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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命名专题（一） 新时代：难以命名
【美国《外交政策》季刊夏季号文章】题：难以命名（作者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弗朗西斯·福山）
一大难题
为我们的新时代起名导致一大难题：所有的有趣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不精确的，而精确的选择则已经是陈词滥调。
历史学家们常常以战争命名从前的时代，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等。由于我们时代的特点是明显缺少大规模战争，所以不宜选择一场战争作为参照点。另外一些时代是以著名政治领导人命名的（如“维多利亚”时代）。但我们的时代明显缺乏像罗斯福、斯大林或丘吉尔这样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未来世代的学生们不大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来熟悉布莱尔、若斯潘或宫泽喜一的名字。政治与政治家作为社会变革源泉的重要性降低了。
如果政治家不行，那么其他著名的个人如何呢？麦当娜、迈克尔·乔丹和比尔·盖茨在我们的名人枯竭的文化中，都惊人地举世闻名。但是，名人地位与一个时代的真正代表并不是一回事。这些名人看来都与符合这一要求相距甚远。
我们可以以美国来命名这个时代——“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或“美国霸权时代”。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时期：不论是在军事威力、经济实力，还是在文化方面，这个头号大国和二流或三流国家之间的国力都相差甚远。但“霸权”是一个太强烈的字眼。从柏林墙被拆除以来，美国的力量一直较多地被用来惹恼其他国家，而不是依照美国的形象来重塑它们。再说，20世纪本应称作“美国世纪”。我们现在已经置身于21世纪之中，它是“第二个美国世纪”吗？这样取名有重复之弊。
陈词滥调
在放弃将战争、个人或国家当作我们时代的特征后，我们来到了较有希望的领域：经济学与科技。从许多意义上讲，同任何政治字眼相比，“全球化时代”都是一个远远准确得多的标签。当今的世界政治围绕着全球经济展开。划分国际关系的主要界线并不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而是在接受全球化的国家和这样一些国家之间：它们要么拒绝接受全球化（像阿富汗或北朝鲜），要么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按照全球化的规则参加竞赛（比如俄罗斯或厄瓜多尔）。经济学家们会指出，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世界贸易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百分比，20世纪开始时同今天一样高。1900年，世界的很大部分实行金本位。那时像现在一样，各国政府无力控制资本流动和外来的金融冲击。但是，当今的全球化与100年前是迥然不同的：它是由技术，特别是廉价的通信技术所推动的。这种技术使国界除了无法阻挡金融资本的流动之外，也无力阻挡思想、文化和图像的渗透。虽然金融全球化可能仅仅影响到为数有限的国家里的少数精英，但是思想和信息的全球化却触及了世界上最偏远地方的村庄和靠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
由于全球化是由技术变革推动的，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把我们的时代称为“信息时代”，或者某种类似的、与技术直接相关的标签。实际上，技术进展已经给工作性质、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带来了深刻变化。尽管如此，“信息革命”一词是我们时代中最为滥用的和自我意识最强的陈词滥调之一。在信息技术专家当中，有一种“零年”心态，即想要以发明因特网的一年为开端，更改人类历史的年号。
历史的终结
今天真正把世界（从而还有我们的时代）联系到一起的是技术与经济。但是，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提供者们不顾一切地宣扬他们自己，以致人们对这种言辞已经厌倦。与此同时，却没有任何全面的冲突或政治大环境能够用来概括整个世界的特点。也许情况一直都是这样——“大探险时代”只有在你是一个欧洲人而不是印第安人的情况下，才会具有意义。但史无前例的是，世界的政治重心现在在任何单独的地方都几乎不可能找到。
既要求准确，又得避免陈词滥调，面对这种两难处境，我们不妨尝试把一些最可取的词拼在一起，称这个新时代为“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但是，这显然太绕口，而且听起来更像一句政治口号，而不是一个历史上的时代。因此，我提出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把它叫做“历史的终结”吧。
一大难题
为我们的新时代起名导致一大难题：所有的有趣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不精确的，而精确的选择则已经是陈词滥调。
