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 4 月 15 日 · 第 6 版

【美国《商业周刊》4月2日一期文章】题：知识产权：新问题的新解决方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保护知识产权的体系有助于培养艺术家和发明家的创造性。但是现在，该体系面临着两个主要的全球力量的挑战：被当作一台巨大的国际复印机的因特网，以及由于专利特效药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太过昂贵而带来的全球医疗危机。我们到了要重新审视知识产权体系应该如何运作的时候了。
    第一个挑战可以从Na&nbspp&nbspster公司上反映出来，作为因特网搜索引擎的该公司使得6000万消费者能够自由方便地寻找和交换音乐资料。现在，它根据法院命令限制有版权的资料交换。有关艾滋病专利药品在非洲的价格和销售的争议则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卷入一场公关噩梦而不能自拔的制药公司陷入全面的混乱。默克公司大幅度降低了艾滋病疫苗的价格，百时美施贵宝公司似乎只放弃了向南非要求专利权。但是这些公司却提出起诉，阻止南非在当地生产或者进口价格便宜的同类药物。为了解决这些相当复杂的问题，一些资金充足的商业协会如美国唱片业协会以及各种全国性药业团体准备好参加世界性的法律大战。但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知识产权专家劳伦斯·莱西希则说：“我们必须摆脱出这种机械的诉讼来解决这些大问题。”
    实际上，我们必须为知识产权制定出一个21世纪的框架，既照顾艺术家和发明家的利益———他们对于我们的生活所做的贡献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又照顾使用者和公众的利益。我们必须制定出更深思熟虑的政策来指导法官和律师。一种可能就是让七国集团委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一个由政府、企业、科学团体、学术界和公共利益团体的代表组成的特别小组来探索其他途径。

【法国《费加罗杂志》周刊3月10日一期文章】题：法国导演眼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记者　让—克里斯托夫·比松　阿尔努·德利德凯尔克）　
    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继《熊》、《玫瑰之名》和《火的战争》等影片之后，又执导了《兵临城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战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记者问：你为什么要拍战争片？
    让—雅克·阿诺答：我最初不想把它拍成战争片，只想讲述发生在一名苏联狙击手和一名德国狙击手之间的真实故事。他俩之间的战斗极具象征意义，俄罗斯至今仍把它看做一部英雄传奇。这个故事令我着迷，一方面我想搞清楚是什么缔造了一位英雄；另一方面我想围绕这两个人物，通过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把这个故事拍成一部情节曲折的电影。
    问：这么说这部电影首先讲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决斗？
    答：更确切地说，是决斗中的决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本来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决斗，因为这个城市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希特勒想通过这次战役来制造影响，斯大林不想放弃该城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他们决斗的是几百万青年士兵。在这次残酷的战役中，德国80万大军只剩下6000余人。参加这次决战的有两名狙击手……
    问：历史上确有其人吗？
    答：绝对真人真事。就像《火的战争》和《玫瑰之名》两部影片一样，这部电影也是以史实为素材。苏联的很多档案都提到过德国狙击手柯尼希。苏联战士瓦西里·扎伊采夫也在自传中提到过这次战斗。历史学家如果对某些细节存有异议，那是另一回事，反正我是尽量把我所了解的事实忠实地再现出来。
    问：《兵临城下》上月在柏林电影节展映过，观众反应如何？
    答：观众很友好，可是新闻界把我批得够呛，他们觉得该片不够德国化，好莱坞味道太浓。他们还说通过狙击手之间一对一的较量来反映整个重大战役不合适。可是我没什么可遗憾的。
    问：为什么你拍的影片耗资巨大？
    答：这是个人的自由。自由就是按照影片所要达到的艺术目标，自己决定该投多少钱。为什么空中客车飞机和波音飞机一样贵大家觉得很正常，欧洲电影和美国电影耗资一样就不正常了呢？
    图片：
    导演阿诺（左）在拍摄现场。

【台湾《联合报》3月28日文章】题：活着，真好！（作者　郑荣祺）
    近来自杀话题不断浮上台面，许多生命在一念之差后瞬间就失去了，令人感到难过与惋惜。人，应该珍惜生命！
    然而，活着真是如此痛苦？我每个月的薪水1万元，交5000元给老妈，自己尚有贷款要缴，是感到压力，可也没整日愁眉不展！
    人生，总还有好多好玩的事。前几天买了一本李家同的《帷幕永不落》，感受到作者直率却又温暖人心的情怀，颇好！
    早上，闲来无事，到苗圃买了几株鲜花，种在屋旁的园圃，连骑车路过的邻人都停车下来欣赏，颇好！
    昨晚有风，搬套桌椅茶具在屋旁空地，在树上亮盏鹅黄灯泡，在月夜风中与友人品茶谈笑，颇好……
    此刻，坐在返回工作岗位的火车上，虽有结束休假的不舍情怀，但想起休假时的点点滴滴，突然觉得——“活着，真的很好！”
    生活中必然有顺遂与困顿，阳光与阴影亦常共存，当我们只看见前头的阴影时，转个身，面向阳光，不就把阴影抛在脑后了？
    乐观与悲观的人可能同处一地，差别的，只是面对的方向不一样罢了！奉劝对生命悲观的朋友，多多寻找生活的乐趣，发现生命的美好，也许有天你也会同我一样，不自禁地赞叹：“活着，真好！”

