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2 篇）
目睹日落—一个英国人记忆中的大英帝国
【英国《展望》月刊5月号文章】题：帝国与我（作者 戴维·坎纳戴恩）
对于任何关注英帝国历史的人来说，1997年是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重要的年头。100年前，是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年钻石大庆；50年前，英帝国结束对印度统治。
英国对其最后一个重要殖民地香港的统治宣告结束，标志着大英帝国神话的终结。这三件事——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大庆、印度独立和香港回归——之间竟全都间隔50年，这是惊人的时间巧合。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英帝国从巅峰状态发展到行将没落，在又一个50年里，从逐渐没落发展到彻底衰亡，这不仅是历史年表中的一个事件。这让我们联想到，大英帝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是多么短暂，它的没落和衰亡又是多么迅速。
我出生于1950年，因此几乎经历了第二个50年的全过程。大英帝国对一些英国人来说，是某种在他们成长时期和爱幻想的年纪真实存在着的东西，而我属于具有这种感受的最后一代人。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呢？最近出版的一些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向我们讲述，在大英帝国日薄西山和它没落后的岁月里，在帝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中长大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我在英国本土度过我的童年岁月时，它对我又意味着什么呢？
繁荣的印迹
我上小学和中学时，土木工程的神奇力量让我着了迷，这些人造奇迹中的多数都诞生在大英帝国。那时，有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尼罗河上的阿斯旺水坝和当时刚刚在赞比亚破土动工的卡里巴水坝，还有魁北克的圣劳伦斯航道。还有开往安蒂波迪斯群岛的名为半岛和东方轮船公司的邮轮。还有几座帝国桥梁———分别横跨澳大利亚悉尼港，赞比亚的维多利亚瀑布，魁北克的圣劳伦斯航道，它们的大小和模样都清楚地印在我心里。还有了不起的帝国火车：澳大利亚的“进步精神”、南非的“蓝色火车”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洲际火车”。
但是，这种景象逐渐变得难于同帝国在真实和发展的世界中所经历的情况相符，而这个世界超乎我的想象。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之后，我记忆中帝国经历的下一件事便是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我当时年纪太小，无法体验这次危机带来的痛苦感受。但是，我确实记得，帝国工程中最伟大的一个奇迹首次被埃及收归国有，然后遭到了破坏；英国被打败了，帝国主义思想名誉扫地。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似乎同一连串反对帝国主义或反对帝国化的事件相联。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帝国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在刚果、在印度尼西亚、在阿尔及利亚。“不让欧洲当老大”的呼声传遍了世界。我朦胧地意识到，人们向往“自由”和“独立”，而我的父亲则不赞成。我一方面想，如果遭受殖民统治的人们希望“自由”或“独立”，他们就应该得到这些。另一方面，我又感到这简直太可悲了———对我而言，并非对他们而言。
衰落的印迹
我开始留意帝国的衰落。它是沿着下面这条轨迹发展的。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间，殖民地总会出些“乱子”：马来半岛发生了共产党人的起义，肯尼亚出现了吉库尤人的秘密团体茅茅组织，塞浦路斯爆发游击战争。随即，英国总督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民族主义领袖被关进了监狱。一段时间后，他们又被释放，接着，他们中的一位成为那块殖民地的首任总理，再后来，英国同他们开始了加速推进该殖民地独立的谈判。在一个双方商定的日子，举行了有皇室某位成员参加——但女皇自己从不参加——的权力交接典礼。苏丹、加纳和尼日利亚，塞拉利昂、马来半岛和英属圭亚那，肯尼亚和乌干达，马耳他、塞浦路斯和新加坡，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一个接一个相继宣告独立。
