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2 篇）
那琴 那声 那人——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里的中国留学生 （名校留学）
初见唐甜甜，是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为留学生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技巧娴熟、激情四溢的她用手中仿佛会说话的小提琴博得了整场演出最多的掌声。
再见唐甜甜，是在举世闻名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冬日阴霾的天空下，身背提琴的唐甜甜站在柴可夫斯基塑像旁翻看手中一本发黄的乐谱，在身后那座数名音乐大师曾学习过的淡黄色古老建筑映衬下，神态恬静、服装简洁的她更显得年轻而朝气蓬勃。
护身法宝”
 1999年，年方22岁的唐甜甜进入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弦乐系学习，这所代表俄罗斯现代音乐教育最高水平的学院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我国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郑小瑛和钢琴家刘诗昆等都曾在此深造。
得知自己凭借优异成绩取得在这座名校攻读副博士资格的那一瞬间，唐甜甜既感受到激动、欣慰，又体验到紧张、不安。这个从6岁起就拉琴的天津姑娘，知道她已经用拉了16年的琴为自己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但她不知道，莫斯科河畔这所为世界音乐人神往的名校，能否像海河之滨她的母校——天津音乐学院一样接纳她？
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就来到万里之外的异邦，唐甜甜的生活立刻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她不懂一句俄语，却得大事小事自己料理，幸好多年的艺术熏陶给了她许多灵气，她很快就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比方说要先解决吃饭问题，她从学单词“牛奶”、“面包”开始，还有俄罗斯人眼中的三件宝“土豆、圆白菜、洋葱”，第二天上街就买回一大堆食物。价钱听不懂也没关系，掏出小计算器一通按，准保没错。头发长了，想剪个漂亮发型，到理发店怎么比划人家也不明白，干脆回家自己对着镜子剪，又省钱又省时间。实在不行就留长发，演出的时候还更容易变换发型。而且，到莫斯科后没几天，小词典就和她的提琴一样，成了她不可缺少的“护身法宝”。
匆匆的脚步
其实在天津音乐圈里，唐甜甜已小有名气，她的独奏音乐会曾受到同行好评。但来到艺术氛围浓厚的莫斯科后，她“忘掉”了昔日的种种辉煌，谦虚而“贪婪”地在音乐海洋中探索。几乎每天早上，细心的路人都会看到一位身背提琴的中国女孩匆匆赶路，步行45分钟到学院去听课。而下午，她的肩上又会多出一个装有食物的旅行包，里面常常是便宜的土豆。
莫斯科的冬天长而冷，学院到宿舍的路远且滑，但珍爱自己提琴的唐甜甜不想去挤高峰时的公交车，也无力承担每天往返六七个美元的出租车费，只好委屈自己的双脚。最开始，她的脚打起了血泡，不过现在，她的脚已经像她每天按弦的左手一样，不再娇嫩。只有在演出前，唐甜甜才让自己“享受出租车待遇”，因为她必须保持充沛体力，圆满完成演出。
唐甜甜的弦乐导师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弦乐系主任、柴可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评委、著名小提琴家格拉夫钦科。这个目光睿智、治学严谨的教授很喜欢他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他有空时主动为唐甜甜加课，每次一对一授课时，都仔细倾听她拉出的每个音符。老教授希望这个来自世界东方的聪颖女孩有朝一日也像他的其他学生一样，成为国际音乐界的佼佼者。
严师出高徒
唐甜甜的室内乐导师阿利汉诺夫教授堪称世界最好的室内乐教授，每周为她授课两次。业余时间，唐甜甜参加了学院的室内乐队，乐队经常排练一些经典曲目在学院的音乐厅演出。这种演出没有一分报酬，但乐手全是成绩优秀的学员，能参与其中本身就很值得骄傲。
目前，莫斯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爱乐人注意到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小提琴手。2000年6月20日，学校安排她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音乐厅举办了来俄后的第一场个人演奏会，她时而奔放时而温婉的演奏风格，给迷恋音乐的莫斯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去的不少俄罗斯观众是第一次听中国的小提琴曲《梁祝》。在他们眼中，美妙动人的音乐和身着白旗袍的唐甜甜相得益彰，把他们带到了迷人的中国。他们慷慨地把掌声和叫好声献给了这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更有激动的观众献给她一大束鲜花，亲吻着她的面颊说：“你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的美。”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唐甜甜常有机会参加各类演出，在纪念普希金诞辰音乐会、欢迎中国副总理李岚清访俄晚会上，都留下了她的乐声。她喜欢用琴和观众交流，喜欢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艺术。但她还是把主要的时间留给了课堂和自修，琅琅书声和淙淙琴声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主旋律。
