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9日 · 第5版

朱子奇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莫斯科是喜事重重的莫斯科！

十二月五号斯大林宪法纪念日，十二月十六号毛主席到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一号斯大林大元帅七十大寿……接二连三的喜事发生着，发生在亲爱的莫斯科。莫斯科呵，热烈中加热烈，沸腾里更加沸腾起来……十二月的日子，在莫斯科的人是以特别激动的心情度过的！我们就在这串可纪念的永远难忘的日子里到达莫斯科。

那是十二月初的一个黄昏，淡淡的轻纱似的夜雾在高大的建筑物上飘浮着，游动着，比星星还多的电灯光闪烁着，远远看去，活像无数只巨大的海船在航行……大家都穿好了衣服撩开窗布在尽情欣赏这冬日的莫斯科夜景。那位同车的苏联名医学博士哥诺瓦乐夫忽然用朗诵诗一般的调子对人们说：

“看呀，那隐隐发红的灯火，就是克里姆宫呵！斯大林同志就在那里办公。”

大家都睁大着眼睛努力地盯着那夜空中的红点，车子也仿佛听见了他的话，快中加快，兴奋地奔驰着……

我记得当我们换上汽车后，在转弯不远的地方就看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用红色水银制成的字——Ｍ，那是地下铁道的头一个字母，那两旁装饰得如同黄金似的标语愈近愈清楚：在斯大林宪法的太阳下，向共产主义前进！虽然十二月五号已过去几天了，但所见到的一切总是使你有一种节日的感觉，各报所登的，广播电台日夜所播送的，街上所见到的，人们嘴里所谈论的都围绕着这个题目，都证实着：斯大林宪法是伟大的光辉的大宪章，是苏联人民长期斗争的胜利果实。为了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节日，各工厂制定了增产竞赛计划，有的工厂中的斯达哈诺夫——百分之二百运动者小组（以每日完成百分之二百的工作而得名），如“索尔莫”和“斯大林汽车工厂”很多突击组，劳动班都超过计划；莫斯科晚报宣布：曾得过红旗英雄章的熟练钢铁工人班中的第三号炉的别尔巴索夫已开始交新的——１９５０年的产品——化学金属。我亲眼看见苏联工作人员要求多做工作自动加夜班的火热的劳动热忱，我又看见擦皮鞋的工人和开汽车或开电梯、理发的工人在工作时身边总是带着联共党史或者斯大林的著作，好利用空隙看书；莫斯科每日都有无数的人带着自己的爱人或领着一家大小到乌拉尔，到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到温暖的南方去度每人每年一度的（半个月或一两个月的）休息期。苏联公民不但做到政治上完全平等，男女完全平等，还真正实现了和保证了人人有劳动权，休息权和受教育权，当年老人以及患病丧失了劳动力和因母亲生小孩多减少了劳动收入降低时，也有享受物质保证之权，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苏联人民那样全体一致地欢欣鼓舞地来庆祝这个节日，同时也叫人想起为什么那个有名的老歌手江布尔写下面几句诗的原因：

这宪法，给我们带来了无比光亮，

这宪法，使草原繁茂地生长。……

这宪法，让孩子们成长在幸福中，

他们呵，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一群。

贤明的，亲爱的父亲——斯大林，

是你！温暖着千万人民的心。

× × × ×

十二月十六号早晨，天空飘着稀稀的小雪，自动扫雪车和新式运雪机在街道上来回忙碌着。但今年的十二月的莫斯科，却并不像往年那样寒冷。红场上的标准温度表指着零下二度半，街道两旁和公园里的绿油油的松柏和菩提树沙沙响着，人们穿着不很厚的服装走过去，那往年早已冻结了的莫斯科河，现在在河中心还留着一条长长的深蓝色的带子……这些现象仿佛特别给新来的客人显示着：冬天并未来临，十二月初的莫斯科是温暖如春呵。也许这不仅仅是由于天气的缘故，还有比天气更使人感到暖和的人与人的关系。

莫斯科广播电台一早就播送着中国音乐，中国青年文工团的合唱大秧歌舞中的“歌唱毛泽东、歌唱斯大林”和“咱们工人有力量”，郭兰英的女高音独唱“妇女解放歌”，我看见旁边一位苏联同志跟着唱起来，因为这些调子对于莫斯科人已不是生疏的了，那位苏联同志对我说，他们很喜爱中国的群众歌曲和朴实深厚的民歌，有不少人在学唱，只是中国话不好学，有时只好根据录音用俄文或英文的发音来唱。我说我很相信这点，并举出他说“二”字时总是带卷舌音“Ｐ”的，他听了大笑起来。

像北京学俄文的热潮一样，莫斯科也有不少苏联同志在学中文，中文语法存在着许多不科学的地方，但他们会想出许多你想不到的办法来克服困难，这种学习精神叫人不能不钦佩。我想起有一次在普希金大街买书时，一个女工作人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雪白的图画纸上面像图案似的写着几个整齐的中国字——斯大林——毛泽东。