至此，“英联邦”在官方用语中早已取代了“大英帝国”，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表述，这种表述改写了关于帝国托管职责、白人的负担、对殖民地的统治的古老神话。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都成了独立的共和国。除了缅甸，印、巴都加入了英联邦，确定英国君主是这个在帝国后产生的新集团的首脑。最后，历史发展到第三阶段，亚洲和非洲剩余的殖民地中的大部分都宣布独立。它们先后加入了英联邦，其中大部分国家是以共和国的身份加入的。
帝国的遗风
 1953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仍是显示帝国风范的一刻。我记得我妹妹的第一个洋娃娃取了汤加女王的名字，叫奎妮，她是在加冕仪式上露面的海外名人之一；后来，我得知在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当天，英国的一支探险队征服了珠穆朗玛峰。整个50年代，人们都在传诵这个亨蒂（本报注：英国儿童冒险故事作家）式的冒险故事。
 1961年，女王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此次访问以大象游行和猎虎结束（这与她1997年对该国进行访问时的基调大不相同）。在我上小学时，我们绘制了一幅跟踪她行程的地图。学校还有一张巨幅地图，它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处于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的版图。
 50年代中期，英联邦基本上仍以英国人与白人为主；10年后，它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多种族的联合体。而且，随着英国势力的减弱，英联邦的统一性与内聚力也相应减弱了。
沉重的裂变
帝国的另一部分进行着缓慢而剧烈的变化。由伊恩·史密斯带领进入南罗得西亚的白人殖民者对黑人统治该国的前景非常恐惧，并在1965年11月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他们断定，英国应该不会出卖他们（就像英国当年没有出卖进入肯尼亚的殖民者一样），他们确信他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在整个70年代，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不久，便达成了解决方案，根据多数裁定原则，南罗得西亚改名为津巴布韦。至此，大英帝国剩下的便只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少数岛国，加上直布罗陀，福克兰群岛和香港，以及大英帝国勋位（官方用语最后一次使用这种说法），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广播（它最初叫做广播帝国）。
直到1972年从剑桥大学毕业时，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些变化，那时，我的帝国童年结束了。当然，罗得西亚的独立、福克兰群岛战争和香港的权力移交尚未到来，种族隔离制度尚未推翻，南非也尚未重返英联邦。但是，如果我在中学和大学没有继续关注大英帝国的历史，那么，对于我就如同对于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当温斯顿·丘吉尔在1965年逝世时，它的童话便结束了。为丘吉尔举行的国葬是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以来最盛大、最壮观的活动，但是，这场国葬传达的信息与从前大不相同，因为，这位伟人的葬礼也是英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挽歌。我不记得我对这些作为尾声的故事中的哪一个更伤感。但是，我的失落证实，我属于大英帝国对其意味着某种好时光的最后一代人。
对于任何关注英帝国历史的人来说，1997年是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重要的年头。100年前，是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年钻石大庆；50年前，英帝国结束对印度统治。
英国对其最后一个重要殖民地香港的统治宣告结束，标志着大英帝国神话的终结。这三件事——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大庆、印度独立和香港回归——之间竟全都间隔50年，这是惊人的时间巧合。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英帝国从巅峰状态发展到行将没落，在又一个50年里，从逐渐没落发展到彻底衰亡，这不仅是历史年表中的一个事件。这让我们联想到，大英帝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是多么短暂，它的没落和衰亡又是多么迅速。
