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14日 · 第5版

看“方珍珠”

钟惦棐

许多人都这样感觉：中国一年多来的变化，顶得过几百年。其实，岂止几百年，应该说是几千年！善于观察和思索的人，他会承认这种变化，它标明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

这个全国规模的变化，由于巨大而且深入，它便给我们的艺术提供了一个条件：在表现它的时候，必须是多方面的，老舍先生的五幕六场话剧“方珍珠”，便是描写了这个变化表现在艺人生活中的一个方面。

“方珍珠”是个好戏。它通过解放前的艺人生活去刻划了国民党的鬼蜮统治，又通过他们来描写新社会的光明。艺人在旧社会中是最受人卑视的，用方珍珠自己的话来说：“到那儿也不算人！”因而他们在旧社会中所感受的痛苦，就更加深刻。他们平时不仅要拿钱，拿红票去“孝敬”人，有的女艺人甚至还要被迫去供人糟蹋。戏中的方老板，抗战后在外作艺十年。解放前回到北平，他想成立一个唱新词的班社。但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李将军”、向三元等人天天来捣乱。班社好容易勉强搞成功，但由于方珍珠不愿受恶霸“李将军”的侮辱，头一天便被特务们砸了园子。世界上原有好多人是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他们或者吃力地流着汗，或者忍辱地流着泪。方珍珠和方老板所代表的一群，是属于后者。

方珍珠也曾经有过好的念头：念书、识字；有了文化好念新词。好容易得到“妈妈”的勉强答应，但是学校的孩子们却把她哄了出来。她回家哭泣着说：“她们拿墨水泼我！啐我！我一进门，她们就嘀咕：方珍珠！方珍珠！然后，声儿越来越大：唱大鼓的，小窑姐，暗门子……她们去问老师，这是学校，还是落子馆？不等老师说话，她们就……看，我的身上，脸上，头发上……”这事发生在方珍珠和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之间，是叫人加倍痛心的！旧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歧视，不仅可怕地表现在成人之间，而且也可怕地表现在这些幼小的心灵上！它使许多出身贫苦的孩子们，从所谓“黄金时代”起，便蒙上了一层抑郁而且暗淡的阴影。所以当方珍珠忿恨地把书通通撕毁之后，她便对那个劝她去读书的王先生，也认为不是好人了。并且说：“天下没有一个好人！”

虽然这在全剧中不过是一个小插曲，但由于它深刻地接触到了阶级的本质，所以它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

从这个戏里，我们深感老舍先生对于艺人生活与市民语言的谙熟。老舍先生曾经在一个创作座谈会上说过：“我十年不在北京，我也知道北京的市民、洋车夫是在怎样过活的；可是我在重庆待了七年，我就是写不出重庆的市民和洋车夫——因为我不熟悉他们。”这话告诉我们说：作家不是剽窃生活，而应该实实在在地熟悉生活，理解生活。在“方珍珠”这个戏的前面四幕中（描写北京解放前的艺人生活——其中仅有一场是描写北京刚解放的情形），作者在处理人物和事件时，许多地方达到了高度的圆熟。描写北京解放后艺人们的新生活也有不少生动的部分，只是最后一场却显得是硬装上的一个尾巴——“从民间来，到民间去”。

这个尾巴是多余的，方老板在解放后好容易和白二立（一向准备拆他台的相声艺人）合作了，搞起了一个新班社。按理说，这便应该把这个新的班社好好巩固起来，好好作出一番事业才是。却不料他们在一个准备开张的会上，提出来一个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问题——“到民间去”（意思是要到农村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方大凤有这么一点表示便够了，用不着在这个会上去讨论这个暂时还作不到或不必作的事情。

“方珍珠”是写艺人的翻身前后的生活，在对艺人翻身后的新生活的描写中，提出和解决了一个如何团结与争取落后艺人的重要问题。方老板进步了，又会唱新词，经常和珍珠两人到处作义务表演。但是他却把白二立这样思想比较落后的人放在一边。自己表示吃苦，走来走去，不雇车。但却忘了年岁大的艺人走不动。白二立对他说：“唱快书的老姚，弹弦的宋二，都快七十岁了，难道也得每天走十几里路？他们只好雇车。可是，雇五百块钱的车，就少买五百块钱的棒子面！女角呢？更非雇车不可！你知道吗？”关于白二立自己，他说：“以前，我是坏；不掏坏，挣不来钱呀。现在，谁不要强，谁没饭吃。我连这点聪明还没有？连这点事还看不清楚？你要把事情分给我点，我敢不好好的去作吗？”这里提供了可贵的忠告，就是进步分子不但自己要进步，而且要时时刻刻不脱离群众，并且善于拉着落后群众一同前进。脱离群众的“先锋主义”，工作中的急性病，都是有害的。这个忠告对于当前戏曲改革工作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在剧中的发展上，也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不像“到民间去”的尾巴那样显出分明是硬加上去的痕迹。

另外说到王力这个人。他会写新的鼓词，对方珍珠和方老板都很热心。他是一个愿意深入民间的“文艺作家”，他写自己的诗或小说，但也写鼓词；他喜欢喝白干，甚至还有点别的怪脾气。但他有正义感，不希望珍珠堕落。他在“方珍珠”全部人物中是代表光明和前进的一个人物，但却也是写得比较不生动的人物。这不是说老舍先生不熟悉这样的人。熟悉的。但这人也许是谈笑风生磊落大方，而不是像王力这样干干瘪瘪的“言论小生”！这个人完全可以把他写得“生活化”一些，只要他在某一方面比方老板等人略胜一筹，他同样是可以领导他们前进的。

在“方珍珠”的演出上，我觉得存在着一个和创作上同样的问题，这便是如何去刻划生活在城市中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他们之中有些人由于长期地不事劳动，在意识上存在着许多脏东西——短见、自私、狭隘等等；也有一些劳动人民，深受他们的薰染；而有的人则对这种人物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但是不管怎样，在解放后一年多中，他们中除了少数人外，大都在飞速地觉醒与进步，同样投入了一个伟大的自我改造运动之中。因之是认真地而不是奚落地来刻划他们之中所涌现出的新的形象，新的品质，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路曦同志饰的方珍珠，王班同志饰的方老板，均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点。尤其是方珍珠表现在含泪被人奚落，天真地向往着自由的明天，对特务向三元，恶霸“李将军”那种憎恨不屈的气质，以及在解放后那种本能地对新事物有一种热爱的情景，都是很好的。方老板那种久经世故，历尽艺人辛酸，因而在解放后俨然成为主人的情景，也给了人一种对于新生活的自信力。饰方太太的沈浩同志，和饰孟小樵的江水同志的表演是成功的，他们使我们更加觉得旧社会中那种不事劳作的老板娘，与标榜着“文人”、“名士”，实际上是下流无耻的帮闲的可鄙。童年同志饰的向三元，和王培同志饰的丁副官，他们也是用意很深地去再现了那些专靠人血过活的鬼魅行尸。这个戏告诉我们：有人被解放了，有人被改造了，有人则落荒而逃。这结果便是增加了我们对今天生活的珍视，对于祖国的热爱。“方珍珠”说明了原来被人踩在脚下的人们，现在在新的国家中却变成了主人！因而他们是诚心诚意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诚心诚意地把后台的“周庄王之神位”，自动换作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肖像。

