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1日 · 第6版

Ｂ·卡达耶夫

众所周知，这群老鼠正在从一只行将沉没的船上亡命逃跑，逃亡的老鼠们倒是都还在。而那只行将沉没的船呢？那个劣迹昭彰的国民党“政府”呢？

没有了。

被强烈的革命的狂风打得七零八落的那只船，已经船底朝天了。

即或把国民党傀儡“政府”比作一只船，未免过分夸奖了它。那不是一条船，而是一只华尔街的破布打着补钉的千疮百孔的旧套鞋。

套鞋已经沉下去了，而老鼠们带着悲惨的吱吱叫的声音，四散逃走——某个到台湾，某个到那里。坐着和摇动着皮破血流的尾巴，害怕得发抖。

并且，最可笑的，那些弄得四散逃亡的被中国人民抛到历史的污水坑去的耗子们，现在还把自己看得官高爵显。“代理总统”李宗仁，“前任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阎锡山、“总司令”白崇禧，最后，还有一个“国民政府”代表蒋廷黻……

请你说吧！这该是怎样“伟大光辉”的场面啊！简直是世界列强中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

而事实上诚如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非常正确地给它下了一个定义——假政府的假代表们，它的政权早已不能在中国施展了。

流离失所的国民党匪帮引起那些死硬派的反动报纸，如像英国的《观察》周报的显明的苦恼。这本杂志写道：“对任何一个马戏团换码头是光荣的，对于一个还算做‘五强’之一的政府未必是光荣的。在安全理事会占常务理事的位置，和在中国各省从这里搬到那里到处流浪的这件事情是不相称的。”

并且，在这些恐惶若狂的国民党老鼠们之中，还剩下几个人，还没有丧失一定量的常识：如像“代理总统”李宗仁，在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不久以前，他就急忙“搬场”到香港去了。

路透社通讯员报导：李宗仁表示：他是到香港医病的。他说是为了患胃病和肝脏病，在这次华西之行的时期中更加剧烈。但是，很显明地，他又不满意那些英国内科医生的才能，未及休息的“代理总统”就急急忙忙地出发到美国去了。

《观察》杂志很忧郁地注视着“被这位将军制造好的这种发现，即他的肝脏病需要中国国境以外的特别内科医生治疗，可能成为他们同僚中的一种时髦的事，而且，能够促使这出滑稽剧的最后一场即早落幕。”

不能不同意英国周刊的言论。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多次成功，这种传染性的流行病就迫近国民党老鼠的残余部分。必须急速跑到中国国境以外，去找华尔街国务院作紧急的医疗诊断。

但是，虽然狡猾的李宗仁抱着病痛的肚子，适时逃到华盛顿，已经获得“成功”，这对于挽救即将沉溺下去的国民党老鼠们是很困难的。

据法国通讯社报导：“权威观察家对李宗仁能否在美国得到什么，曾表示怀疑：因为照他们所说，很清楚的，美国人，由于那些只会花钱而不会与红色在前线作战的人们，已经弄得非常疲倦了。”

了解上述的美国人是并不难的。他们为国民党的冒险曾花费了偌大的整数——六十亿美元。用这种方法来医治国民党的慢性胃病，未免是太贵重的一种方法。

现在这些国民党的没有军队的“将军”们，没有人民的“总统”，没有土地的“省主席”，坐在那被革命的暴风雨行将淹没的一小片土地上，悲苦地吱吱乱叫，用“美国！”“美国！”“美国！”代替“ＳＯＳ！”“ＳＯＳ！”呼号求救。

（苏鸣译自苏联真理报）

吴为

一个寒冷的冬夜，小村边的茅屋里，一个母亲非常忧愁的抱着她病得很厉害的小孩。孩子的脸色很苍白，他的眼睛闭着，他的呼吸很艰难，只剩得一缕气息。母亲眼看着她的小生命要死了，心里就愈加忧愁。

像尖刀一样的风从门缝破窗里刮进来，母亲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了，她冻得发抖，但她还是极关心地看护着她的孩子，她想他一定要活着。她已经有两个孩子，都因为平日没有吃的，生了病又没有钱请医生而死去了，这个无论如何得活下去。但是孩子的呼吸越来越短促，终于伸了伸他的小手死去了。母亲的心像刀刺一样，眼泪不断的从面孔上滚下去，滴在孩子苍白的脸上。母亲总不能明白为什么村里地主的孩子不死，城里买办官僚的孩子不死，光死我们的孩子呢？据说：“老天爷”是仁慈的，但为什么老叫我们的孩子死呢？母亲决定去找“老天爷”问问这个道理。