我出生于1950年，因此几乎经历了第二个50年的全过程。大英帝国对一些英国人来说，是某种在他们成长时期和爱幻想的年纪真实存在着的东西，而我属于具有这种感受的最后一代人。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呢？最近出版的一些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向我们讲述，在大英帝国日薄西山和它没落后的岁月里，在帝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中长大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我在英国本土度过我的童年岁月时，它对我又意味着什么呢？
繁荣的印迹
我上小学和中学时，土木工程的神奇力量让我着了迷，这些人造奇迹中的多数都诞生在大英帝国。那时，有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尼罗河上的阿斯旺水坝和当时刚刚在赞比亚破土动工的卡里巴水坝，还有魁北克的圣劳伦斯航道。还有开往安蒂波迪斯群岛的名为半岛和东方轮船公司的邮轮。还有几座帝国桥梁———分别横跨澳大利亚悉尼港，赞比亚的维多利亚瀑布，魁北克的圣劳伦斯航道，它们的大小和模样都清楚地印在我心里。还有了不起的帝国火车：澳大利亚的“进步精神”、南非的“蓝色火车”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洲际火车”。
但是，这种景象逐渐变得难于同帝国在真实和发展的世界中所经历的情况相符，而这个世界超乎我的想象。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之后，我记忆中帝国经历的下一件事便是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我当时年纪太小，无法体验这次危机带来的痛苦感受。但是，我确实记得，帝国工程中最伟大的一个奇迹首次被埃及收归国有，然后遭到了破坏；英国被打败了，帝国主义思想名誉扫地。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似乎同一连串反对帝国主义或反对帝国化的事件相联。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帝国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在刚果、在印度尼西亚、在阿尔及利亚。“不让欧洲当老大”的呼声传遍了世界。我朦胧地意识到，人们向往“自由”和“独立”，而我的父亲则不赞成。我一方面想，如果遭受殖民统治的人们希望“自由”或“独立”，他们就应该得到这些。另一方面，我又感到这简直太可悲了———对我而言，并非对他们而言。
衰落的印迹
我开始留意帝国的衰落。它是沿着下面这条轨迹发展的。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间，殖民地总会出些“乱子”：马来半岛发生了共产党人的起义，肯尼亚出现了吉库尤人的秘密团体茅茅组织，塞浦路斯爆发游击战争。随即，英国总督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民族主义领袖被关进了监狱。一段时间后，他们又被释放，接着，他们中的一位成为那块殖民地的首任总理，再后来，英国同他们开始了加速推进该殖民地独立的谈判。在一个双方商定的日子，举行了有皇室某位成员参加——但女皇自己从不参加——的权力交接典礼。苏丹、加纳和尼日利亚，塞拉利昂、马来半岛和英属圭亚那，肯尼亚和乌干达，马耳他、塞浦路斯和新加坡，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一个接一个相继宣告独立。
至此，“英联邦”在官方用语中早已取代了“大英帝国”，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表述，这种表述改写了关于帝国托管职责、白人的负担、对殖民地的统治的古老神话。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都成了独立的共和国。除了缅甸，印、巴都加入了英联邦，确定英国君主是这个在帝国后产生的新集团的首脑。最后，历史发展到第三阶段，亚洲和非洲剩余的殖民地中的大部分都宣布独立。它们先后加入了英联邦，其中大部分国家是以共和国的身份加入的。
帝国的遗风
 1953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仪式仍是显示帝国风范的一刻。我记得我妹妹的第一个洋娃娃取了汤加女王的名字，叫奎妮，她是在加冕仪式上露面的海外名人之一；后来，我得知在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当天，英国的一支探险队征服了珠穆朗玛峰。整个50年代，人们都在传诵这个亨蒂（本报注：英国儿童冒险故事作家）式的冒险故事。
 1961年，女王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此次访问以大象游行和猎虎结束（这与她1997年对该国进行访问时的基调大不相同）。在我上小学时，我们绘制了一幅跟踪她行程的地图。学校还有一张巨幅地图，它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处于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的版图。