“对不对，中国同志！”她问我。

“很好！你写的是印刷体。”我说。

印刷体三个字的中文她听不大懂，她取出一卷书来，里面是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同志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和一些零星的《东北画报》，原来她是按书上印的字写的，那是经过多少努力才能写得这般端正和清楚呵。

雪不落了，马路又像镜子似的光亮亮的。忽然在半路上听见了一个惊喜的消息——毛主席来到莫斯科了。

广播电台正式播送出这个消息时，我们正看完五彩影片《世界青年》回来，在那里我们看到当巨大的精制的毛主席绣像由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团员们高举着走过会场时，四周的人群热烈欢呼：毛泽东——乌拉！毛泽东——乌拉！旁边看电影的苏联人都向我们投以敬意的眼光，亲切的微笑，或指着我们说：中国人！——毛泽东！

开开房门就听到了由广播机传来的，毛主席在车站上的讲演，那熟悉的湖南音调：“……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

毛泽东——这中国人民幸福的象征和胜利的名字，早为苏联人民所敬爱和熟悉，那还是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日子；在八年抗战中，在艰苦的延安的日子；在最近三年解放战争中，在他指挥着千军万马最后消灭国内外的反动派的日子……今天呵，正当苏联人民举国一致欢天喜地庆祝世界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七十大寿的前夕，正当十二月初的莫斯科温暖如春的日子，毛主席来了，带着胜利，带着全中国人民的希望和意志来了！

第二天苏联各报第一版大标题都登载着毛主席抵莫斯科和斯大林大元帅会见毛主席的消息，真理报第一版上八寸大的像片上那更使人难忘毛主席的形象：魁巍的身躯，宽大的肩膀，穿着长长的皮大衣，戴着高高的皮帽子，和蔼的面孔充满喜悦，迈着缓慢的步子伴着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同志走出月台……莫斯科许多有名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也带着无限的兴奋去欢迎这位远道来的苏联人民最高贵的上宾。

毛主席到莫斯科的消息成了每个人谈话的中心。有一次我在莫斯科大学校门口看《莫斯科晚报》，有几个大学生拉我进去看他们的“毛泽东墙报”，其中有个叫安德烈夫的，他告诉我这是他们自动出的，因为不久前，他们学习了《毛泽东传》又听了报告，他特别提到不久前马尔柯夫（去年十月到中国的苏联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团的团员，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在报告中转达了毛主席给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的感谢和敬意，“我们听了高兴极了！只可惜关于毛泽东，我们知道得太少”，他遗憾地说。其实墙报上写的并不算少，有些像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后他说：“祝你们幸福，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我们不久前给他写信道喜，祝他当选人民政府主席，寄到北京的，不知收到了吗？”我笑着回答：“一定会收到的。是的，中国人民有了毛泽东同志就有办法了，正像世界人民有了斯大林同志就有办法一样。”

不久前，听有些苏联同志说过，也在杂志上读到过不少人给毛主席写信的事，有大学生，中学生，有飞机师和普通工人。我记得西伯利亚有个中学的女生写过一篇文章，她说有一天，正当他们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忽然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的消息，于是教员学生一起欢呼不止，高兴得课也不能继续上了，自自然然地你一言我一语历史课变成了中国问题的讨论会，并且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当时就用全体同志的名义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道喜，送给毛主席一包米秋林的苹果种，又有五个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要他的像片。

呵，亲爱的西伯利亚的小同志！全苏联的同志们！今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号，你们所关怀和敬爱的毛泽东已来到莫斯科了！和斯大林同志在一起了！

× × × ×

“过节好呵，同志！”

“过节好呵，同志！”

“祝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一号，是在莫斯科的每个人一生不会忘记的一天。一切都是过节时的情景，人们在路上相见互相亲切地问候着，祝福着。街道是打扫得那样整洁光亮，各处的大门口是布置得那样鲜艳漂亮，人们是显得那样喜气洋洋，到处贴满了斯大林的各种画像，满街红旗招展，歌声飞扬……整个的莫斯科在为亲爱的斯大林的七十大寿而欢欣鼓舞！

这天我看见几乎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份十版特大号的真理报，好像展开一面面锦旗似的，人们用最大的喜悦来读它，第一版报头上标着铜钱大的字：斯大林的名字——是我们祖国人民的和全世界一切真诚人们的最亲爱的名字。斯大林的名字——这是共产主义未来胜利的象征。苏联人民和全球千百万劳动者的充满热爱的心，倾向你——伟大的斯大林！

这天，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员，用特别激动的声音来继续他们一个多月来日日夜夜的，好像永远播送不完的工作——报告全苏和全世界人民给斯大林同志的贺信和寿礼的情形。礼物摆满了列宁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普希金国家博物馆，但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礼物，每时每刻都在用火车、汽车、飞机、轮船向莫斯科运送着。