母亲走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找到“老天爷”，一天走到一个大村庄，村中间有一座又高又大的石头房子，这是地主的房子。大门口站着一个地主的老婆，手里抱着一只哈巴狗。

母亲问地主的老婆说：“请告诉我，‘老天爷’在那里？”

地主的老婆翻了翻她的老眼说：“你这乡下佬找‘老天爷’干什么？”

“我要去问问‘老天爷’：我们在贫穷里苦命里熬日子不要紧，但为什么还要把我们的孩子拿去呢？”母亲悲痛的回答。

“好吧！”地主的老婆说：“不过你得把你的光亮的黑头发换给我，你知道你的头发很为美丽，我极喜欢它，我可以把我的白头发和你交换。”

母亲把黑头发取下来，跟地主的老婆交换了白头发。于是地主的老婆随便的跟母亲指了一条路。

母亲披了白头发，又走了一个多月，但还没有找到“老天爷”，迎面碰见了一个洋教堂里的神甫。

母亲问神甫：“请告诉我，‘老天爷’在那里？”

“好吧！”神甫说：“不过你得把你两颗明亮清楚的眼珠送给我，你知道我的老花眼睛对我是多么不方便，我可以把我的老花眼睛跟你交换。”

母亲同意了，把两颗明亮的眼珠换了神甫的一双花眼睛。于是神甫也随便跟她指了一条路。

又走了一个多月，母亲花了眼睛还是找不到“老天爷”，因此又去问官僚的太太。

母亲说：“太太，请告诉我，‘老天爷’在那里！”

“好吧，不过你得把你的脸皮送给我，你的脸皮是这样的年轻和平滑，我可以把我的皱而多纹的脸皮送给你，这比没有脸皮要好一些。”官僚的太太皱了皱她年老多纹的脸皮说。

母亲同意了，她们交换了脸皮。于是官僚的太太也随便的跟母亲指了一条路。

母亲到处找“老天爷”，可是到处找不到。一天走到城里，母亲在城里仔细的找“老天爷”。忽听得“嘟——”的声响，很多工人从工厂中出来，母亲又拉住工人问：“请告诉我，‘老天爷’在那里？”

工人惊奇的问：“‘老天爷’？你找‘老天爷’干什么？”

母亲把原因跟工人说了说。

“噢——”工人点了点头低声对她说：“跟我来，我引你去。”

他们走到一个普通的房间里，里面坐着一个人，低着头在看书。那人个儿很高，很健康，穿得很朴素干净，看见他们进来就站起来，很和蔼可亲的说道：“同志们请进来，有什么事吗？”

工人跟母亲介绍：“这是毛泽东——咱们真正的老天爷。”

母亲很高兴的把自己的问题对毛泽东说了说。毛泽东张大了眼睛，很仔细的问着农村的疾苦，然后又问母亲：“你们在田地里种出的庄稼粮食，被谁拿去了？

他们又为什么敢拿你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母亲开始明白了，并且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头发为什么会白，脸皮为什么会皱，眼为什么会花。

毛泽东还告诉了她应该怎样为着孩子们奋斗，并把掠夺我们生产出来东西的人打倒。

母亲回到家里，对她的邻居讲毛泽东的话。一传十，十传百，毛泽东的话传开了。

在城市里，尤其是工厂里，毛泽东的话早就传开了。传了几年，武装斗争开始了，毛泽东亲自率领着他们去斗争，经过了无数最苦难的年头，毛泽东永远领着他们，不离开他们；他们紧紧的团结在他周围，跟着他，终于毛泽东的话胜利了。

从此，劳动不再等于贫苦。

从此永别了饥饿与不平。

从那时起，母亲的孩子在毛泽东的煦阳下，活泼可爱的跳着、唱着，他们在唱：“毛泽东是我们的太阳……。”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石家庄

徐观

在新年的前几天，教养院的学员（解放了的妓女）们就动员起来，忙着排演游艺节目。韩家潭与百顺胡同洋溢着一片欢乐的锣鼓声和歌唱声，这个曾经成为多年来妇女魔窟的地方一变而为另一个自由欢乐的世界了。

除夕的白天，她们每个所里都举行了大扫除。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思想教育，她们正在开始建立劳动观点，自己动手抬家具、上房顶打扫、擦地板……，把屋子整理得焕然一新，比起刚来时，抬床铺还嫌费劲的情形就进步多了。