图片：
唐甜甜在柴可夫斯基雕像前（摄影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王长山）
再见唐甜甜，是在举世闻名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冬日阴霾的天空下，身背提琴的唐甜甜站在柴可夫斯基塑像旁翻看手中一本发黄的乐谱，在身后那座数名音乐大师曾学习过的淡黄色古老建筑映衬下，神态恬静、服装简洁的她更显得年轻而朝气蓬勃。
护身法宝”
 1999年，年方22岁的唐甜甜进入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弦乐系学习，这所代表俄罗斯现代音乐教育最高水平的学院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我国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郑小瑛和钢琴家刘诗昆等都曾在此深造。
得知自己凭借优异成绩取得在这座名校攻读副博士资格的那一瞬间，唐甜甜既感受到激动、欣慰，又体验到紧张、不安。这个从6岁起就拉琴的天津姑娘，知道她已经用拉了16年的琴为自己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但她不知道，莫斯科河畔这所为世界音乐人神往的名校，能否像海河之滨她的母校——天津音乐学院一样接纳她？
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就来到万里之外的异邦，唐甜甜的生活立刻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她不懂一句俄语，却得大事小事自己料理，幸好多年的艺术熏陶给了她许多灵气，她很快就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比方说要先解决吃饭问题，她从学单词“牛奶”、“面包”开始，还有俄罗斯人眼中的三件宝“土豆、圆白菜、洋葱”，第二天上街就买回一大堆食物。价钱听不懂也没关系，掏出小计算器一通按，准保没错。头发长了，想剪个漂亮发型，到理发店怎么比划人家也不明白，干脆回家自己对着镜子剪，又省钱又省时间。实在不行就留长发，演出的时候还更容易变换发型。而且，到莫斯科后没几天，小词典就和她的提琴一样，成了她不可缺少的“护身法宝”。
匆匆的脚步
其实在天津音乐圈里，唐甜甜已小有名气，她的独奏音乐会曾受到同行好评。但来到艺术氛围浓厚的莫斯科后，她“忘掉”了昔日的种种辉煌，谦虚而“贪婪”地在音乐海洋中探索。几乎每天早上，细心的路人都会看到一位身背提琴的中国女孩匆匆赶路，步行45分钟到学院去听课。而下午，她的肩上又会多出一个装有食物的旅行包，里面常常是便宜的土豆。
莫斯科的冬天长而冷，学院到宿舍的路远且滑，但珍爱自己提琴的唐甜甜不想去挤高峰时的公交车，也无力承担每天往返六七个美元的出租车费，只好委屈自己的双脚。最开始，她的脚打起了血泡，不过现在，她的脚已经像她每天按弦的左手一样，不再娇嫩。只有在演出前，唐甜甜才让自己“享受出租车待遇”，因为她必须保持充沛体力，圆满完成演出。
唐甜甜的弦乐导师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弦乐系主任、柴可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评委、著名小提琴家格拉夫钦科。这个目光睿智、治学严谨的教授很喜欢他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他有空时主动为唐甜甜加课，每次一对一授课时，都仔细倾听她拉出的每个音符。老教授希望这个来自世界东方的聪颖女孩有朝一日也像他的其他学生一样，成为国际音乐界的佼佼者。
严师出高徒
唐甜甜的室内乐导师阿利汉诺夫教授堪称世界最好的室内乐教授，每周为她授课两次。业余时间，唐甜甜参加了学院的室内乐队，乐队经常排练一些经典曲目在学院的音乐厅演出。这种演出没有一分报酬，但乐手全是成绩优秀的学员，能参与其中本身就很值得骄傲。
目前，莫斯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爱乐人注意到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小提琴手。2000年6月20日，学校安排她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音乐厅举办了来俄后的第一场个人演奏会，她时而奔放时而温婉的演奏风格，给迷恋音乐的莫斯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去的不少俄罗斯观众是第一次听中国的小提琴曲《梁祝》。在他们眼中，美妙动人的音乐和身着白旗袍的唐甜甜相得益彰，把他们带到了迷人的中国。他们慷慨地把掌声和叫好声献给了这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更有激动的观众献给她一大束鲜花，亲吻着她的面颊说：“你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的美。”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唐甜甜常有机会参加各类演出，在纪念普希金诞辰音乐会、欢迎中国副总理李岚清访俄晚会上，都留下了她的乐声。她喜欢用琴和观众交流，喜欢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艺术。但她还是把主要的时间留给了课堂和自修，琅琅书声和淙淙琴声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主旋律。
