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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寄望于知识经济
作者认为，中国应尽快提升工作人口的生产力；巨额教育投资与全面制度改革，将是新世纪初期中国所必须面对与及时解决的难题与要务
【台湾《中国时报》2月6日文章】题：中国未来寄望于知识经济（作者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院亚大部主任耿庆武）
最近“时论广场”连续刊出三篇掷地有声的有关中国大陆未来的文章，三者结论有所不同，但所论的标的则一样：中国大陆经济是迅速崛起或走向衰退崩溃？三位作者以政法专业背景，对大陆的经济前景提出独到的预测与分析，而不见经济学者呼应，似有遗珠之憾。
笔者去夏出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一书，指出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除一般耳熟能详的农业改革、企业产权自由化及国际贸易与投资开放等经济因素外，得力于四大非经济因素：人口结构的壮年化、高而稳的储蓄率、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及有利的国际环境。经过20年的改革，大陆的执政者毕竟已经为近13亿的人口奠定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优势：统一的语文、单一货币、关税、财政、法律、教育等制度与系统，以及统一的工程、技术、卫生、交通、通讯、电脑与商品检验等制度与规格标准。中国大陆现今与可见的未来，均将享受较世界任何13亿人口的市场为低的经济交易成本。亦即，运用相同的资源，中国大陆总体经济增长将较世界任何等量人口所组成的经济市场成长为快。
因此我预测，中国大陆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趋势基本上将沿现今已显现的区域化与国际化方向前进。未来20年，中国大陆本土将至少出现九个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市场与产业结构相对较独立的区域经济体———大都会经济圈。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在未来20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有80%的机会，介于3·6%与7·4%间。对于大陆未来政治与社会发展，我也预估未来10至20年内，中国大陆极有可能出现“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江泽民先生去年提出的“三个代表”，基本上已经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基础延伸至较宽广的社会层次。中国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虽然形势一片大好，但毕竟距成熟阶段尚远，有待克服的困难与瓶颈亦甚多。其中最关键者乃中国大陆在未来20年间，劳动人口的增长将逐渐递减为负增长。而大陆的总人口增长却将一路增加至2040年以后，方有减少的可能。亦即，因为人口的老化与出生率的减少，大陆在2020年之前即将出现愈来愈少的工作人口必须养活愈来愈多的非工作（退休）人口之现象。因此在未来十数年间，为使经济保持增长而不向下沉沦的唯一途径是，中国大陆必须利用一切方法，尽快提升其工作人口的生产力。此亦是中国大陆能成功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与唯一机会。错失此一经济向上提升的关键时期，中国大陆将因受本身人口老化的拖累，或将永远无法达成经济现代化的愿景。
中国大陆在未来因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而使得经济增长逐渐减缓时，经济及社会，甚至政治制度的持续改革，以及人口素质与“知识能力”的持续提升，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将更为显著。大陆自1998年开始的本届政府所标榜的在20世纪内，完成三大制度改革：精简政府组织、国营企业改革及银行体制改革，虽然未能如期完成，但却仍在积极进行之中。大陆的如期进入WTO,使得这些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大为减小。此亦意味着，大陆未来因WTO的节制，而使其长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较不加入WTO大为降低。
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因受限于大陆地区人均自然资源存量的贫瘠，而别无选择地需要强化人口的“知识能力”，以因应在未来全球化知识经济环境中的竞争与增长。而提升未来13亿至15亿人口的“知识能力”所需要的巨额教育投资与全面的制度改革，将是新世纪初期，中国大陆执政者所必须面对与及时解决的难题与要务。