 50年代中期，英联邦基本上仍以英国人与白人为主；10年后，它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多种族的联合体。而且，随着英国势力的减弱，英联邦的统一性与内聚力也相应减弱了。
沉重的裂变
帝国的另一部分进行着缓慢而剧烈的变化。由伊恩·史密斯带领进入南罗得西亚的白人殖民者对黑人统治该国的前景非常恐惧，并在1965年11月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他们断定，英国应该不会出卖他们（就像英国当年没有出卖进入肯尼亚的殖民者一样），他们确信他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在整个70年代，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不久，便达成了解决方案，根据多数裁定原则，南罗得西亚改名为津巴布韦。至此，大英帝国剩下的便只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少数岛国，加上直布罗陀，福克兰群岛和香港，以及大英帝国勋位（官方用语最后一次使用这种说法），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广播（它最初叫做广播帝国）。
直到1972年从剑桥大学毕业时，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些变化，那时，我的帝国童年结束了。当然，罗得西亚的独立、福克兰群岛战争和香港的权力移交尚未到来，种族隔离制度尚未推翻，南非也尚未重返英联邦。但是，如果我在中学和大学没有继续关注大英帝国的历史，那么，对于我就如同对于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当温斯顿·丘吉尔在1965年逝世时，它的童话便结束了。为丘吉尔举行的国葬是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以来最盛大、最壮观的活动，但是，这场国葬传达的信息与从前大不相同，因为，这位伟人的葬礼也是英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挽歌。我不记得我对这些作为尾声的故事中的哪一个更伤感。但是，我的失落证实，我属于大英帝国对其意味着某种好时光的最后一代人。
塞拉利昂丛林遇险
【英国《泰晤士报》5月25日文章】题：一次生死攸关的体验 （记者 安东尼·劳埃德）
原文提要 当安东尼·劳埃德乘坐的车子在塞拉利昂丛林报废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事关生死的痛苦抉择
我现在变得聪明一些了。我必须这样，因为西非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我在周日下午逐渐恢复知觉，发现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直升机里，旁边是我的翻译的尸体。
当车子右前方的车胎爆裂时，我们正在弗里敦以北100英里的地方，这里是叛军的地盘——距他们在马克尼的大本营还有几英里远。以塞拉利昂的标准来衡量，这条公路异乎寻常地笔直，而且路面状况良好，因此我们的车开得飞快。公路两侧，片片丛林被小块的、料理不善的农田和耕地所取代。由于困扰这个国家已达11年之久的内战，田地都已荒芜。坐在我后面后座上的阿利乌·卡马拉———我的翻译，也是我的朋友，同时也是一名当之无愧的记者——探过身子，将一盘新磁带放进立体声录放机里。“特温”是个20出头的弗里敦人，他正在开车。天空万里无云，我开始打瞌睡了，正在这时，巨大的响声把我惊醒。当这辆红色四轮驱动汽车猛地滑向公路一侧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们遇上了“埋伏”。我的两个朋友就是这样死的，而且也在这条公路上，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在这里，你能想到的就是这种死法，不会想到是因为轮胎爆裂。
车子猛冲下柏油路面，在布满岩石的荒地上翻了好几个筋斗。当我们磕磕绊绊地冲过这片空地时，车子开始散架了。首先掉下来的是车顶：它被整个掀掉，从后面甩到前面的挡风玻璃上，就像易拉罐的拉环被掀起。我大头朝下，被困在扭曲的金属架中。我下边有一个窄窄的豁口，就这样我爬出了汽车，倒在了地上。
我呆呆地看着地上的鲜血，半天才明白过来，那是从我的手腕和头上流出来的。我转过身，看见“特温”还卡在驾驶座上。他昏过去了，还在流着血。我叫醒了他。他的手戳进了金属架里。我记起我们在车子后备箱里放了10加仑的备用汽油，于是赶忙把他的手抽出，将他从车里拉出来。他蹒跚着向前跑，最后栽倒在地，倒在一棵树下。