在礼物展览会里，我看见了人民对领袖最真诚的心和无可比喻的爱。我看见苏联各共和国送的各种最新式的，电气模型、无轨无线电车、电火车、电拖拉机、巨型电动起重机（１１５０吨，开运河用的。）……这显示着：在斯大林的光芒下，苏联正向电气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看见了乌克兰集体农庄送的３７６５样不同的优良的农作物选种，这是斯大林同志苦心培养下收获的果实。

我看见了俄罗斯共和国七十位妇女织了整整一年的长宽十四五丈的大壁毯，大壁毯的周围有精制的五彩的十六面共和国的国旗和各共和国的特产与景致，中间是斯大林的巨像。在那里我看见西伯利亚老艺匠卡木铃，根据有名的童话《好老人》的故事，前后花费了三十七年的时间雕刻成的一套作品，他自己写道：我把自己的青春化为“好老人”送给父亲和最好的朋友斯大林！

我看见了呵，看见了在外国礼物展览室里第一室就是中国的礼品！在五星红旗飘扬的下面，是中共中央送的寿堂，毛主席的亲笔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两边是斯大林同志的绣像，象牙塔、龙、船和特别引人注意的三四尺高的象牙古瓶，瓶上刻有细致的山水、树林。

我也看见了保加利亚五十大厚本金边镶成的四百多万人签名的纪念册；看见了波兰人民无数礼物中的一样：灵巧的鸟枪——斯大林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野兽们逃不掉；看见了法国的一位烈士的母亲，她把儿子留下多年的唯一纪念品：玉石金牌，送给斯大林，让一切法国的儿子不参加对苏联作战；又有一位被德寇打坏了手的残废了的法兰西女游击队员，她用没有指头的手制成一件衣服送给斯大林，让和平之神——斯大林永生。我看见了匈牙利人民送的铜像：慈母背婴儿。斯大林同志背着人民向幸福走去。

我看见了呵，看见了千封万封给斯大林拜寿的信，这也是向他宣誓的信！一封从非洲捎来的，爬山过水，经过数万里航程的摺叠得满纸痕迹和水点斑斑的信上写道：“我们身子离你远，心却靠你近，世界人民有像你这样的领袖，是他们无上的骄傲和光荣。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向你保证：我们非洲人民将进一步加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世界和平斗争。……”

在每间礼物展览室里都派有专门解释礼物的人，他们对每件礼物都有很好的研究，因此讲解得非常详细，桌子上放着意见簿，人们用各种文字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感想，在上面我也看见了用中文写的——

人民的礼物，人民的心，

送到莫斯科，送给斯大林。

真诚的希望，真诚的情，

愿你万万岁，伟大斯大林！

克里姆宫的钟声响着七点，活跃的夜开始了！火热的夜开始了！

人们永记在心，那十二月二十一号的莫斯科夜景！在那中央广场，普希金广场，斯维特洛夫等广场的露天音乐会和露天电影！当扩音机播送出“心之歌——斯大林之歌”和“莫斯科胜利之夜”的音乐片时，人们就开始欢呼起来，有许多人就自自然然的跳起舞来，我看见在中央广场（旧练马场）东边角落里的黑洞洞的美国大使馆，在这光明无比的电灯光下，在这胜利的欢呼声中，显得多么暗淡无光！

永记在心呵，永记在心呵，那今晚世界心脏的莫斯科心脏——国立莫斯科大剧院！那多少水银灯光照亮着的被人群包围着的剧院门前，那大艺术家哈密尔戈画的四丈多高的斯大林全身像，那剧院房顶上黑铜色的五匹战马拉着的奔跑着的马车！那由无数彩色电灯组成的闪动着的引人抬头久久观望的大字：伟大的斯大林——永远光荣！那剧院旁边挂着的斯大林的战友们——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洛希罗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赫鲁舍切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柯西金，苏斯洛夫，波诺马林科——的画像！那剧院内隆重无比的大寿礼的动人场面呵——坐在二十六面火焰似的各共和国的红旗下的，坐在万朵鲜花丛中的被自己光荣的伙伴们——各国兄弟党的领袖们，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们和苏联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们所围绕着的共产主义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斯大林同志可亲的形象，和这个形象出现时，全场爆发出一阵连接一阵的狂风似的雷雨似的鼓掌声，这时，我觉得万里重洋外的纽约的工人，伦敦的工人，中国胜利的人民，希腊苦斗中的人民，世上一切爱好和平的纯洁的人们，他们的心都倾向莫斯科，他们的心在为自己的朋友和导师而兴奋地跳动着，我听见了永不断的海潮似的鼓掌声和欢呼声轰响着：斯大林！斯大林！斯大林！……

永记在心呵，永记在心呵，当我们的毛主席出现在那光荣满堂欢乐飞舞的主席团台上，当我们的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坐在一起的时候，当主席宣布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词，这话还未报告完的时候，台下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激动的充满热忱与敬意的喊声——中国人民——毛泽东！中国人民——毛泽东！

