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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5 月 18 日 · 第 12 版

本页目录(3 篇)

英美同谋破译苏联电码 高级纳粹战犯享受优待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4月29日文章】题:英国利用其俘虏的纳粹密码员破译俄罗斯情报(记者 尼克·菲尔丁)
    二战接近尾声,约200名德国高级电码译员被秘密带到英国,从事反苏间谍活动。在他们的帮助下,英国得以在数年内破译苏联的最高机密情报。
   &nbsp1945年,英国和美国的6个特别工作小组散布到德国各地,将目标集中于译码中心。在上级指示下,目标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尽可能收缴德国密码设备。
    据詹姆斯·班福德撰写的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新书《充满机密的机构》透露,目标情报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被派遣到德国萨克森的一座城堡,以搜寻纳粹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密码情报档案。后来,设在城堡的整个机构,包括其工作人员都被遣送至伦敦。
    目标情报委员会还截获了一个卡车车队,车上载有4台德国编码机、一名密码技术员、司机及负责车队的一名中尉。他们也被送往英国。
    班福德说,两个月后,更多的德国囚犯交待,德国制造了一台能够破译苏联最高级密码的机器。它就埋在罗森海姆一座大楼前的鹅卵石路面下。
    有关人员挖开鹅卵石后,发现一台重达7.5吨的设备。班福德说:“在随后7天中,这台深灰色的设备被小心翼翼地从板条箱中吊出来,并被安置在这幢大楼的地下室里。然后,在空中截获的苏联高级密码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变成简单明了的可读文字,就像变魔术一样。”
    据班福德称,英美政府之所以从未公布有关行动的详情,主要就是因为它们没收了这台密码破译机。
    就二战密码破译问题有过大量著述的尼格尔·韦斯特说,目标情报委员会战果辉煌:“一时间,苏联所有秘密军事情报都变得一目了然。”
    不仅苏联的密码变得不堪一击,至少还有其它35个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瑞士和爱尔兰的加密通信都被全部或部分破译。
    然而,密码破译的好景不长。据美国国家安全局最近的一份报告称,三四年后,所有这些密码系统都“寿终正寝”了。据称这是因为父母是俄罗斯人的美国语言学家威廉·魏斯本德向苏联透露了正在发生的事情。魏斯本德从未受到有关间谍罪的指控,但在麦卡锡政治迫害时期,他被监禁了一年时间。
    今年4月27日,高级纳粹在二战后为同盟国效劳得到进一步证实:华盛顿公布了中央情报局的20份文件。据文件显示,美国人招募并保护了很多前纳粹德国情报人员,包括一些被判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例如“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及由反苏的德国情报人员组成的盖伦间谍组织成员,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资助和支持。
    预计在未来数周内,还会有更多的文件被公开。
    图片: ?德国电码译员在二战期间为英美盟国秘密服役。

在海明威庄园暗杀卡斯特罗? 绝密的阴谋,还是虚构的小说 (历史之谜)