中国人民在各个方面的巨大而且深刻的变化，以及由于这种变化所显示出的力量，正在改变中国以至世界的面貌。让我们的文艺更加广泛深入地来描写这个变化吧！让全国人民都懂得这个变化所给他们带来的不再是眼泪和枷锁，不再是过去的“改朝换代”，而是幸福——从心眼儿和骨缝里所透露出来的幸福呵！

一月十日

王朝闻

美术工作者在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上十分努力，产生了很多作品，其中有一些是很好的。但也有些作品存在着“一般化”的缺点。因为形象不新鲜，不能发挥有力的说服和感动读者的作用。如何克服所谓“一般化”倾向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充实和发展新美术，使它更能胜任战斗的任务。但是，如果对于形成“一般化”的根本原因缺乏正确了解，而止在形式上的追究，仍然不能从“一般化”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一般化”倾向通过一定的形式而表现，可是形成“一般化”倾向的主要原因不在艺术的形式而在于内容。不重视如何表现内容而追求形式的新奇，不仅不能正确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且必然又要堕入另一种“一般化”的境地。某些“形式第一”的倾向已经出现，虽不普遍，我们不能让它在克服“一般化”倾向时获得增长的机会。

究竟什么是形成“一般化”倾向的原因呢？

有人认为：由于某些作者只在抗美援朝的政治任务上找题材，同时又套用了别人曾经一再用过的形式。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只要抗美援朝的战斗任务还没有完成，为抗美援朝作宣传的美术就不能中止。我们不能因为反对“一般化”就连神圣的战斗任务也反掉。而且，到底是有关抗美援朝的客观实际中没有新鲜活泼的形象呢？还是由于作者没有和这些形象接触或自己感觉不到它们的新鲜意义？问题是很明白的。抗美援朝的斗争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前方和后方，各种人物有各种任务，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真正严肃和努力的作者，能够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根据不同环境和不同人物的具体情况，有分析，有研究地选择和创造形象，那末，“一般化”的倾向是可以而且一定能够避免的。如果作者对于千变万化的客观实际认识不足，缺少接触，也缺少研究，只凭空洞的概念，拼凑一些所谓“形象”的符号来翻译“抗美援朝”四个字，一般化的毛病就无法避免。一般化的作品，可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千变万化的现实本身绝不一般化。如果没有在创作的准备工作中形成具有独特意义的主题和形象，因而也就不能在表现时达到准确而又生动的要求，作品中生动活泼的形象失去了可靠的根据。因为不是从实际出发而从概念出发，不仅不得不套用陈旧了的形式，而且作者自己也不能客观地检查这一形式是否得当——因为他已经失掉了可靠的标尺。

所谓独创性，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不过形式与内容的紧密结合和完全统一的具体表现而已。准确地表现了新鲜的内容，其作品也就取得了独创性和新鲜感。如果失掉了客观实际这一可靠的依据，任何独创性都无从谈及。如果只在形式上掉花枪，那不是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独创性。我们不是唯内容论者，不仅不反对提高形式的独创性，而且十分看重这独创性。不是以为有了内容就有了一切，给概念化倾向建立防身所。但我们所要求的是如何准确的也就是生动的表达具体内容的形式，而不是任何其它的形式。任何形式，如果不是服从于表现一定的具有新鲜意义的主题和形象，那末，这种形式就必然失去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独创性。

我在抗美援朝美术展览会中曾经看到了天津棉纺二厂的工人同志及师大女附中和部分小学生的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虽然他们美术技巧修养不高，却产生了并不“一般化”的创作。一幅画里，纺织工人们正在积极从事生产，题着“一座布机一尊炮，一个锭子一杆枪”的文字，构图和形象并不新奇，但它给予观众的印象是新鲜的。观众能够体会作者不仅是理论上承认抗美援朝的重要，而且是从切身的感受提出了应该如何抗美援朝的号召。一套连环画，取材于历史——在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何压迫人民。据说作者是亲身接触过这些材料的东北人。这一套作品虽然不是直接描写美帝在朝鲜的罪恶，却能给予观众非反对美帝不可的思想上的启发。一个少年儿童队员，朴素地甚至稚拙地描写出他们如何在制作慰问袋，也充满着人民对于援朝战士的高度热情，没有流于“一般化”的老套。这些作品虽然不能以为是很成功的作品，但是，为什么能够避免“一般化”的基本原因，实在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我们可以承认：套用别人用旧了的形式，确是一种实际情况。但这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形成“一般化”的根本原因。不得不套用陈旧了的和新的内容不调协的形式，那原因仍然是由于作者对于现实接触不多和缺乏研究的缘故。

形成一般化的原因，常常是由于创作态度不严肃，不考虑如何才能使作品在宣传上产生有力的作用。但是，所谓态度不严肃，不只是指他在执笔时的潦草，而主要是没有认真作好准备工作。即使是煞费苦心地修改着草稿的同志，也仍然不能创造出生动活泼的形象，那就不是执笔时的潦草不潦草的问题。正如语言贫乏，惯用陈词滥调的某些鼓词那样，并不是完全由于作者写作时的懒惰，甚至偏爱陈词滥调，存心不寻求如何准确地刻画形象的语言。如果作者胸中真有明确的意象，他对于贫乏的语言定会感到不满，从而要追求十分准确，因而就会具有特殊性和新鲜感的语言的。即使是执笔态度比较潦草的作者，由于新的内容向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不至永远不能发见语言与内容的矛盾，永远偏爱自己习惯了的陈词滥调的。由此可见：套用陈旧的形式，不追求新的表现方法，主要由于作者并没有获得具有新鲜意义的主题，没有新鲜的内容向他提出特殊的形式。