毛主席的祝词是短短的话，长长的感情，沈静的声音，深厚的意义，苏联名诗人吉洪诺夫描写为：毛泽东平静的声音，把辽远的东方人民的呼吸带进了会场。……

毛主席所讲的每一段话都被暴风雨的掌声打断，当毛主席高呼：“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的时候全体起立又是长久的举手鼓掌和欢呼！这时正是莫斯科时间晚间九点五分钟是北京的午夜三点十分钟，亲爱的祖国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正在安静的睡眠中，祖国的心脏北京呵，你听见了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剧院，在世界人民代表们的面前，在斯大林同志身旁的讲话吗？鼓掌吧！欢呼吧！呵！祖国呀，北京呀……

一九五○年一月二号 莫斯科

“一篓油”

张志民

编者按：这篇记事原登在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华北解放军》上，特转载于此。这虽是一篇简单的连队记事，却写得很动人，并且富有教育的意义。它告诉了我们，新的英雄主义是坚固的建立在团结互助的基础上。我们人民解放军所特有的团结互助精神，不只表现在战场上，而且贯串到全部日常生活中。从这种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互助行为，显示了真正的人道主义与革命道德的胜利。

到三连正赶上总结这一个时期的练兵工作，支委会上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研究后，决定首先叫各班讨论，然后再召集班以上干部把讨论的情形集体汇报，再进行总结。

会后，几个连级干部商量分头去参加各班开会时，我问李指导员：“我去那个班好呀？”他跟徐连长互相观望了一下，似乎是他们在从眼睛里互相商量了一番，就拉着长声的说了声“你——”又把头低下像是更反复的想着，虽然我没有告诉他我要找个什么样子的班，但看来他好像已经知道我来的目的，他接着说：“你去五班吧！五班就住在这后院北屋，班长姓秦。”一提去五班，徐连长就“扑吃”的笑了，我不知他笑的什么意思，便很自然的问道：“怎么？徐连长笑什么？”他还是板不住笑的说：“你去了自然知道，五班里故事眼最多，你要是采访的话，千万别落下我们那块怪物——一篓油。”

我没有来得及问“一篓油”是有什么典故，可是我已经猜想到这不是个故事，一定是个人的外号，可能是个很有趣的人。

走进五班的房子时，他们都习惯的像他们首长去看他们一样的站起来了，由一个人发了个立正的口令，就向我打了个敬礼，我急忙的还了礼后就请他们坐下来，我自己也就随便的坐在了炕沿上。

班长是个挺精悍的小伙子，虽然这个会连我才十二个人，而且还是围了一个很紧的圈子，本来小声说话就可以听到，但是他还是像在操场上下口令似的大声说：“今天咱们开会讨论这个时期的练兵工作，大家发表意见，互相间有什么意见也要提出来批评。”说完这句话，我顺着他的眼睛看过去，知道他斜楞了那个最胖的战士一眼，当时我心里在问：“这个可能就是‘一篓油’”？

要发表意见的人很多，差不多有一半人举起手来了，班长观察了一下，指定了一个战士先说，这个战士未曾说话以前先看了看我，样子是因为我参加这个会，说话有点拘束似的，他并且先说道：“我是个老粗，可不会说话，好坏大家包涵着点。”我明白如果没有我参加，他是不会来这个客套的。

按照才说的问题，他继续说下去：“练兵这几天挺有成绩，就拿咱们班的内务来说吧，就常得到连里的表扬。刚打西边回来，还没练兵的时候，屋子里是乱七八糟，跟杂货铺一样，特别是易文有那一摊摊子，比那估衣摊还乱，”说着，他就瞟了那个胖战士一眼，胖子也还了他一眼，我当时已经想到，“一篓油”的真名字大概就叫易文有。

他还接着说：“缺点还是多的很，比方在操场上作课目吧！那谁也不准笑，可是咱们班就笑的不住声，别的班里也往咱们这边瞧，像是咱们班里有什么稀罕一样，”说到这儿，全班的眼睛，都不约而同的向那个胖子转去了。

没等他说完，另外一个挺冒失的战士，早就蹩着想说，急的他有点坐不稳的样子，他并没有得到班长允许，抢过去就说：“我说说吧：不为别的，就为咱班那个‘一篓油’，特别这两天穿上棉衣裳，那真是站着躺着一般高啦，操场上作齐步走，连长要求一分钟走一百一十四步，每一步要七十五公分，你们想想，咱们这一篓油他滚也跟不上呀！胖的他向右看齐都转不过脖子来，作柔软体操来个体向前后弯，他就像个木头蹲子，一动也不动，我看再胖下去拉屎都没法擦屁股啦！光胖还不算，又加上耳朵还有点背，那天全连集合，连长喊了个立正，他就开步走了，全连人都笑的肚子疼，人家说：‘一篓油’是值星官，出去报告人数啦！”再说，不好你倒是用心练呀，他一收操回来就睡个蛋朝天，再辈子也练不好，我看咱们班有他就好不了。”