她们把买吃食的钱节省下来，凑在一块买红纸写对联，买毛主席像悬挂。不知怎么有个消息，说她们屋子不是讲堂、不能挂毛主席的像。这使她们很扫兴，有一个学员急的要哭了，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挂呢？他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今天解放了，我们见不着他，一定要对着他的像拜年，发誓做新人，努力学习，参加劳动。”当后来知道可以悬挂时，她们都快活得跳起来了，小心翼翼地把毛主席像悬挂在墙壁上，惟恐贴得歪了。在玻璃窗上，她们还剪贴了窗花，墙上则贴了“庆祝全中国解放！”“共产党万岁！”和“新年快乐！”等口号。

元旦这天，她们没天亮就都起来了，梳头洗脸，换了干净的衣服。各所学员派代表举行团拜，互相勉励进步，二号各所又组织了游艺，这和往年来比，不仅生活的形式改变了，生活的内容是完全翻了一个过儿，她们说：“这真是千年的冰河解了冻，万年的铁树开了花，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快乐的过过年，从前每到了年上（旧历年），有几个不哭的？嫖客们都回家同妻子儿女团圆去了，可是我们孤零零的看老板领家的脸子，别说吃顿饺子了，弄不好，连一顿饱饭也摊不上，不挨打受骂，那就算运气了。可是今年，这个解放的年，姐妹们聚在一块，一连三顿都是吃好的，还要开游艺会，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啊！”

真的，她们今年是新人过新年了。虽然改造还只是开始，但是这一群跳出火坑的姐妹们，已走上了光明的大道。

“穷人”与“阔人”

语文杂谈

亚群

读了叶圣陶先生和邵燕祥先生谈语文问题的文章（本刊四日和九日）后，感到目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研究的问题。

有些词汇，确实也曾经在许多人的嘴上生根，也很行得开，但产生这些词汇的社会条件已起了基本的变化，进步的劳动人民已很自然地不使用了，而我们每每还在文章里习惯地使用着。最普遍的如：

“穷人”，“穷哥”，“有钱人”，“阔人”，“财主”……。

本来生活条件的“穷”或“富”——有钱与无钱，并不完全是阶级的标帜，但在旧社会里：“阔人”大体上是可以代表反动统治阶级的人们的；“财主”、“有钱人”大体上是压迫阶级剥削阶级；“贫”、“穷”，大体上是可以代表劳动人民的。为了使得群众易于接收，有利于启发群众的斗争情绪，把这些词汇对照起来使用，在过去倒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今天我们革命的对象，在国内主要是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因此，笼统地说“有钱人”或“财主”，就不妥当了。这不仅可以使群众对阶级的认识模糊不清，而且很容易滋长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发生敌友不分的错误。

首先，那一般“阔人”，在祖国的大地上已基本上不存在了（台湾、海南岛自然还有些残余，但很快就要被消灭）；生活条件比较富裕的人，大体上是民族工商业者，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不能以从前对待反动阶级的眼光去看他们。至于“穷人”，则有破落的地主，“二流子”，以及城市中来自各阶层的无业游民，把这些人与劳动人民混为一谈，也就不妥。而今天，城市的这一部分无业游民，我们是要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渐地有机会参加生产，逐渐变成真正的劳动人民；经过土地改革的广大农村，虽仍有没有上升的贫农，但“穷”了的则大都为不参加劳动的地主和一些被斗争的恶霸分子；一般的农民则已能维持粗衣粗食，不再是“穷人”了。所以，现在笼统地说“穷人”，错误就在于缺乏阶级性。

客观的实际既是这样地起了基本变化，因而反映在很多的劳动人民的口头语汇，也在不断地变化着，提高着。前年冬天我在河北元氏县北沟村（那时这地方解放才一年），向一个在地里刨花生的农民买花生，我一定要给钱，他一定不要，蹩扭几次，他发火了，理直气壮的说：“你是干部，我是翻身户，基本群众……你不要太瞧不起我！”这谈话中，“干部”、“翻身户”、“基本群众”都使用得纯熟而合理。总之，老解放区的农民大都不自称“穷人”了。“翻身户”，“农民”，“基本群众”……这才是他们自己称谓自己的语汇。城市的工人，则解放前也很少听得他们自称“穷人”的。“工人”，“劳工”这些语汇他们早已使用着。而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写文章时，使用那些已经过时的或不恰当的语汇，是值得我们从事文字工作者大大注意的。自然，在写通俗化的作品（尤其是快板、鼓词之类）的时候，不容易觅得适当的新语汇，这种困难也是存在着的，但我们只要认真的调查研究，就可能选拔，创造适当的新的语汇。何况“工人”，“农民”，“劳动人民”这些词汇已经是含义明确的大众用语了，我们何必还要用“穷人”，“阔人”……这一类不合时宜的语汇呢？