我发现阿利乌躺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已经没有心跳，呼吸也停止了，不过鲜血和白沫还在从嘴里涌出来。我知道我必须用人工呼吸救他，但当我蹲下身子准备开始时，我忽然不再以朋友的眼光来看待他，而是把他看作一个年轻的、贪恋女色的西非单身男子，他来自一个城市，那里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得惊人，可能多达30%的人口都感染了这种病毒。这种想法可能暴露了我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我从来没有想到，当我站在奄奄一息的朋友身边时，会陷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然而，我的确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不是件简单的事，更谈不上干净———它让人精疲力尽，最后我的嘴上滑滑的，全是他的血。当我在给他做人工呼吸时，我发现有二三十人从附近的地里冒出来。“救救我们，”我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他们非但没有救我们，反而开始抢东西，他们围在翻过来的车子残骸前，跑来跑去，将我们散落在各处的东西洗劫一空。
我的确让阿利乌恢复了微弱的心跳，并且有了断断续续的呼吸，但每次心跳和呼吸都只能维持一分钟左右。我们还是需要帮助。特温似乎瘫倒在树下，因此我在这帮洗劫者中缓慢地、蹒跚地走着，寻找我的卫星电话，我的脑子反应迟钝，但格外清醒，而且没有一丝一毫情绪上的波动。我知道，我必须尽快找到电话，因为有两个人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他们可能想干掉车祸没有干掉的一切。
我发现装电话的包藏在被甩出老远的汽车顶棚下面。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被摔得粉碎，手机也碎成了几半。但不可思议的是，它还能用。
我一次次地给阿利乌做人工呼吸，一次次把满嘴的血和白沫吐出来。我抽空给联合国设在弗里敦的办事机构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所处的位置，请求他们的帮助。我不敢肯定援助的人一定会来，但我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它可能会搬来救兵。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你生活在危险之中：一年前的昨天，我的朋友兼同事库尔特·朔尔克死于叛军伏击。为了查明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我最近在马克尼走访了革命联合阵线领导人贾布里勒·马萨科伊。他没有对任何事情表示否认，只是告诉我，在战争中，每一天都很重要。我对这个人难以产生仇恨感。因此，我现在拨通了马萨科伊的电话。凑巧的是，这支以残暴和恐怖活动出了名，并且在西非所向无敌的叛军，最近表示了寻求和平的愿望。过了一会，叛军的一辆车来了。我觉得阿利乌那时已经死了。
叛军没有医疗设备，因此将我们放在联合国设在马克尼的办事处。那里的设备非常简陋，我们又被送到联合国驻孟加拉国的办事处。那里的人很友好，但他们的设备也很有限，而且那里的医务人员的做法令人莫名其妙。一个护士把手放在我头的两侧，用力挤压。我觉得眼前直冒金星。
最后，一位上校说，联合国的一架直升机将把我们接到弗里敦一家条件较好的医院。当我后来在直升机里醒来时，发现旁边是阿利乌的尸体。四周没有医生，不过有人用药棉把阿利乌还在淌血的鼻子、嘴和耳朵给堵住了。
当我躺在联合国在弗里敦的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时，我还在回味阿利乌的血的味道。我想起了牙医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病人的事例。这害得我呆望着转动的电风扇，久久不能入睡。【注:】【注:】【注:】【注:】【注:】
原文提要 当安东尼·劳埃德乘坐的车子在塞拉利昂丛林报废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事关生死的痛苦抉择
我现在变得聪明一些了。我必须这样，因为西非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我在周日下午逐渐恢复知觉，发现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直升机里，旁边是我的翻译的尸体。
当车子右前方的车胎爆裂时，我们正在弗里敦以北100英里的地方，这里是叛军的地盘——距他们在马克尼的大本营还有几英里远。以塞拉利昂的标准来衡量，这条公路异乎寻常地笔直，而且路面状况良好，因此我们的车开得飞快。公路两侧，片片丛林被小块的、料理不善的农田和耕地所取代。由于困扰这个国家已达11年之久的内战，田地都已荒芜。坐在我后面后座上的阿利乌·卡马拉———我的翻译，也是我的朋友，同时也是一名当之无愧的记者——探过身子，将一盘新磁带放进立体声录放机里。“特温”是个20出头的弗里敦人，他正在开车。天空万里无云，我开始打瞌睡了，正在这时，巨大的响声把我惊醒。当这辆红色四轮驱动汽车猛地滑向公路一侧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们遇上了“埋伏”。我的两个朋友就是这样死的，而且也在这条公路上，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在这里，你能想到的就是这种死法，不会想到是因为轮胎爆裂。