历史学家们常常以战争命名从前的时代，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等。由于我们时代的特点是明显缺少大规模战争，所以不宜选择一场战争作为参照点。另外一些时代是以著名政治领导人命名的（如“维多利亚”时代）。但我们的时代明显缺乏像罗斯福、斯大林或丘吉尔这样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未来世代的学生们不大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来熟悉布莱尔、若斯潘或宫泽喜一的名字。政治与政治家作为社会变革源泉的重要性降低了。
如果政治家不行，那么其他著名的个人如何呢？麦当娜、迈克尔·乔丹和比尔·盖茨在我们的名人枯竭的文化中，都惊人地举世闻名。但是，名人地位与一个时代的真正代表并不是一回事。这些名人看来都与符合这一要求相距甚远。
我们可以以美国来命名这个时代——“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或“美国霸权时代”。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时期：不论是在军事威力、经济实力，还是在文化方面，这个头号大国和二流或三流国家之间的国力都相差甚远。但“霸权”是一个太强烈的字眼。从柏林墙被拆除以来，美国的力量一直较多地被用来惹恼其他国家，而不是依照美国的形象来重塑它们。再说，20世纪本应称作“美国世纪”。我们现在已经置身于21世纪之中，它是“第二个美国世纪”吗？这样取名有重复之弊。
陈词滥调
在放弃将战争、个人或国家当作我们时代的特征后，我们来到了较有希望的领域：经济学与科技。从许多意义上讲，同任何政治字眼相比，“全球化时代”都是一个远远准确得多的标签。当今的世界政治围绕着全球经济展开。划分国际关系的主要界线并不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而是在接受全球化的国家和这样一些国家之间：它们要么拒绝接受全球化（像阿富汗或北朝鲜），要么因为某种原因无法按照全球化的规则参加竞赛（比如俄罗斯或厄瓜多尔）。经济学家们会指出，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世界贸易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百分比，20世纪开始时同今天一样高。1900年，世界的很大部分实行金本位。那时像现在一样，各国政府无力控制资本流动和外来的金融冲击。但是，当今的全球化与100年前是迥然不同的：它是由技术，特别是廉价的通信技术所推动的。这种技术使国界除了无法阻挡金融资本的流动之外，也无力阻挡思想、文化和图像的渗透。虽然金融全球化可能仅仅影响到为数有限的国家里的少数精英，但是思想和信息的全球化却触及了世界上最偏远地方的村庄和靠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
由于全球化是由技术变革推动的，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把我们的时代称为“信息时代”，或者某种类似的、与技术直接相关的标签。实际上，技术进展已经给工作性质、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带来了深刻变化。尽管如此，“信息革命”一词是我们时代中最为滥用的和自我意识最强的陈词滥调之一。在信息技术专家当中，有一种“零年”心态，即想要以发明因特网的一年为开端，更改人类历史的年号。
历史的终结
今天真正把世界（从而还有我们的时代）联系到一起的是技术与经济。但是，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提供者们不顾一切地宣扬他们自己，以致人们对这种言辞已经厌倦。与此同时，却没有任何全面的冲突或政治大环境能够用来概括整个世界的特点。也许情况一直都是这样——“大探险时代”只有在你是一个欧洲人而不是印第安人的情况下，才会具有意义。但史无前例的是，世界的政治重心现在在任何单独的地方都几乎不可能找到。
既要求准确，又得避免陈词滥调，面对这种两难处境，我们不妨尝试把一些最可取的词拼在一起，称这个新时代为“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但是，这显然太绕口，而且听起来更像一句政治口号，而不是一个历史上的时代。因此，我提出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把它叫做“历史的终结”吧。
历史谜题之十：真假难辨的文件
信息革命时代
【美国《外交政策》季刊夏季号文章】题：信息革命时代（作者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
数十年以后，我们所谓的全球化现象将被视为世界正在经历的巨变的结果而非原因。历史学家将把这段时期——大约从1990年开始——称为“信息革命时代”。这里的“信息”不仅指数据处理和通讯技术，而且指与之密切相关、具有同等重要的革命意义的生物技术进步。他们将认为信息革命就像前一次技术革命——工业革命一样，也促使统治方式、经济状况和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速度要快得多。
各种界限变得模糊
工业革命改变了规模和力量的参数，并使国际关系、经济状况和战争的发展演进以物质规模和自然资源的获取为重心。当然，信息革命在物质资源方面起到的作用恰恰相反，但它的实质是改变各种关系，并模糊、重新设定或消除时间和空间内部界限的能力。
其中包括看似不可改变的“此处”与“彼处”的界限。事件发生的地点不再明显。与此相关但更加重要的“国内”与“国外”的界限在确定市场、战争和个人身份的过程中变得模糊不清。随着国与国之间的流通（如资金、商品、污染、流行文化等的流通和传播）日益频繁，对内与对外政策的差别逐渐消失。总有一天，这种趋势有可能消除“我们”与“他们”概念之间的微妙界限。尽管这难以想象，但由于人类对繁殖过程的干预，一方面如转基因和克隆技术，另一方面如能够进行自我复制并自行生长的机器人，自然科学与物理科学的界限有朝一日也可能变得模糊起来。随着新形式的影响力成为人们所熟悉、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工具，力量被理解为通过任何手段决定结果的能力，所谓的强大力量和软弱力量之间的界限也将消失。