那个胖战士呆呆的坐在炕上，一声也不哼，出气粗粗的，两眼死盯着一个地方，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很难过，因为以上同志的发言，有些不是为了帮助同志，而是讽刺取乐，所以我一会会的看着他的神色。

又一个战士要发表意见了，班长指着他说：“副班长，你说吧，”他是个看来就很诚朴三十来岁的人，像是个饱经风霜吃苦的庄稼汉，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先检讨自己的缺点，就是管理上还不够严，班里内务是我负责任，虽说受到了几次表扬，可是还差的很远，要达到正规化还得好好的努力，练兵这时期虽说有成绩，可是也有不少缺点，有的人表现不好，游击习气惯了，说什么：‘练兵不如打仗！’‘摔大腿有啥用？敌人来了谁也不一分钟走一百一十四步！’‘要练兵还不如南下哩！’这些都影响了咱们的练兵工作。”

他的话并没有说完哩，但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想想怎么说好，他说：“以上对易文有的意见我不同意，人家胖，那是天生的，他自己有什么法子呢？又不能割下两块肉来，看一个人也不能光看人家不好的地方，咱们不能忘了以前打仗的时候人家立过功，打口前的时候，连里给咱们排阻击敌人的任务，敌人火力硬，咱们排伤亡不少，排长也牺牲了，人家易文有自己掌握一挺机枪，死也不退，生把一百多敌人顶住啦，这会一闹练兵，因为人家胖，动作不灵巧，谁都笑话人家，拿人家当开心小菜，这万也要不得，易文有以前挺好，这会把人家都说成傻子了，看着比以前还笨，这不能不检讨我们大家。”

刚才发言的两个同志，看样子心里挺不服气，可是也说不出什么辩驳的理由，就只有低着脑袋不吭声了。

班长一看这个会的发展不顺风，就问易文有：“你有什么意见，提吧！”

易文有抬头看了大伙一下，又把头低下了，班长催他说的时候，他只是说了个“什么意见也没有。”因为他从练兵以来，人们都笑话他笨，什么难听的讽刺话都从他耳朵里过过，这些不痛快的事在他心里搅成了疙疸，一口气说不出来，所以他也就索性不说了。

这个会开的很不成功，什么问题也没得到解决，大家就谁也不发言了，结果班长不得不作个简单的结论，宣布散会。

我想到，我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到他们党的小组长谈一下，再跟易文有同志本人谈谈，以后再跟他们连的干部研究如何解决，结果就先把他们班党的小组长叫出来，我们坐在一个墙角下，开始谈起来。

小组长就是在会上最后发言的那个副班长，他向我说：“开始一练兵的时候，连里提出争取模范班，夺模范旗，订了几个条件，有一条是：操场课目全班都在八十分以上，我们班里大家信心都挺高，特别是班长，他是个样样都不肯落后的人，他亲自向连里写过信，说保证把五班领导好，争取模范班，一定夺过模范旗子来，我们班别的什么困难也没有，就是易文有太笨，班长心里总腻歪他，见了他就没好眼色，一天说人家‘累赘’‘笨虫’，恨不得一时把他调出去，可是又没地方调，到那班也是笨呀！又不能叫人家退伍，他们对人家这样，易文有从练兵以来情绪就不好，越不好越坏，他们就越看不上眼。”

我问：“你们党员怎么保证的这个事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早就反映给上级啦，总没得到解决，我们班里有三个党员，一个是人家说啥他说啥，昨天星期六开小组会批评了他，他才好点。”

我问：“你觉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觉着首先得打通我们班长这样人的思想，不能因为人家笨就讽刺人家，不耐心帮助人家进步，人家胖是父母生的，耳朵背是炮弹震的，这有什么耻辱的？硬逼着骆锅子弯腰都不合乎人情，大家要对人家好了，他也就进步啦。”

和他谈到这里，我叫他回去，并叫易文有出来。

易文有走到我面前，先立正敬了一个礼，我请他坐下时，他说什么也不肯坐，我也就陪着他站着谈起来，他站在这里比我刚才开会时看他还要胖，因为他比我这个小个儿还矮半脑袋，我便开始向他谈起了家常话：

“你多大年纪啦？”

“二十三。”

“入伍几年啦？”

“三年。”

“入党了没有？”

“还没有。”

“在家干什么？”

“编席。”

“你现在有什么意见？”

“我愿意打仗，我就是蹙头练兵。”

“那为什么呢？”

“我们这里的人尽笑话我，说我笨，高兴了拿我开心，不高兴了斜我几眼，我的名字叫易文有，他们都管我叫‘一篓油’，你想这我怎么干呀？”

我问：“你觉着从练兵以来有点进步没有？”

“进步是有，人家眼里看不见，我参军以来就光打仗啦，没有好好的练过兵，以前我连个立正姿势都讲不下来，这会我能背的熟烂，可就是因为我胖……我也没法呀？再说他们也不耐心教给我，光讽刺我。”