车子猛冲下柏油路面，在布满岩石的荒地上翻了好几个筋斗。当我们磕磕绊绊地冲过这片空地时，车子开始散架了。首先掉下来的是车顶：它被整个掀掉，从后面甩到前面的挡风玻璃上，就像易拉罐的拉环被掀起。我大头朝下，被困在扭曲的金属架中。我下边有一个窄窄的豁口，就这样我爬出了汽车，倒在了地上。
我呆呆地看着地上的鲜血，半天才明白过来，那是从我的手腕和头上流出来的。我转过身，看见“特温”还卡在驾驶座上。他昏过去了，还在流着血。我叫醒了他。他的手戳进了金属架里。我记起我们在车子后备箱里放了10加仑的备用汽油，于是赶忙把他的手抽出，将他从车里拉出来。他蹒跚着向前跑，最后栽倒在地，倒在一棵树下。
我发现阿利乌躺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已经没有心跳，呼吸也停止了，不过鲜血和白沫还在从嘴里涌出来。我知道我必须用人工呼吸救他，但当我蹲下身子准备开始时，我忽然不再以朋友的眼光来看待他，而是把他看作一个年轻的、贪恋女色的西非单身男子，他来自一个城市，那里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得惊人，可能多达30%的人口都感染了这种病毒。这种想法可能暴露了我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我从来没有想到，当我站在奄奄一息的朋友身边时，会陷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然而，我的确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嘴对嘴的人工呼吸不是件简单的事，更谈不上干净———它让人精疲力尽，最后我的嘴上滑滑的，全是他的血。当我在给他做人工呼吸时，我发现有二三十人从附近的地里冒出来。“救救我们，”我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他们非但没有救我们，反而开始抢东西，他们围在翻过来的车子残骸前，跑来跑去，将我们散落在各处的东西洗劫一空。
我的确让阿利乌恢复了微弱的心跳，并且有了断断续续的呼吸，但每次心跳和呼吸都只能维持一分钟左右。我们还是需要帮助。特温似乎瘫倒在树下，因此我在这帮洗劫者中缓慢地、蹒跚地走着，寻找我的卫星电话，我的脑子反应迟钝，但格外清醒，而且没有一丝一毫情绪上的波动。我知道，我必须尽快找到电话，因为有两个人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他们可能想干掉车祸没有干掉的一切。
我发现装电话的包藏在被甩出老远的汽车顶棚下面。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被摔得粉碎，手机也碎成了几半。但不可思议的是，它还能用。
我一次次地给阿利乌做人工呼吸，一次次把满嘴的血和白沫吐出来。我抽空给联合国设在弗里敦的办事机构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所处的位置，请求他们的帮助。我不敢肯定援助的人一定会来，但我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它可能会搬来救兵。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你生活在危险之中：一年前的昨天，我的朋友兼同事库尔特·朔尔克死于叛军伏击。为了查明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我最近在马克尼走访了革命联合阵线领导人贾布里勒·马萨科伊。他没有对任何事情表示否认，只是告诉我，在战争中，每一天都很重要。我对这个人难以产生仇恨感。因此，我现在拨通了马萨科伊的电话。凑巧的是，这支以残暴和恐怖活动出了名，并且在西非所向无敌的叛军，最近表示了寻求和平的愿望。过了一会，叛军的一辆车来了。我觉得阿利乌那时已经死了。
叛军没有医疗设备，因此将我们放在联合国设在马克尼的办事处。那里的设备非常简陋，我们又被送到联合国驻孟加拉国的办事处。那里的人很友好，但他们的设备也很有限，而且那里的医务人员的做法令人莫名其妙。一个护士把手放在我头的两侧，用力挤压。我觉得眼前直冒金星。
最后，一位上校说，联合国的一架直升机将把我们接到弗里敦一家条件较好的医院。当我后来在直升机里醒来时，发现旁边是阿利乌的尸体。四周没有医生，不过有人用药棉把阿利乌还在淌血的鼻子、嘴和耳朵给堵住了。
当我躺在联合国在弗里敦的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时，我还在回味阿利乌的血的味道。我想起了牙医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病人的事例。这害得我呆望着转动的电风扇，久久不能入睡。【注:】【注:】【注:】【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