【台湾《中国时报》2月6日文章】题：中国未来寄望于知识经济（作者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院亚大部主任耿庆武）
最近“时论广场”连续刊出三篇掷地有声的有关中国大陆未来的文章，三者结论有所不同，但所论的标的则一样：中国大陆经济是迅速崛起或走向衰退崩溃？三位作者以政法专业背景，对大陆的经济前景提出独到的预测与分析，而不见经济学者呼应，似有遗珠之憾。
笔者去夏出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一书，指出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除一般耳熟能详的农业改革、企业产权自由化及国际贸易与投资开放等经济因素外，得力于四大非经济因素：人口结构的壮年化、高而稳的储蓄率、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及有利的国际环境。经过20年的改革，大陆的执政者毕竟已经为近13亿的人口奠定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优势：统一的语文、单一货币、关税、财政、法律、教育等制度与系统，以及统一的工程、技术、卫生、交通、通讯、电脑与商品检验等制度与规格标准。中国大陆现今与可见的未来，均将享受较世界任何13亿人口的市场为低的经济交易成本。亦即，运用相同的资源，中国大陆总体经济增长将较世界任何等量人口所组成的经济市场成长为快。
因此我预测，中国大陆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趋势基本上将沿现今已显现的区域化与国际化方向前进。未来20年，中国大陆本土将至少出现九个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市场与产业结构相对较独立的区域经济体———大都会经济圈。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在未来20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有80%的机会，介于3·6%与7·4%间。对于大陆未来政治与社会发展，我也预估未来10至20年内，中国大陆极有可能出现“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江泽民先生去年提出的“三个代表”，基本上已经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基础延伸至较宽广的社会层次。中国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虽然形势一片大好，但毕竟距成熟阶段尚远，有待克服的困难与瓶颈亦甚多。其中最关键者乃中国大陆在未来20年间，劳动人口的增长将逐渐递减为负增长。而大陆的总人口增长却将一路增加至2040年以后，方有减少的可能。亦即，因为人口的老化与出生率的减少，大陆在2020年之前即将出现愈来愈少的工作人口必须养活愈来愈多的非工作（退休）人口之现象。因此在未来十数年间，为使经济保持增长而不向下沉沦的唯一途径是，中国大陆必须利用一切方法，尽快提升其工作人口的生产力。此亦是中国大陆能成功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与唯一机会。错失此一经济向上提升的关键时期，中国大陆将因受本身人口老化的拖累，或将永远无法达成经济现代化的愿景。
中国大陆在未来因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而使得经济增长逐渐减缓时，经济及社会，甚至政治制度的持续改革，以及人口素质与“知识能力”的持续提升，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将更为显著。大陆自1998年开始的本届政府所标榜的在20世纪内，完成三大制度改革：精简政府组织、国营企业改革及银行体制改革，虽然未能如期完成，但却仍在积极进行之中。大陆的如期进入WTO,使得这些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大为减小。此亦意味着，大陆未来因WTO的节制，而使其长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较不加入WTO大为降低。
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因受限于大陆地区人均自然资源存量的贫瘠，而别无选择地需要强化人口的“知识能力”，以因应在未来全球化知识经济环境中的竞争与增长。而提升未来13亿至15亿人口的“知识能力”所需要的巨额教育投资与全面的制度改革，将是新世纪初期，中国大陆执政者所必须面对与及时解决的难题与要务。
台企业家已忍无可忍
【香港《明报》2月6日文章】题：台企业家已忍无可忍（作者 秦胜）
在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后，台湾又一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龙头企业家张荣发亦表示，台湾经济的前途在大陆。台湾当局能否听得进耳，外界不得而知，但要再靠“戒急用忍”政策挡住台湾大企业家投资大陆，肯定将难上加难。因为，他们已对当局的大陆政策忍无可忍。