我们知道，“最后的晚餐”这个空泛的题目不等于就是文西或其他文艺复兴时期诸画家的“最后晚餐”的主题，也不等于文西及其门徒的形象。由于文西和基尔兰特约、拉飞尔、丁陀莱陀、沙陀等人各具不同的生活经验和不同的看法以及创作时不同的着重点，在处理这一大题目时，就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构图和人物的动作、姿态、表情。尽管都是着重表现着耶稣，却都有各不相同的耶稣的形象。风格显得比较别人很不一般化的文西，他的这幅画所以比其他画家的成功，主要的不在于技巧的卓越，而在于他能够更现实的处理着他的主题，（虽然他具有卓越的技巧）。再，我们看看有关歌颂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作品，就以盖拉西莫夫所作的油画而论，由于所强调表现的方面不同，都没有因为老是画着列宁斯大林而形成一般化。苏联漫画家库克雷尼克塞的有名的“华尔街的剪子”（参看中苏友好二卷四期插图），是本质地揭发着美帝外交政策，和在经济方面英美的矛盾的漫画。代表着英帝国主义者的狮子的沮丧和不安与无可奈何的表情，是明知受了愚弄而又不得不受愚弄者的一种特殊表情，画得异常有新鲜感觉。但这不一般化的形象仅仅由于漫画家高强的表现能力吗？不是的。如果作者没有深入地研究过华盛顿财政谈判的意义及其具体表现，这种独特性就无从获得。同样道理，上述的工人，中学生和小学生，都没有把自己的思索停止在“抗美援朝”四个大字上，而是各有独特的主题和形象的。不论是古今中外的美术家或一般群众，保证作品不流于“一般化”的基本条件，不在形式的探索而在内容的把握。由此可见：为了克服一般化的毛病，除了深入实际、取得直接和间接的生活经验，而且深思熟虑，认真讲究处理方法之外，绝对没有其他更可靠的克服“一般化”的道路。

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内容第一的老调，用不着再说。是的，这个道理并不新鲜，但对于把问题引到枝节上去，不适当地强调形式的重要性的作者来说，仍有新鲜意义。只要教育主义的艺术思想与形式主义的艺术作风还没有绝迹，老调仍有新弹的必要。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似乎很讲究形式的独创性，其实独创性十分淡薄的漫画。尽管我们这些漫画作者和堕落的资产阶级现代诸流派的作者在立场观点上有多么显著的区别，但是就其某些作品的形式而论，却给人一种接近现代诸流派作风的印象。初学者让杜鲁门抽着炸弹的烟卷或用弹皮作为他们的住居的，近于漫骂而不能启发仇视、鄙视、蔑视敌人的画法，由于他们缺少漫画为政治服务的经验，读者不至十分苛责。但是，一些久经战斗的而且曾经产生过很多于战斗有益的作品的老作家，也竟然产生了流于接近现代诸流派的作风，却十分值得警惕。

人民画报第六期刊载了几幅工细的着色漫画。这几幅画显然花费了作者许多精力。但没有证明同志们的创作态度的严肃。这些漫画中的形象，与人民艺术所要求的“独创性”毫无相同之点。同志们的精力化在什么上面呢？很显然，不是为了如何适当地讽刺敌人，和如何才能使读者对被压迫者产生应有的同情，而是在形式本身用工夫。在形式上不适当地强调变形和造形上色彩上的装饰趣味，忽略了这种形式到底能不能明确地表达主题，和是否歪曲现实。孤立地片面地因而不正确地讲究着形式的美好，忽略了这些装饰趣味与讽刺或同情的主题有无矛盾。因为强调装饰趣味而造成了脱离实际、和斗争游离的作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来，实在不算是美好的作风，也不算是美好的形式。没有从如何正确和深刻地反映现实出发，离开了战斗目的，好像很讲究形式，其实是很不讲究形式的。好像在提高形式，其实并没有把形式提高。

装饰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美感，而不是为了着力地讽刺；如果丑恶的敌人不幸被美化，那就降低了鄙视和蔑视敌人的感情。变形的目的是为了更明确地刻画形象，而不是为了求“怪”；应该使人同情的人物变成了怪物，任何积极意义也得不到。这种作品与其说是为了更生动地反映现实，不如说是在玩弄陈旧了的趣味。这种把观众的注意引导到欣赏画面的“味”而不能使读者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的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于现实的反映是不准确的，由于太接近“现代诸流派”的作风，因而也就是不新鲜的。这种方法绝不是我们要求的方法，也不是克服“一般化”的道路。

总之：我们必须讲究切合内容的表现形式，但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决定于具有独特意义的主题。为了克服“一般化”的倾向，除开了充分掌握材料和认真研究材料之外，没有最可靠的办法。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对于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问题，一再指出收搜材料与研究材料的重要。他反对“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态度。一再教导我们：不要从主观愿望出发，而要实事求是。认真研究客观的真实情况。这些指示，对于作为改造世界的美术工作者来说，无例外地是必须尊重而且必须实践的。如果只是在理论上承认而不认真执行，不仅不能真正作好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而且也不能在运动中有效地克服一般化的倾向，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华君武

今年出的新年画中有几张是以歌颂人民的领袖为主题的，例如古元同志画的“毛主席和农民谈话”、林岗同志画的“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李琦、冯真同志合作的“伟大的会见”（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宫）。这是我们今年年画中一个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特点，这个特点应该扩大到其它的绘画中去，例如宣传画（亦称招贴画），油画以及木刻和雕塑。

林岗同志的年画“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是一张很好的年画。这张画画着赵桂兰走向毛主席面前，毛主席和她在谈着话。画中还有着许多党的领袖，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在这些负责同志的周围都是战斗英雄，劳动英雄的形象。这张年画正确地表现了党和劳动人民的关系，这张年画正确地表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尊敬（在古元同志所作“毛主席和农民谈话”的年画中也表现了这一点），同时也表现了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和爱护。领袖的形象正确而又深刻地被表现出来。一般地说，过去有些创作或肖像画中的领袖形象，观众感到并不满意，有的是连轮廓都不够准确的。当然表现形象不只是一个技术上熟练和精确的问题（这是必要的），而且要求在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上对人民的领袖应该有深挚的爱和正确的理解。作者必须对广大的劳动人民以及他们今天的处于主人翁的地位，有着同样喜欢和愉快的情感，要从画面上正确而又明显地表现这些情绪，表现他们新的地位，新的生活。

从这几张年画的主题中，我联想起我们在苏联参观的有名的特勒杰亚柯夫画廊。在楼下许多房间陈列的苏维埃年代的油画，雕刻及其它作品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大量地描绘着的斯大林同志，联共党和苏联政府领袖们的形象，尤其是斯大林同志的形象。其中有两间房子是专门陈列关于斯大林生活的美术作品，包括肖像画，油画，雕塑，木刻等。在这些作品中，采取的题材从斯大林的幼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起到卫国战争的阶段。画中有幼年时代把书本塞在腰带里的斯大林和他的小同伴们，有学生时代的斯大林在山峰上朗读诗篇，有斯大林在乔治亚领导工人运动，有斯大林和列宁的会见直到十月革命的胜利。还有卫国战争中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中指导着战争，斯大林在莫斯科玛亚珂夫斯基地下车站开会报告战争的反攻开始的伟大场面的油画；以及在对德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中的乔治厅和卓越的苏联领导人物，将领以及劳动人民庆祝战争胜利的兴奋情景的油画。在雕塑中也都是大量创作列宁斯大林的型像，历史题材的大浮雕例如斯大林在红场列宁墓前的宣誓，这些美术作品几乎把革命的各个阶段的重要事情，都收入了画幅。