传统关系发生变化
技术进步也促使改变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发生变化。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量信息的人急剧增多，这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职能，特别是大国政府及其机构——中央银行、情报机构及其它类似机构的作用将大大减小。游离于国家之外的组织无论从相对意义还是从绝对意义上说，权力都得到了加强。信息传播的速度促使政府权力向市场转移。市场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作出反应，而政府的设置决定了它无法做到这一点。
从总体上说，中间人将不复存在。其中一些中间人将是整个专门职业。国家也可能受到类似的影响。政府将不再充当个人与国外世界之间的中间人的正式角色。单一民族国家不会消亡，但相互发生作用的新渠道将层出不穷，以至于政府的优越地位将逐渐消失。跨国公民团体将作为一支新的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力量出现。跨国企业将承担原先由政府行使的职能。
较小范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当光纤技术的进步能够将带宽扩充到无限大时，共享无论多少信息，其成本实际为零。到那时，咨询和协调的成本将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下降。新的利益集团和联盟将应运而生。区分左翼和右翼的最主要的政治界限可能会被区分生活和工作在跨国空间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界限所代替。
一场可操纵的革命
通往这个新时代的道路将是坎坷的。这些变化之大意味着它们将常常被以种族、宗教、民族主义或利益为基础的强烈反应所中断，并像工业革命一样，受到周期性的财政危机的干扰。技术革新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将使所有社会面临巨大压力，并将根据它们对飞速变革不同的承受程度来区分不同的文化。
在这些大方向范围内，可以有无数种迥异的结果。这是一场可操纵的革命，它将根据明智或愚蠢的政策和社会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
尽管能够辨别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力量，但不可能预测未来的结果，如全球一体化与分裂之间最终的力量对比，这两者都是在信息革命的技术推动下发展的。无法预言主权最终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或政府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尽管技术革新总是在最初扩大贫富差距，但现在还不可能预料这场革命将对国与国之间及国家内部日益突出的不平等现象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而且，尽管美国早期的优势十分明显，但信息革命将延长还是缩短美国现有的优势地位，只有未来才能给出答案。
数十年以后，我们所谓的全球化现象将被视为世界正在经历的巨变的结果而非原因。历史学家将把这段时期——大约从1990年开始——称为“信息革命时代”。这里的“信息”不仅指数据处理和通讯技术，而且指与之密切相关、具有同等重要的革命意义的生物技术进步。他们将认为信息革命就像前一次技术革命——工业革命一样，也促使统治方式、经济状况和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速度要快得多。
各种界限变得模糊
工业革命改变了规模和力量的参数，并使国际关系、经济状况和战争的发展演进以物质规模和自然资源的获取为重心。当然，信息革命在物质资源方面起到的作用恰恰相反，但它的实质是改变各种关系，并模糊、重新设定或消除时间和空间内部界限的能力。
其中包括看似不可改变的“此处”与“彼处”的界限。事件发生的地点不再明显。与此相关但更加重要的“国内”与“国外”的界限在确定市场、战争和个人身份的过程中变得模糊不清。随着国与国之间的流通（如资金、商品、污染、流行文化等的流通和传播）日益频繁，对内与对外政策的差别逐渐消失。总有一天，这种趋势有可能消除“我们”与“他们”概念之间的微妙界限。尽管这难以想象，但由于人类对繁殖过程的干预，一方面如转基因和克隆技术，另一方面如能够进行自我复制并自行生长的机器人，自然科学与物理科学的界限有朝一日也可能变得模糊起来。随着新形式的影响力成为人们所熟悉、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工具，力量被理解为通过任何手段决定结果的能力，所谓的强大力量和软弱力量之间的界限也将消失。
传统关系发生变化
技术进步也促使改变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发生变化。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量信息的人急剧增多，这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职能，特别是大国政府及其机构——中央银行、情报机构及其它类似机构的作用将大大减小。游离于国家之外的组织无论从相对意义还是从绝对意义上说，权力都得到了加强。信息传播的速度促使政府权力向市场转移。市场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作出反应，而政府的设置决定了它无法做到这一点。