在亚洲国家中，在精英教育方面走在最前列的国家是新加坡。从中学时代开始，新加坡就把每学年学习成绩排在前面的百分之几的学生作为将来成为优秀人才人选的依据，并通过高中和大学进一步筛选，最后留下的是最优秀的人才，他们依靠国家预算资助去美国或英国留学。如果他们在30岁前回国，将被起用为政府的局长级干部，在35岁前被委派做国家建设等重要的工作。新加坡推行的是，国家通过早期筛选和集中投资来培养少数人才。
    马来西亚的精英教育很接近于新加坡。由于有优待马来人的政策，因而也在马来人中挑选优秀人才。马来西亚的华侨在留学方面大都与国家政策无关，而是根据家庭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子女的留学问题。
    泰国的做法近似于日本。华侨虽然实际上处于支配地位，不过国民平等，而且教育普及水平很高，但没有突出的精英。
    菲律宾的精英教育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现象，即有钱的精英和贫穷的精英。有钱的精英大都去美国大学而不去其他国家留学。这个国家甚至被看成是美国的第51个州，因为菲律宾的有钱人只认美国。但是，这个国家贫穷却很有才能的人大都去参军。
    如果以留学生为标准来衡量精英的能力水平的话，那么排在最前面的是印度和中国，其次是澳大利亚、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再后面是马来西亚。
    精英应具备的最重要的资质是领导能力。所谓领导能力就是指具有能够归纳并使大家意见统一的能力。为了使大家的意见统一，就要尝试把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全部摆在桌面上进行反复讨论，从逻辑上来说明自己为什么支持这种意见。最终要说服持不同意见者，使大家的意见达到统一，而不能感情用事，憎恨或向反对自己的人发火。要冷静深入地进行讨论，以理服人。
    但是，日本的教育根本不教授这样的方法。日本只是教授，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不能违抗老师和父母之命。因此，日本人自然没有掌握归纳和统一意见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说日本不存在精英教育恐怕也不过分。改变这种状况的最简便的教育方法恐怕是，采用新加坡式的早期筛选方法。但是，今天的日本不可能把这种方式作为国家战略而采用。（二）

【美国《洛杉矶时报》文章】题：测距仪（作者　戴维·帕格尔）
    “美国西部的双重景象：麦克达夫·埃弗顿与戴维·明奇摄影作品展”是合二为一的展览。2001年2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艺术馆中由60多幅彩色照片构成一次迷人展览。大厅展出了两位艺术家引人入胜的代表作，从大厅左侧的一扇门向里是埃弗顿的作品，这些全景照片展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西部，这个地区无论从地理角度，还是从传说角度都构成了美国国土的一大部分。另一侧的门通向另一个装饰精美的画廊，你一眼就能看到明奇创作的画面鲜活、色彩丰润的照片。
    在这些手法精湛的作品中，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特写镜头展现了植物、岩石与河流的景观，照片丰富的层次和生动的细节美妙绝伦，你要走得再近些才能确认这些美景都是真实的。你可以用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来欣赏这次二合一展览中的作品。你可以将埃弗顿和明奇的作品看作漂亮的图片，是用高超的技术对那些为人熟知的景象的描绘。两位摄影家很愿意让普通观众体会到文明生活中一种简单的快乐：在美术馆中消磨一天，欣赏到让你感到陌生的画面。这些精心创作的照片不只是使你感到这种愉悦和闲适。你也可以将它们看作摄影家长期以来对以摄影艺术表现时间的思考。两位艺术家同时展出的作品勾勒出风格迥异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两位摄影师都未回避大峡谷、莫纽门特谷、约塞米蒂公园、黄石公园、大瑟尔和巴德兰兹这些游览胜地中蔚为壮观的美景。带着相机的游客将这些景区的停车场和观景台挤得水泄不通，无疑，大多数摄影者会用一种挑剔的眼光来审视这些美景，或者将相机对准游客，或者干脆转身离去。然而，埃弗顿和明奇毅然进入许多人曾涉足的地区，知难而进，用丰富的照片来表现那些被人拍烂了的景物。
    埃弗顿精于描绘大自然上演的故事，让人感觉这似乎每天都在发生。事实确实如此，大多数人无暇欣赏它，因为我们在城市中生活，在大楼里工作。沉迷于电视，我们的眼睛更适应频道转换时那种突兀的跳跃感。作为一种文化，我们更喜欢明确的结论：“走进自然”是我们的神圣目标。从美学角度讲，我们喜欢具有冲击力、画面一目了然的照片。
    图片：
   &nbsp1、埃弗顿1990年在亚利桑那州伍帕特基国家保护区拍摄的《暴风雨来临之前》。
   &nbsp2、明奇1978年在新墨西哥拍摄的高聚焦照片《白沙》。
   &nbsp3、明奇1985年在科罗拉多拍摄的《深夜暴风雨》。
   &nbsp4、埃弗顿1991年在加利福尼亚拍摄的《雪与雾中的埃尔坎皮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