苏联有许多画是以斯大林与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斯达哈诺夫工人会见作为主题的，例如人民美术家叶万诺夫作的“难忘的会见”是画着一九三六年一群劳动妇女的优秀代表（重工业工人的妻子们）去会见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党中央，并向斯大林献花。另一幅建筑水力发电站的工人们和斯大林在谈话，背景是一座雄伟的大水闸。有一座大雕塑表现有名的生物学家李森科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一面在倾听谈话，手里拿着改良的麦种。许多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的作家有不少作品，就是采用这样的题材作画，例如盖拉西莫夫画的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中。叶方诺夫的“难忘的会见”，夏尔肖宾作的“祖国的早晨”，乌克兰青年画家赫密尔戈作的“为俄罗斯人干杯”。曾经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的画家朱可夫，现在也准备创作斯大林的画传。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取得了世界历史性的胜利。我们有着无限丰富内容的革命历史，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短短一年多时间中，在现实的斗争中发生了无数值得我们美术家去反映，歌颂的题材，而歌颂我们人民领袖形象的主题是应该放在最首要的地位的。今年新出的三张年画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多多创作这样的美术品反映我们伟大的祖国，反映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年画中，同样应该表现在我们一切美术品中。

国内文艺动态

在一月十日出版的第三十期“文艺报”中，刊登了对几篇作品的可注意的批评。这些作品是：王亚平的诗“愤怒的火箭”、胡丹沸的三幕话剧“不拿枪的敌人”、沙鸥的诗“驴大夫”、郭嘉陵的诗“美国强盗张大了血嘴”。这种严正的同志式的批评对文艺界是完全需要的。希望文艺报的努力能够得到正当的反应。

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自一九五○年十月十六日在上海文汇报开始发表，现已连载到七十篇，纪录者为许姬传。这是一个有历史兴味的记载，它不但纪录了梅氏自己丰富的舞台经验，而且叙述了皮簧戏发展的许多重要史实。

程砚秋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发表了他的西北访问记“从青岛到帕米尔”。这次访问是他的全国民间艺术遗产调查计划中的第一个部分。程氏于去年四月底出发，经过七个月的时间，最远到达帕米尔高原的喀什噶尔，于十一月底回到北京。

北京市美术界各团体在全国美协的发动与组织之下，联合举办了一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美术展览会。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今年一月七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共展览了八天。现移至太和殿继续展览中。

参加这个展览会的单位包括中央美术学院、天津美协和石家庄美协等。作品种类大部分是招贴画、漫画、连环画、也有少数雕塑、油画和国画。作者有专业的美术工作者，有美术学院及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同学，有工人、也有机关干部。参加初选的作品约计五千件，展出的作品共八百三十八件。

展览的艺术品照片中，包括一部分美国帝国主义通过满清政府、蒋介石卖国政府掠夺去的我国的珍贵文物（参看本期插图）特别引起观众的注意。

北京市中央戏剧学院、人民艺术剧院等八个文艺团体的同志们，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曾经组成八个宣传大队在城市郊区进行宣传工作。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二十六天当中，演出话剧、活报剧、舞蹈、相声等共八十八场。参加演出工作的同志有九百三十八人，观众达十四万两千人。

北京市文艺界为了检阅抗美援朝文艺作品，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四两天，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全国文联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和北京市文联三单位联合举办了观摩演出晚会。节目以戏剧为主，都是专业文艺团体、工人和学生自己的创作。在十三个演出节目中，最受欢迎的有师大同学李传琇的“抗美援朝快板”、华大文工团的单弦“四支枪”、大鼓“渔夫恨”、中央戏剧学院的话剧“母亲的心”。

苏联作家一九五一年的创作计划

苏联的作家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纷纷订立了自己的一九五一年的创作计划。根据“文学报”所载，费丁将继续写小说，内容是卫国战争时期发生在中部各省的事情。它是“初欢”和“不平凡的夏天”两部连续小说的第三部。巴甫连柯计划写关于保卫和平运动的小说，主要是叙述外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他说：“再没有比写外国人，外国的城市和外国的生活更困难的了。”列奥诺夫也准备写一部小说，是关于森林的。拉甫列涅夫将写两个剧本：一个是写莱蒙托夫的，于三月间完成，以便在纪念诗人逝世一百一十周年时上演。第二个剧本为“遗产”，描写一个苏联家庭。卡达耶夫希望写一部关于斯大林五年计划中巨大建设事业之一的小说。英倍尔要修改她的长诗“水路”。潘诺娃说，她已于去年开始写一部小说，再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完成它。它叙述一个历时三年的苏维埃小城的生活，一个在战争期间失去父母的小孩，怎样找到自己的新的家庭，后来在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次参加了选举。波列伏依将写一个中篇小说，是关于工业建设的。诗人马尔夏克在新的一年中，准备写一本给孩子们看的小说“愉快的旅行”，此外仍继续写抒情诗以及从事翻译工作。米哈尔科夫已经开始在写一部关于和平拥护者的剧本。故事发生在某英国城市的一个工人家庭中，主人公是一个征集和平签名的十五岁的小学生。他还打算给儿童写两本愉快的诗集，并为最小的孩子创作一个剧本。

出售忏悔书的反动作家

英美反动作家除了制造诲淫诲盗，教唆谋杀，种种充满毒素的作品外，还常常发出反苏反共的无耻论调来换取独占资本家赏给他们的血污的金钱。一些自命为过去是“左翼分子”或“共产主义者”的堕落文氓更专门以“忏悔书”来向帝国主义者邀宠。他们出版了一本题名为“失败了的上帝”的集子，来抓弄自己的脓疮毒疽。其中有曾经写过“意大利的脉搏”的伊格那齐亚·西隆（Ignazio Silone），他恬不知耻地招供说：失望了的“共产主义者”可以一变而为“法西斯主义者”。那曾经在英国文坛上出过一些名的诗人斯丹芬·斯班特（Stephen Spender）公开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要求美国政府对他发给特别护照，因为他“曾经在英国共产党里待过几天，因此知道英国共产党的内幕”。那个宣传神秘主义的亚瑟·科斯勒（Arthur Koestler）向帝国主义夸耀他的奴性：“我们退出共产党的人是站在你们这边的最忠实的分子。”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一方面是堕落的文氓争先恐后地发表文章忏悔他们过去自己所写的作品，鼓吹新战争；另一方面是坚贞不屈的进步作家像法斯特（H.Fast）、劳森（J.H.Lawson）、托伦波（D.Truumbo）玛尔兹（A.B.Maltz）虽然被投入牢狱，却依旧坚持战斗。

（这个中国艺术史上的珍物已被美国侵略者劫去，存于美国甘泽兹博物馆。）

宋徽宗摹唐张萱捣练图（这是传世的宋徽宗画中的精品，现在也被美国侵略者劫去，存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看“方珍珠”