“都是谁讽刺你？”

“刚才开会先发表意见的那个叫王利民，他念过书，能说会道，他一天说我什么：‘朽木之材不可什么也，’我也不懂，还管我叫‘原子弹’‘草包’‘夜壶袋草帽’，我们班长对我也不好，我在他眼里是块病，他说：‘有‘一篓油’在咱们五班，五班就非得背王八。’”

最后我向他解释说：“他们这样对你是不对的，我要跟你们连首长商量解决，你不能悲观，有进步就行，五个指头不能一般长，你进步的慢，你可以多加油，也会赶上他们。”

他高兴的向我敬了个礼，回去了。

第二天是在连部房子里开班以上干部会，进行集体汇报，小小的一个房间被挤得满满的，到会的班长、排长有二十多个人。大家都觉着怪随便的。

连长站在文书作纪录的桌子旁边，挥着一只手，叫大家静一静，就宣布开会了，并且指定按一至十二班的次序开始谈。

轮到五班长说话的时候，大家静了起来，眼睛也都向他看去，似乎任何人心里都兴奋的准备着听他说“一篓油”。果然，他把一般的情形简略的说了一下后，就把“一篓油”提为正题开始滔滔不绝的说起来：

“我提议把我们班的‘一篓油’调走，这不光是我们班里的累赘，有他给咱们三连也丢人，幸亏十月一日那天连长把他留在伙房里帮着炊事员作饭啦，要是他老先生到了天安门阅兵场，那连苏联参观的朋友也得笑掉了大牙，这个怪物，你站在那面看他也不像个兵，他那付熊像，要像个兵除非是叫他爹……”他没有说出下面几个字就笑了，可是别人也都明白了他往下要说的话。

在这个时候，我向所有的人看了一周，有些爱逗玩的人是笑了，但有不少人不但没有笑，而且脸色是很沉重的，意思是对他这种讽刺漫骂同志而不抱改造教育的态度表示不满。

当时，我看到就有人给指导员递来条子，要马上驳斥五班长的意见，可是因为下面几个班还没有汇报，所以只有叫他们的意见等一下再发表。

等到了的时间，这件事也就很自然的形成主要的题目了，一个同志站起来要说话，我问了一下，他是九班长又是支部委员，他极直爽的说：“我最不满意的就是五班长的意见，易文有是个很好的同志，老实、忠厚，在咱们连里也得数人家，他是功臣，团长亲自给人家戴过花，这会练兵因为他笨一点就看不起人家，我们自己比人家也强不了多少，都是‘半吊子’，我看没有什么骄傲的，谁也不是样样通，不下功夫帮助人家，光知道讽刺，叫人家‘一篓油’那是骂人哩，叫我看谁讽刺人家谁就得检讨自己，易文有进步的慢，这是领导上的毛病，还要把人家调走，调到那儿去呀？开除军籍吧，人家又没犯错误，五班不要就调到我们九班来吧！我们要。”

这个针锋相对的批评，在五班长说来真是有点挂不住，我向他脸上一看，一阵阵红起白落。

又有人接着说：“咱们连里的领导上也有很多缺点，连长有时对这事不严肃，大伙就随风儿闹起来了，连里要早一点纠正也闹不到这个地步。另外还有那个模范班的条件上说的八十分以上，这样划分也得按人说，笨的不能跟巧的一样比，再说改造了笨一点的战士也不能不算是功劳呀！”

五班长找不到再说的话，可是这好胜的人又不愿意在大伙面前丢面子，就勉强的说：“那班有本事改造就给那班吧，反正我们班里不要。”

九班长一听他有点生气的说话，便又顶上去说：“我们班里就要他，可是你的思想毛病也得检讨，你这就是‘锦标主义’，为争模范旗不要易文有，叫我看就凭这一条你也争不了模范。”

连长一看这个问题有很大争执，就叫大家停止发表这一方面的意见，并且休会了一会，召集支部委员来研究这个问题究竟如何解决。

支部委员们集拢在一起，简单的谈了一下，最后的意见是：易文有不调动，不能迁就五班长的思想毛病，应该解决五班长的思想问题和一部分人不正确的观念，只要以后能好好的帮助易文有，他自然就进步了。

由徐连长向大家宣布了支委会的意见，并且首先检讨了自己对这个事不严肃的地方，并且要求从干部和党内作起，来转变这个风气。

散会后，五班长虽说并没有完全从心里服气，可是总算给了他不少的教育，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有些地方不对了。

当天晚上，指导员请五班长来谈话，我在一边听他到底认识上是不是有转变。

指导员问：“你对今天开会不满意吗？”

他虽然还是蹶着嘴不高兴的样子，但比开会的时候可平静多了，他说：“我有地方不满意。”

“什么地方？”

“九班长说我锦标主义，我就是有，可是不能说这不对呀！上级要求争奖旗，争锦标这是为什么呢？弄到这会还批评我。”