图片：
唐甜甜在柴可夫斯基雕像前（摄影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王长山）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一份普通剪报的回报
叮、叮、叮，会议主席用铅笔轻轻地敲了几下水杯，发出清脆的响声。于是
，大厅归于沉寂，目光集中到主席台。
这里是日本西海岸的金泽市，第六届联合国东北亚问题研讨会在此举行。主席台上放了一张长桌，居中而坐的是会议主席I先生。他是一名日本籍的联合国高级官员，操一口流利的英语。
会议的讨论已进入议程二：朝鲜半岛问题。四个分别来自美、韩、中、日的主讲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半岛的形势。事有蹊跷，研讨会恰好开在金正日访华之后和朝鲜北南高峰会议之前，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讨论议程一（东北亚的安全问题）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发言者异口同声地说，东北亚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朝鲜，因为它试射了导弹。几乎没有人提及美国或日本的责任。有鉴于此，我便借议程二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中朝两国有着共同的战略，都反对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警惕日本领导人淡化及回避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责任的言论。我还说，如果日本想要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大国，尤其是想竞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就必须首先取得亚洲国家的谅解和信任。
我话音刚落，一位美国先生便跳出来向我发难。他们选择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资格。这个问题同半岛的形势没有直接关系，本来可以不予纠缠，但美国人实在咄咄逼人，我就只好奉陪了。
 C先生是美国某著名研究机构的“太平洋论坛”负责人。此人霸气十足，说话刻薄。他就我的发言讲了一通，仁者见人，内容就恕不赘述了。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如鲠在喉：“中国人就有这么一种习惯。老是用亚洲国家的名义说话，实际上却是他们自己的观点。”言下之意：别的亚洲国家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美日军事同盟都不在意。唯有中国人在嚷嚷，而且假手于人，达到一己的目的。
对于他的发言，我如何是好？不作声吧，有损国家的尊严。说话吧，中国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又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我搜索枯肠，突然灵机一动，有了。
我不慌不忙地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纸片，拿在手里，对着数十名瞪大了眼睛的与会者和记者轻轻地挥动了一下。
“各位，我到日本后，无意中看到一篇短文。题目是：《朝（韩）对日本的挑战》。作者是K·NABESHIMA先生，肯定是位日本人，只是还不清楚他的身份。文中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不妨给诸位读一读，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日本和亚洲邻国关系的现状。原文如下：
‘关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森喜朗（首相）发表了看法。对此的分歧，很可能还要在亚洲继续下去。为了在东北亚制定一项长期的安全计划，日本同其它亚洲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能否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就取决于日本的领导人如何认识日本的殖民统治及其战争责任了。’”
读到“其它亚洲国家”时，我特意放慢了速度，加重了语气。不需多加解释，我的意思已很清楚：中国只是亚洲其它国家之一。
出乎意料，主席先生侧过身来，对着话筒问我：“我是否可以看一看你手里的文章？”看来，他对这篇短文的来历有点怀疑。
“当然可以”，我大方地回答。于是我把纸片递给坐在我左侧的T先生———日本驻韩国大使，请他传给主席。I先生端详了一下那张不太起眼的纸片，快读了其中的片段，摇了摇头，大概表示不以为然，然后把它退还给我。
还是T大使眼快，过手的时候，在纸片的下端发现了一行注解，但他没有作声，只是用手指向我点了一点。
我对着话筒说：“请原谅我的疏忽。现在搞清楚了，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日本《京都新闻》的前社论首席撰稿人。”
我还等着那位美国先生的反驳，但他再也没有吭声。
这篇短文是我在日本乘飞机时偶然读到的。文章刊登在那天的《日本时报》上。因文章同我前去参加的研讨会主题有关，心想可能有些参考价值，便随手剪了下来，装进包里。