钟惦棐

许多人都这样感觉：中国一年多来的变化，顶得过几百年。其实，岂止几百年，应该说是几千年！善于观察和思索的人，他会承认这种变化，它标明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

这个全国规模的变化，由于巨大而且深入，它便给我们的艺术提供了一个条件：在表现它的时候，必须是多方面的，老舍先生的五幕六场话剧“方珍珠”，便是描写了这个变化表现在艺人生活中的一个方面。

“方珍珠”是个好戏。它通过解放前的艺人生活去刻划了国民党的鬼蜮统治，又通过他们来描写新社会的光明。艺人在旧社会中是最受人卑视的，用方珍珠自己的话来说：“到那儿也不算人！”因而他们在旧社会中所感受的痛苦，就更加深刻。他们平时不仅要拿钱，拿红票去“孝敬”人，有的女艺人甚至还要被迫去供人糟蹋。戏中的方老板，抗战后在外作艺十年。解放前回到北平，他想成立一个唱新词的班社。但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李将军”、向三元等人天天来捣乱。班社好容易勉强搞成功，但由于方珍珠不愿受恶霸“李将军”的侮辱，头一天便被特务们砸了园子。世界上原有好多人是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他们或者吃力地流着汗，或者忍辱地流着泪。方珍珠和方老板所代表的一群，是属于后者。

方珍珠也曾经有过好的念头：念书、识字；有了文化好念新词。好容易得到“妈妈”的勉强答应，但是学校的孩子们却把她哄了出来。她回家哭泣着说：“她们拿墨水泼我！啐我！我一进门，她们就嘀咕：方珍珠！方珍珠！然后，声儿越来越大：唱大鼓的，小窑姐，暗门子……她们去问老师，这是学校，还是落子馆？不等老师说话，她们就……看，我的身上，脸上，头发上……”这事发生在方珍珠和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之间，是叫人加倍痛心的！旧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歧视，不仅可怕地表现在成人之间，而且也可怕地表现在这些幼小的心灵上！它使许多出身贫苦的孩子们，从所谓“黄金时代”起，便蒙上了一层抑郁而且暗淡的阴影。所以当方珍珠忿恨地把书通通撕毁之后，她便对那个劝她去读书的王先生，也认为不是好人了。并且说：“天下没有一个好人！”

虽然这在全剧中不过是一个小插曲，但由于它深刻地接触到了阶级的本质，所以它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

从这个戏里，我们深感老舍先生对于艺人生活与市民语言的谙熟。老舍先生曾经在一个创作座谈会上说过：“我十年不在北京，我也知道北京的市民、洋车夫是在怎样过活的；可是我在重庆待了七年，我就是写不出重庆的市民和洋车夫——因为我不熟悉他们。”这话告诉我们说：作家不是剽窃生活，而应该实实在在地熟悉生活，理解生活。在“方珍珠”这个戏的前面四幕中（描写北京解放前的艺人生活——其中仅有一场是描写北京刚解放的情形），作者在处理人物和事件时，许多地方达到了高度的圆熟。描写北京解放后艺人们的新生活也有不少生动的部分，只是最后一场却显得是硬装上的一个尾巴——“从民间来，到民间去”。

这个尾巴是多余的，方老板在解放后好容易和白二立（一向准备拆他台的相声艺人）合作了，搞起了一个新班社。按理说，这便应该把这个新的班社好好巩固起来，好好作出一番事业才是。却不料他们在一个准备开张的会上，提出来一个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问题——“到民间去”（意思是要到农村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方大凤有这么一点表示便够了，用不着在这个会上去讨论这个暂时还作不到或不必作的事情。

“方珍珠”是写艺人的翻身前后的生活，在对艺人翻身后的新生活的描写中，提出和解决了一个如何团结与争取落后艺人的重要问题。方老板进步了，又会唱新词，经常和珍珠两人到处作义务表演。但是他却把白二立这样思想比较落后的人放在一边。自己表示吃苦，走来走去，不雇车。但却忘了年岁大的艺人走不动。白二立对他说：“唱快书的老姚，弹弦的宋二，都快七十岁了，难道也得每天走十几里路？他们只好雇车。可是，雇五百块钱的车，就少买五百块钱的棒子面！女角呢？更非雇车不可！你知道吗？”关于白二立自己，他说：“以前，我是坏；不掏坏，挣不来钱呀。现在，谁不要强，谁没饭吃。我连这点聪明还没有？连这点事还看不清楚？你要把事情分给我点，我敢不好好的去作吗？”这里提供了可贵的忠告，就是进步分子不但自己要进步，而且要时时刻刻不脱离群众，并且善于拉着落后群众一同前进。脱离群众的“先锋主义”，工作中的急性病，都是有害的。这个忠告对于当前戏曲改革工作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在剧中的发展上，也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不像“到民间去”的尾巴那样显出分明是硬加上去的痕迹。

另外说到王力这个人。他会写新的鼓词，对方珍珠和方老板都很热心。他是一个愿意深入民间的“文艺作家”，他写自己的诗或小说，但也写鼓词；他喜欢喝白干，甚至还有点别的怪脾气。但他有正义感，不希望珍珠堕落。他在“方珍珠”全部人物中是代表光明和前进的一个人物，但却也是写得比较不生动的人物。这不是说老舍先生不熟悉这样的人。熟悉的。但这人也许是谈笑风生磊落大方，而不是像王力这样干干瘪瘪的“言论小生”！这个人完全可以把他写得“生活化”一些，只要他在某一方面比方老板等人略胜一筹，他同样是可以领导他们前进的。

在“方珍珠”的演出上，我觉得存在着一个和创作上同样的问题，这便是如何去刻划生活在城市中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他们之中有些人由于长期地不事劳动，在意识上存在着许多脏东西——短见、自私、狭隘等等；也有一些劳动人民，深受他们的薰染；而有的人则对这种人物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但是不管怎样，在解放后一年多中，他们中除了少数人外，大都在飞速地觉醒与进步，同样投入了一个伟大的自我改造运动之中。因之是认真地而不是奚落地来刻划他们之中所涌现出的新的形象，新的品质，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路曦同志饰的方珍珠，王班同志饰的方老板，均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点。尤其是方珍珠表现在含泪被人奚落，天真地向往着自由的明天，对特务向三元，恶霸“李将军”那种憎恨不屈的气质，以及在解放后那种本能地对新事物有一种热爱的情景，都是很好的。方老板那种久经世故，历尽艺人辛酸，因而在解放后俨然成为主人的情景，也给了人一种对于新生活的自信力。饰方太太的沈浩同志，和饰孟小樵的江水同志的表演是成功的，他们使我们更加觉得旧社会中那种不事劳作的老板娘，与标榜着“文人”、“名士”，实际上是下流无耻的帮闲的可鄙。童年同志饰的向三元，和王培同志饰的丁副官，他们也是用意很深地去再现了那些专靠人血过活的鬼魅行尸。这个戏告诉我们：有人被解放了，有人被改造了，有人则落荒而逃。这结果便是增加了我们对今天生活的珍视，对于祖国的热爱。“方珍珠”说明了原来被人踩在脚下的人们，现在在新的国家中却变成了主人！因而他们是诚心诚意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诚心诚意地把后台的“周庄王之神位”，自动换作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肖像。