从总体上说，中间人将不复存在。其中一些中间人将是整个专门职业。国家也可能受到类似的影响。政府将不再充当个人与国外世界之间的中间人的正式角色。单一民族国家不会消亡，但相互发生作用的新渠道将层出不穷，以至于政府的优越地位将逐渐消失。跨国公民团体将作为一支新的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力量出现。跨国企业将承担原先由政府行使的职能。
较小范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当光纤技术的进步能够将带宽扩充到无限大时，共享无论多少信息，其成本实际为零。到那时，咨询和协调的成本将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下降。新的利益集团和联盟将应运而生。区分左翼和右翼的最主要的政治界限可能会被区分生活和工作在跨国空间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界限所代替。
一场可操纵的革命
通往这个新时代的道路将是坎坷的。这些变化之大意味着它们将常常被以种族、宗教、民族主义或利益为基础的强烈反应所中断，并像工业革命一样，受到周期性的财政危机的干扰。技术革新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将使所有社会面临巨大压力，并将根据它们对飞速变革不同的承受程度来区分不同的文化。
在这些大方向范围内，可以有无数种迥异的结果。这是一场可操纵的革命，它将根据明智或愚蠢的政策和社会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
尽管能够辨别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力量，但不可能预测未来的结果，如全球一体化与分裂之间最终的力量对比，这两者都是在信息革命的技术推动下发展的。无法预言主权最终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或政府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尽管技术革新总是在最初扩大贫富差距，但现在还不可能预料这场革命将对国与国之间及国家内部日益突出的不平等现象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而且，尽管美国早期的优势十分明显，但信息革命将延长还是缩短美国现有的优势地位，只有未来才能给出答案。
亚洲经济一体化与世界格局
（续昨）但在另一个极端，统一的东亚可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在数额巨大的国家储蓄和超过8000亿美元的货币储备的支持下，它可能发展自己的资本市场，而且越来越会像欧洲那样听不进全球金融机构的建议，更不用说指导了。东亚完全有能力谋求自己的发展战略，并像欧洲一样歧视外界。它的一些贸易协议可能将不考虑农业或其它敏感部门的要求，从而破坏世贸组织的规则，因此，其它一些大国可能会以牙还牙，重新想到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以对抗亚洲。
像其它地区的地方主义一样，亚洲地方主义可能选择其中任何一条道路，而最有可能的是中性的准欧盟式道路，即有充分自治权的东亚可以在危机时候采取自主行动，但在正常情况下仍要同世界其它地区进行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它可能将同美国一起在一些问题上反对欧洲，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同欧洲一道反对美国。结果是三方世界中的每一方都谋求同其它两方中的任何一个结成永久联盟，因而这个三方世界带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
东亚可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就像欧洲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情形一样。世界其它地区必须让东亚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要调整自己的机构以适应东亚的变化。这种过程的成功或失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
（下）
像其它地区的地方主义一样，亚洲地方主义可能选择其中任何一条道路，而最有可能的是中性的准欧盟式道路，即有充分自治权的东亚可以在危机时候采取自主行动，但在正常情况下仍要同世界其它地区进行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它可能将同美国一起在一些问题上反对欧洲，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同欧洲一道反对美国。结果是三方世界中的每一方都谋求同其它两方中的任何一个结成永久联盟，因而这个三方世界带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
东亚可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就像欧洲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情形一样。世界其它地区必须让东亚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要调整自己的机构以适应东亚的变化。这种过程的成功或失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
（下）