人民园地

黑石坡煤窑演义（６６）

康濯

老尹这些天来一直在想着喜禄的事。他知道喜禄的确是困难，而且窑也就是公私都没力量，由大伙工人闹起来的，如若把大伙闹成的窑给喜禄的股份太大，也就是说不过。一切关键在发展生产，处理不恰当的话，还怕影响工人们生产的劲头哩！老尹从当时这实际情况出发，又跟上边研究了一下，就发动村里最后讨论，决定了还是给喜禄的地盘和过去的经营算一定的股，全村劳力、现洋和喜禄的共折成一千股，喜禄有八十股，这样组成煤窑生产合作社。像这样的农村手工业，被日寇和阎锡山大大摧毁了，刚解放以后，公私两方的确都没力量恢复，工人们自动组织起来，发展了生产，解决了生活，这种合作社在当时的阳泉闹起来很多，特别是铁炉更多，这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应该说：农村手工业不同于城市的机器工业，组织合作生产是很好的！当时还只是实验着作，只是工人自己起来作着，像黑石坡煤窑这样，作得还不赖，那就好好作下去吧！以后怎么样，看以后的努力好了。

这里再回到煤窑上来。却说黑石坡煤窑确定了合作的股子以后，窑上扩大选了十一个股东代表，组成了煤窑生产合作委员会，领导的人和窑上各方面的经管人都没变。窑上的规章，喜禄提出改变硬资，作“开账营生”，让领岔的自己找一班刨头担头，自己包一道岔刨，一天出多少炭给多少钱，再订出章程由他们自己讨论分配谁该分多分少；这提议试吧了几天，果然大家都争着多刨，劲头大，出炭多，就通过了这个办法，立时实行了。此外，因为窑上卖场里的营生一天比一天多，喜禄就拨到了卖场上管事，他算盘子利索的不行，有时一个村来闹好几千斤炭，挂好几十秤，赶挂完一总算账，人家给他飞快地报着每一秤的数目道：“八十四、七十五、一百零三、九十六……”他连算盘也不拨，只听一个数目“嗯”一声点一下脑袋，并使手指头在裤脚上虚拨一下，赶人家报完，他的总数也就出来了，直闹得围着看稀罕的人们笑个不停。

再有窑上柜房里为了大家的方便，成立了一个供销合作社，拴成和喜禄还下了趟获鹿，买回些布匹、咸盐、洋火、白油、碱面、毛巾、纸、笔……比从阳泉买贱得多；同时窑上收入又经常折变成粮食，窑黑们领供应可以随便按价领实物，大家都很称赞这件事。

丢下大三和白泉家的事，在拴成喜禄去获鹿的时候，给他二人捎回了不少穿的用的，他二人就正式换了礼物：大三的礼物，除了别的，还有他那条白绸裤；白泉家的礼物，除了别的，还有一把旧白细磁茶壶，这就是他多年侍候聚宝女人用的那把，分果实的时候，她又挑着领回了。

四月半，村里的杏花正开得挺好，大三和白泉家就在这时候结了婚。浑村人都给他们贺喜，老白也跑来张罗了一阵；老尹本要回华大结束工作，但人们硬留他，他也就多呆了两天。他看着自己工作了半年多的村里，有这么一件喜事，不免也高高兴兴，并对老白说：“你看着你这老伙计结婚，准也挺欢喜吧！”老白道：“那还用说！老尹，告你个消息：咱晋察冀跟晋冀鲁豫如今连成了一片，上级决定两边区合并成立华北解放区；咱们胜利又这么大，城市解放那么些，往后工业的事也一天比一天重要，这地势决定划归阳泉市，把阳泉闹成个专门的工矿市。我还许要到阳泉作工人工作，那时我计划把大三调到大矿上去好好培养，村里这窑，只要领导上抓紧帮助，有天禄也就行了。你同意不？”老尹说不出的高兴，忙道：“好！老白，我看我往后也作工人工作，我要求南下，学习作工人工作去！”老白说：“那很好嘛！老尹，这土窑算不了什么，往后进了城市，大工业多的是哩！好好干吧！”说着，二人都笑了，并劲头足足地又扯了一大会，还互相提了很多意见。黑夜，二人睡在一条炕上，又捣拉了半宿，这个说要好好向工人学习，那个说要好好提高文化，这个说要锻炼着更站稳立场，那个说要改改脾气，作工作学着作计划定规章……二人说得那么热火，真是认识以来的头一回！第二天，他俩喝大三的喜酒又都喝了个大醉，直到第三天，才相跟着离开黑石坡村。

（全文完）

一九四九、二、十二夜半于平山北义羊村初稿

一九四九、八、二十六午于北平改写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