中国人民在各个方面的巨大而且深刻的变化，以及由于这种变化所显示出的力量，正在改变中国以至世界的面貌。让我们的文艺更加广泛深入地来描写这个变化吧！让全国人民都懂得这个变化所给他们带来的不再是眼泪和枷锁，不再是过去的“改朝换代”，而是幸福——从心眼儿和骨缝里所透露出来的幸福呵！

一月十日

王朝闻

美术工作者在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上十分努力，产生了很多作品，其中有一些是很好的。但也有些作品存在着“一般化”的缺点。因为形象不新鲜，不能发挥有力的说服和感动读者的作用。如何克服所谓“一般化”倾向就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充实和发展新美术，使它更能胜任战斗的任务。但是，如果对于形成“一般化”的根本原因缺乏正确了解，而止在形式上的追究，仍然不能从“一般化”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一般化”倾向通过一定的形式而表现，可是形成“一般化”倾向的主要原因不在艺术的形式而在于内容。不重视如何表现内容而追求形式的新奇，不仅不能正确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且必然又要堕入另一种“一般化”的境地。某些“形式第一”的倾向已经出现，虽不普遍，我们不能让它在克服“一般化”倾向时获得增长的机会。

究竟什么是形成“一般化”倾向的原因呢？

有人认为：由于某些作者只在抗美援朝的政治任务上找题材，同时又套用了别人曾经一再用过的形式。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只要抗美援朝的战斗任务还没有完成，为抗美援朝作宣传的美术就不能中止。我们不能因为反对“一般化”就连神圣的战斗任务也反掉。而且，到底是有关抗美援朝的客观实际中没有新鲜活泼的形象呢？还是由于作者没有和这些形象接触或自己感觉不到它们的新鲜意义？问题是很明白的。抗美援朝的斗争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前方和后方，各种人物有各种任务，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真正严肃和努力的作者，能够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根据不同环境和不同人物的具体情况，有分析，有研究地选择和创造形象，那末，“一般化”的倾向是可以而且一定能够避免的。如果作者对于千变万化的客观实际认识不足，缺少接触，也缺少研究，只凭空洞的概念，拼凑一些所谓“形象”的符号来翻译“抗美援朝”四个字，一般化的毛病就无法避免。一般化的作品，可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千变万化的现实本身绝不一般化。如果没有在创作的准备工作中形成具有独特意义的主题和形象，因而也就不能在表现时达到准确而又生动的要求，作品中生动活泼的形象失去了可靠的根据。因为不是从实际出发而从概念出发，不仅不得不套用陈旧了的形式，而且作者自己也不能客观地检查这一形式是否得当——因为他已经失掉了可靠的标尺。

所谓独创性，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不过形式与内容的紧密结合和完全统一的具体表现而已。准确地表现了新鲜的内容，其作品也就取得了独创性和新鲜感。如果失掉了客观实际这一可靠的依据，任何独创性都无从谈及。如果只在形式上掉花枪，那不是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独创性。我们不是唯内容论者，不仅不反对提高形式的独创性，而且十分看重这独创性。不是以为有了内容就有了一切，给概念化倾向建立防身所。但我们所要求的是如何准确的也就是生动的表达具体内容的形式，而不是任何其它的形式。任何形式，如果不是服从于表现一定的具有新鲜意义的主题和形象，那末，这种形式就必然失去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独创性。

我在抗美援朝美术展览会中曾经看到了天津棉纺二厂的工人同志及师大女附中和部分小学生的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虽然他们美术技巧修养不高，却产生了并不“一般化”的创作。一幅画里，纺织工人们正在积极从事生产，题着“一座布机一尊炮，一个锭子一杆枪”的文字，构图和形象并不新奇，但它给予观众的印象是新鲜的。观众能够体会作者不仅是理论上承认抗美援朝的重要，而且是从切身的感受提出了应该如何抗美援朝的号召。一套连环画，取材于历史——在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何压迫人民。据说作者是亲身接触过这些材料的东北人。这一套作品虽然不是直接描写美帝在朝鲜的罪恶，却能给予观众非反对美帝不可的思想上的启发。一个少年儿童队员，朴素地甚至稚拙地描写出他们如何在制作慰问袋，也充满着人民对于援朝战士的高度热情，没有流于“一般化”的老套。这些作品虽然不能以为是很成功的作品，但是，为什么能够避免“一般化”的基本原因，实在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我们可以承认：套用别人用旧了的形式，确是一种实际情况。但这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形成“一般化”的根本原因。不得不套用陈旧了的和新的内容不调协的形式，那原因仍然是由于作者对于现实接触不多和缺乏研究的缘故。

形成一般化的原因，常常是由于创作态度不严肃，不考虑如何才能使作品在宣传上产生有力的作用。但是，所谓态度不严肃，不只是指他在执笔时的潦草，而主要是没有认真作好准备工作。即使是煞费苦心地修改着草稿的同志，也仍然不能创造出生动活泼的形象，那就不是执笔时的潦草不潦草的问题。正如语言贫乏，惯用陈词滥调的某些鼓词那样，并不是完全由于作者写作时的懒惰，甚至偏爱陈词滥调，存心不寻求如何准确地刻画形象的语言。如果作者胸中真有明确的意象，他对于贫乏的语言定会感到不满，从而要追求十分准确，因而就会具有特殊性和新鲜感的语言的。即使是执笔态度比较潦草的作者，由于新的内容向他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不至永远不能发见语言与内容的矛盾，永远偏爱自己习惯了的陈词滥调的。由此可见：套用陈旧的形式，不追求新的表现方法，主要由于作者并没有获得具有新鲜意义的主题，没有新鲜的内容向他提出特殊的形式。