用日本人的话批驳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指责，让挑衅者碰了一个软钉子，事先谁也没有设计过。一份普通的剪报能予我这样丰厚的回报，仅因我做了一次有心人。【注:】【注:】【注:】【注:】【注:】
，大厅归于沉寂，目光集中到主席台。
这里是日本西海岸的金泽市，第六届联合国东北亚问题研讨会在此举行。主席台上放了一张长桌，居中而坐的是会议主席I先生。他是一名日本籍的联合国高级官员，操一口流利的英语。
会议的讨论已进入议程二：朝鲜半岛问题。四个分别来自美、韩、中、日的主讲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半岛的形势。事有蹊跷，研讨会恰好开在金正日访华之后和朝鲜北南高峰会议之前，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讨论议程一（东北亚的安全问题）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发言者异口同声地说，东北亚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朝鲜，因为它试射了导弹。几乎没有人提及美国或日本的责任。有鉴于此，我便借议程二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中朝两国有着共同的战略，都反对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警惕日本领导人淡化及回避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责任的言论。我还说，如果日本想要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大国，尤其是想竞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就必须首先取得亚洲国家的谅解和信任。
我话音刚落，一位美国先生便跳出来向我发难。他们选择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资格。这个问题同半岛的形势没有直接关系，本来可以不予纠缠，但美国人实在咄咄逼人，我就只好奉陪了。
 C先生是美国某著名研究机构的“太平洋论坛”负责人。此人霸气十足，说话刻薄。他就我的发言讲了一通，仁者见人，内容就恕不赘述了。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如鲠在喉：“中国人就有这么一种习惯。老是用亚洲国家的名义说话，实际上却是他们自己的观点。”言下之意：别的亚洲国家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美日军事同盟都不在意。唯有中国人在嚷嚷，而且假手于人，达到一己的目的。
对于他的发言，我如何是好？不作声吧，有损国家的尊严。说话吧，中国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又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我搜索枯肠，突然灵机一动，有了。
我不慌不忙地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纸片，拿在手里，对着数十名瞪大了眼睛的与会者和记者轻轻地挥动了一下。
“各位，我到日本后，无意中看到一篇短文。题目是：《朝（韩）对日本的挑战》。作者是K·NABESHIMA先生，肯定是位日本人，只是还不清楚他的身份。文中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不妨给诸位读一读，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日本和亚洲邻国关系的现状。原文如下：
‘关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森喜朗（首相）发表了看法。对此的分歧，很可能还要在亚洲继续下去。为了在东北亚制定一项长期的安全计划，日本同其它亚洲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能否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就取决于日本的领导人如何认识日本的殖民统治及其战争责任了。’”
读到“其它亚洲国家”时，我特意放慢了速度，加重了语气。不需多加解释，我的意思已很清楚：中国只是亚洲其它国家之一。
出乎意料，主席先生侧过身来，对着话筒问我：“我是否可以看一看你手里的文章？”看来，他对这篇短文的来历有点怀疑。
“当然可以”，我大方地回答。于是我把纸片递给坐在我左侧的T先生———日本驻韩国大使，请他传给主席。I先生端详了一下那张不太起眼的纸片，快读了其中的片段，摇了摇头，大概表示不以为然，然后把它退还给我。
还是T大使眼快，过手的时候，在纸片的下端发现了一行注解，但他没有作声，只是用手指向我点了一点。
我对着话筒说：“请原谅我的疏忽。现在搞清楚了，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日本《京都新闻》的前社论首席撰稿人。”
我还等着那位美国先生的反驳，但他再也没有吭声。
这篇短文是我在日本乘飞机时偶然读到的。文章刊登在那天的《日本时报》上。因文章同我前去参加的研讨会主题有关，心想可能有些参考价值，便随手剪了下来，装进包里。
用日本人的话批驳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指责，让挑衅者碰了一个软钉子，事先谁也没有设计过。一份普通的剪报能予我这样丰厚的回报，仅因我做了一次有心人。【注:】【注:】【注:】【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