【墨西哥《进程》周刊5月6日一期文章】题:在海明威庄园暗杀卡斯特罗的阴谋
    自从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以来,古巴情报机构共发现500多起谋刺卡斯特罗的案件。但是,在原来属于作家海明威的比希亚庄园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一直没有公开披露过。直接参与这个阴谋的有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当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戴维·科姆和格斯·鲁索两位记者根据39年前五角大楼的一份备忘录,叙述了这个暗杀计划。
    “獴行动”出台
   &nbsp1997年解密的五角大楼备忘录记载了国家安全官员1962年3月16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会议,肯尼迪总统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出席了会议。这份备忘录的撰写人是爱德华·兰兹代尔准将,总统任命他负责“犭蒙行动”,这是一个在1961年11月制定的跨部门联合计划,使命是推翻卡斯特罗。参加会议的还有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中央情报局长麦科恩、总统军事顾问泰勒将军以及国防部和国务院的代表。
    会议的议题是确定“犭蒙行动”的方针。肯尼迪总统对与会者说,美国对古巴的直接军事干涉还没有得到批准。然后会议转入了其它议题。
    兰兹代尔在这份“存档备忘录”上写道:“司法部长提到海明威的遗孀玛丽的议论,她说卡斯特罗当时对局势不满意,喝了很多酒,海明威的‘小教堂’里有机会……我们从其它渠道也得到相同的情报。如果有行动机会的话,中央情报局有几笔专门的经费。麦科恩问道,有关人员是否知道这些情况?我说,我们还要讨论,他们赞同实施这个行动,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因此在做好实施的准备工作之前,特别小组(负责审议秘密行动的机构间高级小组)不应该知道此事。我指出,所有这一切将让古巴摆脱共产党政府的统治。”
    暗语藏杀机
    兰兹代尔在备忘录中没有叙述利用海明威的“小教堂”采取行动的细节,“小教堂”就是暗指海明威在古巴的庄园。他在另一份备忘录里也用了类似的暗语,如“政权的分割”,这是指反卡斯特罗行动,其中包括暗杀。
    兰兹代尔说该计划“非常敏感”,因此要向特别小组隐瞒它的细节,这也是该计划包括暗杀卡斯特罗的一个迹象。国家安全档案局的分析家彼得说:“在所有已经解密的暗杀计划中,这是最绝密的计划。”在同特别小组讨论时需要回避的问题可能只有暗杀,因为特别小组主张以破坏和暴力来反对卡斯特罗。
    据兰兹代尔的备忘录,关于海明威庄园暗杀计划的讨论是由玛丽·海明威的议论引起的。她在8个月前同卡斯特罗有过短暂的会见。
   &nbsp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爱达荷州的凯彻姆用猎枪自杀。不久,他的妻子玛丽决定到古巴去探访位于哈瓦那郊外的海明威庄园。美国当时禁止本国公民到古巴去,玛丽求助于接近肯尼迪总统的记者沃尔顿,她很快就获准前往古巴,海明威的秘书瓦莱丽陪同其前往。
    玛丽的印象
    据瓦莱丽说,她与玛丽于7月底抵达海明威庄园,卡斯特罗送来一篮子水果和一封信。卡斯特罗在信中说,如果需要帮忙就去找他,因为他是海明威的崇拜者。几天后,卡斯特罗来到庄园。玛丽在其自传中写道,卡斯特罗乘坐一辆吉普车,没有带卫兵,只有几名随从。卡斯特罗走进屋子,玛丽给她递上咖啡。他们就海明威庄园转交古巴政府一事进行了交谈。卡斯特罗要求参观海明威写小说的地方。玛丽领着他走向屋外几码远的一个楼房,那里是海明威的书房。卡斯特罗不等随从赶来,就从楼梯上了书房,玛丽跟在他后面。瓦莱丽说,玛丽对此印象深刻,“她想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会让随从先上去看一下,以确保安全。这是暗杀卡斯特罗最理想的地方。”
    在海明威庄园暗杀卡斯特罗看来是一个不大可能的计划,但是美国政府为了反对古巴,曾经采纳过很多古怪的建议,如利用一种可以当作鞋油的化学制品,让卡斯特罗的胡须脱落;用焰火照亮天空,让古巴人民相信第二次入侵已经开始,这样人民就会起来造反,推翻卡斯特罗。在3月16日的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可能还不具备打击卡斯特罗的条件,尽管兰兹代尔过于乐观地断言中情局可以为暗杀计划提供经费。中情局的舍伍德说:“我们在古巴只有为数不多的间谍,他们给我们送情报。仅此而已,其它都是捏造出来的。”
    在海明威庄园暗杀卡斯特罗似乎更像是一位小说家笔下的阴谋,而不像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制定的计划。但这却是对有关部分不完整的这份历史档案合乎逻辑的解读。