我们知道，“最后的晚餐”这个空泛的题目不等于就是文西或其他文艺复兴时期诸画家的“最后晚餐”的主题，也不等于文西及其门徒的形象。由于文西和基尔兰特约、拉飞尔、丁陀莱陀、沙陀等人各具不同的生活经验和不同的看法以及创作时不同的着重点，在处理这一大题目时，就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构图和人物的动作、姿态、表情。尽管都是着重表现着耶稣，却都有各不相同的耶稣的形象。风格显得比较别人很不一般化的文西，他的这幅画所以比其他画家的成功，主要的不在于技巧的卓越，而在于他能够更现实的处理着他的主题，（虽然他具有卓越的技巧）。再，我们看看有关歌颂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作品，就以盖拉西莫夫所作的油画而论，由于所强调表现的方面不同，都没有因为老是画着列宁斯大林而形成一般化。苏联漫画家库克雷尼克塞的有名的“华尔街的剪子”（参看中苏友好二卷四期插图），是本质地揭发着美帝外交政策，和在经济方面英美的矛盾的漫画。代表着英帝国主义者的狮子的沮丧和不安与无可奈何的表情，是明知受了愚弄而又不得不受愚弄者的一种特殊表情，画得异常有新鲜感觉。但这不一般化的形象仅仅由于漫画家高强的表现能力吗？不是的。如果作者没有深入地研究过华盛顿财政谈判的意义及其具体表现，这种独特性就无从获得。同样道理，上述的工人，中学生和小学生，都没有把自己的思索停止在“抗美援朝”四个大字上，而是各有独特的主题和形象的。不论是古今中外的美术家或一般群众，保证作品不流于“一般化”的基本条件，不在形式的探索而在内容的把握。由此可见：为了克服一般化的毛病，除了深入实际、取得直接和间接的生活经验，而且深思熟虑，认真讲究处理方法之外，绝对没有其他更可靠的克服“一般化”的道路。

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内容第一的老调，用不着再说。是的，这个道理并不新鲜，但对于把问题引到枝节上去，不适当地强调形式的重要性的作者来说，仍有新鲜意义。只要教育主义的艺术思想与形式主义的艺术作风还没有绝迹，老调仍有新弹的必要。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似乎很讲究形式的独创性，其实独创性十分淡薄的漫画。尽管我们这些漫画作者和堕落的资产阶级现代诸流派的作者在立场观点上有多么显著的区别，但是就其某些作品的形式而论，却给人一种接近现代诸流派作风的印象。初学者让杜鲁门抽着炸弹的烟卷或用弹皮作为他们的住居的，近于漫骂而不能启发仇视、鄙视、蔑视敌人的画法，由于他们缺少漫画为政治服务的经验，读者不至十分苛责。但是，一些久经战斗的而且曾经产生过很多于战斗有益的作品的老作家，也竟然产生了流于接近现代诸流派的作风，却十分值得警惕。

人民画报第六期刊载了几幅工细的着色漫画。这几幅画显然花费了作者许多精力。但没有证明同志们的创作态度的严肃。这些漫画中的形象，与人民艺术所要求的“独创性”毫无相同之点。同志们的精力化在什么上面呢？很显然，不是为了如何适当地讽刺敌人，和如何才能使读者对被压迫者产生应有的同情，而是在形式本身用工夫。在形式上不适当地强调变形和造形上色彩上的装饰趣味，忽略了这种形式到底能不能明确地表达主题，和是否歪曲现实。孤立地片面地因而不正确地讲究着形式的美好，忽略了这些装饰趣味与讽刺或同情的主题有无矛盾。因为强调装饰趣味而造成了脱离实际、和斗争游离的作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来，实在不算是美好的作风，也不算是美好的形式。没有从如何正确和深刻地反映现实出发，离开了战斗目的，好像很讲究形式，其实是很不讲究形式的。好像在提高形式，其实并没有把形式提高。

装饰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美感，而不是为了着力地讽刺；如果丑恶的敌人不幸被美化，那就降低了鄙视和蔑视敌人的感情。变形的目的是为了更明确地刻画形象，而不是为了求“怪”；应该使人同情的人物变成了怪物，任何积极意义也得不到。这种作品与其说是为了更生动地反映现实，不如说是在玩弄陈旧了的趣味。这种把观众的注意引导到欣赏画面的“味”而不能使读者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的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于现实的反映是不准确的，由于太接近“现代诸流派”的作风，因而也就是不新鲜的。这种方法绝不是我们要求的方法，也不是克服“一般化”的道路。

总之：我们必须讲究切合内容的表现形式，但表现形式的独特性决定于具有独特意义的主题。为了克服“一般化”的倾向，除开了充分掌握材料和认真研究材料之外，没有最可靠的办法。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对于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问题，一再指出收搜材料与研究材料的重要。他反对“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态度。一再教导我们：不要从主观愿望出发，而要实事求是。认真研究客观的真实情况。这些指示，对于作为改造世界的美术工作者来说，无例外地是必须尊重而且必须实践的。如果只是在理论上承认而不认真执行，不仅不能真正作好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而且也不能在运动中有效地克服一般化的倾向，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华君武

今年出的新年画中有几张是以歌颂人民的领袖为主题的，例如古元同志画的“毛主席和农民谈话”、林岗同志画的“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李琦、冯真同志合作的“伟大的会见”（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宫）。这是我们今年年画中一个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特点，这个特点应该扩大到其它的绘画中去，例如宣传画（亦称招贴画），油画以及木刻和雕塑。

林岗同志的年画“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是一张很好的年画。这张画画着赵桂兰走向毛主席面前，毛主席和她在谈着话。画中还有着许多党的领袖，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在这些负责同志的周围都是战斗英雄，劳动英雄的形象。这张年画正确地表现了党和劳动人民的关系，这张年画正确地表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尊敬（在古元同志所作“毛主席和农民谈话”的年画中也表现了这一点），同时也表现了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和爱护。领袖的形象正确而又深刻地被表现出来。一般地说，过去有些创作或肖像画中的领袖形象，观众感到并不满意，有的是连轮廓都不够准确的。当然表现形象不只是一个技术上熟练和精确的问题（这是必要的），而且要求在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上对人民的领袖应该有深挚的爱和正确的理解。作者必须对广大的劳动人民以及他们今天的处于主人翁的地位，有着同样喜欢和愉快的情感，要从画面上正确而又明显地表现这些情绪，表现他们新的地位，新的生活。

从这几张年画的主题中，我联想起我们在苏联参观的有名的特勒杰亚柯夫画廊。在楼下许多房间陈列的苏维埃年代的油画，雕刻及其它作品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大量地描绘着的斯大林同志，联共党和苏联政府领袖们的形象，尤其是斯大林同志的形象。其中有两间房子是专门陈列关于斯大林生活的美术作品，包括肖像画，油画，雕塑，木刻等。在这些作品中，采取的题材从斯大林的幼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起到卫国战争的阶段。画中有幼年时代把书本塞在腰带里的斯大林和他的小同伴们，有学生时代的斯大林在山峰上朗读诗篇，有斯大林在乔治亚领导工人运动，有斯大林和列宁的会见直到十月革命的胜利。还有卫国战争中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中指导着战争，斯大林在莫斯科玛亚珂夫斯基地下车站开会报告战争的反攻开始的伟大场面的油画；以及在对德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中的乔治厅和卓越的苏联领导人物，将领以及劳动人民庆祝战争胜利的兴奋情景的油画。在雕塑中也都是大量创作列宁斯大林的型像，历史题材的大浮雕例如斯大林在红场列宁墓前的宣誓，这些美术作品几乎把革命的各个阶段的重要事情，都收入了画幅。

