们读着“血的记录”的时候，我们好像听到了战士们的坚强的声音。让我们听听安德列·戴耳蒙在被绞死前几分钟写的话吧。他写道：“我的全部思想此时向往着我们的亲爱的党，向往着各国人民的英勇的解放斗争，向往着我们的亲爱的斯大林，向往着我们今天就要为它交出生命的斗争，我们正视着刽子手的眼睛，泰然地交出我们的生命，我们自豪我们是为我们苦难的祖国而死，同时知道，明天我们的祖国就会复活的。”

“血的记录”这本书强烈地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度，真理只是一个：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每一个关心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斗争的人，都应看一看这本血写的纪录和预言。（彦祥）

“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

（伏契克著刘辽逸译大连光华书店版）

这一本著作最近荣获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的特别荣誉奖金。作者是捷克著名作家和烈士——尤利斯·伏契克同志。当希特勒法西斯占领时期，作者忘我地为党为人民进行了艰苦复杂的地下斗争；不幸于一九四二年四月被捕，经过不可想像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而坚贞不屈的伏契克于一九四三年九月被杀害于柏林。“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就是作者在卓越的地下工作者——Ａ·克灵斯基（任监狱看守）供给纸和铅笔的帮助下写成的。

“绞索勒着脖子时的报告”记下了他的狱中生活、人物和思想，是政治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典范。应当指出：杰出的战斗风格是这篇著作最凸出的特点；对敌人不可调和的尖刻讽刺和对自己事业的无限信心贯彻着全书的每一个字。

用作者自己的话可以说明：什么力量驱使作者在那样恐怖的法西斯监狱里写出这个不朽的著作：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善人和恶人。耐心地搜集那些为着自己和为着你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的证据。现在将成为过去，人们谈论伟大的时代和谈论创造历史的无名英雄的一天一定到来。……让那些在战斗中的牺牲者使你们觉得像朋友，像祖国，像你们自己那样亲近吧！”

当法西斯野兽们对伏契克施以惨不忍睹的拷打时，他从心底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可是我仍然还是不能死去。妈妈，妈妈，为什么我生得这样强健呢？”这是大无畏的共产主义者的充满人性的呼声。“我爱生活，并且为着它的美而去战斗。……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这是对生命的歌颂，对革命事业的欢呼！

同时，作者也歌颂了那些自己所目睹的英雄们的形象。他们之中，有的穿着敌人的制服，冒着非常的危险，“为的是不让在系着锁链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之间的联系中断”。有的在平时谦逊而不为人注意地工作着，而当不幸被捕时，他们在严刑之前紧闭着嘴唇；临死时，他们纯朴地说：“不要怜悯我，……我做了工人的义务所责成我的一切，我没有叛变这个义务而死去。”有的在临赴刑场时向同志们告别后，对特务刽子手们说：“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我们的人牺牲了不少，但最后被粉碎的仍然是你们。”总之，他们都是真正的人；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集体；他们为今日的战斗和明日的欢乐而生活着；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千千万万的英雄——不朽的人们。

作者的“狱中日记”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以后，就不能继续写下去了，法西斯匪徒们夺去了他那充满热情和勇气的生命。作者最后警告我们：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当帝国主义者还存在的时候，一切特务匪徒们是不会甘心死去的。伏契克教导我们认识敌人，仇恨敌人，同时更要警惕敌人。这一点也是我们不能轻轻放过的。（赵履宽）

编者按：这本书三联书店已有再版，改名“绞刑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