与王永庆不同的是，张荣发与李登辉、陈水扁关系长期良好，也是支持陈水扁上台的重要人物。张荣发还因此一度得罪大陆当台企业家已忍无可忍局，被大陆称为既要赚大陆的钱，又要支持台独。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张荣发的表态比王永庆更重要，对台湾政商界的冲击也可能更大。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之下，大陆经济一枝独秀，而且，由于台湾产业结构与大陆互补性极强，甚至连香港都比不上，加上大陆当局一直有意对台湾打经济牌，可以在政策方面给予很多优惠，可以说台湾企业家原本应当从大陆经济崛起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只是由于台湾当局在经济上长期坚持“戒急用忍”政策，在政治上推行“两国论”，同时坚拒两岸三通，许多台湾大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一次次失去。
陈水扁为了争取连任，已确定要拼经济，但如果不在两岸三通上做文章，不在利用大陆经济崛起方面做文章，陈水扁再拼效用恐怕也有限。而且，张荣发已忍无可忍，其他支持陈水扁、甚至支持台独的本土企业家也会忍无可忍。
在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后，台湾又一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龙头企业家张荣发亦表示，台湾经济的前途在大陆。台湾当局能否听得进耳，外界不得而知，但要再靠“戒急用忍”政策挡住台湾大企业家投资大陆，肯定将难上加难。因为，他们已对当局的大陆政策忍无可忍。
与王永庆不同的是，张荣发与李登辉、陈水扁关系长期良好，也是支持陈水扁上台的重要人物。张荣发还因此一度得罪大陆当台企业家已忍无可忍局，被大陆称为既要赚大陆的钱，又要支持台独。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张荣发的表态比王永庆更重要，对台湾政商界的冲击也可能更大。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之下，大陆经济一枝独秀，而且，由于台湾产业结构与大陆互补性极强，甚至连香港都比不上，加上大陆当局一直有意对台湾打经济牌，可以在政策方面给予很多优惠，可以说台湾企业家原本应当从大陆经济崛起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只是由于台湾当局在经济上长期坚持“戒急用忍”政策，在政治上推行“两国论”，同时坚拒两岸三通，许多台湾大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一次次失去。
陈水扁为了争取连任，已确定要拼经济，但如果不在两岸三通上做文章，不在利用大陆经济崛起方面做文章，陈水扁再拼效用恐怕也有限。而且，张荣发已忍无可忍，其他支持陈水扁、甚至支持台独的本土企业家也会忍无可忍。
‘三通卖台论’变成‘三通爱台论’
台报社论认为台正确的战略应是：开放“三通”，使“一中各表”的现状能够延长，并力求“一个中国”的内涵能够软化
【台湾《联合报》2月6日社论】题：“三通卖台论”逐渐演变成“三通爱台论”
新任行政院长游锡?在致送立法院的施政报告中指出，将兼顾国家安全与两岸整体互动情势，循序推动两岸“三通”。其实，在前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当时身为候选人的陈水扁总统即宣示当选后将开放“三通”；就职后则称，“三通”可望在“年底”实现；如今，已过了两个“年底”，三易内阁，“三通”却仍待“循序推动”。
近两年来，台湾社会对“三通”的看法逐渐出现转变。
（1）过去，一般认为“三通”对台湾有大害；如今则认为“三通”对台湾有利的声音渐次出现，甚至蔚为主流。（2）过去，一般认为松绑“戒急用忍”应当先于开放“三通”；如今，则有不少人认为开放“三通”的优先性应大于松绑“戒急用忍”。（3）过去，认为中共对开放“三通”比台湾急；如今，则有较多的人认为，开放“三通”对台湾更有急迫性。（4）过去，多数人将“三通”视为只是牵涉两岸之间利害关系的议题；如今，则包括政府当局在内，皆已承认“三通”是全球化政经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亦即不能仅从两岸的角度来评量“三通”。（5）过去，“三通”被视为“统派”的主张；如今，则在各主要政党中皆可听到主张“三通”的声音；甚至李登辉视“三通”为“自杀”，但台联却未对此有所强调。（6）过去，一般认为“三通”是升高政争的议题；如今，却有不少人认为，未来若欲整合政局，开放“三通”将是最可能的与最有效的政经整合剂。（7）过去，比较强调“三通”将使台湾安全出现缺口；如今，则倾向认为“三通”亦是台湾政经安全的重要机制。类此种种观念思维的转变，俨然已使“三通卖台论”逐渐演变成“三通爱台论”。