苏联有许多画是以斯大林与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斯达哈诺夫工人会见作为主题的，例如人民美术家叶万诺夫作的“难忘的会见”是画着一九三六年一群劳动妇女的优秀代表（重工业工人的妻子们）去会见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党中央，并向斯大林献花。另一幅建筑水力发电站的工人们和斯大林在谈话，背景是一座雄伟的大水闸。有一座大雕塑表现有名的生物学家李森科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一面在倾听谈话，手里拿着改良的麦种。许多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的作家有不少作品，就是采用这样的题材作画，例如盖拉西莫夫画的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中。叶方诺夫的“难忘的会见”，夏尔肖宾作的“祖国的早晨”，乌克兰青年画家赫密尔戈作的“为俄罗斯人干杯”。曾经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的画家朱可夫，现在也准备创作斯大林的画传。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取得了世界历史性的胜利。我们有着无限丰富内容的革命历史，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短短一年多时间中，在现实的斗争中发生了无数值得我们美术家去反映，歌颂的题材，而歌颂我们人民领袖形象的主题是应该放在最首要的地位的。今年新出的三张年画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多多创作这样的美术品反映我们伟大的祖国，反映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年画中，同样应该表现在我们一切美术品中。

国内文艺动态

在一月十日出版的第三十期“文艺报”中，刊登了对几篇作品的可注意的批评。这些作品是：王亚平的诗“愤怒的火箭”、胡丹沸的三幕话剧“不拿枪的敌人”、沙鸥的诗“驴大夫”、郭嘉陵的诗“美国强盗张大了血嘴”。这种严正的同志式的批评对文艺界是完全需要的。希望文艺报的努力能够得到正当的反应。

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自一九五○年十月十六日在上海文汇报开始发表，现已连载到七十篇，纪录者为许姬传。这是一个有历史兴味的记载，它不但纪录了梅氏自己丰富的舞台经验，而且叙述了皮簧戏发展的许多重要史实。

程砚秋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发表了他的西北访问记“从青岛到帕米尔”。这次访问是他的全国民间艺术遗产调查计划中的第一个部分。程氏于去年四月底出发，经过七个月的时间，最远到达帕米尔高原的喀什噶尔，于十一月底回到北京。

北京市美术界各团体在全国美协的发动与组织之下，联合举办了一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美术展览会。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今年一月七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共展览了八天。现移至太和殿继续展览中。

参加这个展览会的单位包括中央美术学院、天津美协和石家庄美协等。作品种类大部分是招贴画、漫画、连环画、也有少数雕塑、油画和国画。作者有专业的美术工作者，有美术学院及中小学校的教师和同学，有工人、也有机关干部。参加初选的作品约计五千件，展出的作品共八百三十八件。

展览的艺术品照片中，包括一部分美国帝国主义通过满清政府、蒋介石卖国政府掠夺去的我国的珍贵文物（参看本期插图）特别引起观众的注意。

北京市中央戏剧学院、人民艺术剧院等八个文艺团体的同志们，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曾经组成八个宣传大队在城市郊区进行宣传工作。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二十六天当中，演出话剧、活报剧、舞蹈、相声等共八十八场。参加演出工作的同志有九百三十八人，观众达十四万两千人。

北京市文艺界为了检阅抗美援朝文艺作品，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四两天，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全国文联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和北京市文联三单位联合举办了观摩演出晚会。节目以戏剧为主，都是专业文艺团体、工人和学生自己的创作。在十三个演出节目中，最受欢迎的有师大同学李传琇的“抗美援朝快板”、华大文工团的单弦“四支枪”、大鼓“渔夫恨”、中央戏剧学院的话剧“母亲的心”。

苏联作家一九五一年的创作计划

苏联的作家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纷纷订立了自己的一九五一年的创作计划。根据“文学报”所载，费丁将继续写小说，内容是卫国战争时期发生在中部各省的事情。它是“初欢”和“不平凡的夏天”两部连续小说的第三部。巴甫连柯计划写关于保卫和平运动的小说，主要是叙述外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他说：“再没有比写外国人，外国的城市和外国的生活更困难的了。”列奥诺夫也准备写一部小说，是关于森林的。拉甫列涅夫将写两个剧本：一个是写莱蒙托夫的，于三月间完成，以便在纪念诗人逝世一百一十周年时上演。第二个剧本为“遗产”，描写一个苏联家庭。卡达耶夫希望写一部关于斯大林五年计划中巨大建设事业之一的小说。英倍尔要修改她的长诗“水路”。潘诺娃说，她已于去年开始写一部小说，再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完成它。它叙述一个历时三年的苏维埃小城的生活，一个在战争期间失去父母的小孩，怎样找到自己的新的家庭，后来在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次参加了选举。波列伏依将写一个中篇小说，是关于工业建设的。诗人马尔夏克在新的一年中，准备写一本给孩子们看的小说“愉快的旅行”，此外仍继续写抒情诗以及从事翻译工作。米哈尔科夫已经开始在写一部关于和平拥护者的剧本。故事发生在某英国城市的一个工人家庭中，主人公是一个征集和平签名的十五岁的小学生。他还打算给儿童写两本愉快的诗集，并为最小的孩子创作一个剧本。

出售忏悔书的反动作家

英美反动作家除了制造诲淫诲盗，教唆谋杀，种种充满毒素的作品外，还常常发出反苏反共的无耻论调来换取独占资本家赏给他们的血污的金钱。一些自命为过去是“左翼分子”或“共产主义者”的堕落文氓更专门以“忏悔书”来向帝国主义者邀宠。他们出版了一本题名为“失败了的上帝”的集子，来抓弄自己的脓疮毒疽。其中有曾经写过“意大利的脉搏”的伊格那齐亚·西隆（Ignazio Silone），他恬不知耻地招供说：失望了的“共产主义者”可以一变而为“法西斯主义者”。那曾经在英国文坛上出过一些名的诗人斯丹芬·斯班特（Stephen Spender）公开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要求美国政府对他发给特别护照，因为他“曾经在英国共产党里待过几天，因此知道英国共产党的内幕”。那个宣传神秘主义的亚瑟·科斯勒（Arthur Koestler）向帝国主义夸耀他的奴性：“我们退出共产党的人是站在你们这边的最忠实的分子。”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一方面是堕落的文氓争先恐后地发表文章忏悔他们过去自己所写的作品，鼓吹新战争；另一方面是坚贞不屈的进步作家像法斯特（H.Fast）、劳森（J.H.Lawson）、托伦波（D.Truumbo）玛尔兹（A.B.Maltz）虽然被投入牢狱，却依旧坚持战斗。

（这个中国艺术史上的珍物已被美国侵略者劫去，存于美国甘泽兹博物馆。）

宋徽宗摹唐张萱捣练图（这是传世的宋徽宗画中的精品，现在也被美国侵略者劫去，存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