“别的地方你都接受吗？”

“别的地方他说的都对，我帮助易文有不够，讽刺漫骂，我都接受。”

指导员向他耐心的解说：“咱们上级要求我们争奖旗争锦标，这跟锦标主义不一样，锦标主义是为了要个人英雄，不管别人，咱们是提倡新英雄主义，必须得为了大伙帮助别人，争取模范班的条件上写的明白，头一条就是‘互助’。你说你不改造易文有，这叫谁去改造呢？越困难的事，英雄越得作，再说咱们争取模范班是为了把整个练兵运动搞好，人人都好才行，咱们连一百七十多个人要是只练好一个兵，你就练的混身都是本事有啥用？必须得大伙都练好才是力量，你说对不对？”

五班长听了指导员的话，觉着没有地方不对，这才知道自己主要的思想毛病是锦标主义，就很诚服的答应了一声：“对！”

我这时插言问了一句：“易文有还要调吗？”

“不用了，我帮助他。”

指导员说：“你们帮助他，不是一句话的事，必须把全班动员起来，作出具体办法，分了工，大家再不能小看人家，耐心帮助才行。”

“对！我们就这样作。”

晚上，我跟指导员一同去参加五班的班务会，在会上首先是五班长的检讨，他很诚恳而又显得有点惭愧的和大家说：“以前我在领导上有毛病，特别是对于易文有同志的讽刺，是很不对的，我这里同着大家向他道歉赔礼，易文有同志以前是功臣，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今后我们还要跟早先一样的尊重他，帮助他进步。”

接着许多同志也都进行了自我检讨。

易文有这会的脸色不像以前那么呆板了，他心里的愉快，从脸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就高兴的说：“咱同志们都是愿意进步的，只要大家帮助我，我自己也很好的努力，我笨也能进步。”

最后是党的小组长发言，他说：“只有这样我们五班才能争取模范，我们不能忘记争取模范班的条件上那八个字：‘团结互助，共同进步’。”

第二天清早，还没有吹起床号，五班长出来解手，只看到一个黑影子在院子里左左右右的摇荡，走近一瞧，易文有一个人在那里练习着昨天的课目。

十一月十日于北京

臧克家

最近读了好几篇关于词汇的讨论文章，这是由于江华先生发表在《文艺报》七期上题名为《要努力驱逐使人糊涂的词汇》一文引起的。他从剖解诗句开始，我就在诗的范围内写下一点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感想。

关于诗的遣辞用字问题——也就是诗的语言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了。它的产生，几乎可以说与诗的产生是同时的。诗的原始是歌，歌是民间产物，借着口头歌唱流传，广播，所以它的创造者——劳苦大众，是用了自己的日常语言赋予它以生命的。等到民歌发展成诗，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文人把它剽窃过来，掠夺过来，成为自己玩物抒情的工具以后，它不但在内容上变了质，在形式上，在词汇语言上，好似象征着阶级对立一样，文字语言也就矛盾了起来。用口语产生的民歌，和用文字雕琢成的诗，就各走起各的路来。这种分裂的情形是很普遍的，但是因为语言文字的悬殊再加上其他的条件，这分裂，在中国也就表现得特别严重和尖锐。

诗，同一切别的文艺部门一样，它是依据于许多条件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但是，因为它脱离开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内容方面就日渐枯萎起来，结果，往往是徒然剩下了一副可怜的皮囊。只有当它表现广大人民的痛苦和愿望，形式语句接近他们的时候，它的生命才是旺盛的，它的价值才是高贵的，杜甫，白居易的作品就是例子。

诗，握在少数高高在上的人们的手里，越来越变成词句的玩弄，于是，在西洋有过所谓“诗字”的说法，在中国也一味考究推敲，讲求“典雅”，已经是二十世纪了，作旧诗的人们，还用“风帆”去代替轮船，用“漏”去代表钟表。总之，把诗的词句高贵化，诗化，一至于僵化而后甘心。当大力者站起来随着时代潮流把诗写得崭新的时候，往往受到非难，惠特曼和玛雅可夫斯基就遭遇过这种非难。

新诗和旧诗当然不同。可是，一开始，新诗对于语言的问题就像它对于它的作者、它的使命、它的读者对象等等问题一样，并没有打出一面鲜明的旗子指示着努力的方向。“新诗”比旧诗“新”的地方，就在于它用了“半文不白”，和“蓝青官话”的“白话”抒发了“半新不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新诗虽说打倒了旧诗，但旧诗却把自己的残语剩句留下来做了个纪念。后来，外国诗的形式又被搬运过来，造成很大的影响，于是，新诗，这个诞生不久的婴儿，他口中的喁喁竟夹杂着旧诗里旧得发臭了的“残阳”，“衰柳”；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一些语汇和句法！