她录下耳熟能详的声音


    安娜·阿布拉莫夫娜·亨金娜是位资深录音师,在电台工作了40年。自1938年参加工作以来,她曾经多次为斯大林等前苏联领导人录制讲话。时过境迁,她对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5月7日文章】题:“我曾是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录音师”(作者 安娜·阿布拉莫夫娜·亨金娜)
   &nbsp1941年6月22日,我正好在“录音之家”值夜班。凌晨,一群陌生人走了进来,他们查看仪器,还记下了在场工作人员的姓名。职业敏感告诉我,肯定发生了大事。果然,那天回家后,我听到了莫洛托夫关于战争爆发的讲话。
    首次给斯大林录音是1942年初。当时,我正在乌拉尔地区参加备用电台的筹建工作。突然接到电报,要我携设备迅速赶回莫斯科执行特殊任务。当时使用的录音器材是30年代初发明的,比较笨重,很容易出毛病,但已经来不及对机器进行全面检查了。没有专用车辆,我们就搭乘一辆卡车赶去。到达后发现机器已经有螺钉松了,还掉了几个电子管。
    录音开始。起初一切正常。谁知马上就出了意外。本应卷到带盘上的音带居然飞出来,掉到我身旁。为了录音不致中断,我急中生智,以臂为轴,像个纺织女工一样将录音带绕来绕去。旁边坐着两个不苟言笑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上面派来的。他们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让音带缠绕在带盘上,而是弄到自己身上?”我灵机一动:“我们做过试验,发现用这种办法录制领导人讲话,效果会更好。”
    其实,我们与被录音者不在一间屋里。只有试听成品时,大家才能与之见面。不过,时间一长,领导人的声音已是耳熟能详。只要对方一张口,我马上就能猜出他是谁。那天,斯大林听过录音后颇为满意,他向我们点点头,说了声“谢谢”。由于任务完成出色,广播委员会特别召开大会,授予我们优秀广播工作者证章,并颁发了奖金。
    除本国领导人外,我们也为各国演员、共产党领袖录过音。
    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元帅曾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他平易近人、性格温和。但他并不擅长讲话,时不时出点小错,还爱咳嗽。制作他的讲话相当费劲。因为我平时比较直言不讳,同事们便推举我向他提出重录的要求。他并未生气,而是点头微笑:“听你的,姑娘。咱们重新来过。”
    从职业角度来说,斯大林讲话的录音合成是最为轻松的。他嗓音洪亮、语速适中、断句干脆,尽管没有讲稿,但总是有条不紊。这样的录音即使不经剪辑也能播放。每次录音完毕,他总要从头到尾听一遍,做到尽善尽美。
    工作时,我身旁总有些与录音无关的人员。开始还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除了丈夫,我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工作内容。
    电台坐落在卡恰洛夫街上,紧挨贝利亚的别墅。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他也经常陪斯大林来此录音。他的目光阴沉,令人不寒而栗。有个场面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一位步履蹒跚的妇人扛着一袋包装很差的白糖走过,忽然,贝利亚的车停在她身边。认出是贝利亚后,妇人惊恐不已,肩上的糖掉到地上。贝利亚的副官开始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她,贝利亚则冷冷地盯着她……
    那一时期,每当听到开门关门声,我总是特别紧张,以为有人来逮捕我。我不是党员,犹太出身更令我胆战心惊。
   &nbsp1945年5月9日,我为斯大林录下了卫国战争胜利的讲话,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录音。他目光炯炯,声音气势恢宏,铿锵有力,与赫鲁晓夫时代披露的斯大林全然不同。
   &nbsp6月24日,我还为朱可夫元帅在列宁墓前的讲话录了音。至今我还收藏着当天红场阅兵的入场证。工作多年,我有不少此类证件,从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到重大会议的出席证,那简直就是国家历史的见证。
   &nbsp1974年,尽管同事与领导多次挽留,我还是决定退休。不过,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期间,我又被请回台里帮忙。如此重大的活动,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是不可或缺的。
    岁月荏苒,录音室已成了我的第二个家。回忆往昔,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