面对中国大陆的磁吸效应，台湾的政经情势受到了重大的冲击。自此以后，台湾的政经生存政策必须考虑的思维主轴是：如何处理一衣带水的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对台湾所产生的强大磁吸效应。这种磁吸效应主要来自经济因素，却直接冲击台湾的政治战略。
经济“出血”是台湾最大的忧虑，所以才有“戒急用忍”。但“戒急用忍”显然未能抵拒来自对岸的磁吸效应，反而使台湾愈来愈边缘化，甚至逐渐成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卫星”。
于是，相对于“戒急用忍”之不能“止血”，另外一种思维则是主张将台湾建设成“亚太营运中心”、“全球运筹中心”或“台湾平台”，目标是要将“出血”变成“循环”，亦即要将台湾从“两岸经济的卫星”变成“区域经贸的平台”。这是摆在台湾眼前的重大抉择。大概没有人会选择成为“两岸经济的卫星”，而走向边缘化、空洞化。唯一的选择是成为“区域经贸的平台”，而走向中心化、全球化。于是，“三通卖台论”遂逐渐演变成“三通爱台论”。因为，“三通”与否正是这两大选择之间的主要差异。
在这样的情势下，台湾的政经战略，应当是以发展两岸经贸交流来软化两岸政治，而不是用升高两岸政治对立来压缩两岸经济。通过开放“三通”，将台湾建设成台资、外资及陆资皆能参与的“区域平台”，应是唯一能使企业根留台湾、亦是唯一能使两岸政治难题趋向柔软化的政经战略架构。
阻禁“三通”，反对“一中各表”，恐是错误的战略。正确的战略应是：开放“三通”，使“一中各表”的现状能够延长，并力求“一个中国”的内涵能够软化。何况，阻禁“三通”，是以台湾孤军抵制大陆；开放“三通”，将台湾发展成“区域平台”，则是借由植基于台湾的国际经贸网络来平衡两岸关系。这也正是“三通卖台论”逐渐演变成“三通爱台论”的原因。
【台湾《联合报》2月6日社论】题：“三通卖台论”逐渐演变成“三通爱台论”
新任行政院长游锡?在致送立法院的施政报告中指出，将兼顾国家安全与两岸整体互动情势，循序推动两岸“三通”。其实，在前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当时身为候选人的陈水扁总统即宣示当选后将开放“三通”；就职后则称，“三通”可望在“年底”实现；如今，已过了两个“年底”，三易内阁，“三通”却仍待“循序推动”。
近两年来，台湾社会对“三通”的看法逐渐出现转变。
（1）过去，一般认为“三通”对台湾有大害；如今则认为“三通”对台湾有利的声音渐次出现，甚至蔚为主流。（2）过去，一般认为松绑“戒急用忍”应当先于开放“三通”；如今，则有不少人认为开放“三通”的优先性应大于松绑“戒急用忍”。（3）过去，认为中共对开放“三通”比台湾急；如今，则有较多的人认为，开放“三通”对台湾更有急迫性。（4）过去，多数人将“三通”视为只是牵涉两岸之间利害关系的议题；如今，则包括政府当局在内，皆已承认“三通”是全球化政经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亦即不能仅从两岸的角度来评量“三通”。（5）过去，“三通”被视为“统派”的主张；如今，则在各主要政党中皆可听到主张“三通”的声音；甚至李登辉视“三通”为“自杀”，但台联却未对此有所强调。（6）过去，一般认为“三通”是升高政争的议题；如今，却有不少人认为，未来若欲整合政局，开放“三通”将是最可能的与最有效的政经整合剂。（7）过去，比较强调“三通”将使台湾安全出现缺口；如今，则倾向认为“三通”亦是台湾政经安全的重要机制。类此种种观念思维的转变，俨然已使“三通卖台论”逐渐演变成“三通爱台论”。
面对中国大陆的磁吸效应，台湾的政经情势受到了重大的冲击。自此以后，台湾的政经生存政策必须考虑的思维主轴是：如何处理一衣带水的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对台湾所产生的强大磁吸效应。这种磁吸效应主要来自经济因素，却直接冲击台湾的政治战略。
经济“出血”是台湾最大的忧虑，所以才有“戒急用忍”。但“戒急用忍”显然未能抵拒来自对岸的磁吸效应，反而使台湾愈来愈边缘化，甚至逐渐成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卫星”。
于是，相对于“戒急用忍”之不能“止血”，另外一种思维则是主张将台湾建设成“亚太营运中心”、“全球运筹中心”或“台湾平台”，目标是要将“出血”变成“循环”，亦即要将台湾从“两岸经济的卫星”变成“区域经贸的平台”。这是摆在台湾眼前的重大抉择。大概没有人会选择成为“两岸经济的卫星”，而走向边缘化、空洞化。唯一的选择是成为“区域经贸的平台”，而走向中心化、全球化。于是，“三通卖台论”遂逐渐演变成“三通爱台论”。因为，“三通”与否正是这两大选择之间的主要差异。
在这样的情势下，台湾的政经战略，应当是以发展两岸经贸交流来软化两岸政治，而不是用升高两岸政治对立来压缩两岸经济。通过开放“三通”，将台湾建设成台资、外资及陆资皆能参与的“区域平台”，应是唯一能使企业根留台湾、亦是唯一能使两岸政治难题趋向柔软化的政经战略架构。
阻禁“三通”，反对“一中各表”，恐是错误的战略。正确的战略应是：开放“三通”，使“一中各表”的现状能够延长，并力求“一个中国”的内涵能够软化。何况，阻禁“三通”，是以台湾孤军抵制大陆；开放“三通”，将台湾发展成“区域平台”，则是借由植基于台湾的国际经贸网络来平衡两岸关系。这也正是“三通卖台论”逐渐演变成“三通爱台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