抗战是一个关口。在以前，由于国难的严重，反动政府的腐败，诗人们开始注视了这伟大的现实，用诗歌去诅咒黑暗，反抗压迫，可是，他们所用以表现的词汇并不能够使大众懂，在写诗的人自己也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抗战开始了，诗人们的生活天地扩大了，诗歌和群众联系的问题发生了，诗歌朗诵运动展开了。诗的形式和词汇也跟着现实向前跨了一步。艾青的“火把”，“他死在第二次”，田间的“给战斗者”，“他也要做人”等所以能够发生很大的影响，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这一步跨的并不太大，诗人并没有从小资产阶级一步跨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去。诗也没有一下子冲破知识分子的圈子，扩大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诗的语汇虽然是比较新鲜活泼了，比较可以上口了，但它还多半是知识分子气的，书本子气的，老百姓听不大懂也不大有兴趣去听的。一直到了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才决定了诗的命运和前途。诗人这才自觉的去深入生活，用战斗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才自觉的去学习民歌，去写墙头诗，去从民众的口语里学著提炼自己的诗句。我们读了李季怎么写“王贵与李香香”的自白，就可以知道他的成功和影响是怎么造成的。在当日的国统区，我们也产生了“山歌”和一些方言诗。这是一件大事情。一个诗人抛弃他用惯的形式、词汇、句法，重新建立一个民歌体，这是需要创造上的勇气的。多数写诗的朋友，就是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把一些知识分子的、陈腐的、诗的词汇从自己的诗篇里完全被逐出去。我说的这个今天，就是农民们有了自己新的民歌；解放战士们有了自己的枪杆诗；工人们有了自己快板的今天；我说的今天，也就是群众要求诗人们用他们听得懂的诗句为他们歌唱的今天；也就是文字和语言，诗和歌一步步扣紧了的今天。

在这样一个情势之下，许多诗篇里，尚遗留着如江华先生所指出以及未能一一指出的许多这样的语汇。这表示着，过时的东西是怎样顽强，如同腐败的贝壳附着在海滨的石子上成为化石一样。这并不是诗人们有意要它，而是它在无意中溜进来的。走熟了的路子，一举步就是，用惯的词汇，不招手它也来。有时，就是自己竭力想避免，也往往避不开，免不掉，心里的词汇像筹码一样，抽来抽去就是有数的这些根。

语汇问题，我们不能把它仅只当做一个技巧问题来看，来求得解决。这是一个文字语言如何统一的问题，这是诗歌如何去联系广大群众的问题，这也是诗人本身思想感情的改造问题。如同残留在我们诗篇里的僵化语汇一类，我们身上也同样残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感觉。如果我们对事物的感觉，我们的思想方法是小资产阶级性的，那么，表现这感觉、思想的语汇就不可能是大众化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不同，思想感觉也就不同，作为这些表现的语言、词汇也就不会一样。在阶级的社会里，人是有阶级性的，语言也是如此。想摆脱掉这些旧语句，旧词汇的牵连，就得首先摆脱掉那些旧感觉、旧思想的残余。如果诗人站在原来的立脚点上，以画符驱鬼的方术去驱逐这些“使人糊涂的词汇”，再“努力”也是白打的。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诗人，语言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自我改造、阶级转化的过程。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是把人民的口语记录下千万句，代替了旧的语汇用在你的诗篇里，也不过是把从活生生的大树上折下来的枝条接在一棵枯干上而已。诗里的语句、词汇是诗人的感情使它们活起来的。思想感情还没有达到崭新、强烈、群众化的程度，那么他的词汇也就决不可能是新鲜的、有力的、富于感染性的。

半年来，因为终天看稿子，也就有机缘读了大量的诗。每一个伟大事件一到，就有许许多多歌颂的诗歌产生出来。这是很好的，很令人兴奋的。但是一读多了，就自然会发生一个感觉：有许多诗，不但意思差不多，就是词汇也有不少是雷同的。伟大的新时代激发了、产生了大批诗人，在诗人们大量生产之下，诗篇就容易给人一个“泛澜”的感觉。在内容上讲，由于感受、思索得不够深刻、具体，所以难免显得热烘烘的、空洞洞的。因为同样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同样事件也就发生了相差不远的情感上的反应，所以在表现上，也就采用了很多差不离的语句和词汇。

我们拿工农兵写的或唱出来的关于同样事件的快板、鼓词、或是顺口溜，情形就两样了。他们是凭了切身的、具体的、血肉关联的感觉写出或唱出了他们的欢欣和鼓舞。他们的句法、词汇，是民族的，是和口语一致的。当然，他们的作品并不是已经具有多么高的艺术价值，他们的语言、词汇还是相当粗糙、简单，也有许多雷同。但是，这种词汇却是活的，是从生命树上活枝鲜叶摘下来的，就是有的雷同，也和知识分子诗人们的彼此雷同是不同的。

归根结蒂说起来，诗的词汇问题就是诗人感觉、表现的问题。新词汇——大众的，口语的——的获得，必须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单单从词汇本身想解决词汇的问题，我以为，那不是不可能就是不彻底的。

一月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